還是3月20日的時候，接到童小鵬之子童丹寧的通知，邀請我去參加在人大會堂小禮堂舉行的電影《一號目標》首映式，方知當年我父親的一段往事成了這部由翟俊杰父子導演的故事片的一條線。看了片子，感覺錯訛極多，本不想理會，偏今天又收到一位老同學的短信，跟大家打招呼，說以他父親真名拍攝的一部歷史片也是有諸多失實之處，要大家不要相信，同時告知此片與他和家人無任何關系。
這就提醒了我，也應該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打個招呼，告訴大家不要把《一號目標》當真——其他的故事線我不好評說，但是片中涉及家父熊向暉的地方，至少百分之七十都是編導的杜撰，而那百分之三十歷史上有點影子的方面，也有很多失真。
電影主要是講1946年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在南京梅園新村，與國民黨各方以及奉命晝夜監督他的國民黨特務周旋的事。其中涉及我父親的部分，就是周恩來乘調停國共糾紛的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軍的專機從延安飛南京后，要同熊向暉秘密聯系，但是不慎將記有他在南京住址的一個小本子掉在飛機上。編導抓住這個事，展開充分想象，設計了許多國共美三方的諜戰情節。
關于這件事，父親生前在《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一書中，寫得非常清楚。根據他的記載，1946年6月9日，在延安開了一夜會直到9日上午去機場前的周恩來乘馬歇爾的專機飛南京。因為到了南京還要談判，他就在專機上躺了一會，不想卻睡得很死，飛機在南京降落都不知道。待同行的同志將他叫醒，到了梅園新村，才發現小本子不見了，估計是在他睡著時從放在貼身襯衣的口袋里顛了出來，掉到了機艙里。9日當天下午四點多，馬歇爾的侍從副官到梅園新村，坐等外出的周恩來回來，將密封在公文袋中的小本子當面奉還。6月10日上午10時許，童小鵬奉周恩來指派，親自將熊向暉秘密接到梅園新村，周恩來對熊講了這件事，并做了分析和善后部署。
到了《一號目標》中，小本子不僅不是當天下午奉還卻拖了好幾天不說，而且還杜撰出馬歇爾方面分析小本子的內容并派人親往那個南京住址附近探查等很多匪夷所思的情節。不知道編導是否查過美國方面的有關檔案資料，馬歇爾在調停國共糾紛期間參與諜戰的事情有何所本，但是起碼涉及我父親的情節因為沒有史料支撐，情節的失真就非常可笑。包括在梅園新村見過周恩來和董必武后送他回去的汽車穿行大學校園讓他跳車滾地而逃之類，簡直就是鬧劇。
有些歷史的細節雖然真實，但卻被編導忽略過去，也成了假。比如周恩來將小本子掉在馬歇爾的專機上，這是歷史上真實發生的事。可是編導卻忽略了，那是6月9日，時值盛夏，周恩來明明親口對我父親說因為天氣熱，他沒有穿外衣，小本子放在貼身襯衣的口袋里。——襯衣口袋淺，小本子才容易掉。而《一號目標》中的周恩來卻是一身筆挺的中山裝，手里還拿著風衣。這樣一來，掉小本子的事立刻就顯得極不合情理。
而父親當時最感到震撼的，倒不是周恩來丟了小本子，而是“他對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規避，如實報告中央，還做檢討，請求處分”。父親寫道：“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領導人之一，竟向我這個普通黨員和盤托出。他的真摯坦誠的態度和偉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我激動地說，請周副主席放心，這是一件小事，我能夠應付;萬一出問題，也沒有什么了不起。我從宣誓入黨時起就準備隨時犧牲。周恩來莊重地說，每個共產黨員都應該準備隨時犧牲，黨組織不應該讓黨員平白犧牲。這個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擔責任，要盡一切努力來挽救，不能一誤再誤。”
而這個情節，這種情感，在影片中卻絲毫沒有提及。
影片中還有家母諶筱華的形象，并用其真名。可惜的是，從頭到尾將其姓“諶”讀作“甚”。諶姓可讀“陳”也可讀“甚”，應以當地讀音為準。家母這一族的諶歷來讀作“陳”，影片卻武斷地改了她的讀音，這讓我的家人以及我的諶家親友都會及其不滿。
當然，在1946年的時候，熊向暉其人也是不存在的。那時候的父親只有一個大名：熊彙荃。熊向暉是他1949年從美國回來歸隊之后才改的名字。
由于此般種種，我只好廣而告之，影片《一號目標》雖然有家父家母的形象，用了他們的一點事跡，但是和他們以及我們老熊家和老諶家的人，實在沒有什么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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