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一本書的最深--讀者與作者的對話

一本書到底應該怎么讀？閱讀者有無理解寫作者的可能？我們是否應該探究文本之后那不曾言說的深意？怎樣的書能夠經受寫作者與閱讀者面對面的逐字細讀？在二人理解的差異背后，這本書將呈現出怎樣的微妙、豐富與歧義？

在海口海甸島燕泰大酒店一樓咖啡吧見到他。有些驚訝，為額發邊沿那一兩絲銳利的白，有種特別冷峻的棱角感。然而一剎那間無拘無束綻放的笑容，彎彎的瞇縫的雙眼，會讓你感覺到冷峻之后的親和與坦誠。這一冷一熱之間，似乎暗示著他的全部犀利與溫情，執著與通達。

是的，在當代中國文壇，韓少功是一個獨特的繞不開的人物。縱觀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國當代文學，創作質量能二十余年持續保持高水準的作家，他之外，也就寥寥二三人而已。從反思文學時期的《西望茅草地》到尋根時期的《爸爸爸》，從九十年代的以“語詞”為核心的《馬橋詞典》到本世紀初以“具象”為核心小說《暗示》，他一次次改變自己既有的寫作路數，一次次讓人思考文學本身的多種可能性，可以說，他的代表作品均呈現出一種獨特的思想氣質而迥異于那些平庸之作，均是那一段時期里具有啟示性意義的作品。這一次的《山南水北》，亦同樣是他 “挑戰自己難度”的心血之作。其筆端呈現出的當代鄉村社會的全部復雜與多義性，對鄉村人情人性絲絲入扣的精準摹寫，揮灑自如的語言與文學架構，以及面對生活本身的那種從容而誠懇的姿態，無不呈現出一種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大家氣度與風范。

韓少功的意義還不止于此。理解韓少功，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或者稱之為“行動者”的他，與作為作家的他同樣重要。九十年代以來，韓少功以《天涯》為平臺，參與知識界數次重大論爭與話語空間的構建，代表著學院外知識分子所能達到的高度和水準。他以“實踐”為核心，提出了一套超越知識界左右區格的學問構想，與學院派知識分子展開了饒有意味的對話。在某種意義上，與其鄉村生活息息相關的《山南水北》，亦可看成這樣一種來源于實踐生活和個人生命體驗的大學問。

選擇《山南水北》來作為我們這次細讀的文本，還有兩個最直接的理由：其一是我們的文學教育到底有哪些問題呢？讓我們忘記了閱讀本身的含義。我們或者在宏大的理論名詞中穿行，或者在文本的細枝末節上纏繞，就是讀不懂作家的本心。什么時候我們忘記了還有另外的閱讀方式？有多久我們沒有細讀過一本書了？

其二是什么時候我們變得不會思考，或者說離開圖書館和販賣來的西方理論名詞我們就不會思考了？什么時候我們忽略了一種來自生活最本真的智慧？《山南水北》有望呈現給我們的，正是這樣一種帶著泥土和露珠氣味的芬芳的智慧，它與圖書館的灰塵與蠹蟲味道迥然有別。

因此，讀此書，為重溫一種思考方式，一些一直以來在我們視野里延續的問題，一種閱讀方法，以及閱讀本身給我們帶來的全部久違的感動、快樂與寧靜。

一、 此書之先

季亞婭： 鑒于前面說過的兩個理由，我的第一個問題和一種閱讀方法有關。其實非常遺憾，我覺得這本書應該在汨羅八景峒您的山居之地來讀。因為這本書和您的鄉間生活直接關聯，它們之間可以說是一種生活方式和一個作家創作的關系。您早年有些非常精彩的文章如《在小說的后臺》《主義背后的人》，說的都是這種從一種生活方式了解作家作品的讀解方式，即所謂的知人論世。但這種閱讀法被文學史忽略了。最近有一本書叫做《一個人的文學史》，是一位文學編輯以親歷者的身份講述先鋒文學發展的歷史，我覺得它最重要的也是提供了這些方面的補充。我們的文學史寫作漏掉了文本外作家存在與生活方式這非常重要一部分，這樣的文學史有問題啊。能請您就閱讀的方法先談談嗎？

韓少功： 這個問題是有爭論的。像美國的“新批評”,他們是反對這種辦法的。他們會說，文本就是一切。文本本身有傳播、解讀、衍生、繁殖自己的規律。而且他們還認為對人的了解是不可能的，至少是想窮盡這種了解是不可能的。這個當然有一定道理。不過事情有另外一方面。人為什么要寫作？就是一種與他人對話，找一個人聊天就是廣義的文學或者口頭文學，用書面文字記錄下來就成了我們平時所定義的文學。這種對話在不同語境下或者在不同習慣下，有些東西是說出來的，有些是沒說出來的——需要我們通過還原語境的辦法，予以有限的猜測。如果我們以為文字才是一切，我們就會丟掉很多在文字的沉默之處，或者是在文字間隙之中的東西。有些時候，沉默本身就是意義，空白中還有內容。這沒說出來的東西是什么呢？它是通過上下文的聯系，有一種氣味一樣的東西向我們籠罩過來，向我們彌漫開來，是那樣一種東西。這些東西往往同樣重要。
當然，一個人要絕對了解另一個人是天真的夢想。就是同一個詞，我們對它注入的情感色彩、經驗底蘊都不一樣，完全理解便有困難。但是文字畢竟是生活感受的表達，盡管是一個不無簡化的表達。為了盡可能探尋文字的意義，對于寫作者的了解就必不可少。因為在不同的寫作者那里，相同的文字有時候意義不同，反過來說，表面上不同的文字有時候反而表達出相同的意義。而這一切必須根據文本以外人的生活處境、生活經驗等等，才可能最大化地探知。舉一個例子：索羅斯炒股時說“安全第一”，和一個初入道的股民說“安全第一”，兩個詞的意義并不一樣，或者說所負載的生活經驗并不一樣，雖然它們的表面意義完全一樣（二人笑）。所以說還是要知人論世。

季亞婭： 先問兩個大的問題：前一個是閱讀方式，這第二個問題與學問和思考方式本身有關：離開了圖書館我們不會思考嗎？在您的2002年長篇小說《暗示》的索引中，您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心身之學”。您說“學問的生命在于對現實具有闡釋力”，只有實踐中產生的思想才值得信賴，思想則要落實到行動上。這就是所謂“知行結合”。我覺得這是理解您全部思想的一個索引。在某種程度上，《山南水北》這本書的寫作本身也是回應那個問題：一種從具體人生經驗和當下現實境遇中發現問題的思想方法。這是您一種非常重要的思考方法，也是您區別于很多學院的教授或者文學批評家的所在。我想就這個問題請教您。

韓少功： 這個問題尤其在當代特別重要和尖銳。因為你知道，當代相比古代，讀書人是數以千萬倍地增長。我們的教育很發達，也許要不了多久，一般孩子都至少是本科生。他們有的三十歲，四十歲，甚至五十歲才開始工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們就在書本里面過日子。這在古代是沒有的。古代人同文字打交道的時間是非常有限的，除了極少數貴族（插話：那時候的讀書人也是要十年寒窗啊？笑答：很少，人很少）。一百年之前，北大有多少學生？整個中國就是四五所大學，對吧？

季亞婭： 這里有一個教育體制的問題，以前的教育是精英教育，那是不同的。

韓少功： 對啊，這些其他的問題我們不說。我說的是人和書本打交道的時間大大增多了，何況我們現在的印刷量、出版量如此的大。以前你看在五十年代，可能一年就出幾本小說，而現在呢，每一年有幾千本。這帶來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僅僅從書本上得到知識或了解世界，知識的原生性就會大大削弱。知識當然可以而且應該傳播，但鸚鵡學舌、東施效顰、人云亦云等等就是傳播的陷阱，就是知識復制過程中的危險所在。到底是書本生產知識，還是實踐生產知識？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很多人可能一輩子就待在狹小的書齋或者寫字樓，通過媒介了解外面的世界。

季亞婭： 還有一個問題，現代社會專業化的分工使我們不可能從實踐中了解全部的知識。

韓少功： 對啊，以前有人嘲笑雷鋒精神，說他是革命的齒輪和螺絲釘，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現代社會的齒輪和螺絲釘（笑）。但我們又忍不住要知道外面的世界，于是乎只有通過媒介和符號。這里面難道沒有問題嗎？有些教新聞的教授可能一輩子也沒當過記者，經濟學教授可能一輩子沒有炒過股票或做過生意，道德倫理學教授可能一輩子也沒做過什么善事，政治學教授可能一輩子也沒有造過反或者當過官員，那他們知識的可信性在哪兒呢（二人笑）？所以說……

季亞婭： 所以說您就提倡“心身”之學？

韓少功： 對。第一，有些知識不一定可靠。第二，即使是可靠的知識，但橫移和照搬到另外的語境之下，也可能失效，至少是弱效。因此再正確和再高明的知識，也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激活，去檢驗和篩選，去發展和豐富，否則讀書破萬卷也可能只是一個書呆子，只是“口舌之學”。當然，三百六十行，我們不可能全面進入，這個在古代也是如此。但有一些問題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

季亞婭： 那是一些什么問題？

韓少功： 比如說生老病死，比如說世道人心，比如說自己和他人的關系，包括與親人、鄰居、同事、公眾的關系等等。這主要是指社會人文方面的事務。現在我們很多人就是坐在電腦面前和虛擬世界打交道，與周圍世界的真實關系完全切斷了。那么你的贊頌或者憎惡其根據何來？僅僅是在書本世界里流浪與折騰，雖然也能夸夸其談，但各種激烈的態度后面空空如也。

季亞婭： 有一個問題本來想放在后面來問的，聽到這句話有感觸就先說了：在報社時了解到農村土地私有化的一些情況，和北京的一些朋友說起，他們會非常憤慨地表明立場，但我就想，為什么你們就不下來看一看呢？天天坐在咖啡館里高談闊論。這對您剛才的話是一個補充，就是說立場僅僅是表明一種立場而已，背后空空如也，對實際生活一點幫助沒有。

韓少功： 我們這里也有一個教授，在人大政協兩會期間很激烈地要求取消戶口，消除城鄉二元差別。這種愿望是好的。但我想說，要做到這一點，城市居民享受的低保就必須覆蓋所有農村居民，這要一大筆錢；其二，城市的高中普及也要覆蓋所有鄉村，以取代鄉村目前的初中普及，這又要一大筆錢；其三，城市人口還要與鄉村人口享有同樣的土地分配權。這三個差別不消除，你的建議豈不是空喊？那么這三個問題的解決需要可行的對策，比如說要有資金保證。我一說，他就懵了。其實他根本不知道所謂二元差別的具體含義，也從未考慮過這些實際問題，所以只能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僅僅做出一些道德姿態。

季亞婭： 您說的其實是對實際問題我們要有具體的解決方案，我最近看到《天涯》上有您一篇《民主的施工圖》，這個方案也可以叫做“施工圖”對吧？

韓少功： 這篇文章的核心，來源于我單位內部推行民主的一些體會。那時我們搞“群眾專政”，每個季度全員無記名打分，獎金、晉級與打分結果掛鉤。這產生了很好的效果。但后來也發現，一旦我們決定某些涉及外部群體的事務，比方說有錢了，要不要請外面的專家來開個研討會？要不要支持某些社會公益事業？……到了這時候，民主就不大可愛了。大部分的人都反對：干嗎呀，我們的錢干嗎不分掉啊（二人笑）？肥水為什么要落外人田？從這些實踐體會來看民主，你就會發現它對內與對外的功能不大一樣。歷史上那么多民主國家，對內能夠肅貪，對外卻好戰，就像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情況那樣——也是基于同樣的道理。有意思的是，我這篇文章發表以后，發給國外的一些朋友看，有些老外覺得特別新鮮，又覺得它有道理，比較通透和務實。那么我就想，他們研究民主多年，為什么沒想到這些問題？惟一解釋就是，他們沒有機會在一個具體的社會細胞里把民主這東西真格地玩一遍，只是在理論迷陣里轉，只是知道哪個大師怎么說，哪個前輩怎么說。這樣的理論就很可能缺血和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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