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熊蕾老師退休前任新華社中國特稿社副社長、高級編輯,是中國人權研究會常務理事,是被毛澤東稱之“一人可頂幾個師”的中共情報英雄熊向暉之女。
熊蕾于1981年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獲碩士學位、1988年度美國東西方中心杰斐遜學者。長期從事中國問題對外報道,在美國、英國、法國、印度、菲律賓、泰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報刊雜志發表中國政治、文化、婦女、兒童、教育、科學、宗教、民族和社會生活等方面的英文專題報道數百篇。
本文是熊蕾老師今年在廣東省圖書館講座時的一個整理文稿,專門給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
這些年來,對毛澤東仇恨的咒罵和詆毀,不絕于耳。起初還是所謂“革命有功,建國有錯,文革有罪”,功過相抵,過大于功,甚至于罪大于過。現在,則干脆把毛主席說成是希特勒一樣殺人不眨眼的暴君。甚至直接說他要為5000萬到8000萬人的死負責。一些所謂專家學者,干脆否定毛澤東思想——他們說,20世紀的中國,根本沒有思想者。等于領導了我們國家幾十年的毛澤東思想什么也不是。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經歷,不同的立場。作為個人,對毛主席或者任何一個歷史人物,你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但是,我們不能不無視歷史事實,不能不實事求是。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奪取政權,這28年的革命歷史,毛主席在其中所發揮的領導作用,任何人也不能否認。就說新中國成立到毛主席1976年9月9日去世這27年里,毛主席也不像那些人所詆毀的是無功有罪。毛主席在這27年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中,居功至偉,即便是被非議被否定的一些錯誤曲折,包括文化大革命,也是他留給我們的一筆非常寶貴的遺產,需要我們認真分析研究,而不是簡單地否定或者肯定。
在這27年里,毛主席最偉大的一個功績,就是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個站起來,在國內,是被壓迫的工人農民有了政治地位,在國際上,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虎虎生威,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本文著重回顧毛澤東主席領導我們在國際上站起來的歷史事實。
戰史專家雙石在《開國第一戰》中說:“在1949年以前的114年間——特別是自鴉片戰爭以來的109年間,中國大部分時間處在列強入侵、群雄割據的混亂狀態,人民在天災、人禍和戰火的蹂躪之中掙扎,田園荒蕪、白骨遍野,每年死于戰亂和饑荒者即達數百萬之巨。”從1840年以后,兩次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到八國聯軍打進北京,直到最后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東北,華北,大半個中國淪陷,中國屢屢割地賠款,積貧積弱,毫無國際地位可言。
九一八事變之后,蔣介石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內戰剿共。直到1936年西安事變,中共逼蔣抗日,再到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蔣介石終于開始實行國共合作全面抗戰,美英蘇等大國才算把中國當成了盟友,但是遲至1943年秋天才把中國與美國英國蘇聯并列為“四強”。可是作為這四強之一的中國,依然是仰人鼻息。1945年2月,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后格局的雅爾塔會議,就根本沒讓中國參加。美國蘇聯英國在雅爾塔對它們在戰后勢力范圍的重新劃分,瞞了中國4個月,才通報給當時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政府。蔣介石即使不滿,也只能打落門牙帶血吞,接受了旅順為蘇聯海軍的不凍港,接受了橫貫東北的中長鐵路的一半權益歸蘇聯所有,同時還必須承認外蒙古的獨立。1946年1月5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照會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當時南洋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痛哭失聲,說:“我們抗戰八年,如今勝利了,為什么卻落了個割地的下場?上一次大戰我們是戰勝國,卻要我們割青島。如今呢?說什么中國是‘四強之一’,作為戰勝國卻喪失大片領土還失去這么多權益!英國這樣的老牌帝國主義欺負中國,猶有可說,可是蘇聯怎么也這樣損害中國利益?這樣喪權辱國的條約,國民黨政府居然也同意簽訂!我們愧對先人哪!”
相比之下,新中國成立之后毛主席第一次出國去蘇聯,簽訂了新中國第一個對外友好條約,就推翻了陳嘉庚老先生說的喪權辱國的規定。當然,因為歷史的原因,外蒙古的獨立已成定局,它已經成為聯合國的成員國,收不回來了。但是中長鐵路的權益和旅順港,都收回來了。這還是新中國對自己當時的頭號盟友,和美國平分秋色的蘇聯叫板收回的。中蘇兩國政府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簽訂的《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中說:中國新的人民政府“證明了自己能夠堅持中國國家的獨立自主與領土完整,民族的榮譽及人民的尊嚴”, 不遲于1952年末,“蘇聯將共同管理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以及屬于該路的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國,“蘇聯軍隊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順口海軍基地撤退,并將該地區的設備移交”中國,大連的行政,完全直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管轄。
這還是在所謂的“一邊倒”的時候,新中國對自己的領土主權完整和民族尊嚴就沒有一點含糊。這和1949年以前歷屆中國政府在洋人面前或者屢屢碰壁或者奴顏婢膝的狀況,那是天壤之別。
關于“一邊倒”,很多人,包括高考試題和一些外交部的人,都把新中國建國初期的外交政策概括為對蘇聯的“一邊倒”。這是違背歷史真實的誤解和誤導。因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并沒有一個單純只倒向蘇聯的“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它是當時的外交方針之一,而不是外交政策的唯一和全部。
“一邊倒”的提法,最初見諸于毛主席1949年6月30日為《人民日報》寫的社論,《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這是一篇很棒的文章,希望有興趣的人找來看看。社論回顧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說,
孫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都大大地向前發展了,根本上變換了中國的面目。到現在為止,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就是這兩件事:(一)在國內,喚起民眾。這就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線,并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二)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斗。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
“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
“我們要做生意。”完全正確,生意總是要做的。我們只反對妨礙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動派,此外并不反對任何人。大家須知,妨礙我們和外國做生意以至妨礙我們和外國建立外交關系的,不是別人,正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團結國內國際的一切力量擊破內外反動派,我們就有生意可做了,我們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之上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了。
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是什么?能不能簡單地歸結為“一邊倒”?不能。毛主席說的很清楚,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斗,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之上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以后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和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發展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才是我們新中國建國初期的外交政策。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我們優先發展和蘇聯的關系,但是從來沒有脫離平等待我、互利互惠、互相尊重的原則。
周恩來總理1950年9月30日在全國政協慶祝新中國成立一周年的大會上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的報告時,根本沒有提及一邊倒,只是重申了《共同綱領》中提出的:“凡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系,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采取友好態度的外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之談判,建立外交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外國的政府和人民恢復并發展通商貿易關系”。周總理說,新中國一年來的外交,就是按照這些基本原則執行的。當時,和新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有蘇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朝鮮、捷克、波蘭、蒙古、東德、阿爾巴尼亞、越南、緬甸、印尼、丹麥、瑞典、瑞士、印度17個國家,有6個不屬于蘇聯陣營,同時又有巴基斯坦、英國、錫蘭也就是斯里蘭卡、挪威、以色列、阿富汗、芬蘭、荷蘭這8個國家表示愿意與我們建交,其中英國、挪威、荷蘭、芬蘭這四個國家已經開始同我們進行建交談判。這幾個國家都不是蘇聯陣營。這怎么是一邊倒呢?
而且,這個時候,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兩大陣營已經形成,東西方之間的冷戰已經開始。冷戰由曾任英國戰時首相的溫斯頓·丘吉爾(1874-1965)1946年在美國發表的“鐵幕”演說為標志,從意識形態延伸到經濟領域,其主要體現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及其他一些國家實施的經濟封鎖和禁運。由美國發起,英國、法國、聯邦德國(西德)、荷蘭、比利時、意大利、丹麥、挪威、盧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臘、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參加,于1949年成立了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將軍事武器、尖端技術產品和稀有物資等三大類上萬種產品列為絕對禁運或數量管制及監視項目,禁止或限制與蘇聯東歐國家的貿易。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特別是在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在蘇聯代表缺席的情況下,操縱聯合國大會于1951年通過對中國、朝鮮的禁運法案,對中朝兩國實行封鎖、禁運。之后巴統又設立了專門針對中國的執行禁運機構,開出了對中國貿易的特別禁單,所列禁止出口到中國的項目比禁運到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項目還多500余種。在這種情況下,你想倒向美國,除非趴下投降,連門都沒有。
1952年,周總理在駐外使節會議上做《我們的外交方針和任務》的報告時,提出:新中國執行的和平的對外政策中的一些外交方針是:
(一)“另起爐灶”。他說,1949年春,毛澤東同志就說過,我們的一個重要外交方針是“另起爐灶”,就是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系,而要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行建立新的外交關系。對于駐在舊中國的各國使節,我們把他們當做普通僑民對待,不當作外交代表對待。歷史上,有在革命勝利后把舊的外交關系繼承下來的,如辛亥革命后,當時的政府希望很快地得到外國承認而承襲了舊的關系。我們不這樣做。毛澤東同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稱,我國同外國的外交關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這是一百多年來舊中國的政府所沒有做到的。毛澤東同志宣告后,我們以外交部長的名義把這一公告送達各國政府,向世界各國表明了我們的態度。為了表示外交上的嚴肅性,我們又提出建交要經過談判的手續。我們要看看人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在和平陣營方面,首先是蘇聯,然后是各人民民主國家相繼承認了我們。這些國家是真誠地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的。因此,我們同它們很快地建立了外交關系。對資本主義國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則不能不經過談判的手續,看一看它們是否接受我們的建交原則。我們不僅要聽它們的口頭表示,而且還要看它們的具體行動。例如,它們如果在聯合國中不投新中國的票,而去贊成蔣介石反動政府,那我們就寧愿慢一點同它們建交;反之,如印度、緬甸等,能夠真的同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系,那就可以在經過談判之后同它們建交。
周恩來說,這一“另起爐灶”的方針,使我國改變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外交關系。
(二)“一邊倒”。周恩來說,我國在世界上明確地站在和平民主陣線一邊,旗幟鮮明,打破了帝國主義的幻想。如果沒有這一明確的宣布,帝國主義者就會胡思亂想地望著我們,如司徒雷登在南京時還想鉆空子。“一邊倒”的方針給這種胡思亂想的人澆了一頭冷水。
(三)“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這也解釋了上邊說的帝國主義者的胡思亂想。周總理說,帝國主義總想保留一些在中國的特權,想鉆進來。有幾個國家想同我們談判建交。我們的方針是寧愿等一等。先把帝國主義在我國的殘余勢力清除一下,否則就會留下它們活動的余地。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被趕走了,但帝國主義在我國百余年來的經濟勢力還很大,特別是文化影響還很深。這種情形會使我們的獨立受到影響。因此,我們要在建立外交關系以前把“屋子”打掃一下,“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但是打掃要有步驟,不能性急。我們在美帝侵朝的時候,針對美帝對我國采取敵視政策并凍結我國財產的情況,先接管或凍結美帝在華資產,并接管美帝津貼的文化機關,特別是在抗美援朝運動中肅清親美崇美恐美思想,這在平時恐怕要幾年幾十年才能做到。
(四)“禮尚往來”。資本主義國家,你對我好,我也對你好;你對我不好,我也對你不好。針鋒相對,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們總是采取后發制人的辦法,你來一手,我也來一手。不怕它先動手,實際上它一先動手就馬上陷于被動。
(五)“互通有無”。我們開國以來就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同外國做買賣,不能像過去那樣把中國作為它們的消費品市場。美帝國主義對我搞禁運,我們就以貨易貨,不用結匯,這對打破禁運是極有利的。……我國同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大大增加,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也增加了,我國的出口貿易額已經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數字。——這是新中國成立還不到三周年的成績,而且是在朝鮮戰爭還在打的情況下。
(六)“團結世界人民”。我們對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是“一邊倒”的,對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也要團結爭取,以鞏固和發展國際的和平力量,擴大新中國的影響。
這樣的外交方針和實踐,能簡單地用“一邊倒”來概括嗎?
對自己的盟友,在涉及領土主權的問題上,尚且堅持獨立自主,平等互利。對另一個超級大國美國,毛主席也是該怎樣就怎樣。
那個時候,中國一窮二白,沒有任何像樣的工業基礎,僅有的國家資產還被蔣介石全部席卷到臺灣。美國又在對我們搞封鎖禁運。就這樣,毛主席也是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該硬的時候絕不軟。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中國警告美國不要干涉,不要越過三八線。美國人聽嗎?不聽。長驅直入打到了鴨綠江邊,美國飛機的炸彈還炸了我們的安東(即丹東)。毛主席怎么樣?成立了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兵朝鮮,一直把美國人打回了三八線。用雙石的話說,就是:“一戰揚威,震懾對手數十年;百年雪恥,穩定家國半世紀。”
關于抗美援朝,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雙石的《開國第一戰》。這里我只想強調,那個所謂的聯合國軍,其實是違法的,是在聯合國安理會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蘇聯代表缺席、而真正應該代表中國的合法席位沒有恢復的情況下做出的決議。1950年1月,蘇聯就聯合國中國代表的席位問題,與美國發生了嚴重分歧。1950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致電聯合國大會主席和秘書長及安理會成員國,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認為中國國民黨反動殘余集團的代表留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是非法的,并主張將其從安全理事會開除出去,特此電達,希予采納照辦為荷。1月10日蘇聯代表馬立克在安理會上宣讀了周總理的電報并稱:“蘇聯代表團奉蘇聯政府訓令特此知照安理會:蘇聯代表團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聲明,并且堅持將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安理會開除出去。”馬立克接著提出將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安理會開除出去的提案。在討論過程中,輪值安理會主席、國民黨反動殘余的代表蔣廷黻被迫將主席職務讓給古巴代表。美國代表反對蘇聯提案,理由是:美國“承認授權蔣廷黻出席安理會的政府”。1月13日,安理會對蘇聯提案進行表決,蘇聯、印度、南斯拉夫贊成,英國、挪威棄權,其余6票(包括蔣廷黻)反對。這樣以簡單多數否決了蘇聯的提案。馬立克宣稱:“蘇聯代表團將不參加安理會的工作,直至國民黨集團的代表被開除為止,蘇聯將不承認安理會在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參與之下所通過的任何決議,并將不理會這種決議。”蘇聯代表團隨即離開會場。應該說,蘇聯代表團的這個舉措,是非常不妥當的,是無法挽回的歷史錯誤。但是歷史就是歷史,錯誤無法挽回也已經發生。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稱:“我已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臺灣的任何攻擊,臺灣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6月28日,周恩來總理發表聲明,指出:“杜魯門二十七日的聲明和美國海軍的行動,乃是對于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于聯合國憲章的破壞”,并代表中國政府鄭重宣布:“不管美帝國主義采取任何阻撓行動,臺灣屬于中國的事實,永遠不能改變”。圍繞美國武裝侵略朝鮮和侵略中國領土臺灣問題,中國同美國進行了尖銳的斗爭。
在蘇聯缺席安理會會議的情況下,美國武裝干涉朝鮮內戰的意圖通行無阻。美國于1950年6月27日操縱安理會通過決議,要求聯合國會員國協助南朝鮮當局,提供軍隊和其他援助。賴伊通知各會員國執行。7月7日,美國又操縱安理會通過決議,授權美國組成“聯合國軍”司令部,統一指揮參加侵朝的16國的軍隊。7月6日,周恩來外長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并轉安理會各會員國,代表中國政府聲明:安理會于6月27日“在美國政府指使和操縱下所通過的關于要求聯合國會員國協助南朝鮮當局的決議,是支持美國武裝侵略、干涉朝鮮內政和破壞世界和平的,并且這一決議是在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兩個常任理事國參加下通過的,顯然是非法的。聯合國憲章規定不得授權聯合國干涉本質上屬于任何國家內管轄之事件”,安理會“關于朝鮮問題的決議,不僅毫無法律效力,并且大大破壞了聯合國憲章。而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先生的行動,正加深了這一破壞性”。“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六月二十七日關于以武力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臺灣的聲明和美國海軍侵入我臺灣沿海的行動,是徹底破壞聯合國憲章關于任何會員國不得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其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的原則的公開侵略行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和聯合國的秘書長對于美國政府的這一公然侵略行動卻又一聲不響,放棄自己維護世界和平的職責,并成為順從美國政府政策的工具。不管美國政府采取任何軍事阻撓,中國人民抱定決心,必將要解放臺灣”。
這個立場和聲明是堂堂正正的。1971年聯合國第26屆大會通過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決議,這其實是聯合國對自己歷史錯誤的一個糾正。我們今天再談朝鮮戰爭,特別是我們中國人,真不應該忘記這段歷史,不應該忘記我們當年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不應該忘記聯合國犯下的歷史錯誤,不應該忘記真正制造朝鮮半島分裂、侵略朝鮮的是誰。
除了抗美援朝,我這里還有一個記錄,記載著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我人民解放軍對美國入侵中國領海領空的態度。
1950年8月27日上午10時04分,美國飛機B29和P51及蚊式飛機數架,分四次對鴨綠江右岸我建筑物、車站、車輛及人員掃射,造成3人死亡,21人受傷。外交部長周恩來當天致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向美國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要求懲辦美空軍,賠償我損失。同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安理會,要求安理會立即制止美國的這種侵入中國領空的“挑釁和殘暴行為”,指出這是“中國人民所決不能容忍的”。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美國飛機第一次入侵我領空。當時,鐵路工會、青年團鐵路工委、東北總工會等團體紛紛發電報,舉行座談會,抗議美國的侵略行徑,支持我國政府對美國的抗議。
1958年9月7日下午14時45分到19時,美國軍艦四艘侵入我福建省金門、廈門地區領海12海里以內。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美國軍艦第一次入侵我領海。我外交部發言人奉命對美提出第一次嚴重警告。首都當天舉行反對美國侵略的示威游行大會,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長彭真在大會上發表講話,指出這是美國繼1950年6月27日“用武力侵占我國的領土臺灣”后,企圖“擴大對中國的侵略范圍”,是“對我們六億中國人民的嚴重挑釁”。
因為當時為國民黨軍艦保駕護航的美國軍艦通常不會侵入到我們主張的12海里領海范圍內,所以,對于美國軍艦采取什么行動,毛主席有個指示,即對來犯敵艦,只打蔣艦,不打美艦。如果美艦侵入我12海里領海,則將其驅趕出去。但是在實施時,只要我們沖國民黨軍艦一開炮,尚未進入我12海里范圍的美艦就掉轉航向跑掉了。
1964年,美國擴大了侵略印度支那的戰爭,此后對中國領海領空的侵犯更加頻繁。美國軍艦和飛機多次對我飛機、漁船、商船和邊境居民進行炮擊、掃射和轟炸,炸毀我民房;打死打傷我漁民;擊落我正在進行訓練的飛機,使我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遭受嚴重威脅和損失。至1970年12月15日,對美國軍艦和軍用飛機侵犯我領海領空的軍事挑釁,我外交部發言人共提出478次嚴重警告。
應該說,整個1950年代,我們的海軍和空軍都很弱,戰斗機和軍艦的數量質量與美國完全不能相比,比臺灣國民黨軍也落后很多。盡管如此,當時的海軍空軍該出手時絕不含糊。對不顧我國政府一再警告不斷侵犯我領海領空的美國入侵者,中國人民解放軍多次給予迎頭痛擊。
資料顯示,從1952年到1970年,我人民解放軍空軍在國土防空作戰中共擊落入侵美機40架,他們自己烏龍擊落自己飛機1架,共擊落41架,擊傷9架,其中兩架逃跑途中墜毀。
典型戰例有1965年9月20日,我海軍航空兵部隊在海南島海口地區上空一舉擊落美國F-104型戰斗機一架,并活捉美軍上尉飛行員一名。1967年4月24日,在廣西地區上空,我空軍部隊全殲美軍F-4B型戰斗機兩架。幾天后的4月29日,我空軍部隊又在廣西地區上空擊落美軍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一架,5月1日又擊落美軍A-4B型攻擊機兩架。這樣,我空軍在8天時間里連續打下5架美軍入侵飛機,取得三戰三捷的勝利。
從1964年6月至1970年6月,我人民解放軍共擊落美國軍用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20架,擊落美國F-4C型、F-104型、A-3B型、RA-3D型等飛機11架,擊傷一架。這期間,我國沿海軍民還全殲美蔣特務多股。
1971年10月22日下午,周恩來總理告訴為安排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來訪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美國SR-71型高空偵察機經常在越南民主共和國和老撾上空進行空中偵察,有時進入離中國邊界幾十公里的地方。我們命令我們的部隊,凡是侵入中國領空的軍用飛機都要打。基辛格表示:我們理解你們將保留對飛越你們領空的事件采取行動的權利。請看,這就是毛主席對首次來中國示好的美國人的態度。我們可以談友好,但是你們的軍用飛機要侵入我們的領空,我們就要打。對這樣的中國人,美國人只能說,我們理解。
翻遍1840年以來的歷史,中國在世界大國面前,何曾有過這樣的硬氣?挺著這樣硬的腰板的中國人,是不是很揚眉吐氣?
在尼克松來訪之后,美國一度停止了對我領海領空的騷擾。加上間諜衛星的發展,這樣的騷擾也不是很有必要了。像2001年4月1日發生的南海撞機事件中的美軍EP-3型偵察機何時恢復的對我南海領空領海的偵查,我不掌握這方面的資料,應該是1980年代以后吧。
這30多年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話:落后就要挨打。這話很需要質疑。毛澤東時代我們的工業科技和國防技術比今天落后很多,比當時的美國蘇聯更是落后。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被動地挨打。從出兵朝鮮,到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到援越抗美,中蘇邊境沖突,我們都是該出手時就出手,尤其是和美國在朝鮮和越南的兩次較量,美國輸的一次比一次慘。所以才有了美國總統1972年的訪華。我們如今挨打,也不等于只是因為我們落后。是不是挨打,不取決于我們是不是落后,而是取決于我們是不是甘于挨打。毛澤東時代,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落后就要挨打這樣的話,我們那個時候奉行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針鋒相對,寸土必爭。這種氣魄,應該是毛主席留給我們的一筆寶貴遺產。凡是愿意挺起腰板做人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這筆遺產。
再看看打開中美關系過程中毛主席對美國是怎樣的一種態度。新中國成立以后,美國堅持拒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態度,出現過1954年日內瓦會議,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和我們的周恩來總理握手的事。
關于這個事,有很多誤傳,這個誤傳給人造成的印象就是周恩來向杜勒斯伸出手去,杜勒斯拒絕和周恩來握手。這是沒有的事。一個懂得外交的大國總理,像周總理那樣永遠風度翩翩溫文爾雅的人,絕不會冒冒失失做出這樣莽撞的動作,貿然去和一個敵對國家的官員握手。實際情況是: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在討論朝鮮問題的會議上,由泰國代表團團長旺親王、蘇聯代表團團長莫洛托夫外長、英國代表團團長艾登外相,輪流擔任主席。4月26日下午,在旺親王主持下舉行首次會議。英國首相艾登在會后曾走過會場與莫洛托夫握手。莫洛托夫然后把艾登介紹給周恩來。艾登和周恩來于是熱烈地握手。這之后,英國代表團成員杜威廉(英國駐北京的談判代表,后來是英國第一任駐華代辦)找到中國代表團成員宦鄉。他說:艾登外相有一個設想,在第二次會議的會前或會后,由艾登外相介紹美國的杜勒斯國務卿同周總理相識,彼此握手致意。如果周總理同意,艾登外相再派人詢問杜勒斯先生的意見。宦鄉請示總理后答復杜威廉說:周總理贊賞艾登外相的設想,既然在一起開會,理應互相接觸。周總理愿意經過艾登外相的介紹,同杜勒斯先生握手致意。但第二天上午,杜威廉對宦鄉說,杜勒斯先生表示,不能接受艾登外相的建議。
據當時外電報道,“美國代表團來到日內瓦時奉有極嚴格的命令,規定不得與中國‘侵略者’交往。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會議第一天在這里對他的密友說,他與共產黨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只有在我們的車子相撞的時候才會見面。’”“雖然杜勒斯差不多每天都和周恩來在同一間屋里,但是他從沒有和他碰頭,也沒有和他談過話,甚至沒有朝他那方向看一眼。”杜勒斯對中國代表團的態度受到尖銳的抨擊。如,《華盛頓明星報》說:“杜勒斯先生演了一出假裝不知道共產黨中國領袖周恩來之存在的滑稽劇。”《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說:“在日內瓦,許多有經驗的職業外交家認為美國對共產黨中國的政策是完全錯誤的。在他們看來,由于共產黨中國的存在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實而拒絕承認這一事實,就跟諺語所說鴕鳥把頭埋在沙土中的行徑差不多。”而以周總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的外交風度贏得廣泛稱贊。路透社日內瓦6月2日電稱:“有經驗的外交家說,出席這里的亞洲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恢復了一些已不存在的國際會議的尊嚴與禮節。練達的西方代表團的評論是:注意一下中國代表團的舉止,真的像禮貌大全書中所說的那樣,合乎外交規范地在適當的地方、適當的時機做適當的事情。”“西方觀察家給予總理兼外長周恩來先生和他的同僚們以無懈可擊的最高評價。”
經過20年較量,斗轉星移到了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松竟然派出自己的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希望訪問這個他們拒不承認也沒有外交關系的國家。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同周恩來總理進行會談。基辛格告訴周總理:尼克松已經決定,美國今年將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和安理會的席位,但不同意從聯合國驅逐臺灣的行動。在尼克松訪華前,如果美國聽任臺灣失去聯合國的席位,將使尼克松總統處于非常困難的境地。總理馬上正告基辛格:你們要在聯合國制造“兩個中國”,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一定公開批駁。對此,基辛格只是說:請你們對我們的總統少用些尖銳的形容詞。
在向毛主席匯報此事時,毛主席說:我們絕不上“兩個中國”的“賊船”,不進聯合國,中國照樣生存,照樣發展。
這之后,1971年8月2日,美國國務卿羅杰斯發表了《關于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的聲明》,說:美國將支持今年秋天聯合國大會上要求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席位的行動。同時,美國將反對任何驅逐“中華民國”的行動,或者以其它方式剝奪它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的行動。任何剝奪中華民國代表權的行動都將在大會上遭到強烈的反對。
針對羅杰斯這個聲明,1971年8月20日中國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聲明》,對尼克松政府在聯合國制造“兩個中國”的舉措進行義正辭嚴的批駁:“美國政府說,‘在處理中國代表權問題時,聯合國應當認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都是存在的,并有應當在規定中國代表權的方式中反映出這一不容爭議的現實。’這真是荒謬絕倫。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兩個中國’,只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國的一個省,在二次大戰后就已歸還祖國。這才是不容爭議的現實。美國用武力侵占中國的臺灣和臺灣海峽,絲毫不能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的神圣主權。只是由于美國的武裝保護,早已被中國人民唾棄的蔣介石集團才得以在臺灣茍延殘喘。二十多年來,美國政府硬把蔣介石集團塞在聯合國里,竊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席位,這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對聯合國的極大嘲弄。”
聲明說:“美國政府明目張膽地要在聯合國制造‘兩個中國’,說什么‘聯合國不應被要求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各自提出的彼此沖突的主張表明立場,以待按照聯合國憲章的要求和平解決此事’。這是對聯合國憲章的肆意歪曲。聯合國憲章所說的和平解決爭端,是指國與國之間的關系而言的。而中國人民和蔣介石集團的關系,則完全是中國的內政。聯合國憲章明確規定,不得干涉‘本質上屬于任何國家內管轄之事件’……必須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之所以被剝奪,是美國政府一手造成的。二十二年前,中國人民推翻了蔣介石集團在中國的反動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聯合國中的中國席位理所當然地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國有不少會員國,曾經發生過政權的更迭,包括國家名稱的改變,但都沒有影響它們在聯合國的席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本來是一個簡單的程序問題。而美國卻玩弄種種手法,橫加阻撓……”
聲明說,“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或類似的荒唐主張,堅決反對‘臺灣地位未定’的謬論,堅決反對‘臺灣獨立’的陰謀。只要在聯合國里出現‘兩個中國’、‘一中一臺’、‘臺灣地位未定’或其他類似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堅決不同聯合國發生任何關系。中國政府的這一嚴正立場是不可動搖的。不管任何人,在任何時候,用任何形式推行‘兩個中國’、‘一中一臺’之類的陰謀,都永遠不可能得逞。必須把蔣介石集團從聯合國及其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必須完全恢復……”
由此可見,那時的中國,決沒有因為已經決定尼克松要來,就軟化了我們自己的立場。
1972年1月3日,基辛格的副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亞歷山大·黑格準將率先遣組來到北京,為尼克松的中國之行做技術安排。黑格此行帶來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重要口信:由于蘇聯企圖繼續包圍中國,美國對中國的生存能力表示懷疑,準備力圖抵消蘇聯對中國的威脅,以維護中國的獨立極其生存能力。還希望通過這次訪問,加強尼克松總統的世界領袖的形象。
毛主席得知黑格的口信后說:“包圍中國!要他們來救我,那怎么得了!頂回去!無非尼克松不來。不來就不來嘛!22年不來了,再等22年。”
毛澤東批準的中方答復說:“我們認為,任何國家決不能靠外力維護其獨立和生存,否則只能成為別人的保護國或殖民地。……事實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一切妄圖孤立、包圍、遏制、顛覆中國的陰謀都只能以可恥的失敗告終。”“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過訪問,加強尼克松總統作為世界領袖的形象。對此我們難以理解。一個人的形象取決于他自己的行動,而不是任何其他國家。我們從不認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領袖。”
當中方把這個答復念給黑格時,黑格非常尷尬地說:“我是個軍人,可能我沒有正確地轉達尼克松總統的意思。”
這就是毛主席對美國的態度。現在一說改革開放,就好像毛澤東時代就是閉關鎖國,固步自封,完全忘了是美國對中國搞封鎖禁運,拒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還禁止和中國做生意。而毛澤東時代外交的主旋律,就是結成廣泛的反美統一戰線,打破美國對我們的封鎖。毛主席也從來沒有關上中美談判的大門,從1956年就在波蘭華沙開始了中美兩國大使級的談判。到了70年代,承認中國、和中國建交的國家越來越多,加上美國在越南的不利局面,中國打破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壟斷世界格局的機遇已經到來,毛主席及時抓住這個機遇,通過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發出信號,歡迎美國總統來中國訪問,以什么身份都可以,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這是多么開放的姿態!結果就有了基辛格的秘密訪華。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絕不拿原則做交易。該反對美國什么,毫不含糊。當年我們有一句很流行的話:我們熱愛和平,但絕不乞求和平。我們愿意和美國交好,但是絕不求著你和我們好。這才是無欲則剛。
對尼克松訪華,全世界的反應都十分強烈。美國新聞處在1972年2月17日有個電報說:“在本選舉年度中(1972年為美國選舉年),正當國內政策的許多問題以及某些對外政策引起爭論的時候,尼克松總統的中國之行受到了美國人民壓倒多數的支持。兩黨所有的政治領袖實際上都和尼克松總統一樣,具有同中國重新建立聯系的愿望。”當時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還通過一項聯合決議,支持尼克松總統的中國之行。決議說:“由于美國總統將在1972年2月21日開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具有歷史意義的訪問,以同那個國家的領導人進行會談,謀求兩國之間較正常的關系,并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由于美國人民對總統使命的成功抱有最大的最誠摯的希望;因此現在由眾議院做出決議(參議院也同意),……規定1972年2月21日星期一為一致支持總統謀求緩和國際緊張局勢與持久正義和平努力的紀念日……”
尼克松總統抵達北京后,迎接他一行的,除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機場仍有很顯眼的反帝標語——當時請示過周總理,是否為了歡迎尼克松而撤下這些標語。總理說不用。尼克松總統到中國后乘坐的都是中國的國產汽車,紅旗和上海。
按照原定計劃,中美雙方將在2月21日下午4點30分舉行全體會談。
下午4時許,美國記者到達人民大會堂外等候。可是到4點30分,周恩來和尼克松都沒有露面。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評論員對此評論說:尼克松遲到了。尼克松平時是嚴格遵守時間的,這次遲到不知是旅途勞頓了呢,還是另外別的原因。還有人猜測說,也許尼克松對機場沒有群眾歡迎的場面感到不滿。
下午5時,中方宣布全體會談推遲至6點開始。
5點55分,白宮發言人齊格勒突然宣布:尼克松總統在到達北京3小時后,與毛澤東主席進行了認真和坦率的會談。毛澤東會見尼克松,是臨時做出的決定。21日下午2點30分,周總理到釣魚臺18號樓找到基辛格,對他說:毛主席馬上要會見尼克松總統。當時基辛格還問總理:今天晚上的祝酒辭是溫和的還是不溫和的?總理說:我待會兒給你看。現在主席等著,要趕緊去。基辛格找到尼克松,一同來到毛主席住處,美方人員隨去的還有洛德。
毛主席見到尼克松后,首先說:昨天你在飛機上給我們出了一個難題,說是我們幾個要吹的問題限于哲學方面。
尼克松說: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讀了主席的詩詞和講話。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學家。
毛澤東:(指基)他是博士。
尼克松: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澤東:(指基)今天主講要請他,博士,哲學博士。
尼克松:他是一位哲學專家。
基辛格:我過去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指定我的學生要讀主席的選集。
毛主席說:“我那些東西算不得什么。”尼克松則稱贊說:“主席的著作感動了全國,改變了世界。”毛主席說:“沒有改變世界,只改變了北京附近幾個地方。”
對尼克松的訪華,毛主席說:我們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說蔣介石委員長,他不贊成。他說我們是“共匪”。
尼克松:蔣介石把主席叫做“共匪“,主席把他叫做什么呢?
周恩來:我們一般叫蔣介石集團,新聞里面有時也叫匪。
毛澤東:那還不是叫匪?彼此叫匪,互相對罵。其實我們跟他做朋友的時間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時間長得多。
對這些話,基辛格后來寫道:“毛澤東是用一種故意顯得很隨便的方式來發表他的主要意見的。”“他巧妙地把臺灣問題放在一個次要的地位,把它當做中國內部的一個不甚重要的爭端;他甚至只字不提美國在臺灣的駐軍問題”。“關于雙方如何對罵開的玩笑”,是“有政治意義的”;“連這也是一種傳話的方式:中國人最終是會找到自己的解決辦法的”(意即不許美國及任何外國干預)。
這就從“哲學”方面闡明了中美關系中的根本問題。
談話從2點40分持續到3點50分。年近80高齡的毛主席當時大病未愈。會見時,醫護人員在附近房間里做好了隨時搶救的準備。后來周總理說:真不容易,70多分鐘,主席一聲都沒咳嗽,忍住了。會見結束后,本來可以按時舉行全體會談,但基辛格又拉著總理商談這次會見的新聞發布問題。
此前半年多時間里,基辛格兩次來北京,商談尼克松訪華事宜。此事除尼克松外,只有基辛格的副手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基辛格的高級助理洛德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級工作人員霍爾德里奇知曉,國務卿羅杰斯沒有參與其事。毛澤東和尼克松會見,基辛格讓洛德參加卻沒有讓國務卿羅杰斯參加,所以會見結束后,基辛格對周總理說:發表消息和照片時千萬不能出現洛德,否則國務院意見就更大了。周總理交代新聞電影制片廠進行技術處理后,又讓有關人員審查一番。
中美兩國最高領導人會晤的消息向外披露后,引起巨大反響。合眾國際社華盛頓2月21日電: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今天說:“我對總統有機會這樣快地會見毛澤東感到意外,但是感到高興。”
法新社紐約2月21日電: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全國廣播公司電視網星期一上午10時中斷了正常的節目,播送尼克松會見毛澤東的電視短片。“中國人和美國人看來都是興致極好,尼克松先生、基辛格先生和周總理在與毛主席的會見完畢離開時都爽朗地大笑。這里的觀察家說,毛主席看來身體非常健康。”
尼克松本人在回憶錄中寫道:“他(毛主席)的思緒顯然像閃電一樣敏捷。”基辛格寫道:“我從沒有遇見過一個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志力。”“他身上發出一種幾乎可以感覺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
會見結束后,尼克松總統安全官泰勒找到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說:今天發生了很意外的情況,我們的總統跟我們失去聯系70多分鐘。我們不擔心總統的安全,我們完全相信中國的保衛措施。不過如果在這個時間里發生戰爭或發生其他的意外情況,總統不了解情況,沒法處理。按照美國的法律,總統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
楊德中說:這是兩國領導人臨時決定的,我也不清楚。
泰勒懇求楊德忠,如果再有這樣的事,希望中方能給他提供一個小板凳坐在門外,以保持他們和總統的聯系。
可見當時美國的姿態有多低,中國在中美外交上又有多主動。
關于聯合國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的歷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首次出席聯大的場景,我們或者遺忘了,或者根本不了解了。不了解這段歷史來任意否定貶低毛澤東,說輕了是無知,說重了是無恥。
前文已經提到1950年蘇聯支持恢復我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的提案被美國打掉的事。自1952年第七屆聯大起,關于“中國代表權問題”,美國不再指使其他國家提出議案,而由美國單獨提出議案。第七屆聯大至第十屆聯大,美國提案的主要措辭是:“延期審議所有關于排除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出席和讓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取得席位的提議。”自第十一屆聯大至第十五屆聯大,美國提案的主要措辭是:“不審議關于排除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或讓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取得席位的任何提議。”在這九年中,美國提案均以多數票獲得聯合國大會通過。值得一提的是,盡管美國操縱第五屆聯大通過了誣蔑中國為對朝鮮的“侵略者”的決議,但在美國關于“中國代表權”的提案中,卻多年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稱謂。
在這9年中,聯合國會員國由60增至99,美國提案雖都以多數票通過,但贊成票1952年為42,1957年為48,1960年又降到42;浮動不大,反對票1952年為7,以后逐年增加,1960年為34,棄權票為22。可見美國操縱聯合國大會把中國排除在聯合國之外是越來越困難了。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我們也不急于進聯合國,就同我們不急于跟美國建交一樣。我們采取這個方針,是為了盡量剝奪美國的政治資本,使它處于沒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們進聯合國,不跟我們建交,那么好吧,你拖的時間越長,欠我們的賬就越多。越拖越沒有道理,在美國國內,在國際輿論上,你就越孤立。”
這期間,中蘇關系分裂惡化,挑頭支持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的,最后是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國家。
1971年7月15日,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18國駐聯合國的代表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吳丹,函中說:“我們奉本國政府之命,謹要求閣下將題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合法權利’的問題作為緊急問題列入第二十六屆大會的議程。按照大會議事規則第二十條,隨函附去解釋性備忘錄和決議草案。”
不久,又有5國參加這一提案,提案國總數為23國。
這個被稱為“兩阿提案”的決議草案全文如下: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合法權利的決議草案
聯合國大會
回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考慮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對于維護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組織根據憲章所必須從事的事業都是必不可少的,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提案所附的“解釋性備忘錄”表達了提案國及贊成這個提案的國家對中國的高度評價,是具有歷史價值的外交文書。備忘錄說:
一、這些提案國的政府認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合法權利的問題,特別是對聯合國組織的前途,比任何時候都更具有切身意義。
二、多年來,這些國家的政府不斷地譴責和反對少數國家政府,對享有威望的中國人民的唯一的真正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所推行的敵對和歧視的政策。
三、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通過有計劃地策劃的陰謀,剝奪了約占人類四分之一人口、是聯合國組織創始會員國和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這個大國的法定的席位。企圖把中國人民的代表權交給蔣介石集團,完全是處心積慮地、荒謬地、危險地和頑固地無視現實。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國際關系方面一貫奉行旨在通過和平途徑解決獨立國家之間可能存在和產生的一切分歧的政策。這一政策最好不過的例證,就是中國作為簽字國,嚴格遵守一九五四年關于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協議和一九六二年關于老撾問題的日內瓦協議。
五、事實已經證明,并且充分證明,中國真誠渴望和平,渴望在尊重獨立和領土完整、不干涉內政、平等、互相尊重以及各國人民有權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等原則的基礎上,同一切國家和平共處。事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關系不斷地發展,越來越多的國家一個接一個地同她建立了外交關系以及其他的關系。中國一貫支持各國人民反對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以便按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行使他們的自決和獨立的權利的斗爭。
六、美利堅合眾國根據對這個國家在國際上的行為制造的虛構的借口和指責,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合法權利,這就違反了憲章的原則和宗旨。我們這些國家的政府能夠駁倒這些指責。應該強調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貫充分地尊重其它國家的獨立和尊嚴。
七、多年以來,某些大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推行的“隔離”政策是不現實的和危險的,因為公認的是,沒有這個國家的參加,任何重大國際問題都不可能得到解決。已經充分證明,在作出重大決定時,把中國這個核大國和宇宙大國排斥在外,而同時又要求她承擔她沒有參與簽訂的協定所規定的義務,是不可能的。同樣,不能一方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作用,而另一方面又否認她在聯合國組織內所占有的合法席位。這種立場在邏輯上和實際上是站不住腳的。
八、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的現實,同把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捏造成所謂的“中華民國”的神話是不相容的。眾所周知,自稱代表中國、被安置在臺灣島的非法當局之所以還能夠殘存下來,那只是因為美國的武裝力量常駐在那里。
九、聯合國組織最基本的利益是立即結束某些人無視一切原則繼續要強加給國際大家庭的這種不能接受的和危險的局面。而且,這種態度所開創的惡劣先例,只能使許多會員國對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前途感到不安。
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和它所屬的以及同它有聯系的一切機構中的合法權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唯一合法代表,對于加強這個組織的威信和影響是絕對迫切需要的。這就要求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它在與聯合國組織有聯系的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拖延這一不可避免的行動只能進一步導致在國際大家庭面前削弱聯合國組織的威信。
為對抗“兩阿”提案,美國伙同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向聯合國提出了“同中國代表權有關”的兩項決議草案。一個是“關于重要問題的決議草案”,即:在聯合國大會“提出的結果將導致剝奪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的任何建議都是憲章第十八所規定的重要問題”,這就需要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另一個是“關于代表權的決議草案”(又稱“雙重代表權”決議草案),主要內容是,既要“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權,并且建議它得到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的席位”;又要“確認中華民國繼續擁有代表權”;并“建議聯合國一切組織和專門機構在決定中國代表權時考慮本決議的條款。”
自1971年10月17日起,第二十六屆聯大開始進行“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的專題辯論。10月24日辯論結束。
為了保住蔣幫在聯合國的席位,美國政府使出渾身解數。據外電報道,尼克松親自向許多國家的首腦寫信;美國駐幾十個國家的使節積極開展“拉票外交”;羅杰斯和布什已和100多個國家的代表談了200多次;美國還用“準備提供援助”或“準備撤銷援助”的辦法對一些國家進行利誘或威脅。8月17日布什已向聯合國秘書長提出美國政府的主張。9月22日美國拋出的兩個提案,形成“雙保險”;同時把美國一國的提案變為多國提案,造成更大聲勢,并可多拉贊成票。美國以為它炮制的兩個提案都會以多數票通過。特別是“雙重代表權”提案有欺騙性。羅杰斯10月4日在聯大的發言說:“美國希望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到大會來”,“我們希望看到它作為安理會的一個常任理事國”,美國只是反對“驅逐中華民國”。他說,“雙重代表權”的方案“符合聯合國要具有普遍性的原則”,“符合現在有兩個政府對中國的領土和人民行使主權的實際情況”。
當時聯合國會員國總數是131。如果不出現棄權票,過半數就是66票。而如果美國的“重要問題”案得到通過,就要三分之二的贊成票才能驅逐“中華民國”。
10月25日晚,聯大在主席、印尼外長馬利克主持下進行表決。1967年印尼關閉駐華大使館,并要中國關閉駐印尼大使館,兩國關系中斷。因此人們認為馬利克不可能偏向中國。
沙特阿拉伯代表提出新提案:“北京回到聯大和安理會的席位,臺灣保留聯合國的席位,直到臺灣居民舉行公民投票來決定究竟是與大陸中國結成聯邦還是成為一個獨立國為止。”
沙特阿拉伯提議,這些新提案需要各國代表考慮,所有關于中國代表權的提案都推遲表決。
發言贊成推遲表決的有日本、菲律賓,發言反對的有敘利亞、南斯拉夫、巴基斯坦。
經唱名表決,聯大以56票反對、53票贊成、19票棄權、3國缺席(不丹、馬爾代夫、阿曼)否決了沙特的這個推遲表決的提議。“美國受到程序上的嚴重挫折。”
沙特阿拉伯又要求對其修正案的前兩部分進行表決,結果都只有2票贊成被否決。
這時,美國代表要求首先表決“重要問題案”,大會以61票贊成、53票反對、15票棄權,使美國的這個提案獲得先議權。美國代表“興奮起來”。
此時,17個代表要求發言,解釋對行將表決的三項議案的態度。外電報道說,“支持中國派魄力非常巨大,一個一個地登臺,徹底譴責了將中國排斥在聯合國之外的不合理和不正當。比起企圖用手續方式取勝的美、日派,這一方是單純明快,以理取勝。”
大會主席將美國的“重要問題案”進行唱名表決,結果是59票反對、55票贊成、15票棄權被否決。外電報道說,“當電子統計牌上出現表決結果,表明美國的建議被擊敗時,大廳里立即沸騰起來”,而美、日代表則“沉默不語”,“表情堅若石頭”。“這是聯合國成立以來,美國遭到的最慘重的失敗。”蔣幫“外交部長”周書楷走上講臺,宣布“中華民國”決定退出聯合國,率領他手下一幫人離開會場。
馬利克主席將“兩阿”等23國提案交大會唱名表決。美國代表跑上講臺,要求刪去該提案中“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一段。在許多代表們的反對聲中,馬利克主席裁決美國代表的這一要求不符合議事規則,表決繼續進行。
外電報道說:“在會場正面上方兩側,有表示投票顏色的電子統計牌。燈光按照副主席斯塔夫羅波爾斯的點名而挨次閃亮,贊成為藍,反對為紅,棄權為黃的燈光。”“代表們在點名過程中應答時,大廳里氣氛緊張,當藍色的燈光頻頻出現,表明23國提案將被通過時,氣氛活躍。”“25日晚11點20分,電子統計牌顯示,23國提案有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3票缺席。支持中國的代表們全部起立,高舉雙手用各國語言向會場四周歡呼:‘我們勝利了’,‘中國萬歲’”。 “擠得滿滿的會議廳中發出了長時間的掌聲”。“聯合國代表們今晚擊敗了美國為保住臺灣在聯合國的席位而做出的努力,從而為北京進入聯合國鋪平了道路。他們在走廊里高聲歡笑、歌唱、歡呼、拍桌子。”“馬利克主席宣布表決結果,并說他將立即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又響起了一陣波濤般的掌聲。”
由于“兩阿”提案被通過,美、日炮制的“雙重代表權案”成了廢案。
美國首席代表布什在表決后發表談話說:“任何人都不能回避這樣一個事實——雖然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剛剛投票的結果實際上確實代表了大多數聯合國會員國的看法。”
在匆忙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周書楷的助手向記者散發了用打字機打的一項很長的聲明,這表明他們本來就作了表決結果對他們不利的準備。事情終于結束了。周書楷自稱舒了一口氣。他說:‘這是卸下了我們肩上的一個包袱。它是二十一年來一直套在我們脖子上的一塊大磨石。’”
得知這個消息后,周總理召集有關人員緊急開會研究,在向毛主席匯報時說:我們剛才開過會,都認為這次聯大解決得干脆、徹底,沒有留下后遺癥。只是我們毫無準備,特別是安理會比較麻煩,現在就參加,不符合主席“不打無準備之仗”的教導。我臨時想了個主意,讓熊向暉帶幾個人先去聯合國,作為先遣人員,就地了解情況,進行準備。
毛主席說:那倒不必嘍。聯合國秘書長不是來了電報嗎?我們就派代表團去。(主席指指喬冠華)讓喬老爺當團長,熊向暉當代表,開完會就回來,還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誰參加安理會,你們再研究。
主席以他特有的口吻說:今年有兩大勝利,一個是林彪,一個是聯合國。這兩大勝利,我都沒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覺察,就是沒有想到他跑外國,更沒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飛機,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對聯合國,我的護士長(吳旭君)是專家。她對阿爾巴尼亞那些國家的提案有研究。這些日子她常常對我說:聯合國能通過;我說:通不過;她說:能;我說:不能。你們看,還是她說對了。主席風趣地說:我對美國的那根指揮棒,還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在大家的歡笑聲中,主席拿起外交部國際司填寫的聯大對阿爾巴尼亞等國提案表決情況,一面看,一面說: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加拿大、意大利,都當了“紅衛兵”,造美國的反,在聯合國投我們的票。葡萄牙也當了“紅衛兵”。歐洲國家當中,只有馬耳他投反對票,希臘、盧森堡和弗朗哥的西班牙投棄權票。除了這4國,統統投贊成票。投贊成票的,亞洲國家19個,非洲國家26個,拉丁美洲是美國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們建交,這次居然有7個國家投我們的票。美國的“后院”起火,這可是一件大事。131個會員國,贊成票一共76,17票棄權,反對票只有35。表決結果一宣布,唱歌呀,歡呼呀,還有人拍桌子。那么多國家歡迎我們,再不派代表團,那就沒有道理了。不高興的人也有,“蔣委員長”就是頭一個。美國國務院說要發表聲明,還沒有看到,不過是一篇“吊喪文”。
主席說:毫無準備怎么辦?我講過,不打無準備之仗。我也講過,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現在請總理掛帥,抓緊準備。最重要的是準備在聯合國大會的第一篇發言。
他說:1950年,我們還是“花果山時代”,你(指喬冠華)跟伍修權去了趟聯合國。伍修權在安理會講話,題目叫做《控訴美國武裝侵略中國領土臺灣》。控訴就是告狀,告“玉皇大帝”的狀。那個時候“玉皇大帝”神氣十足,不把我們放在眼里。現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臨花果山了。這次你們去,不是去告狀,是去伸張正義,長世界人民的志氣,滅超級大國的威風。給反對外來干涉、侵略、控制的國家吶喊聲援。第一篇發言就要講出這個氣概。
接著主席談了這篇發言應包括的內容。他說:第一,要算賬,這么多年不讓我們進聯合國,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氣。主要是美國,其次是日本,要點他們的名,不點不行。對提案國要一一列舉。第二,要講講聯合國成立以來世界形勢的變化。就是這次同基辛格談公報講的,“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要講點歷史,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1789年法國大革命,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都是偉大的,但是都沒有1945年以來這樣大的規模。要講講中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國家獨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這不是吹牛,是事實。目的是給世界人民鼓勁。美國必須從臺灣撤走它的武裝力量,不論是誰,要把臺灣從中國分割出去,都是癡心妄想。第三,要講講我們對國際問題的基本態度。這次同基辛格談公報的許多話可以用。我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正義斗爭。各國人民的斗爭都是互相支持的。要宣傳五項原則,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中國屬于第三世界,永遠不做超級大國,反對大國欺侮小國,強國欺侮弱國,不許任何國家操縱聯合國。還要講些什么,請總理考慮。總而言之,要旗幟鮮明,“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做文章就要“勢如破竹”,才能說服人。
主席引三國時曹操對自己手下大將的教誨說,“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當有怯弱時”,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點和不足,有打敗仗的可能。……你們去聯合國,困難很多,要“以勇為本”,更要注意“為將當有怯弱時”。代表團團長就是“將”,不要被勝利沖昏頭腦。送你們兩句話,一句是我寫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一句是田家英幫我寫的:“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
主席說:我們在聯合國的方針是“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23個提案國是我們的患難之交,要同他們講團結。其他投票贊成我們的53個國家也要團結。對投棄權票的17個國家要正確對待。在美國那樣大的壓力下,他們不支持美國,用棄權的辦法對我們表示同情,應當感謝他們。投反對票的35個國家不是鐵板一塊,也要做工作。團結是有原則的團結,原則就是我們對國際問題的基本立場。我們當前的口號是:維護各國的獨立和主權,維護國際和平,促進人類進步。用這個口號團結大多數。
毛主席說:在聯合國要搞統一戰線。這是國際統一戰線,和國內統一戰線有同、有不同。根本區別是,國內統一戰線是不同階級的統一戰線,無產階級必須掌握領導權;國際統一戰線是不同國家的統一戰線,沒有誰領導誰的問題。大小國家一律平等,誰也不應該領導誰,誰也不應該聽誰的領導。過去我們說以蘇聯為首,因為它是老大哥,為了對付帝國主義,必要的時候讓它牽個頭,開會的時候讓它當主席。但是它要掌握領導權,搞父子黨,父子國,這就完全錯誤了。美國總是要別的國家聽它的,這就是搞霸權主義。霸權主義應該被打倒。所以,搞國際統一戰線就要平等協商,絕對不能以大國自居,頤指氣使,絕對不能干涉人家內政,絕對不能有領導人家的想法。
1971年11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出席了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六屆會議的全體會議,受到極其熱烈的歡迎。據新華社聯合國11月15日電:“會議在當地時間十時半開始。當喬冠華團長、黃華副團長和代表團代表符浩、熊向暉、陳楚進入會場,在中國的席位就座時,許多友好國家的代表立即前來向他們表示祝賀和歡迎。大會主席馬利克首先致歡迎詞。”
馬利克說:“今天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第一次在聯合國大會就座。作為大會主席,我很高興地歡迎這個代表團。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開始參加世界這個主要的政府間組織的工作。毫無疑問,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工作,聯合國的工作成效將得到加強。”
“馬利克致詞后,許多國家的代表相繼走上講臺致詞歡迎中國代表團。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繼續開會,一直開到當地時間六時四十分,歷時約六個小時。有的代表已準備了發言稿,但由于時間不夠而未能發言。許多代表的歡迎詞熱情洋溢,表達了對中國人民的信任、鼓勵和兄弟般的情誼。不少代表在發言中贊揚了毛澤東對中國人民的革命和事業的領導。”“在整個會議過程中,始終洋溢著一片對中國友好的氣氛。”
當天共有57個國家的代表(包括美國、日本、蘇聯)在會上致了歡迎詞,匈牙利的代表用中文發言。有的代表已準備了發言稿,由于時間不夠而未能發言。這里是6個國家代表的發言片段:
科威特的代表說:“10月25日的夜晚發生了在聯合國和國際大家庭的史冊上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聯合國大會終于決定糾正了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錯誤。”“沒有中國的參加,聯合國就是徒有虛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將使新時代的人類的前途變得燦爛。”
法國代表說:“中國在我們當中就座了屬于她的席位,不公正和荒謬的狀況終于結束了。”“我們歡迎這個十分偉大的國家和這個十分偉大的人民。”“我們由于中國的文明、歷史、勇敢、尊嚴和她正在進行的巨大努力而對她表示歡迎。”
阿爾巴尼亞代表說:“世界上所有的進步人民都凝視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她是各國人民自由和獨立事業的最強大的保衛者,是各國人民主權的最強大的保衛者。偉大的人民中國在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她已成為社會主義與和平的堅強不屈的堡壘,成為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霸權計劃的不可逾越的障礙。”
贊比亞代表說:“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入席是一個具有偉大的政治和歷史意義的時刻。”“它標志著過去舊的、過時的政治的結束,標志著一個新的現實主義和充滿希望的時代的開始。”“從此以后,聯合國是一個新的組織了,它再也不是原來的那個組織了。”
坦桑尼亞代表說:“我欽佩中國人民,欽佩他們為爭取自己的尊嚴和獨立而進行的英勇斗爭,欽佩他們對全世界解放斗爭的堅決支持。我們還對他們在自己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令人鼓舞的領導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努力所已經取得的和正在繼續取得的驚人進步表示敬意。”“我們特別高興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她在這個組織中的合法地位,因為我們相信,聯合國把這個國家看成一個支持各國人民的自決與獨立權利,反對形形色色的壓迫和不公正的十分可貴的成員國。”
智利代表說:“智利從一個不結盟國家的立場出發,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致敬。”“在中國已不再有什么苦力、官僚,萬能的外國剝削者已經完蛋了。今天,一個由尊嚴的、鞏固團結的、充滿信心和革命活力的自由人們組成的民族出現了。”“中國從落后、破壞、饑荒、水災和瘟疫的廢墟上站起來,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農業和歷史、教育和公共衛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還有在使集體和個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進展。”“我們向新中國的領袖毛澤東致敬——毛澤東是長征的革命斗士,是思想家、詩人,他鼓舞和經常指導他的人民,把知識變為主觀的經驗,并使這種經驗同持久的革命態度融合起來。”“在毛澤東看來,帝國主義有兩重性。它既是鐵老虎,又是紙老虎。智利像其他小的附屬國一樣,正在為爭取完全的主權、收回自己的天然資源和實行自決而斗爭。但是它正在同一個恫嚇、威逼和妨礙它的強有力的鐵老虎進行斗爭。”“我們相信帝國主義將被推翻”,“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歡迎的時候,我們希望十分坦率地強調她在歷史的心目中擔負的巨大責任。”他還用西班牙語朗誦了毛主席的詞《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
在各國代表致歡迎詞以后,喬冠華在長時間的掌聲和歡呼聲中,登上聯合國大會講壇,宣讀了毛主席授意、周總理審定的講話。
《紐約時報》刊登了喬冠華講話的全文。路透社報道說:“這篇講話使許多外交官感到震動。第三世界的代表們熱烈鼓掌。美國代表和蘇聯代表臉色陰沉。”法新社評稱:“喬的嚴厲的講話使人毫不懷疑,無論是人民中國進入這個世界組織,還是尼克松總統即將對中國的訪問,都不會使北京改變它在重大問題上的政策。”德新社評稱:“在國際講壇上非常少有的這種坦率和誠實的發言,表明了北京對聯合國的政策以及對外政策意圖的輪廓,表明了人民中國將使自己成為中小國家的喉舌和支持者。”共同社評稱:“這一展示基本方針的演說,是不折不扣的在聯合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演說之一,它的意義和反應將迅速波及地球上的一切地區。這篇演說闡明了以毛澤東思想為基礎的中國國際政策,坦率地表明了中國的原則性立場,明確地表示了中國作為中小國家的代表對超級大國壟斷聯合國的局面進行挑戰的姿態。”
對于毛主席這樣一位領導中國人民在國際上站起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領袖,我們有什么資格,有什么道理把他貶低得一無是處?
小時候讀韓愈的詩句,“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當時很不理解。不理解的是,李白杜甫那樣偉大的詩人,其詩壇地位已經得到后世承認的人,怎么還會有人故意謗傷呢?
這三十多年看到不斷有人在妖魔化、否定、詆毀毛主席,對韓愈的詩反而有些理解了。
不能接受,不能承認,不能尊重有大功于我們民族的偉大人物,這好像也是中國歷朝歷代都不能幸免的一種歷史現象。如果說我們這個偉大的中華民族有什么劣根性,這恐怕是最大的一個劣根性了。難怪將近80年前郁達夫在《懷魯迅》這篇文章中感慨:“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人物出現而不知崇敬愛戴的國家,則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我希望我們中華民族的子孫后代,能夠不斷克服我們民族的這種劣根性,尊敬愛戴我們民族的偉大人物而不是肆意貶低和詆毀。這種努力,應該從正確認識理解毛澤東,承認并尊敬他的偉大開始。毛澤東是有大功于我們國家,我們民族的,不承認這一點,否認他的功績,否認他的偉大,我們不僅有愧于先人,我們這個民族也無法真正強大。所以,我們應該永遠懷念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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