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政治的作品沒有生命力”嗎？

　　唐德亮

　　有人著文認為：“搞創作還是遠離政治為好,反映政治的作品(如政治抒情詩)很快過時,是沒生命力的,還是寫點愛情、人性、山水風光的東西才能流傳下去。”

　　此言值得商榷。

　　我們知道,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則是社會生活的反映。而政治生活則是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

　　考察古今中外文學史,發現流傳千古、震撼人心的名篇佳作大多都是反映政治生活的。如中國古代的《詩經》,屈原的《離騷》、《國殤》與《哀鄞》，李白的《丁都護歌》《長干行》《古風》,杜甫的“三吏”“三別”,韓、柳的散文,蘇、辛、陸游與岳飛的詩詞,關漢卿的《竇娥冤》,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施耐庵的《水滸傳》,曹雪芹的《紅樓夢》，現當代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與《風波》,茅盾的《子夜》與《蝕》,巴金的《家》與《隨想錄》,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雷雨》與《日出》,夏衍的《包身工》,田漢、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毛澤東的《長征》,賀敬之的《白毛女》與《雷鋒之歌》,田間的《假如我們不去打仗》,艾青的《火把》與《古羅馬斗獸場》,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老舍的《茶館》;外國中, 德國海涅的《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與長詩《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法國雨果的《九三年》與《巴黎圣母院》,歐仁鮑狄埃的《國際歌》,司湯達的《紅與黑》,莫伯桑的《羊脂球》,巴爾扎克的小說《人間喜劇》; 英國雪萊的《給英國人民的歌》《1819年的英國》,拜倫的《路德分子之歌》與《〈制壓破壞機器法案〉制訂者頌》,莎士比亞的戲劇,憲章運動的詩歌;俄國、蘇聯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亞囚徒》《紀念碑》,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與《復活》,涅克拉索夫的《嚴寒, 通紅的鼻子》與《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屠格涅夫的《前夜》與《父與子》,高爾基的《母親》,奧斯持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肖洛霍夫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靜靜的頓河》;智利聶魯達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伐木者,醒來》與《頌歌》;匈牙利裴多菲的《斗爭是……》與《民族之歌》;美國惠特曼的詩歌《船長》,斯陀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德萊塞的《美國的悲劇》(被稱為美國最偉大的小說),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與《太陽照常升起》;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這些光耀古今的不朽杰作,哪一篇(部)不是描繪時代風云、反映社會政治生活的?

　　中國古代早就有“文以載道”的傳統。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要“文以明道”。 三國時期的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了“文以載道”。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提倡“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韓愈又提出“文以貫道”之說，他的門人李漢在《昌黎先生序》中說：“文者，貫道之器也。”初唐大批文人如魏徵與陳子昂等就批評了南朝文學“意淺而繁” “詞尚輕險”,是“亡國之音” 。宋代古文家周敦頤在《周子通書·文辭》中說：“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涂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周敦頤認為，評價文章好壞的首要標準是其內容的賢與不賢，如果僅僅是文辭漂亮，卻沒有道德內容，這樣的文章是不會廣為流傳的。

　　偉大的作家都是思想者甚至是思想家,都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性。身處風云激蕩的時代,“ 他們的特征是他們幾乎全都處在時代運動中,在實際斗爭中生活著和活動著,站在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進行斗爭,一些人用舌和筆, 一些人用劍, 一些人兩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們成為完人的那種性格上的完整和堅強。”(恩格斯語,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46頁)投身政治與社會生活,是寫出思想內涵豐厚、藝術精湛的優秀作品的前提。

　　還有人說, “只有寫山水田園,寫風花雪月的愛情才是永恒的主題,才能傳之久遠” 。

　　誠然, 寫愛情,寫人性、風花雪月、山水田園的確也出現了不少名篇杰作,如謝靈運、王維的山水詩,溫庭筠、周邦彥、勃朗寧夫人、狄金森的愛情詩,讀起來很美,但能給人以深刻的思想啟迪、強烈的震撼力與沖擊力嗎?顯然不能。明朝胡應麟就說“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的王維的詩使人“讀之身世兩亡,萬念俱寂” 。 (《詩藪》)我們可以說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陸游、歌德、海涅、歐仁·鮑狄埃、雨果、普希金、裴多菲、托爾斯泰、高爾基、惠特曼等為偉大的詩人、作家,但沒人說只寫山水田園或愛情作品為主的謝靈運、謝眺、王維、溫庭筠、周邦彥、勃朗寧夫人、狄金森、澳斯丁為偉大的詩人、作家。寫山水詩較多的李白,如果沒有《丁都護歌》等一批反映社會政治生活的作品,或其山水詩若沒有濃郁的家國政治情懷,稱他為“偉大詩人”恐怕就很勉強。其實,有許多反映政治的作品,將政治與愛情、人性結合得巧妙完美而成不朽名作的,如《紅樓夢》、《水滸傳》、《歐也妮葛朗臺》、《哈姆雷特》、《羊脂球》、《靜靜的頓河》、《塵埃落定》等等。

　　恩格斯在《致瑪哈克奈斯》中指出, 巴爾扎克的“小說《人間喜劇》里給我們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歷史,他用編年史的方式幾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資產階級在1816—1848年這一時期對貴族社會日甚一日的沖擊描寫出來, 這一貴族社會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盡力恢復舊日法國生活方式的標準。……這一切我認為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勝利之一,也是老巴爾扎克最重大的特點之一。”列寧稱贊歐仁·鮑狄埃的《國際歌》“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歌”,“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個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紀念碑”。毛澤東稱贊魯迅為“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與革命家”。如果這些作家也只是一味山水田園, 一味風花雪月,“情情塌塌”,男女私情,“表現小我”,輕飄飄,軟綿綿,霧濛濛，“溫吞水”,能博得這么崇高的贊譽和一代又一代無數讀者與人民群眾的敬仰與熱愛嗎? 裴多菲說: “假如心頭只能歌唱自己的悲哀和歡樂,那末,世界并不需要你,不如把你的琴一起摔掉。”俄國文藝批評家別林斯基也說:任何偉大的詩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會和歷史的土壤里。”古今中外的文學史均證明了這一點。

　　當然, 反映政治,不是“寫中心”“唱中心”的政治,也不是少數人的政治,而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不是空洞干巴與概念化, 不是圖解政策,而是藝術地、形象地、真實地反映社會政治生活, 反映時代激流中人的性格命運與情感愿望, 反映時代風云變遷中人性的美麗與陰暗, 反映歷史前進的法則。尤其是要遵循藝術規律,講究藝術質量。因為,“缺乏藝術性的作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藝術力量的。”(毛澤東語)同時,要提高作品的思想藝術質量,就需要作家藝術家對時代生活的關切與投入, 需要作家藝術家對祖國的赤誠熱愛, 對人民的命運懷抱深情,并善于吸收世界先進的文學經驗營養自己,惟此,才能創作出政治思想內容與藝術質量相統一并廣受讀者喜愛并傳之彌久的優秀作品。

　　(原載《清遠日報》2012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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