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年來從事的工作是向世界說明中國,讓世界了解中國,力爭一個有利于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國際輿論環境。隨著我們國家各方面的發展,我們的國際輿論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國際上愿意了解中國的人越來越多。但是另一方面,國際輿論格局中“西強我弱”的態勢還沒有根本改變,我們仍然不能完全掌握國際輿論的主動。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強大輿論攻勢的影響下,我們相當一些所謂的知識精英,包括學者教授、媒體人員,甚至政府部門的官員,價值觀念也在和美國趨同。這種輿論的被動和價值觀的倒戈,引起了我對美國論戰的興趣。我于是收集了一些這方面的資料,發現美國人對中國著名兵法家孫子早在兩千多年前提出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非常推崇,并且將它運用到他們的全球輿論戰中。
不戰而屈,靠的是什么?當然有實力的作用,但更有輿論的作用。現在大家都在講軟力量或者軟實力,輿論媒介就是一種軟力量。美國的當權者很重視這種軟力量也很善于運用這種軟力量,他們對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手段很有研究。美國的全球輿論戰就是這種策略手段的實際運用,而美國全球輿論戰的一個主要部分就是心理戰。
心理戰和美國真正的價值觀
美國對敵人或潛在敵人的心理戰,開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多的實踐。在當代的軍事行動中從1991年的海灣戰爭到2003年的伊拉克爭,美國都出動了心理部隊,并且公開聲稱,心理戰在這些軍事行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國對心理戰的運用并不限于戰爭或者軍事行動。美國心理戰行動網頁直言不諱地說:
如今,心理戰行動是美國政府用以確保國家目標的各種政治、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活動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部分。
什么是心理戰?美國國防部對心理戰的定義是:
有計劃地利用宣傳和其他心理行動,以影響敵對的外國團體的輿論、情感、態度和行為作為首要目的,從而支持實現國家目標。
對心理戰行動的定義是:
心理戰行動是有計劃的行動,向外國受眾傳達有選擇的信息和指標,影響他們的情感、動機和客觀推理,最終影響到外國的政府、組織、團體和個人的行為。
這里強調的“有選擇的信息和指標”是什么意思?美國心理戰行動網頁上的解釋是:
美國軍事心理戰行動的最終目標是,向外國受眾傳播支持美國政策和國家目標的真實信息,使敵對的、中立的和友好的國家和力量確信,應當采取有利于美國及其盟友的行動。
美國的“國家目標”是什么?看看美國人自己是怎么說的。
1950年4月14日,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遵照時任總統杜魯門的授意向白宮提交了一份《美國國家安全的目標與計劃》的報告。當時這份報告被列為絕密,現在解密了。報告說:
一個自由社會的目標是由其基本價值觀念和維持使這些價值觀念繁榮發展的物質環境的需要來決定的。因此,克里姆林宮對美國的挑戰,無論從邏輯上還是從事實上,都不僅是針對我們的價值觀念,而且是針對我們保護這個環境的物質能力。這個挑戰既是和平時期也是戰爭時期的,所以我們和平時期和戰時的目標都要考慮這一點。
針對所謂“克里姆林宮的挑戰”,報告提出了三點應對原則,包括:
1.我們必須強大起來,包括在我們的國民生活中肯定我們的價值觀念,在發展我們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方面,都要強大。
2.我們必須領導自由世界建立一個成功運作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只有得到國內外對我們基本價值觀念的實際肯定,我們才能保護我們的完整,真正挫敗克里姆林宮的圖謀。
3.但是,在肯定我們的價值觀念之外,我們還必須有這樣的政策和行動,就是使蘇聯體制的性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達到這個變化的第一步,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控敗它的圖謀。
這里,美國對價值觀的強調,超出我們很多人的想象。
那么,什么是美國的價值觀呢?很多人會說民主、個人自由之類。這些都是擺在桌面上冠冕堂皇的東西。實際上呢?美國冷戰著名智囊人物之一、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處處長,或者說政研室主任的喬治·肯南在1948年提交的一份忘錄中有兩段話很值得注意。這個備忘錄是1974解密的。肯南說:
我們擁有世界50%的財富,但人口只占世界的6.3%。這個差距在我們和亞洲人之間尤為巨大。在這種形勢下,我們難免會成為嫉妒和怨恨的目標。下一時期我們的真正任務,是設計一種關系模式,使我們得以保持這種差距而又不危害我們的國家安全。
這才是美國人真正的價值觀。你必須得和他們有差距,否則他們就覺得不安全。肯南還說:
我們應該認識到,在下一個時期,我們在遠東地區的影響將主要在軍事和經濟方面。我們應當仔細研究,看看太平洋和遠東世界哪些部分對我們的安全絕對至關重要,我們就應當讓我們的政策集中在確保這些地區由我們可以控制或者依賴的人掌握……日本和菲律賓將是這樣一個太平洋安全體系的基石,如果我們能設法做到有效地掌控這些地區,在我們這個時代,遠東就不會有對我們安全的嚴重成脅。
2002年9月,美國總統布什提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開篇就說:
20世紀自由和極權主義之間的大爭斗以自由力量的決定性勝利告終——這也是國家成功的唯一可持續模式的勝利:自由、民主和自由企業。
今天,美國享有無與倫比的軍事實力和巨大的經濟及政治影響力。在保持我們的遺產和原則的過程中……我們將打擊恐怖主義分子和暴君,捍衛和平。我們將在大國之間建立良好的關系,保持和平。我們將在每個大洲鼓勵自由和開放的社會,擴展和平。
從這些陳述中我們看到,1950-2002年這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目標中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從未消退。凡是有悖于美國式的社會制度,凡是有悖于在美國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凡是有可能與美國世界霸主地位抗衡的潛在力量,都會被認為是對美國的威脅——不僅針對著他們的價值觀念,而且針對著他們保護這套價值觀念的物質能力。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不能容忍這樣的制度、意識形態和力量存在。這只是他們在桌面上說的話,沒有說出來的呢?那就很難說了。比如,所謂自由民主的標準并不是確定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明明是民選的,但是他不討美國人的歡心,美國就不容他,他的總統位子就總不安穩。從烏克蘭到中亞,所謂的“顏色革命”幾乎就發生在我們的眼皮底下。這些事件背后都有美國的影子。
根據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美國針對所謂對它的威脅進行的全球輿論戰,“必須動用我們軍械庫中的一切工具——軍事力量、更好的國防御法、情報”等等。但是,美國人認為,心理戰作為人類軍械庫中最古老的武器之一,“對戰爭的成功幾乎和人力及武器的使用一樣必要”。
美國心理戰行動網有個專頁,收集了古今各方名家論心理戰的語錄,可見他們對心理戰的重視。
列在第一條的就是孫子兵法《計篇》中的:
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
第二條也取自孫子兵法,是《謀攻篇》中的:
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還有拿破侖的話:
世界上只有兩大力量,劍和心。從長遠來看,劍總是被心所擊敗。
克勞維茨的話:
心理的力量對卷入戰爭的各種因素有決定性的影響。消滅敵人的勇氣和消滅他的軍隊同樣重要。
下面這句話不知道是出自誰,但是美國人很推崇,經常引用:
俘虜他們的思想,他們的心和靈魂就會跟過來。
美國將軍格利非茨說:
故人的思想和其領導人的意志,是遠比其部隊的軀體重要得多的目標。
美國1987年出版的《軍事大災難》一書中援引戈倍爾日記中的一段話也收集在這些語錄中:
用不著謀求知識分子的皈依。因為知識分子從來都不皈依,而是永遠倒向強者,就跟大街上的人一樣。因此,給出的理由必須沒有加工的痕跡,明白而有力,能引起情感和本性的共鳴,而不是理性的共鳴。真相并不重要,它完全從屬于策略和心理。仇恨和輕蔑必須針對具體的個人。
可以說,在如今的信息網絡時代,心理戰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在戰略上,美國心理戰,也是他們全球輿論戰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敵人的思想和其領導人的意志”。這種戰略上的心理戰,是國家行為。心理戰是攻心之戰,攻的是人的思想、人的心。這樣的心理戰,當然離不開輿論傳播。今天很熱的傳播學和美國的心理戰暨全球輿論戰,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輿論戰與傳播學的興起
美國心理戰行動網頁說,心理戰行動或心理戰,就是了解關于你的目標敵人的一切,信仰、好惡、長處、短處以及弱點。一旦你知道驅動你的靶子的是什么,你就可以開始心理戰行動了。
攻心靠輿論。怎么造輿論?美國人提出,“心理戰行動可以從廣義上定義為有計劃地使用傳播手段來影響人的態度和行為……在目標群體中創立支持達到國家目標的行為、情感和態度。傳播的形式可以是簡單地通過口頭隱蔽地擴散信息,也可以通過任何的多媒體手段”。
如今傳播學很熱門,中國很多大學都有傳播學專業,還有一個專門的傳媒大學。而傳播學的鼻祖在美國,傳播學的誕生,就是美國進行心理戰和輿論戰研究的一個結果,傳播學和心理戰、輿論戰密不可分。對于如何運用輿論傳播的手段有效地進行心理戰、輿論戰,美國政府和軍方投入很大力量進行了長期的研究。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針對希特勒德國的宣傳攻勢,美國軍方投入大筆研究經費,動員了社會學、新聞學、心理學、公關學等各方面的專家進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這就是傳播學作為一個專門學科的建立。現代大眾傳播學理論公認的奠基人韋爾伯·施拉姆,20世紀40年代初在華盛頓任戰爭情報處和事實數據處處長,他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用美國軍方的研究經費為進行心理戰而建立起大眾傳播學的。所以說,傳播學的創立是美國心理戰的一個直接成果。戰后施拉姆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建立起傳播系,在1950年招收了第一個傳播學的博士生。傳播學自此成為一門新興學科,越來越熱。
對心理戰行動的運用,美國有如下具體要求:樹立有利于美國及盟國的形象;向目標受眾提供信息,使其按美國的意愿思考;擴大展示實力的效果;評估民意;使敵方受眾有行動的選擇,也就是勸降;克服傳播中的各種障礙,如新聞審查、文盲或干擾阻斷等;瓦解敵方士氣,削弱其斗志;利用民族文化、宗教或經濟的分歧;支持欺騙行動。
在美國,專門從事心理戰的組織和人員,數量很難估計。公開的資料只提到美國軍隊的現役心理戰部隊——第四心理戰大隊,它的總部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布來格堡。我在1988年訪問過美國國防部,當時就職于五角大樓的軍隊和文職人員2.3萬余人,其中專門做公關的5000余人。所謂公關人員,其實就是和心理戰行動有關的輿論傳播工作,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政治宣傳工作和群眾工作。美國政府和軍方機構中沒有專門的政治宣傳部門,但是他們實際做的工作和我們概念中的政治宣傳沒有什么兩樣。他們也絕不標榜自己做的是政治宣傳工作,而且非常回避“宣傳”這個概念。這是因為在美國和西方的文化中,propaganda(宣傳)是個貶義詞,會引起公眾心理上的反感,從內心里拒絕接受,可是公眾可以接受公關、心理咨詢的概念。根據傳播學原理,如果受眾對你的傳播有了先入為主的反感,你的傳播就很難收到任何效果,任你怎么說,他就是不信。而對傳播、公關,受眾的逆反心理相對來說要小得多。另外,作為傳播者,一說是在宣傳,自己主觀上就難免產生居高臨下的態度和生硬的灌輸方式,這也會影響傳播效果。而如果說是做傳播,做公關,他就不由自主要站在和受眾平等的立場,想方設法說服受眾接受自己的推銷,效果會比宣傳好得多。所以,美國的政治宣傳工作是按傳播學的方式和理念來做的。他們詆毀我們發布的消息就用一句話:那是共產黨的宣傳!我們發布消息的可信度和實際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除了軍方的心理戰部隊和五角大樓的公關人員,新聞媒體也是美國全球輿論戰的重要工具。美國政府主辦的“美國之音”,是美國心理戰行動的當然參與者。另據西方媒體披露,美國有線電視網CNN與美國軍方配合也很默契。第四心理戰大隊有一項專門的“業內培訓”就,是在CNN進行的。由心理戰部隊選派軍人到CNN總部,作為正式雇員參加新聞報道。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美國軍方讓記者“嵌入”一些參戰部隊做報道,更收到了為這次戰爭大造正面輿論的積極效果。當時,他們把600多名記者嵌入美英聯軍中,調查表明,嵌入記者的新聞報道比非嵌入的報道更正面,說軍方好話的更多,對軍方人員傳達出更大的信任感。
作為中國新聞媒體,嵌入式報道并不新鮮,我們的軍事記者歷來就是嵌入在部隊里的。為什么在美國這種方式就引起很大的注意?這是因為,我們公開聲明,我們的新聞是黨和政府領導的,而美國的新聞則標榜自己是自由獨立的。現在美國的媒體人員嵌入到軍事行動部隊里,其新聞報道還能自由獨立嗎?我從美國的幾個研究報告中讀到的結果是,很難。這樣的報道營造的戰爭輿論,很明顯是有利于美國政府和軍方的。
綜觀美國200多年的歷史,從最初的東部13州擴張到西海岸,奪走西哥2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把印第安人幾乎趕盡殺絕并太平洋中的島國夏威夷,這短短兩個多世紀的歷史相當血腥。中國戰略學會一位學者做過統計,美國獨立230年以來發動過240次戰爭。所有這些侵略擴張行為,都獲得了美國媒體的輿論支持,都被媒體說得冠冕堂皇,充滿正義。美國媒體對美國的一些政策也有批評,但是他們的批評往往出自對國家利益的考慮——兩害相權取其輕。以當年的越戰和后來的伊拉克戰爭為例,美國媒體出現批評的聲音,都是在戰爭的進程和結果與美國大多數人的意愿相違背,越拖對美國的國家利益越有害的時候才出現的。在戰爭順風順水的時候,媒體的批評聲極少。這樣的批評,基本上不會違背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媒體精英對他們國家利益的認同和捍衛國家利益的自覺性,要比我們中國媒體精英強得多。
美國媒體精英的代表人物之一、創辦《時代》雜志的亨利·盧斯早在1920年他22歲的時候就在給耶魯大學校刊的一篇文章中鼓勵他的同代人“燃起民族自豪感和民族精神”。他寫道:“當我們在二十年后講到‘美國’時,愿這個偉大的名字在全世界至少意味著兩點:第一,美國利益應當受到尊重,美國公民有權在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進行貿易和生活,無論美國的商人走到哪里,他們的經濟理想都得到承認;第二,但凡有國際爭端都可指望美國來協助解決……”
后來《時代》雜志果然從一家默默無聞的刊物,發展成為美國統治階級最有權威性的代言人之一,對美國政治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力。
一個22歲的青年就有這樣的抱負,而且將它付諸實施,不管其出發點如何,政治主張同我們怎樣不同,我覺得還是很值得敬佩的。這也表明美國媒體精英對國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高度認同。
協助美國軍方進行全球輿論戰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好萊塢。美國軍方沒有自己的電影制片廠,不像我們有八一電影制片廠,也沒有我們那樣齊整的部隊文工團,但是,五角大樓和好萊塢的關系極其密切。據美國一位軍事史學家披露,美國軍方與好萊塢的合作關系已有一百年的歷史。軍方與好萊塢互動創作出700多部故事影片,包括不少我們熟悉的所謂的“好萊塢大片”,樹立了眾多生動的美國男女軍人的正面形象。這些形象,從《巴頓將軍》到《拯救大兵瑞恩》和《珍珠港》,無不張揚著一種頗具個性的英雄主義,而且似乎滿足了不同時代美國官方的需要。比如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好菜塢推出了一大批以越戰為背景的銀幕上的美軍英雄,從《第一滴血》到《蘭博》、《野戰排》,不了解歷史的人看了那些電影,還以為美國在越南打得多么漂亮,忘記了美國深陷越戰泥潭,不得不在1975年從越南撤軍的結局。這些影片,不僅能鼓舞美軍的士氣,也使美國公眾從越南戰敗后的低迷狀態中走出來,重新振奮了精神。可是好萊塢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從來沒有聽到“愛我美國,振興美國”之類的口號。20世紀90年代,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國際社會呼風喚雨,而這時好萊塢又推出了《阿甘正傳》、《拯救大兵瑞恩》等宣揚美國軍人人道主義形象的影片。這些影片,很少政治說教,藝術感染力極強,對“樹立有利于美國及盟國的形象”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對贏得2010年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六項大獎的《拆彈部隊》,美國國防部更是褒獎有加。奧斯卡獎剛頒發完,美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布萊恩·惠特就出來說,《拆彈部隊》證明了伊拉克戰爭中嵌入報道的積極作用,任何在戰場上和美國士兵相處過一段時間的人,離開的時候都會欣賞他們的訓練有素和裝備精良。獲得奧斯卡最佳編劇原創獎的《拆彈部隊》的編劇就是2004年嵌入駐伊美軍某部的一位記者。惠特曼認為他的獲獎表明,嵌入計劃有助于描繪出“真實的畫面”。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好萊塢在美國全球輿論戰中的作用。此外,美國還借助外交文化等各種手段在全球推行好萊塢電影,把一個國家是否進口、放映好萊塢影片作為這個國家是否開放、是否自由、是否民主的一個標志。
如何在全球實施輿論戰
美國的全球輿論戰是如何進行的?從我搜集到的資料中可以看出,他們在兩個方面很下工夫:一個是輿論導向,一個是方式方法。
關于輿論導向,在美國我們極少聽到輿論導向的說法。但是仔細觀察一下,他們的輿論,尤其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的輿論,是相當一致的,沒有什么本質的差異。一位在中國新聞媒體工作多年之后又到美國和加拿大學習傳播學的朋友曾經告訴我,美國媒體的輿論一律,和我們的輿論一律,其實不相上下,只不過他們在輿論一律的時候,仍然標榜新聞自由。而在他們輿論一律的背后,就有無形的輿論導向。
如果我們分析一下美國新聞媒體,就不難發現美國新聞報道的消息源,一半以上來自美國政府機構,其他則來自有權勢的利益集團和企業。所以,承擔輿論導向的主體,是美國的當權者。他們并不說讓新聞媒體充當他們的喉舌,但是他們以提供新聞的方式,使他們的觀點通過新聞媒體左右輿論,影響公眾。這種導向和我們的區別,用我那位朋友的話來說就是,我們中國的輿論導向靠的是控制,控制輿論和媒體,而美國當權者的輿論導向靠的是操縱,操縱輿論和媒體。
這種輿論導向,在危機時刻尤其明顯。在這種時刻,美國的高層官員往往親自出馬。有材料說,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國防部用15種文字總共發了350萬字的新聞稿,這也顯示了美國軍方引導輿論的力度。
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非常重視影響輿論,經常在媒體上露面,解釋政策。美國國防部網站公布了拉姆斯非爾德2002年8月21日至9月19日期間參加的媒體活動,有接受不同電視網和通訊社記者的采訪,也有一些會議、會見和演講的消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不同電視網和媒體的采訪,他是分別進行的。這樣頻繁的活動,想不對輿論產生影響,都辦不到。
這樣的輿論導向,尤其是危機時刻的輿論導向,有什么作用呢?
第一,影響美國新聞媒體的議程設置。美國媒體決不會承認“輿論導向”之說,可是,美國政府高層的想法卻幾乎都能通過新聞媒體體現出來。他們不是用行政命令來讓媒體聽命于他們,而完全是通過向媒體和公眾提供他們想提供的情況和觀點來左右輿論。拉姆斯菲爾德“9·11”之后在媒體頻繁亮相,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所有這些亮相中,媒體對他的報道都是有實質內容的,甚至是有個性的,這就很容易打動受眾。
第二,影響國會和政府的議程設置。媒體的輿論聲勢造足了,國會就會批準五角大樓想要的東西,比如增加國防預算。2001年10月美國國會通過《愛國法案》。這個法案賦予執法機構很大的權力,包括對可能無辜的嫌疑人做有罪推定,不經任何程序就可以拘捕嫌疑人等,但是這個法案沒有經過充分討論或辯論就得到了通過。
第三,影響美國公眾的政治傾向。海灣戰爭以來,美國公眾的政治傾向一度急劇右轉,美國在海外的軍事行動總能在國內的民意調查中獲得很高的支持率。如2003年攻打伊拉克,在國際上有很多不同意見,但是美國國內的支持率仍高達70%。直到伊拉克戰爭4年后,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美國才出現了較大規模的反戰運動。
第四,不僅影響美國新聞媒體的議程設置,也影響了全世界新聞媒體的議程設置。包括我們中國的很多媒體,幾乎也是這樣——轟炸阿富汗了,炭疽病了,巴以沖突了,要打伊拉克了……幾乎美國一刮風,我們這里就下雨。造成我們很多新聞媒體甚至不少政府官員,都圍著美國的思路轉。
關于美國的輿論導向,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他們的憂患報道。美國現在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人們普遍認為它的軍事力量已經是世界之最,沒有什么對手。可是美國媒體卻常常報道說,美國空軍的防御如何需要更多的經費來更新,增加情報、監控和偵察設備;美國軍隊對打城市戰爭如何毫無準備,缺乏成功地進行城市作戰的能力,等等。這樣的文章和分析,一方面提醒美國軍人時刻意識到自己的不足,不斷提高;另一方面如同“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他吃得再飽還是喊餓,喊的結果就是社會的關注,政府和國會都給撥款。美國的防御戰線遠遠超出其疆界,達到歐洲、中東,可是還在大喊大叫他們的安全有問題,結果喊來了NMD,喊掉了束縛其手腳的《彈道導彈條約》。是不是也有迷惑對手的作用,就不好說了。
比較一下美國受到打擊之后媒體的措辭與我們在這種情況下的措辭,我覺得很有意思。美國受到打擊后,如“9·11”,毫不掩飾地說:美國憤怒了!美國人被激怒了!而我們,到類似對臺軍售這樣的事,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從對外傳播的角度來看,我們這種傳播很無效。告訴人家我的感情被傷害了,誰在乎?而從舞士氣的角度來看,表示一個國家的感情受到傷害更積極,還是表示一個國家憤怒了更積極?
關于輿論戰的方式方法,美國人經過多年的研究,將心理戰的原則濃縮成三個英文單詞:“說服、改變、影響。”他們把這三個詞作為心理戰的行動指南,寫在心理戰部隊的徽標上。這個徽標中間的馬頭象征特洛伊馬,意味著打入敵人心臟。美國軍方的解釋是,它代表“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行動和在各種類型的戰爭中施加影響的能力”。閃電和劍表示速度和在任何地方實施打擊的能力。
說服、改變、影響的實例很多,比較典型的是蘇聯東歐的垮臺。
1989-1991年蘇聯和東歐社會主國家瓦解,被西方學者稱為“20世紀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和西方價值觀的勝利。關于蘇聯東歐垮臺的原因,國內外學者論述頗多,這里僅摘錄幾段西方人士的評論,從中可以看出輿論攻心的作用。
這些人士不約而同地指出,令西方的蘇聯東歐問題專家最為大惑不解的,不是它們的垮臺,而是這些國家的領導人甚至失去了維護他們政權的意愿,真正做到了不戰而亡。
2000年美國喬治敦大學外交學院助理教授威廉·沃爾福斯在一篇題為《蘇聯的離奇死亡》的書評中分析說:
一些統治集團中的精英分子在這個制度轉而不利于他們的時候,喪失了對這個制度的信仰,比如在他們被腐敗、卑劣或無能的上司解雇或虐待的時候。然而,意志消沉的最普遍的原因,還是了解到這個制度在物質上的失敗。這通常有兩個過程:一是了解到西方生活的現實,二是發現鐵幕背后普通公民的實際狀況有多么糟糕(后一點對衣食無憂的精英分子來說,往往更觸目驚心)。漸漸地,這個制度越來越沒有效率,加上它多方面的殘酷和愚意,便蠶食了那些領導這個制度的人的信心。
2001年12月英國蘇塞克斯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基斯·范德皮爾在反戰評論雜志《日食》上發表文章《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局限》。他在文章中說:
戈爾巴喬夫最后轉向西方求援,試圖取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歷史性妥協……但是他的努力失敗了。因為對確信自己的力量勝過一個已經削弱了的對手的西方來說,根本沒有必要接受這樣一個妥協。
我們已經知道,心理戰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敵人的思想和其領導人的意志”。從蘇聯東歐的垮臺,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眾多的因素中,領導人信念和意志的崩潰是決定性的因素。聯想1950年4月1日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向杜魯門總統提交的那份《美國國家安全的目標與計劃》報告,我們可以說,經過四十年的較量,美國和幾代蘇聯領導人打交道,終于在戈爾巴喬夫這一代獲得了成功。之所以能在戈爾巴喬夫這一代獲得成功,是因為在美國的對手中,信念和意志崩潰了的,已不是個別領導人,而是整個領導階層,包括軍隊的領導階層。
另一個實例是美國對朝鮮戰爭的紀念活動。
朝鮮戰爭爆發于1950年。由于美國并沒有打贏這場戰爭,當時回到家鄉的美國大兵們,沒有像以往出國作戰凱旋時那樣受到歡迎,而是長期默默無聞,以至于多年來朝鮮戰爭在美國被稱為一場“被遺忘的戰爭”。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種情況開始改變。美國國會在1985年通過了在首都華盛頓建造朝鮮戰爭老兵紀念碑的決議。20世紀80代末90年代初,隨著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垮臺和蘇聯解體,美國主流媒體開始將這場戰爭描繪為抵制共產主義傳播的“正義之戰”。1992年,時任美國總統老布什親自為朝鮮戰爭紀念碑奠基培土。1995年7月27日,朝鮮戰爭停戰協議簽訂四十三周年時,這座花園式紀念碑正式落成。
這座紀念碑在林肯紀念堂的左側,與右側的越南戰爭紀念碑遙相呼應,同樣以光可鑒人的黑色大理石幕墻為主。墻邊的草坪上,豎立著十幾個散兵隊形的真人大小的美國軍人雕像,一個個神情嚴峻而堅毅。雕像前的地上刻著這樣幾行字:
我們的國家向她響應召喚去保衛一個他們從不知道的國家和他們從未謀面的人民的兒女們致敬
1950-朝鮮-1953
在旁邊的黑色大理石幕墻上,則刻著一排醒目的大字“自由不是沒有代價的!”
接下來的一片幕墻上,是許多美國士兵的肖像。園區內還刻著當時參加所謂“聯合國軍”的各個國家的國名。
2000年,為紀念朝鮮戰爭五十周年,美國國會授權國防部組織紀念活動,國防部為此專門成立了朝鮮戰爭五十周年紀念委員會。紀念活動從2000年6月25日——戰爭爆發整整五十周年那一天——開始,一直持續到2003年11月11日退伍軍人節結束。
這個委員會的網站和它所發的各種宣傳材料稱,紀念活動的舉辦宗旨是,“向朝鮮戰爭老兵及其家人表明,一個知恩圖報的國家記住了他們五十年前所作出的貢獻和犧牲”。此外還要“使美國公眾對朝鮮戰爭的教訓、歷史和遺產有一個更清楚的了解”,并且“告訴未來的世世代代,美國軍方為維護世界和平和自由對國家作出的貢獻”。委員會的一份文告說,該委員會已經組織了很多活動向朝鮮戰爭的老兵及其家人表示感謝和敬意。
在美國國會和政府的支持下,美國各軍兵種聯手舉辦各種紀念活動,同時號召全國各地和各種社會團體、機構、學校積極參與并組織更多的紀念活動。這些活動的主調是:朝鮮戰爭是“在聯合國旗幟下打的第一次戰爭。由美國領導的來自22個國家的聯合軍隊使共產主陷于停頓。我們那些老兵五十年前所做出的犧牲拯救了一個國家,使之免受共產主義的奴役,并幫助創造了它今天所享受的和平和民主自由”。
對于各地應開展什么樣的活動,紀念委員會有很具體的建議,如:舉行隊列表演或游行,出版對某一兵種、部隊、戰艦或軍事行動做專門介紹的小冊子,表演當時的音樂劇和戲劇等;穿著朝鮮戰爭時期的軍服游行,請老兵講戰爭故事,安裝一個朝鮮戰爭時期飛機的五十年密封艙,讓朝鮮戰爭老兵的后裔在2050年到2053開封;以朝鮮戰爭作為畢典禮、比賽乃至舞會等節慶活動的主題,用朝鮮戰爭的領導人、英雄和戰役來重新命名街道和建筑物,組織志愿者訪問朝鮮戰爭老兵,栽種紀念樹;辦各種類型的展覽,收集并展出朝鮮戰爭老兵的照片、紀念品書信和日記;鼓勵圖書館展出以朝鮮戰爭為主題的書;復制當時的宣傳畫、照片、標語等,創辦一個“朝鮮戰爭走廊”;展示朝鮮戰爭時期的飛機模型;組織學生去朝鮮戰爭培訓場所、博物館和紀念地,了解老兵做出的犧牲與成就,鼓勵他們去參觀軍事設施,討論朝鮮戰爭的意義及其與當今世界的關系;出版以朝鮮戰爭為主題的問答和填字游戲;就軍事戰略、聯合國聲明和經濟或政治決策等重大問題召開辯論會、研討會。委員會要求,各部隊參加社區或州朝鮮戰爭紀念委員會的代表不僅要積極參與其事,而且要始終身著制服以強化軍人身份。與此同時,該紀念委員會開了專門網站,便于公眾了解和參與紀念活動。
2000年6月25日下午4點至5點半,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朝鮮戰爭紀念碑附近,舉行了朝鮮戰爭五十周年紀念活動開幕式。開幕式由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科恩主持,克林頓總統做主題發言。應邀出席開幕式的有韓國駐美國大使、參加過朝鮮戰爭的老兵,和當年曾經到戰地為美國軍隊表演的歌星等。開幕式上有直升飛機和朝鮮戰爭時期飛機的飛行表演,克林頓還向朝鮮戰爭老兵紀念碑獻花圈。
朝鮮戰爭五十周年紀念委員會的網站分為紀念活動的參與伙伴(主辦單位)、主要活動、歷史、教師參考、英烈館圖片、新聞通信專訪等專項或專門網頁。進入人物專訪頁,點擊誰的圖像,就會看到對這個人的專訪全文。所有專訪頁的上部都有這樣一行字;“記住朝鮮戰爭的老兵,記住‘自由不是沒有代價的’。”
在美國朝鮮戰爭老兵委員會的網站主頁,寫著這樣的話:“一場被遺忘的戰爭的被遺忘的士兵不再被忘了!”“你不僅沒有被忘而且你受到了高度的贊賞。”
特別使我震驚的是一本叫《鵝卵石》的雜志。它的宗旨是“發現美國歷史”,發行對象是小學三年級到初中二年級的學生,也就是9-14歲的孩子。這個雜志在1999年秋季,也就是美國的全國性紀念活動開始之前,就和美國國防部合作,出了一期圖文并茂的朝鮮戰爭專刊,用兒童易懂的語言,從方方面面介紹朝鮮戰爭。這期雜志的開頭,是主編瑪格瑞特·喬里安寫的編者按:
多年來朝鮮戰爭(1950-1953)被稱為“被遺忘的戰爭”。這場戰爭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1945)和隨后很快發生的越南戰爭(1954-1973)之間,歷史學家和美國人民往往都忽視了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是在國家間有著巨大的不信任的時代發生的。曾經一度是盟友的美國(一個民主國家)和蘇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彼此發生了摩擦。它們意識形態的不同導致了一個政治緊張和軍事對抗的時期,被稱為冷戰。雖然技術上相安無事,但是兩個國家都以為會有武裝沖突而建立起各自的軍事實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朝鮮被分為兩個區域。北朝鮮由蘇聯占領,南朝鮮由美國軍事人員和顧問占領。本來打算這個局面是暫時的,到朝鮮統一時就可以自治了,但是分裂的朝鮮成了兩個超級大國較量的實驗場。哪一方都不能容忍另一方政治制度的擴散,雙方都要支持和自己的哲學相一致的國家。到1948年,共產主義的北韓和民主的南韓都建立了獨立的政府而不是一個統一的政府。兩年后,朝鮮戰爭開始了。
2000年是朝鮮戰爭爆發五十周年。在這期《鵝卵石》里,我們聚焦于這場武裝沖突的歷史——從兩年的和平談判,到婦女和美國黑人在戰爭中的作用,到對朝鮮難民的救濟工作。通過考察這場戰爭中最重要的因素,我們希望年輕一代不僅會記住這場戰爭本身,也記住所有那些在戰爭中服務過戰斗過和犧牲了的人。
這一期《鵝卵石》打頭的文章叫《地平線上的戰爭》,是個專業記者寫的,詳細介紹朝鮮戰爭的背景。語言通俗易懂,沒有說教,好像是在用事實講話卻很容易讓小讀者得出蘇聯和中國幫助朝鮮都有自己的私心。比如“通過幫助朝鮮,蘇聯可以接觸朝鮮的不凍港、豐富的礦產資源,和北韓高度發達的工業基地”。“中國出兵是擔心北韓垮臺,又希望換取蘇聯的援助”。“聯合國說朝鮮人自己應該組成一個臨時政府,然后所有的外國軍隊都應撤離,還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委員會觀察和監督選舉。蘇聯安置在北韓的朝鮮官員拒絕允許選舉。但是1948年5月10日,南朝鮮人選出200名代表到大韓民國的新國民大會,為北韓留出了代表席位”。
一名社會學教科書的編輯和撰稿人為這期雜志寫了《被遺忘的戰爭》一文,講朝鮮戰爭的經過。雜志中還一目了然地列出了美國參戰部隊的序列:用漫畫肖像展示朝鮮戰爭的主要人物,包括杜魯門、艾森豪威爾、李承晚、麥克阿瑟、李奇微、金日成、斯大林、毛澤東等;用漫畫的形式介紹關于朝鮮戰爭的一些常識或趣聞,如:朝鮮這個名稱的來歷和意思,三八線是怎么回事,還有1950年11月8日,北韓的米格15和美國的F-80C交火,是歷史上第一次全噴氣式飛機的空戰等等。此外,還有專門的篇章講朝鮮戰爭中的“人道主義工作”,美軍是如何救濟難民的;講朝鮮戰爭中的女軍人,不光有美國女軍人還有南韓部隊中的女軍人。最后,還有編碼解碼游戲、文字游戲等,用給出的條件填出和朝鮮戰爭有關的重要人名、地名和事件,如蘇聯、麥克阿瑟、鴨綠江、仁川、停戰等。
美國孩子的愛國主義熱情和對共產主義的憎恨,就是這樣培養起來的。因為不是灌輸,不會引起他們的警惕和抵觸。美國人從來不說把愛國主義教育“落到實處”之類的話,可是他們的工作實不實?不動聲色就做到中小學生的心里。這才是宣傳的高段。
2010年是朝鮮戰爭六十周年。美國國會早在2009年12月8日就通過法案,紀念朝鮮戰爭六十周年。其中一項主要內容,是要求美國國防部長“計劃發展并執行在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期間,每一年的紀念朝鮮戰爭六十周的項目和活動”。如同10年前一樣,國會法案提出,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來組織實施朝鮮戰爭六十周年紀念活動。也如同10年前一樣,這次紀念活動在美國也將持續三年。
令人感慨的是,在我們當年的對手舉行這種聲勢的紀念活動、這樣向下代解說這場戰爭的時候,我們國內的一些“專家學者”“知識精英”卻在質疑當年中國抗美授朝的必要性,這實在太可悲了。是我們的志愿軍戰士在朝鮮戰場上浴血奮戰,才換來了中國幾代人的和平,才贏得了全世界對新中國的尊敬。我們的前輩在那種百孔千瘡的情況下和世界最強大國家的霸權主義圖謀相抗衡,就好比輕量級拳擊手同重量級對手較量,雖然打了平手,其中誰勝誰負,明眼人不難做出判斷。這令中國人在全世界揚眉吐氣。然而六十年后,這樣一場為中華民族贏得生存權和發展權的抗美授朝戰爭,卻幾乎在中國成為一場“被遺忘的戰爭”,真不知道我們高喊的愛國主義教育究竟教育了誰?!
中國如何應對挑戰
如何應對美國全球輿論戰的挑戰?我首先想到兩幅圖。
一幅是一百多年前的畫,20世紀初中國剛剛經歷了甲午戰爭把臺灣割讓給日本,又經歷八國聯軍侵華。那個時候,有一張很有名的漫畫,叫做時局圖,圖中熊、虎、蛇、蟾蜍、禿鷹和太陽,代表著沙俄、英國、德國、法國、美國和日本,把魔掌伸進中國,要瓜分中國。
另一幅是一篇網絡文章里的插圖,是今天的中國,版圖完整。但是在中國的周邊,從東亞的韓國、日本,東南亞的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南亞的巴基斯坦,到中亞的阿富汗、烏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加上太平洋上的關島,有美國的10個軍事基地。最近一段時間海洋也很不太平,從黃海、東海到南海,不斷有事。不要說中國周邊的海域,即使是我們自己的海域,也已經很不太平。
我不想以冷戰思維看美國,也不想反美。我很愿意中國和美國做戰略伙伴,我個人也有很多很好的美國朋友。但是我不能不想,為什么有這么多個軍事基地幾乎把中國圍起來,它們要干什么?而且,在我們感覺自己周邊很不太平很不安寧的情況下,從美國到東南亞,還流行著“中國威脅論”的說法,說我們威脅了亞洲甚至世界。
從一個世紀前中國幾乎被瓜分,到今天有人指責“中國威脅”,盡管這種感覺不對頭、不真實,但也多少體現了中國這一百多年來的發展進步、成長壯大。不過,真要覺得中國爺們兒了,我認為也很不真實。很多例子表明,在很多事情上,人家不僅掐我們,還把我們說得一無是處。中鋁集團收購澳大利亞礦業公司力拓受挫,人家卻還說,在中國經營有風險,政治總是干預經濟。中國的稀有金屬開采已經讓外國資本占了大便宜,賺走大把大把的銀子,還把我們的礦產資源搞得亂七八糟,致使中國政府限制了有色金屬資源出口。但是西方國家很惱火,說我們違反了WTO的規則,還要起訴我們。
當然,隨著中國的強大,人家也不一味地罵我們了。有時還說我們的好話,讓我們有些人很是得意。可是這種好話,我聽起來總覺得居心叵測。比如西方鬧金融危機了,就有人說中國好話了,搞得我們飄飄然,好像只有中國能夠救世界。他那其實是在忽悠我們,套我們的銀子呢。而在這同時,依然有人指責,是中國的加工廠和廉價產品導致了這場金融危機。這就是我們面臨的國際新聞傳播環境,時而雨夾雪,時而刮暖風。但是目的都是一個,讓中國不得安寧。
而且現在為西方做傳播的,可不光是西方媒體了,我們國內不少新聞媒體,也把西方的事兒、美國的事兒,整得跟咱們自家的事兒似的。奧巴馬、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很多中國人的興奮不亞于美國人。美國來個歌星、影星、好萊塢大片,我們的媒體連篇緊牘報道。這雖然可以說我們海納百川,包容世界,可是這種進出口太不平衡啊!人家的媒體可沒有這么大版大版,或者在黃金時段,報道咱們的歌展、影屋、政治領袖。還有咱們的廣告,也拿美國說事兒,比如北京一家發行量很大的市民報紙登出一個私立學校的招生廣告就寫著:讓你的孩子像美國孩子一樣思維!當然單純從語言能力的培養來說,這也不是完全沒道理,但是用這樣的話來打廣告,就帶有號召性了。如果將來有一天中國人都像美國人一樣思維,真不知道世界會變成什么樣子。
針對美國的全球輿論戰,中共中央提出了爭奪國際話語權的問題,這是非常必要的。中國在國際議程設置上的被動和在國際話語權上的缺位,兩者密切相關,也日益令人無法容忍。雖說無論經濟如何強盛,中國永遠都不應該稱霸,但是不等于中國要當縮頭烏龜,更不等于中國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時還要忍氣吞聲。爭奪國際話語權,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題中應有之義,是我們早就該做的事。怎樣爭奪國際話語權?
第一,要明白我們為什么爭,和誰爭。
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余來,西方邪惡勢力從未停止對我們的打壓。政治、軍事、經濟,造謠、誹謗、挑唆,從各個方面,用各種手段阻撓、限制中國發展。我在《紐約時報》網上用“中國海軍”做關鍵詞進行搜索,得到的幾乎全部是負面報道和評論,說我們的海軍在擴張,是威脅。所以,爭奪國際話語權,首先是為了我們自身的生存和發展。
中國不想在國際上稱王稱霸,呼風喚雨,但是現有的國際秩序太不公平,我們曾經寄希望的一些西方大國太不地道。他們損著我們的牙眼,揣肥他們的腰包,卻還老是對我們橫加指責,說三道四。在涉及中國國家安全和人民福祉的問題上,他們從不顧及我們的利益和感受,我們根本就不能指望這些大國替我們主持公道。因此,我們爭奪國際話語權,主要是和那些自私自利到極點的西方大國爭。
作為一個愿意負責任地承擔自己國際義務的發展中國家,作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創始國,中國爭奪國際話語權,也有助于在國際社會建立真正的民主秩序,讓所有國家不論大小,真正變得平等。這是我們爭奪國際話語權基本目的的延伸。
第二,要明確我們有沒有爭的意愿。
爭奪國際話語權,需要我們中國人自己有伸張我們訴求的強烈意愿,需要有骨氣;一身奴顏媚骨,爭不了國際話語權。
這里,需要澄清兩個錯誤概念。一個是以為話語權和國力有必然的聯系,誰的實力強,誰就有話語權。所謂“落后就該挨打”,其實是自甘落后,同時也自甘下賤。
祖祖輩輩的中國人,的確有與世無爭的傳統,不被逼到絕處,很少奮起抗爭。但是,被逼到絕處的我們,也曾經有過在極端貧窮落后的條件下,不是被動挨打,而是向世界發出不屈吼聲的光輝先例。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曾長期被西方大國封鎖孤立,排除在國際社會之外。但是,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贏得了世界的尊敬。北京發出聲音,世界就會傾聽,因為我們的聲音不同凡響。曾經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古巴的卡斯特羅、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現在俄羅斯的普京、朝鮮的金正恩,也都不是國力很強的領導人,但說出話來也有很多人聽,這也提供了話語權和國力并無必然聯系的佐證。
另一個是,以為話語權和國家形象有必然聯系。國家形象有虧缺,說話膽氣就不壯。
在這一點上,我們倒真應該向西方大國好好學習。這些西方大國,哪一個在歷史上沒有污點?雖然它們今天標榜“民主”“人權”,搶占道德高地,頗有些道貌岸然,但是在國際事務中,它們照樣劣跡斑斑。然而,它們卻沒有一個心虧氣短的,比如美國海軍的招兵網站。憑什么美國在全世界到橫行,是在體現和平、平等、公正的原則,我們中國就是威脅?和它們相比,我們為什么不該理直氣壯地去爭奪國際話語權?假如我們沒有骨氣和膽識發出自己的聲音,假如我們總是看別人的臉色說話行事,那我們就爭不來話語權。即使有權發言,也不過鸚鵡學舌一般,與話語權的真實意味大相徑庭。
第三,我們怎么爭。
這方面,美國是我們很好的榜樣——看看他們的網站、他們的那些大片、那種不著痕跡潛移默化影響人說服人改變人的做法,能給我們很多啟示。不僅如此,無論是美國的政客、智囊還是新聞媒體,對美國的戰略利益都有高度的共識,在涉及美國的戰略利益問題上,他們的目標非常明確
我永遠忘不了1988年訪太平洋艦隊司令部時和一位美國海軍軍官的談話。當時美國和蘇聯正在搞緩和,可是在太平洋艦隊司令部的地下指揮部,卻顯得美蘇關系非常緊張。一位女軍官指著一張巨大的海圖為我們解說,內容都是蘇聯艦隊的舉動如何,各海外觀察哨向指揮部的報告,也都是蘇聯海軍的動向。午餐時,我非常不解地問坐在我旁邊的一位美國海軍軍官:現在美蘇關系不是緩和了嗎?怎么你們這里還這么緊張?他不假思索地回答:緩和是那些政客們的事。作為軍人,我們的職責就是備打!那以后,每當我看到我們軍隊一些人大講國際政治與和平的時候,就會在心里說:你,不是真正的軍人!
除了向對手學習,我們更要向自己的傳統學習。毛主席那一代共產黨人領導的中國革命從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勢,革命的輿論戰——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有過很出色的成就。可惜我們今天把很多好的老傳統丟掉了,宣傳工作流于口號,陷于僵化,不善于說服人,鼓舞人,更不要說改變人了。
關于爭的方式,我們應該注意兩點,一個是講真話,一個是講實話。講真話,當然不是把不該講、不能講的內容也和盤托出,而是不要講假話,不要言不由衷。講實話,就是不要空喊口號,言之無物。這一點,毛主席、周總理當年接見外賓和記者的講話都是非常好的教材。陳毅元帥1965年9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與300多名中外記者的問答,非常經典,被網友稱為“新中國史上最牛的記者招待會”。其中最臉炙人口的是他在回答幾位香港記者提問時的話:
中國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戰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犧牲!今天,美國是否要同中國進行大戰,這要由美國總統和五角大樓來決定。對于美帝國主義,我們不存在任何幻想。為了反對美國侵略,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如果美帝國主義決心要把侵略戰爭強加于我們,那就歡迎他們早點來,歡迎他們明天就來。讓印度反動派、英帝國主義者、日本軍國主義者也跟他們一起來吧,讓現代修正主義者也在北面配合他們吧,最后我們還是會勝利的……究竟是美帝國主義滅亡,還是全世界人民滅亡?肯定是美帝國主義滅亡,全世界人民大翻身。中國有一句話說得好: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我們等候美帝國主義打進來,已經等了十六年,我的頭發都等白了。或許我沒有這種幸運能看到美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我的兒子會看到,他們也會堅決打下去。請記者們不要以為我是個好戰分子,是美帝國主義窮兇極惡,欺人太甚。它欺負中國人、朝鮮人、越南人、高棉人、老撾人、印度尼西亞人、剛果人、多米尼加人,連它的盟友法國也受它的欺侮。受它欺侮的人起來反對它,變為中國的朋友,這是美國造成的。
我們有些人以為,這樣的話得罪美國人,講了不好,其實他們不懂美國人。美國人最尊重的,不是那些順著他們的意思講話的人,雖然他們為了自己的需要,會把這些人捧為精英。美國人最尊重的,是毛主席、周總理和陳毅元帥這種敢于對他們說不的人。用這樣的真話、實話抗衡美國的輿論戰,是最有力量的。
第四,應注意我們的姿態。
《紐約時報》著名新聞評論員、《地球是平的》一書作者Thomas Friedman 2010年9月14日發表一篇評論是《力量屬于(寫博客的)人民》。其中談到中國的和平崛起:“自從中國開始擺脫共產主義,把自己變成一個全球性經濟大國,它的領導人就奉行了一個‘和平崛起’的戰略。”他對和平崛起的解釋是,“謙恭謹慎行事、不讓鄰邦害怕,而且肯定不要激發任何反對我們的聯盟”。
即使這真是中國“和平崛起”戰略的意思,對西方人講我們要和平崛起,也未必能讓他們相信——他們只看到你要崛起,不會相信你要和平。Friedman這篇評論中提到時任中國外交部長的楊潔篪于2010年7月23日在東盟國家外長會議上,與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里在南海問題上的交鋒。楊部長的表態是非常及時、非常必要的,表達的原則立場也是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憑什么希拉里·克林頓認為南中國海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所在,美國可以在那里自由航行?我們可以說,那個地方更是中國國家安全生命攸關之所在,中國定要確保自己海疆的安全。但是,按照這篇評論的說法,楊部長還講了“中國是一個大國”之類的話。如果真是這樣,那就有些多余,保衛自己國家的安全,和大國小國沒有關系。如果我們張口閉口都是我們是一個大國,那就難免造成跟許多國家的隔閡。我們骨氣要硬,原則要堅持,但是姿態要放低。
特別應該注意突出有些西方人刻意回避的問題。比如,美聯社一篇關于美韓黃海軍演的報道,講了美韓軍演的背景,講了美韓軍演是中美兩國軍事關系摩擦的一個根源,強調說黃海大部分是國際海域,但是中國認為它在自己定義模糊的安全范圍之內。這樣的報道,不會說美韓軍演的地方離中國海域和東部沿海地區有多么近,比如相當于加勒比海某海域到美國本土的距離;更不會說黃海在歷史上對中國意味著什么——中國歷史上罪大的喪權辱國之戰,就是在那里發生的。我們有些人主張中國應該丟棄殖民心態,不要老是覺得自己被欺負,我也贊同我們不要像祥林嫂那樣總是訴苦。但是,這不等于我們可以忘記歷史,尤其是在有人企圖重演歷史的時候。假如有朝一日我們的海軍和古巴或者墨西哥在加勒比海聯合軍演,美國會如何反應?
第五,還要考慮靠誰來爭的問題。
對外講話,爭奪國際話語權,或者影響國際輿論,首先國家領導人和涉外部門責無旁貸,其次主流新聞媒體義不容辭。海軍是對外交往非常多的軍種,出訪時也有自己的發言人。但是爭奪國際話語權,不僅僅是國家領導人、政府部門和官方媒體的事,中國所有關心國家利益的公民百姓,都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民間的聲音,有時候甚至比官方的聲音更響亮,更有效。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再次向美國學習。美國駐華大使館一向非常注意中國的輿論動向。以前他們每年邀請傳統主流媒體的負責人訪問美國或者參加使館活動,跟他們交流。近些年,他們對點擊量非常大的網絡文章進行了分析,并且開始聯系這些博主,包括很多經常批評美國政策的博主。他們邀請這些博主和網絡寫手到大使館做客,甚至參加大使館的一些活動,然后向自己的粉絲報道。我看了這些博主參加這些活動后寫的帖子,有的人說,美國的統戰工作做到家了,做法和中共當年在重慶的統戰工作如出一轍。而我們的有關部門要么對這些博主不聞不問,要么動輒打壓。如果中國海軍想加強自己的國際輿論傳播,真不妨學學美國大使館這種做法。一方面注意聯系國內有影響的海軍發燒友,一方面關注出訪國家或者城市有影響的輿論界人士,找機會和他們交流、座談、交朋友。
總之,在很多問題上,中國現在已經不是居安思危,而是到了居危思危的時候,就是因為在上述一系列問題上,我們總有一些媒體和專家學者表現出以美國的價值觀為標準的傾向。這是為美國全球戰略服務的美國輿論的成功,卻是我們媒體的恥辱。中國歷朝歷代都有漢奸,抗日戰爭時期,4億人口的中國出了400萬漢奸。但是歷朝歷代的漢奸恐怕都沒有今天這樣的輿論聲勢,沒有這樣大言不慚、振振有詞。值得慶幸的是,美國今天的倒行逆施,使很多的中國人擦亮了眼睛,對美國的輿論產生了懷疑。但是,能否最終挫敗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陰謀,則要看我們自己的決心、智慧和行動。
(本文初寫于2011年,發布時有修改,作者授權紅色文化網發布)
來源:紅色文化網
作者:熊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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