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暉：胡宗南從未到倫敦見我　　

注：熊向暉是我們最敬仰的英雄人物之一。他在國民黨精銳軍隊、英國、秘密接待基辛格、美國和墨西哥的傳奇一生，展示了毛澤東、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共優秀黨員堅持永恒信念，在情報戰線出神入化的形象。2005年9月10日，熊向暉在北京醫院辭世。在他逝世四周年前夕，謹發表筆者與熊向暉對談錄，以及熊生前未發表的一篇文章，相信讀者會對中共“潛伏”先驅們有更深的認識。　　

2005年春夏之交，筆者到北京醫院高干住院區探視熊前輩。他所住房間近似于普通的三星級酒店房間，有一個四川籍的男護工幫他推輪椅和負責其他照料，護工的妻子則在熊家做家庭工。那天熊需外出了，熊向暉這個女兒是新華社資深記者，一手好文筆。與多年前見熊伯伯比，他變胖了，膚色稍白了。中共情報機構內高層熟人間喜歡私下稱“XX子”，例如羅青長（騾子）、馬次晴（馬子）、毛誠（毛子），熊向暉膚色稍黑，就被嬉稱“黑子”。　　

問：隱蔽戰線內外多年來盛傳，您在60年代初到倫敦中國駐英使館任臨時代辦，您的“老長官”胡宗南還到倫敦要見你?　　

熊答：時間就不對嘛！我是在胡宗南在臺去世后才去英國工作的。　　

問：你的回憶錄“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1991年首版）發表后廣受歡迎。臺灣的《傳記文學》也令全文刊登。臺灣很多人都知道您的名字，并有相當正面評價，說您太神奇了。　　

熊答：部里頭（中央調查部、國家安全部）也有人議論說我們這種單位的人發表這些東西不妥。我當時是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之約，書是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實際上，我只寫到1949年11月為止。建國以后的工作完全沒有提及，不存在泄密或其他什么問題，十幾年前，西安電影制片廠要以我的書為腳本拍電影，我沒有同意。　　

問：是否臺灣一些人過去這些年有來看望您？　　

熊答：《傳記文學》社每個月都把月刊寄到我家里。也有一些退休的國民黨軍政官員到北京看我，包括一些脫黨跑去臺灣的人，這些人以前都認識。他們那邊八七年就開放人過來了，探親訪友。　　

問：這會不會影響您？　　

熊答：他們（臺灣訪客）能對我怎么樣？機關這邊都了解情況。　　

問：您現在的待遇還好吧？知道你一會還要去做一些輕微的身體鍛煉。　　

熊答：機關現在有三個正部級也住這里，或每周來看看醫生。凌云（首位國家安全部長）一個，羅青長（最后一任中央調查部長）一個，還有我。但他倆待遇有一點比我好，即他們每年可外出走走一次，公家全部報銷。我外出則沒此待遇，我去年去了山東一次，我在那里出生的。今年底準備去上海，坐火車去，以前上海部的一個同志安排接待。　　

問：調查部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從1955年到1985年那30年有輝煌業績和優秀人才，總理說，調查部爭取了一個總統（李宗仁），公安部改造了一個皇帝（溥儀）。這么必不可缺的部門怎么一夜之間就消失了？聽說被公安部為主的人合并了過去變成國家安全部了？　　

熊答：我離休之前已去了中信（黨委書記），榮毅仁那時是中信的董事長。　　

熊向暉（未公開發表的文章）:　　

李克農同志與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　　

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成立后首次參加的重大國際會議，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對這次會議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和所作的巨大貢獻，已經載入史冊。從會前到會后，李克農同志協助周總理做了大量工作。現據當時的筆記和記憶所及，寫出幾件使我深受教育的事，作為對克農同志九十誕辰的紀念。

一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蘇、美、法、英四國外長在柏林達成協議：由蘇、美、法、英何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他有關國家的代表，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起在日內瓦開會，分別討論朝鮮問題好印度支那問題。

根據四國外長的協議，二月二十六日蘇聯政府邀請中國政府派出全權代表屆時赴會。中央立即決定由周恩來總理以外長身份率團參加。二月二十八日總理批示：關于代表團人選，“告李（克農）副部長先行討論，三月二日上午提出名單”；關于代表團的工作人員，“請李副部長決定”；關于會議對策、編印資料、業務分工等，“請李提出方案”。經常事必躬親的周總理，作了這樣的批示，足見他對克農同志的信賴和依恃。

三月二日上午，克農同志函報周總理，建議由周總理任首席代表，由張聞天、王稼祥及外交部一位副部長任代表，由王炳南任秘書長。克農同志在報告中提出：“我請求不參加。因：（1）情報部門三個部今年計劃剛通過，需貫徹實施。······（2）我無國際知識，又不懂外文。（3）身體不健康。”

周總理接受了克農同志的建議，但不同意他“不參加”的“請求”，把克農同志列為代表之一，于三月二日晚經中央書記處確定。書記處原則通過了周恩來參照李克農的建議提出日內瓦會議準備工作領導小組，由克農同志抓總。

周總理傳達了中央討論的精神，主要是：（一）對這次會議持積極態度，力爭在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上達成一些協議，促進國際形勢的緩和。（二）借參加會議的機會，擴大我國的國際影響；發展同外國的經濟貿易和交通往來，打破美帝對我們的封鎖禁運，相機改進同英國和西歐一些國家的關系。（三）為了適應上述要求，并在實踐中培養鍛煉外事干部，代表團可以多派一些人，包括經貿干部和記者，但不需要的人不去。周總理重申，工作人員和記者人選由克農同志全權決定。

二　　

從三月三日起，克農同志全力投入會議的準備工作。他同國內三十九個單位聯系，選派工作人員一百三十二人，記者團二十九人。除我駐瑞士使館全力以赴外，還請我駐蘇聯等六個國家使館抽調人員，人數最多時達一百八十二人。克農同志為了讓周總理集中精力考慮大事，根據授權，親自審定隨行人員。只是對隨行的公安系統人員，克農同志請羅瑞卿部長直接上報周總理。羅瑞卿部長按“警衛”、“偵保”、“（食品）化驗”、“司機”、“廚師”、“醫生”等向總理提出了具體名單。其中，警衛人員包括總理的警衛秘書、衛士，也包括克農同志的警衛員李連水。醫生是黃樹則和周尚玨（總理的保健醫生）。

關于醫護人員，克農同志本來讓傅連暲同志向他本人提出人選。但傅直接報告了周總理，建議配備醫生、護士各二人，“醫生除黃樹則外，另派史書翰。因史隨李克農同志在朝鮮將近兩年，工作認真小心，對克農身體甚為熟悉。”這一報告和羅瑞卿的報告是同一天送給總理的，總理先接到羅瑞卿的報告并批示：“送克農同志審議，我意偵保、化驗可以不要”。后總理接到傅連暲的報告又批示：“同意醫生去黃樹則、史書翰二同志，護士絕對不要。送李克農同志辦。”克農同志為了保證總理的健康和安全，運用總理授予他的人事決定權，確定偵保、化驗人員照去，而把史書翰換成總理的保健醫生周尚玨。克農同志曾在名單中刪去他的警衛員，后經有關同志力勸方休。但由于總理堅持，偌大的代表團未帶一名護士。

黃樹則受命后，于四月五日分別函報楊尚昆、傅連暲同志，內稱：“李克農同志多年來患肺氣腫癥，并時常發生氣喘及左胸心前區疼痛。他前晚感冒發燒，在熱度較高時均有明顯的心前區疼痛。”并稱，克農同志在長途飛行中可能猝發心臟病，而他沒有在飛機上搶救的經驗。因此建議派蘇聯大夫一人陪同。對此，克農同志堅決不同意。他說：“死不了，讓李連水去，就夠照顧我的了。”

三　　

按照總理的意圖，李克農同志抱病領導我代表團的各項準備工作，充分體現了他的認真負責、一絲不茍、周到細致、雷厲風行的一貫作風。這里僅舉一例：

（一）對會議所要討論的及代表團可能涉及的政治性問題，設想各種情況，分別擬出詳細的預案，報送總理審定。總理還委托克農同志先期秘密來京的朝鮮外務相南日協商關于解決朝鮮問題的意見。此外，克農同志領導有關同志就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擬出二十九篇發言稿。這些發言稿在會議期間雖然沒有完全用上，但為總理臨時現場發揮提供了依據。

（二）克農同志組織外交部、對外聯絡部、軍委聯絡部、外貿部等十個單位編寫有關資料，如：朝鮮問題、印度支那問題、中國的基本情況和內外政策等，共十二大本，一千七百多萬字。這些資料對我代表團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些資料提供給蘇聯、朝鮮、越南代表團，他們認為很有幫助。

（三）從三月三日開始到三月中旬，只十幾天時間，代表團的工作人員和隨行記者絕大部分已集中到北京，分別編組，進行培訓。沒人都按照各自的分工，熟悉情況，學習方針政策。克農同志指定專人向全體人員介紹外交禮儀，介紹瑞士情況，包括有關法令和風俗習慣等。克農同志還親自作了應該注意的問題及保衛保密的報告。在克農同志領導下，培訓工作十分嚴格，譯員、機要員、打字員、速記員等都進行了測試，還請一些老同志分別介紹經驗。沒出過國的司機也事先學習了有關常識。克農同志還注意吸收外交部顧問、專家們的有益意見。如原國民黨外交起義人員劉澤榮等提出的關于全權代表證書的格式及代表團應設對外發言人等。克農同志還組織代表團發言人黃華、隨行記者及當時常住北京的外國友好記者貝卻敵等，多次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模擬演習。

（四）克農同志指示我駐瑞士使館為總理及外表團主要成員預租一座別墅，為一般人員預租旅館，并安裝了日內瓦至國內的電傳打字機，保證通訊聯絡迅速、安全、節約。會議期間，從國內運往日內瓦的物資達十五噸。克農同志還親自審定了工作制度、保密制度、會計制度、駐地生活制度等。

這些準備工作是從三月三日到四月十九日這一短時間內完成的。

                                  四　　

周總理及代表團主要成員于四月二十日離開北京，夜宿新西伯利亞，次日下午到達莫斯科。總理與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又進行了商談，四月二十四日下午抵達日內瓦。我們隨即廣為散發事前印就的周恩來的中文和英文的書面簡歷。這一簡歷則是由克農同志主持草擬后，未經總理逕報中央審定的，內容長達五頁半，第一段是：

“周恩來，生于一八九八年，中國杰出的政治活動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中國共產黨杰出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毛澤東的最親密的戰友之一。”

克農同志認為：宣傳周恩來就是宣傳新中國。據我所知，此前尚未用過“最親密的戰友”這種提法。這表明了當時毛主席、黨中央對周恩來的評價，也反映了克農同志對周總理的敬重和濃厚的階級感情。

四月二十六日日內瓦會議開始，首先討論朝鮮問題，會議從四月二十六日到六月十五日，全體會議十五次，限制性會議一次。印度支那問題會議從五月八日開始到七月二十一日，全體會議八次，限制性會議二十四次。每次會議平均四個小時。克農同志除參加這些會議外，還要和有關代表團進行會外接觸（宴請、商談等）。這已經夠累的了，但他自比“毛驢子”，仍要多“馱”一些。當時印度沒有能夠參加日內瓦會議，尼赫魯派他的親信梅農到日內瓦活動，梅農常到我代表團來，一坐就是幾小時。為了不干擾周總理和其他代表，克農同志往往自己出面與之周旋。

六月二十日至七月十二日，與會各國首席代表休會，周總理先后訪問印度、緬甸，并與胡志明會談。張聞天、王稼祥也離開日內瓦。在此期間，總理委托克農同志主持代表團的工作，并協助越南代表與法國代表商談印度支那問題。

代表團秘書長兼支部書記王炳南除日常工作外，還要參加中美會談，忙不過來。克農同志主動多做工作。如：

（一）當時有許多國家（主要是法國）的人民團體拜訪中國代表團，先后來訪的各國人民團體有五百零五個，共三千八百多人，克農同志組織有關同志接待他們，并對聯合國秘書處派出的工作人員做工作。這些都產生很好的影響。

（二）會議期間，“環境保衛”主要靠瑞士，內部警衛主要靠自己。克農同志提出：專業人員與一般人員相結合。代表團每個工作人員都要作總理的保衛工作。總理和代表團主要成員所住的別墅，保密困難，為防竊聽。克農同志指人利用別墅的馬廄搞了一個內部會議室，這是人們料想不到的。

（三）克農同志經常檢查代表團的黨的工作，了解工作人員的思想、情緒，分別征求大家的意見和建議，適當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他還注意工作人員的文娛生活，曾放映過卓別林主演的幾部“寓教于樂”的電影。

（四）克農同志貫徹執行周總理“勤儉辦外交”的指示。代表團的預算為舊人民幣三百二十七億元，實際支出二百二十九億元（舊人民幣一萬元折合新人民幣一元）。

                                      五　　

會議期間，重大問題都由總理親自擬電向中央報告請示，一般的公開情況則由隨行記者發回新聞，但克農同志認為不夠，他用自己的名義編寫《每日簡報》，電告外交部并抄送中央領導同志和有關部門，深受好評。其內容，主要是各代表團及外國輿論對周總理和我代表團的反應，對外接觸中了解到的重要情況，以及具有史料價值的珍聞。這里只舉一例：

四月三十日，莫洛托夫宴請周總理和英國外相艾登，這是中英兩國外長第一次直接接觸。克農同志向譯員了解情況后，與五月一日電發了第三號《每日簡報》。要點是：

艾登：聯合王國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愿意承認聯合王國。　　

總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愿意承認聯合王國，而是聯合王國在聯合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艾登：不知周恩來先生是否愿意指定一人，由我們的杜威廉先生和他聯系。　　

總理：我們的西歐司司長宦鄉就在這里，他過去常和杜威廉先生接觸。　　

艾登：那好極了，我是特意把杜威廉從北京調來的，看來我們是想到一塊去了。　　

艾登（指著桌子上的水果）：什么水果都有，就是沒有菠蘿。　　

莫洛托夫：但是中國有，中國是極其富有的國家，艾登先生應該到中國去一次。　　

總理：歡迎艾登先生到中國訪問。　　

艾登：我非常愿意。我想告訴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和我同伍的一個軍官叫哈蒙，他在戰爭中犧牲了。上星期他的弟弟給我一封信，要我信任周恩來先生的每一句話。他說他熟悉周恩來先生。　　

莫洛托夫：美國行事特別沖動，應該應該施加影響，你們有共同語言。　　

艾登：一個劇作家曾說，英國和美國除語言共同外，別無共同之處。　　

這樣的《每日簡報》十分生動，說明很多問題，引起高度重視。

                                 六　　

李克農同志從他的辦公室和軍聯部（調查部前身）調派五個干部去日內瓦。他指定鐘永驥為總理別墅辦公室副主任，林風參加越南組，丁升烈參加朝鮮組，王平為《大公報》記者，讓我作為代表團的新聞聯絡官。

到日內瓦后，總理指示成立新聞辦公室，要我擔任主任。主要任務是：（一）協助發言人組織新聞發布會，（二）接待來訪記者。總理規定，除新聞發布會外，外國記者同中國代表團接觸，一律通過新聞辦公室。總理對接待外國記者的工作，作了五條原則指示：（一）來者不拒，區別對待；（二）謹慎而不拘謹，保密而不神秘，主動而不盲動；（三）記者提問，不要濫用“無可奉告”，凡是已經決定的，已經公布的，經過授權的事，都可以講，但要言簡意賅；（四）對于挑釁，據理反駁，但不要疾言厲色；（五）接待中，要有問有答，有意識地了解情況，有選擇有重點地結交朋友。

我找到克農同志，要求只做具體工作，另請別人當主任。克農同志說：“還沒有上陣，你就打退堂鼓?”我說，我水平低，沒有經驗。克農同志說：“你好像是謙虛，實際是怕，怕那些資產階級記者。堂堂的中國共產黨員，還怕他們？不許推三阻四。”克農同志教導我說：總理的五條指示，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用宣傳換情報”，講出去的是宣傳，套過來的就是情報。宣傳不象宣傳，做情報不象談情報。他還對“來者不拒，區別對待”作了闡發，要我著重接待有情報可挖的政治、外交記者、專欄作家以及具有中央委員身份的法共《人道報》、意共《團結報》、英共《工人日報》的記者。一般“報屁股”記者則由新聞辦公室其他同志接待。他指示我，和記者交談不要人翻譯。他說，好比兩人談戀愛，中間插一個人，那就談不好了。

克農同志的這些話，對我啟發很大。但我還要求他再教我一些，克農同志“火”了，他說，你問我，我問誰？你又不是笨蛋，你有不是不知道我們情報工作的基本做法，你長著腦袋，自己動動腦筋嘛！

在同記者接觸中了解的情況，我都及時書面報告克農同志，由他核轉總理，有些還電告國內。若有幾天不送材料，他就催詢。有時他認為所送材料價值不大，就發脾氣，說：“不要拿這種破爛貨充數。”這雖然有點“強迫命令”的味道，但也有好處，逼著你想辦法。在接觸中發現，一些資產階級記者也不滿美帝的侵略、戰爭政策，對某些國際問題的看法和我們相近，可以由此逐步深交、深談，逃去情報。后來我又向克農同志建議，老師介紹中國的情況和內外政策，記者已不敢興趣，總要給人家一點東西。克農同志接受了這一建議，在發言人舉行新聞發布會之前，讓我先將一些有關情況透露給能提供重要情況的記者。總理在別墅會見卓別林夫婦時的照片，克農同志在新華社發表之前，交給我送幾位深交的記者。這仍然是“宣傳換情報”，而且效果很好。

代表團回國后，克農同志告訴劉少文同志，讓軍聯部通報處李壯、陳峰對在日內瓦會議期間通過外國記者獲得的情報材料做了評價。評價稱：“所反映的情況，大都時間性很強，緊密地結合了當時的外交斗爭。材料來源可靠而且重要······。這些材料不僅對于當時我們在日內瓦了解敵人的政策、意圖有直接作用，而且有的對今后研究敵人的對外政策仍有較高的參考價值。”這是克農同志親自領導、督促下取得的成果，證明克農同志經常強調的“廣泛交友、重點深交”、“政治基礎為主”、“公開產生秘密”等原則是行之有效的。

                              七　　

在日內瓦會議期間，總理常在晚上召開代表團各單位主管參加的匯報會，在一次匯報會上，雷任民報告說，英國工商界邀我派貿易代表團訪英。對此，總經理指示，可以同意，但現在保密。待中國批準中英兩國交換代辦后即行宣布，使我貿易代表團作為開路先鋒，打頭炮。

隔了一天，英國《工人日報》頭版頭條大字標題報道中國貿易代表團將訪英。總理看到后非常生氣，指定克農同志在兩天內查清是誰泄露的。克農同志找到我。我說，我沒有對任何人講。我知道《工人日報》派來的記者的住處，派人去問，就可以弄清楚。克農同志報告了總理。總理不同意。總理說，新聞記者都要保護自己的新聞來源，這件事自己查不清楚去問人家，在兄弟黨記者面前丟中國人的臉。

總理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但卻使我被認為是唯一可能的泄密者。因為：（一）新聞辦公室只我一人參加匯報會；（二）《工人日報》記者由我直接聯系；（三）我被授權可以單獨接觸記者，不需翻譯。于是克農同志又找我說，你工作忙，接觸人多，有時難免說漏了嘴，自己忘了，現在再仔細想想，承認了，吸取教訓。如果隱瞞，就變成另外性質的問題。我有口難辨，又召集新聞辦公室四位工作人員開會。我說，我確實沒有講，你們誰講了，我承擔責任。四位人員都說不知此事，周湘浦還借機批評我，并說我提出向《工人日報》記者進行了解是耍花招，明知他是不會說的。我說，千錯萬錯，是中國代表團出的錯，有錯總要有人承擔，于是我向克農表示承擔這一泄密事件的責任。克農同志報告總理，總理批評了我，并通報全團吸取教訓。此后一段時期，我同外人接觸就要翻譯在場。

中英交換待辦事經中央批準，我貿易代表團已洽辦赴英簽證。貝卻敵來找我，他說，中國貿易代表團即將訪英，是件大事。我說，這已不是什么秘密，英國《工人日報》早登了，不知是從哪里得到的消息。貝說，是他提供的。我問，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說，是周湘浦告訴他的。

我讓翻譯李肇基作了詳細記錄，直接給克農同志。克農同志看后問，周湘浦是什么人？我說，是外交部新聞司的科長。克農同志馬上把新聞司司長龔澎找來看那個記錄。龔澎說，老熊沒有講，為什么承擔責任？克農同志說；“都懷疑他，連我都懷疑他，他不承認責任行嗎？誰叫他是情報干部！情報干部就是受氣不說，有苦不叫，功則歸人，過則歸己。”克農同志讓鐘永驥拿一瓶老茅臺酒和一包拼盤給我，他說：“回旅館去，喝，喝完了睡覺。”我感動的流淚。總理知道后，要克農同志通報全團澄清。總理并指示：周湘浦品質很壞，不能再留在外交戰線。

一九六一年中央決定我接替宦鄉任駐英代辦。我曾去看克農同志。他說：“好啊，英國這個碼頭很重要。”我提及周湘浦在駐英代辦處當二秘。克農同志說：“總理早有指示，怎么還沒有執行？我現在不好向外交部提意見，你應該提，把周湘浦調回來，清除出外交部。”一九六二年我赴英就任前，向新調來的主管人事的同志講了，但未受重視。一九六三年周湘浦夫婦攜兩個孩子從英國叛逃到蘇聯。

                                    八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日內瓦會議結束，七月二十三日周總理應邀先后訪問東德、波蘭，經莫斯科訪問蒙古。總理委托克農同志續留日內瓦幾天，作好代表團的結束工作。克農同志曾向留下的工作人員作了一次報告，實際上是對日內瓦會議的很好總結。要點如下：

（一）克農同志說：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亞洲最迫切的兩個問題，總的是關于亞洲問題的回憶。新中國作為五強之一第一次參加國際會議，成為這次會議的重大特點。

（二）關于斗爭方法和策略，他說：（1）我們開始在公開會議上先講大道理，從大的政治原則問題講起，宣布我們的立場和方針，使得我們在政治上處于壓倒敵人的優勢，這是戰斗前的炮兵攻擊。（2）進入具體討論后，走向短兵相接，就要進一步了解敵人的意圖，摸敵人的底，不斷提出一些具體建議，使討論具體化，使會議有所發展。在討論中，必須堅持應該堅持的東西，但對某些問題，也要做些必要的讓步。（3）要充分利用敵人的矛盾，抓住敵人的弱點。（4）始終抓住和平協商的旗幟，善于尋求共同點。（5）我們會前對有關問題作了充分準備，會議過程中根據情況必要的修改。某些問題最高綱領不能實現時，就適當提出最低綱領。不應過早暴露自己的意圖，也不能過遲地提出辦法，失掉時機。（6）在談判中要堅定，但不要頑固；要靈活，但不上當；要主動，但不能急躁。外交工作要有堅持性和耐性，不能圖爽快，圖爽快往往會吃虧，但也要隨機應變。（7）要應用各種形式相互配合，善于運用大會、小會、會外接觸等等辦法。

（三）關于日內瓦會議的收獲，克農同志說：由于美國的阻撓，在朝鮮問題上沒有達成協議；由于總理利用法、英、美矛盾，在印度支那問題上達成了協議。但是，會議的收獲，不能用協議的多少來衡量，日內瓦會議遠超過會議達成協議的范圍。通過這次會議，緩和了國際緊張局勢，打擊了美帝的戰爭侵略政策，確立了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作為五大國之一的不可動搖的地位，擴大了新中國在政治、外交、經濟、文化上的國際影響，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威望。給新中國開辟了在國際事務中更為廣大的活動陣地，在今后能夠起到更大的作用。同時，也使我國和一些國家的關系得到改進。

取得收獲的原因，是由于黨中央和周總理的正確領導，同志們的努力，也由于我們有強大的后盾，有中國人民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支持。

（四）克農同志最后說：今后應大力開展對外活動，盡到中國對世界事務應盡的責任。我們已登上了國際舞臺，就不能下臺，相反，應該更好地發揮我們的作用。這不僅是為了我們的國際主義義務，而且是直接為了保衛我們的經濟建設。

                                           九　　

克農同志離開日內瓦到莫斯科后，身體累垮了，治療幾天后病情有所緩和。總理到莫斯科時看了他。經研究決定：克農同志由我和鐘永驥、林風、李連水及其他幾位同志陪同，坐蘇聯班機到伊爾庫次克，休息兩天，再乘國際列車經滿洲里回北京。

克農同志一行到伊爾庫次克后，蘇方只有機場旅行社的一個職員來接，領到機場的旅館住。我們要打電話給我駐蘇使館，該職員不讓打，還不許我們越過離機場旅館五米遠的欄桿。我們問，這是為什么？回答說，這是上級的指示。八月的天氣甚熱。機場常有飛機起落，嘈雜不堪，難以入睡，伙食是死馬肉、紅菜湯，不能下咽。克農同志就這樣受了兩天罪。上了火車，也使一般的車廂。伙食很差。到了邊境車站，火車換軌，要等六小時，蘇方旅行社職員又把我們領到火車站的旅館，仍不讓打電話。隨行的俄文翻譯李越然直接向蘇方邊境站站長做了工作，在車站給我外交部駐滿洲里辦事處打了電話，曾處長立即乘汽車來接，克農同志在我辦事處洗了澡，吃了飯，才緩過氣來。在回北京的途中，我們幾個隨行人員議論，克農同志是我外交部副部長，是我情報部門總負責人，中蘇雙方還在進行“合作”，而蘇方竟如此對待克農同志，我們非常氣憤。克農同志卻嚴肅地對我們說：“不許講，你們講就是反蘇。”

一九七一年，我曾向總理講起這一段往事，總理說：克農同志沒有講過。總理認為，當時克農同志不讓講，是由于避免因此向蘇方交涉，影響兩黨兩國的友好關系，寧可把此事當做對他個人的無禮而隱忍。總理說，克農同志總是處處照顧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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