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根”牽涉到東西文化的比較，牽涉到多種文明之間的對話關系。依照錢穆先生的說法，是一件很難做的事情。

　　文明是一條河，總是新中有舊，舊中有新，或者說化舊為新，化新為舊，在一個復雜的過程中重組和再造。我們之所以要討論西方、東方的文化傳統遺產，只是把它們作為資源，作為創造者的現實條件。

　　創造者一定具有最包容和最謙虛的胸懷，不會出于某種情緒化的原因，對任何一種文化遺產給予忽視或蔑視。

　　關于“尋根”的兩個背景

　　2012年中國作家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在關于莫言的報道和評論中，有些人經常會提到一個詞——“文學尋根”或者“尋根文學”，他們把莫言列為“尋根文學”代表作家之一。這里我首先就“尋根文學”或者“文學尋根”做一個簡要介紹。

　　在1985年前后，有一批中國的中青年作家提出來一個概念，叫做“尋根”。為什么這個事情會發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它后來又產生了什么影響，它所針對的問題是什么?這就需要了解八十年代的背景。

　　我想，第一個背景是八十年代初期中國結束了“文革”。在此之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已形成主潮，到“文革”時期是登峰造極：很多廟宇被拆毀了，很多典籍被燒掉了，很多文化名人被送入牛棚監禁，甚至流放到邊遠地方接受勞動改造。那時候有個常用的口號叫“大破四舊”，“四舊”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那個時候，孔子是臭不可聞，道家、佛家也是精神鴉片，受到了嚴厲批判。那時候的儒家、佛家、道家等等，甚至民間草根文化的一些遺產，都被認為是封建主義的、落后的、腐朽的、反動的。這樣的情況，其最早源頭大概算得上“五四運動”期間某種文化激進主義。“五四新文化運動”有革新之功，但也有激進之弊，在今天看來某些方面不是那么理性。比如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他以前罵中醫，對京劇也很不以為然。后來名氣如雷貫耳的魯迅先生、胡適先生、劉半農先生、錢玄同先生等一大批“五四”時期的文化名人，當時都認為要廢除中國文字，說中國文字是腐朽的文字。當時甚至有人主張全國學習法文，或推行世界語。后來不管是國民黨政府還是共產黨政府，都受這個思潮推動，承諾要對漢字進行改革，走拼音化、拉丁化的道路。這些事件都是在文化激進主義的思潮和情緒之下推動起來的。

　　第二個背景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國已經開始了改革開放，向世界敞開了我們的胸懷。那個時候，大量的西方的文化藝術思潮進入了中國，西方很多的產品、服務也潮水一般地涌入了中國。像我們這樣的過來人都知道，在八十年代初期，雅馬哈的錄音機，豐田牌的汽車等在中國很時髦，美國、歐洲的各種技術設備也讓國人趨之若鶩。在西方潮流進來以后，我們中國面臨的問題是，要改變貧窮落后的中國是不是要全盤西化?當時這個問題在知識界、文化界爭論很多。

　　當時的文學界就處在這么兩個背景下：一個是“大破四舊”，一個是“全盤西化”。這樣的兩種聲音在政治意識形態上是不接軌的，甚至是對立的，但是在否定中國文化傳統方面它們是相同的，組成了一個同盟。不管是紅色的前一種激進，還是白色的后一種激進，不管是以蘇俄為背景，還是以歐美為背景，它們都代表了強勢西方文明對中國的擠壓和輸入，并且共享一個進步主義和普遍主義的歷史邏輯。在這個邏輯之下，文明沒什么多樣性，只有進步還是落后這一個標尺。中國如果要現代化，就必須徹頭徹尾地變成西方第二。

　　1984年初冬，《上海文學》編輯部、浙江文藝出版社、杭州市文聯邀請中國一批中青年作家和理論批評家在杭州聚會。我是參與者之一。朋友們討論了很多問題，比如“傷痕文學”“改革文學”的不足。當時我也是“傷痕文學”的參與者之一，寫了很多控訴“文革”浩劫的悲情故事。大家覺得，這些作品雖有啟蒙的重要意義，但還是很簡單，其中不少作品過于公式化和概念化，比如老是“進步人物”和“反面人物”的黑白兩分，比如總是“革命”和“反動”的紅臉白臉。這就是說，這些作品批判“文革”但仍然承襲了“文革”的思想方法和表現方法，游戲規則沒有變化。在這種情況下，與會者談到了很多如何引進西方的文藝思潮和藝術技巧的問題，也談到了政治視角之外的文化問題。事實上，與會者們當時大多是西方文化的發燒友，比如時隔兩個多月之后，在1985年初春，我就來武漢大學進修英文和德文，好幾個月里除了寫家信，基本上戒中文。但我們熱情學習西方文化，是否意味著一定要“大破四舊”或者“全盤西化”呢?我們討論的結果，當然是“不”。這就是杭州會議的成果之一。李陀、阿城、鄭萬隆、李杭育、李慶西等人在那次會上都疾呼關注中國文化傳統。后來我寫了一篇文章《文學的根》，在東北的《作家》雜志上發表，引起了中國文藝界發表數以千計的文章大討論，形成了一個爭議的熱潮。其實很多文章，我本人也沒有看，但是這個“尋根派”的口號出來了，“尋根文學”、“文學尋根”這樣一些概念就出來了，看得我也找不到北，也沒辦法再發言。

　　直到今天，我相信“文化尋根”還是一個有爭論的話題，并沒有成為共識，即便莫言先生戴上這頂帽子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個問題也仍然沒有共識，還可以繼續爭議。

　　兩種經歷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響應并且參與到這個所謂的“文學尋根”熱潮中來的，主要是這樣一些作家：比如陜西的賈平凹，當時他寫了“商州”系列小說，把很多歷史、地理、民俗的資料帶入了文學，跳出了“傷痕文學”那些簡單的政治模式，面貌一新，讓很多讀者感到驚喜。另外一個作家是北京的阿城，當時最有名的《棋王》《孩子王》等，不但走紅大陸，把很多臺灣讀者也迷住了，培養了一批鐵桿粉絲。《棋王》寫道家的棋道，讓讀者很驚訝，洞開了認識中國傳統文化一個明亮窗口。又比如浙江有一個作家叫李杭育，寫了“葛川江系列”的小說，特別熱衷于對吳越文化的研究，在杭州會議上與他哥李慶西一塊，對吳和越的衣食住行，再到哲學和宗教，津津樂道，如數家珍，讓我很長見識。還有上海作家王安憶寫了《小鮑莊》，北京張承志和鄭萬隆，分別寫蒙古草原和東北山林，剛出道不久的莫言寫山東高密……這樣一大批作家，寫了一大批地標性的作品，在作品里開始注入大量的文化內涵，與“傷痕文學”“改革文學”拉開了距離。他們把“政治的人”看作“文化的人”，讓我們的視野更為擴展。我曾說過，這并不是說我們要丟掉政治，只是說這就像給人看病，不光需要聽診器，還需要X光，還需要CT和MR(核磁共振)，需要多種視角和多種方法，看到人的其他剖面和其他層次，多方位地來了解社會與人生。

　　這批作家有一個大體的特點，即“泛知青群體”，其大多數不是下鄉知青，就是回鄉知青。這一個群體往往具有兩種經歷，即一個農村生活經歷，一個都市生活經歷。中國接受西方文明的影響，不管是紅色的還是白色的西方文明，城市總是快一拍或快兩拍，無論是建筑、服裝、用品、學科，還是流行思維和詞匯，多是“舶來品”和“山寨品”，都市成為西方文化最先抵達的地區。相比而言，農村會慢一點，與都市相比有一個時間差，會更多積淀和儲存一些傳統文化遺產，就像一個活的博物館。那么，有這兩種經歷的人，就會在這個時間差里面看到兩種不同的文明面貌，在兩種文明激烈的對抗、對峙、碰撞、震蕩中間，也是在兩種文明的交匯和融合的過程中，輾轉反覆，上下求索，積累一些特殊感受。比方說很多人會提到我的長篇小說《馬橋詞典》，好像這本書寫得有點怪異。其實，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極為自然的事。我作為知青，到了鄉下，聽到我聽不懂的方言，當然會產生不一樣的心得，相當于做一點語言比較學的工作。比如我在書中寫到一個“甜”，我下放的那個村莊，所有好的味道就是一個字來表達——“甜”，肉好吃就是“肉很甜”，魚好吃就是“魚很甜”，吃糖那當然也是“甜”。當時我覺得很奇怪，對味道的區分怎么這么粗糙和簡單?其實，英文中也有這種情況，一個hot，把一切刺激性的口味都代表了，與馬橋人的“甜”有某種近似性。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例子。

　　就在這樣一種激烈的震蕩甚至煎熬下，一批作家借“尋根”的名義，把他們的心理感覺釋放出來了。他們的態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看法甚至是五花八門的，比如有些對鄉土非常懷戀，也有人對鄉土非常厭惡。其實無所謂，不管是懷戀還是厭惡，不管是向往還是仇恨，重要的是那種和泥帶水翻腸倒胃的人生體驗，在所謂的“尋根文學”里得到一種釋放。這種難以忘懷的糾結，與以前的鄉土文學也形成了區別。趙樹理、浩然、劉紹棠先生等也寫過鄉土，但他們的作品一般來說面貌明朗，主題不難理解和把握，但“尋根文學”不大一樣，不僅僅是它有更多歷史縱深感，更愿意捕捉古村、古鎮現實中的歷史基因，更重要的，是這些作品往往帶有一種復雜性，一種多義性，一種自我矛盾的特征，不太明朗，甚至有些晦澀，比如莫言先生對高密到底是愛還是恨，說不太清楚，處于一種曖昧的狀態。也許正因為這一點復雜性、多義性、不確定性，當時也有很多批評家把“尋根文學”也當作“先鋒文學”的一部分，我的頭上就戴過這樣的帽子。這是批評家的權利，我毫無辦法，也沒法自我分辯。

　　兩種批評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九十年前期，“尋根文學”在正統和主流的批評話語中一直是個貶義詞，在某些官方文件中是戒備和整肅的對象。我很尊敬的文學前輩，比方說馮牧先生、陳荒煤先生，作為文藝界的權威和領導，他們都很關心我，有一次我和馮牧先生同坐火車，他恨鐵不成鋼，說“小韓啊，你要走正道啊!”還有人的話說得更重一些，當時中央高層一位負責人公開說過：尋根這個口號本身也沒有什么錯，但是我們的根在哪兒呢?我們的根應該在延安嘛。怎么一尋根就尋到封建主義那里去了?這是找錯了方向。當然，我也理解他們，他們的知識儲備和人生閱歷，決定了他們可能的思想邊界就在延安，就在十月革命。“革命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他們不可動搖的法典，“尋根”這說法怎么聽都有點離經叛道的味道。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批評，是來自民間的某些知識群體，還有我們文學界的一些朋友。他們覺得“尋根”就是當沒落文化的“守靈人”和“辮子軍”。

　　“尋根”牽涉到東西文化的比較，牽涉到多種文明之間的對話關系。依照臺灣一位著名學者錢穆先生的說法，是一件很難做的事情。他認為，現在談這事難免情緒化的，只有在東西方經濟發展水準大體接近的時候，再來談文化或文明的比較，才可能平心靜氣一點，深思熟慮一點，平實、務實、理性一點。如果按錢老先生的要求來看，即便中國的GDP總量在十年之后接近美國，但人均GDP還差得遠，只能是美國的四分之一。錢老先生說的那一天還沒有到來。這樣，我們就完全可以理解“全盤西化”的聲音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會是一種強大的情緒，會使我們的很多討論變得扭曲和混亂。

　　當然這也沒關系。我以前經常說，要有思想準備，一個作家要毛深皮厚，不管人家怎么罵，尤其現在是微博時代，基本上是潑糞的多，拍磚的多，起哄的多。一個作家要善意地對待批評，但這并不妨礙他在眾說紛紜的情況下堅持獨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前不久，我讀到一個法學專家的文章。他談到如何重新認識和吸取中國的本土的法學思想資源時說，中國的文學界早在二十多年前就關注到現代化的中國資源、中國路徑、中國創造，作者完全是一種很贊賞的態度。聽到這種說法，這不是文學界的恥辱吧?以為中國以前沒有法，沒有法治，是一種誤解。秦始皇就開始立法，法家在先秦時期就是名頭很大的一個學派。我翻過一些《宋律》和《明律》，都是厚厚一大堆。比如我們耳熟能詳的“刑不上大夫”，經常被理解為大人物胡鬧都可以免罪，其實《宋律》不是這么解釋的，它只是說給大夫治罪要符合禮儀，比如我不殺你，要求你自殺，賜你一條白綾，自己上吊吧，這就叫“刑不上大夫”。又比如中國獨特的一些司法特點，孔子說的“父子相隱”，兒子或父親互相作偽證，情有可原。其實中國現代的司法解釋近來也開始變化，對直系親屬作偽證的，量刑從輕，或予免刑，就有一點法學“尋根”的意味了。這是一些題外的閑話。

　　“多重現代化”

　　我比較喜歡兩位藝術家——一個是王洛賓，一個是楊麗萍。王洛賓是“西部歌王”，深深扎根于西部豐富的民歌資源里面，這才長出了一棵藝術的大樹，是一般的流行歌曲，包括那些rap代替不了的，無法比擬的。在世界層面上能拿得出來的舞蹈家就是楊麗萍了，她從云南的少數民族的生活和歷史中汲取營養，提煉肢體語言和心理符號，也是有“根”的藝術。王洛賓也好，楊麗萍也好，他們不是什么保守主義，不是什么民族主義，恰好是特別現代和先鋒的藝術，是“西部風”和“西南風”，也是中國的“現代風”。事實上，“尋根”不僅是一個文學的話題，也是影響遍及一切文化藝術領域的話題，其要點是我們如何認識和利用本土文化資源，并且在這一過程中有效學習包括西方在內的全人類一切文明成果，投入現代人的文化創造。

　　我剛才提到過，就在我寫作和發表《文學的根》的同時，我在武漢大學學習英文，后來還從事過一些翻譯工作，包括翻譯昆德拉和佩索阿。在我的理解中，中西文化從來都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關系，恰恰相反，是一個相得益彰的關系，互相激發和互相成就的關系。我遇到過一個基因學家，他說他們搞基因研究的很重視優質基因，重視原始種，比如從墳墓里挖出來的、在偏遠地域尋找到的，一些未被現代農業反復使用過的那種物種。這種物種往往避免了種性機能退化，往往保留了更多優質的基因。我們不妨想一想，這些“原始種”是傳統還是現代?因為它是幾百年前甚至幾千年前的種子，肯定是老古董。但如果沒有現代的基因理論和基因技術，我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原始種，也沒法找到和運用它，甚至連這個概念都不會有!在這個意義上，“原始種”難道不是一種最現代的事物?同樣道理，在文化這個領域，本土化往往是現代化所激化出來的，本土化又給現代化提供了新的資源和動力，使現代化本身成為一個動態的過程，一個不斷豐富和創造的過程。

　　這樣的現代化，肯定不是單質的，而是多重的和復數的。多種多樣的現代化之間會有互相交疊的部分，也會呈現各自的特點和面貌，形成多樣的統一。如果我們把現代化理解為全盤西化，理解為對歐美現代化模式一種單質的全盤照搬，那么至少會遇到兩個疑點：

　　第一個疑點是，有沒有這樣一個單質的西方，高純度的西方?大家知道，西方很牛的是科學，其科學的核心工具是數學。但西方現代數學用的是阿拉伯數字，不是羅馬數字，這證明曾經是阿拉伯人幫助歐洲白人發展了數學，所以說西方欠了阿拉伯一個大人情。“0”是印度人發明的，也有一種說法說是中國人發明的，可能還有人會說是韓國人發明的，但總歸來說不是歐洲人先發明的。西方還有一個很牛的東西——宗教，但大家知道，西方的基督教也好，伊斯蘭教也好，并非他們本地的土產，其源頭在中東的耶路撒冷，以至米蘭·昆德拉曾經說“以色列是歐洲一個體外的心臟”。我們再來看政治制度。我在法國參觀拿破侖博物館，講解員就說拿破侖對于歐洲現代文明的大貢獻是建立現代文官制度，而這個制度直接來自中國的啟發——科舉制!在拿破侖以前，歐洲當官都是世襲的，都是“官二代”或“官N代”。后來歐洲人看到了中國的科舉制，覺得這種制度好，可以廣泛地搜羅和篩選人才，可以相對彌合階級之間的溝痕，可以鼓勵個人奮斗，“將相出寒門”么，打開了一個階級流動的通道，有利于緩和社會矛盾。西方的公務員制度從拿破侖開始，又被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引入，算是“出口轉內銷”，科舉的影子還隱約可見。這算不上最合理的制度，但可能是眼下各種有毛病制度中毛病較少的一種，暫時這么用著吧?？偠灾?，科學也好，宗教也好，公務員制度也好，如此等等，西方文明是吸收了非西方世界各種文明之后的一種再創造，不僅僅是古希臘和古羅馬。同樣，世界上也從來沒有高純度的中華文明傳統。通過陸上的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早已受到大量外來文化的影響，乃至于演化到今天，基本上都是“雜種”狀態。文化差異充其量是這個“雜種”和那個“雜種”之間雜得不大一樣而已。

　　第二個疑點是，全盤西化有過成功的經驗嗎?中國的西化程度其實是蠻高的，我們的數理化、文史哲等各個學科基本上都是西化或半西化的，甚至很多理論是直接從西方拷貝而來。世界上翻譯西方文學經典作品最多的國家肯定是中國。中國這么大，翻譯家隊伍大，出版機構多，研究和教育機構這么多，幾乎西方的文化典籍沒有幾本漏出我們的視野。“大破四舊”，我們干得很狂熱;“全盤西化”，我們同樣干得很狂熱，一切向美國看齊，同國際接軌。當然，我們沒有全面和漫長的殖民史，頂多只有一個“半殖民”，不是全盤西化最徹底的。比我們更徹底的有非洲。非洲很多國家已經喪失了自己的語言文字，直接使用英語或法語。非洲很多國家的教育也全面換血，甚至在有些國家沒有自己的大學，知識精英全都拿西方文憑，中小學也全面使用歐美的教材，黑人小孩一上學就讀“我是英格蘭人”或“我是法蘭西人”。很多非洲地方的本土宗教已經消失和潰散，都改為基督教。他們還全面引入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比如議會、政黨等等。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導下，他們的經濟制度也與西方差別不大。問題是，這樣一個“全盤西化”“大破四舊”的非洲成功了嗎?

　　基于這兩點，我認為，我們不必幻想某種高純度的文明，不必幻想某種切換式的、復制式的文明變革。文明是一條河，總是新中有舊，舊中有新，或者說化舊為新，化新為舊，在一個復雜的過程中重組和再造。我們之所以要討論西方、東方的文化傳統遺產，只是把它們作為資源，作為創造者的現實條件。作為一種對話關系的展開，“尋根”不是要建立博物館，不是要厚古薄今，不是要守成。與之相反，我們只是認識和利用各種各樣的文化資源，進行優化的配置組合，來支持和促進我們的創造。需要指出的是，復制不是創造，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守成，是懶人和庸人想整一個容、換一身皮然后去鄰居家繼承遺產的守成態度，同樣不會有什么好結果。明白了這一點，我們的視野里就會少一些偏見和盲區，必然是廣闊而明亮的。創造者一定具有最包容和最謙虛的胸懷，不會出于某種情緒化的原因，對任何一種文化遺產給予忽視或蔑視。

　　(本文為作者8月15日在上海圖書館的演講稿，略有刪節，小標題系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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