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4月14日，央行的一篇名為《關于我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應對之策》的工作論文流行網絡，其中提出“重視理工科教育，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的論述，引發爭議。

　　在本文中，韓少功指出，人文社會科學向理工科看齊的趨勢其實已經越來越顯著和普遍，但從總體上說，從實效上看，諸多文科的“科學化”，離預期目標還十分遙遠，并未在人類重大的困難和挑戰面前，有效履行科學家“整理事實、找出規律，并做出結論”的職責。但另一方面，其實近年來自然科學的發展也進入了一個低谷期，原本推動自然科學不斷前進的“理性”和“實踐”這兩大引擎，如今也各自遭遇困境，馬力大不如前。

　　尤其是，從世界范圍來看，各個國家的理科和文科都出現了與現實生活漸行漸遠的弊病：市場經濟的指揮棒讓科學研究不再關注那些不能產生經濟效益的領域，盡管它們對人類的生存可能同樣十分關鍵;知識分科的細化讓求知者的視野越來越狹窄，知識越來越碎片化，導致人們對社會實踐的疏遠面、絕緣面、無知面不斷增大;知識生產體制與利益的過度捆綁，更是讓知識生產日漸“脫實向虛”，成為像金融投機行業一樣只顧體內循環、自己服務自己的行當。當代知識生產的這些趨勢，讓當代人越來越教條、偏狹和低能。

　　面對這樣的局面，作者倡議今天的求知者既應“下要接地”，關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問題，重新建立書本知識與現實生活的連接;還應“上要接天”，以優化重構的“大敘事”“大三觀”整合分散的專門知識，為人類提供健康的知識和價值指引。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2期，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在社會人文領域，經濟學看上去已最像“科學”，至少最接近“科學”。這一學科在邏輯化、數理化、實證化等方面都努力向理科看齊，且走得最遠，表現最為突出，動不動就有統計、民調、量化、實驗的硬數據支撐，各種數學建模相當酷炫，不懂高等數學的人根本沒法在圈子里混，一般文科生也讀不懂他們的文獻。但可惜的是，對2008年始于美國華爾街的全球金融海嘯和經濟地震，這個學科一直麻木不仁，發出預警的吹哨人極為罕見。差一點就囊括了本世紀所有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大神們，盡管團購批發一般摘金累累，各有驕人建樹，從總體上看，卻也從未拿出有效對策，來標本兼治產業空心化、不平等加劇、氣候變化等危急趨勢。兩位諾獎得主受聘到華爾街操盤，甚至在匯市、股市里炒得自己大栽跟頭。

　　相比面目老派一些的哲學、史學、人類學……這個已用數學武裝到牙齒的學科，是不是更像一門低能學科?

　　政治學也越來越像理科了，一直擺出高冷姿態，客觀、嚴謹、中立、拒絕感情和價值觀，但從業者們消耗了天文數字般的學術經費后，在2016年幾乎異口同聲斷言：特朗普根本不可能當選!他們后來眼睜睜看到事情偏偏就那樣，看到2021年初“勤王大軍”暴力沖擊國會，其憋足了勁的精英反應，也只是發表一份兩千多位學者聯名的公開信，聲稱他們“只求理解政治而不參與政治”，呼吁捍衛民主和趕走時任總統，然后了事——是的，了事。如此不痛不癢的半紙雞湯文，到底“理解”了什么?理解來理解去的結果，不過是一枚油膩和萬能的“民主”標簽。他們就不能比街頭小販或乞丐說出更多一點智慧嗎?

　　心理學也好不到哪里去，已越來越依靠藥片、儀器、實驗室、數據庫、模糊數學，其理論前沿已推進到神經元、基因、人機系統、大腦圖譜的縱深。與此同時，當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全球嚴重抑郁癥數目一路狂增，將在十至十五年內成為第二大致亡疾病(2019年);當法國國家衛生院的德斯穆格(Michel Desmurget)報告，以十多個國家的數據，證明人類的平均智商竟第一次出現隔代下滑(2020年);心理的“學”在哪里?能否告訴我們對策和出路何在?隨著心理學的產業化，那日益火爆的心理診療有償業務，到底是證明這一學科的成功還是失敗?

　　社會人文“科學”的很多現狀就是這樣。

　　這不僅僅是哪一國的現狀，全世界似乎都程度不同、特點不同地面臨同樣的窘境，面臨同樣的精英危機。

　　也許，袞袞諸公的研究并非一無是處。蚊子也是肉，鋼镚兒也是錢，眾多局部的發現和創見，積累于人類文明的長河，均可望助益新文明的成長。只是從總體上說，從實效上看，這些學科的“科學化”，即向理科的靠攏和模仿，離預期目標還十分遙遠，至少尚未出現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等領域里劃時代的牛頓和愛因斯坦，并未在人類重大的困難和挑戰面前，有效履行科學家“整理事實、找出規律，并做出結論”(達爾文語)的職責。

　　他們是在哪里偏離、遠離甚至背離了“科學”?

　　或者，我們是否一開始就誤解了“科學”本身?

　　▍一個科學的低谷期

　　Science(科學)，中國俗稱“賽先生”，在嚴格意義下限指17世紀以來的近代自然科學，即“牛頓時代帶著唯理論浪潮，也帶著經驗論浪潮呈現在我們面前”(賴欣巴哈語)的一系列認識成果。在這里，如賴欣巴哈指出：一是唯理論，一是經驗論，兩大浪潮的匯合，即數理工具和實驗工具的并舉，演繹法和歸納法的兼備，才構成了“科學”的成熟形態和清晰邊界。

　　愛因斯坦有類似看法。1953年，他給一位叫斯威策(J. E. Switzer)的人寫信，談到“西方科學的發展以兩項偉大的成就為基礎”：其一是“源于古希臘歐氏幾何學的形式邏輯體系”;其二是“文藝復興以來依靠系統的實驗以發現因果關系的可能”。他說“人類居然做出了如此發現，(這)才是令人驚奇的”。

　　在這個意義上，如不少前人所指出，科學是近代以來的特定產物，并不等同于“知識”(否則傳統藝人、哲人的所有知識都可算作“科學”，中醫理論更是如此);也不等同于“正確”(托勒密的地心說，哥白尼的日心說，在后人看來都不算“正確”;熱力學、活力學等在將來肯定也這樣)。科學只意味著一種并非萬能、不會完結的新型知識生產機制及其過程。不過，這已夠激動人心的了。作為歐洲啟蒙運動的核心，這種科學，即數理與經驗(演繹與歸納)的雙引擎發力，緣聚則生，修成正果，貢獻了一輪空前的全球性知識爆炸，帶來了生產方式與生活形態的翻天覆地——特別是物質層面的巨變，把人類送入現代文明。以至當今太多人，會情不自禁地把“科學”等同于“知識”，再等同于“正確”，一個詞集萬千寵愛于一身，無限越位，無限升格，視之為可解決一切問題的神器。

　　這不是不可理解。

　　——即便這已類似神學家的態度，即很多科學家強烈反對過的態度：以為上(ke)帝(xue)可搞定一切的妄自尊大。

　　文科一窩蜂向理科看齊，覺得自己不懂“數理”的紛紛內疚，怎么也得“實驗”起來的萬般焦灼，如此“科學化”潮流，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這也許沒什么不好。文理之間的互鑒純屬正常。事實上，這也有望克服不少文科著作中常見的空疏、虛玄、零散、模糊、偏好、獨斷、大而不當，還有過于依賴比喻的抖機靈或耍滑頭——出于職業習慣，科學家最反對這樣做。

　　不過，真正懂一點科學，真正學來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并且在運用中增強而不是削弱文科自身的所長，克服而不是包裝文科自身的所短，并不那么容易。比如，不太好的消息是，文科生所熱烈追求的科學——特別是基礎科學，在20世紀卻不幸陷入停滯。有心人已發現：1970年，第一架波音747飛機從紐約飛往倫敦用了八小時，而五十年后，類似飛行的時間未見任何縮短。1969年載人航天器著陸月球，但接下來的半個多世紀里，人類足跡未能延展得更遠，太空探測器也無質的更新，如火箭仍依賴化石燃料。1927年的列克星敦號航母，最高航速已達33節，而七十多年后投入現役的核動力戴高樂號，艦重減輕，航速卻只有27節。上世紀的60年代，很多人認為有生之年可實現星際旅行，但眼下連他們的孫輩，也只能用游戲機去火星。上世紀50年代，教授告訴學生們，五十年內人類將實現可控核聚變，清潔能源、人造太陽、海底城市、汽車飛天也不是夢想，但眼下學生的學生告訴學生，再等五十年吧，也許，可能，大概，是外星人遠程鎖控了我們的大腦(網友語)……

　　爽約不勝枚舉，也令人困惑。回望1915年(廣義相對論提出)、1927年(量子力學完成)、1928年(《基因論》發表)，現代科學最重要的幾大基石，竟在短短的近二十年間相約而至，高峰迭起，砍瓜切菜一般——那是多么輝煌的狂飆時代呵，后來的人類怎么啦?學制越來越長，經費越來越多，隊伍越來越大，論文越來越厚，但悠悠百年過去，科學界仍活在前輩巨人的陰影之下，即便在一些枝枝葉葉的項目那里，很多人也不過是為賽道上毫米級的勝出而畢生嘔心瀝血。

　　1900年4月27日，一位物理學泰斗在英國皇家研究所的報告會上，對歐洲科學家們宣布，物理學已走到盡頭，人們只能遠望“天邊令人不安的兩朵小小烏云”——這還是指相對論與量子力學，指二者所構成的分裂僵局。2011年，美國經濟學家泰勒·科文在《大停滯》一書中斷言，人們已經摘完了科學“所有低垂的果實”。2013年，《自然》發表一篇更悲觀的文章：《愛因斯坦之后，科學天才滅絕》。美國量子物理學家瑟奇(Christopher Search)認為：“理論粒子物理絕對是一門死學科。”“幾十年來我們對物理學的理解沒有任何根本性的新發展。”其證據之一是：“現在的研究生使用的教材同我讀研究生時用的完全一樣……如果某個領域取得了根本性突破，難道你不認為教科書會過時，必須被全新的取代嗎?”

　　好容易，一線機會終于出現。2011年，歐洲“超光速中微子”實驗團隊(奧普拉)大喜，宣布他們已兩次捕捉到這種粒子，打破了愛因斯坦關于光速是極限速度的論斷。全球科學界為之一震：顯然，這對科學的顛覆將超乎想象，幾乎意味著因果律的轟然坍塌，時光機、時間隧道等觸手可及。但接下來，各路科學家會集于白雪皚皚的意大利格蘭薩索山，十多萬人通過視頻日夜觀看實驗現場，最終只等到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烏龍：法國籍和瑞士籍的兩位團隊領導引咎辭職，因為“超光速”并未實現，團隊此前的兩次假成功，不過是掉鏈子——“GPS接收器與電腦之間的光纜松動了”。以致一位意大利同行自嘲：這就對了，我們不可能打破自然界的一條基本法則——在意大利，沒有任何事情是準時的。

　　研究生們的教材看來還是無法更新。

　　這是新科學臨盆前一時的屏息寧靜，還是科學在微觀和宏觀兩大鐵板之間已脫困無望?沒有人知道。當然，基礎科學的大體封盤，并不妨礙近幾十年來應用科學、應用技術的長足發展，甚至日新月異，遍地開花。人們畢竟迎來了抗生素、電視機、計算機、互聯網、核動力、太空望遠鏡、人工智能……這一切在媒體上眼花繚亂熱浪滾滾，正在全面定義新的業態與生活——不過，稱之為“科學革命”讓人猶豫，換上“技術革命”“技術繁榮”之類用詞顯然更合適。不是嗎?技術受惠于科學——特別是其基礎與核心的原理，總是比后者慢一拍，不過是科學的傳導、應用、衍生、物態化以及潛能釋放，是科學這棵大樹上晚來的開花結果。

　　人們享受果實時，希望確保果樹根系的強旺活力，確保下一輪種苗的萌發，大概不會是一份多余的關切。

　　▍理性工具大不如前

　　人的知識從哪里來?

　　一個中國人可能這樣回答：實事求是，因實求名，格物致知，知行結合，能抓老鼠就是好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中國傳統中的這一套實踐大法，接近西方的“經驗論”，在古希臘主流學界那里卻基本上行不通。

　　相反，古希臘學者雖不排斥實踐，但不覺得實踐是多大的事——也許那些宗教精英、貴族精英們成天翻著羊皮書，對出門干活流汗一類本就不大擅長。在他們眼里，“真理”(true)高于“真實”(fact)，是世界固有的內在性邏輯，是以數學為范本的抽象體系。人類不是靠觀察，而是靠洞見才能一步步進入那個普遍、絕對、神圣的公理化秘境——為此，你哪怕成天閉門造車，也沒什么關系。

　　有一個根號2的故事。畢達哥拉斯是古希臘偉大的幾何學家，最先證明了直角三角形中，“兩直角邊的平方和等于斜邊的平方”。這叫“畢達哥拉斯定理”，又稱“勾股定理”或“百牛定理”——因為他的團隊曾宰殺一百頭牛，歡慶這一偉大定理的誕生。不料，他的學生西伯斯卻發現一個疑點：如果一個正方形邊長為1，那么根據該定理，其對角線的長只能是根號2;然而這既不是整數，也不是整數的比，在無理數概念尚未產生的當年，完全是一個怪物。畢達哥拉斯對此也百思不解，守著一條真真切切的線，面對一個邏輯漏洞，驚駭不已痛不欲生。為防止整個公理體系的崩潰，他惱羞成怒，下達封口令，嚴懲學派“叛逆”，不惜派一群打手出海追擊，把那個倉皇出逃的家伙五花大綁，丟入大海喂魚。這就是說，解決不了問題，就把提出問題的人解決;若事實抵觸公理，那就把事實干掉!

　　事實算什么呢?事實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嗎?在他們看來，觀察和經驗一再欺騙我們。想想看，水中折棍、海市蜃樓等，都是這樣差點騙過人們眼睛的事實幻影。那么根號2肯定也是!

　　畢達哥拉斯學派就是帶著這一股唯理論的狠勁，一種癡迷和一根筋，不管不顧，長驅直入，倒是在演繹法上別有所長——這是事情的另一面。從“萬物皆數”(畢達哥拉斯語)，到“數學是一切知識中的最高形式”(柏拉圖語)，到“自然之書是用數學語言寫就的”(伽利略語)，到“一切科學均可最終轉化為數學”(萊布尼茲語)，到“數學是科學的皇后”(高斯語)……歐洲的數學狂們層出不窮，創造了埃及、印度、中國等古文明中都不曾有過的一種知識理想和知識類型。習風所染，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窮究五花八門的本質屬性：人有人性，貓有貓性，樹有樹性，火有火性，三角有三角性，連普遍與具體本身也各有其“性”，自然與理念本身也各有其“性”。這些“性”，或者說這些“是”(Being)，在中國人讀來很陌生，特別扭，太燒腦，簡直沒法準確漢譯。其實，作者不過是想編繪出一冊數學式的公理大全，把滿天下的抽象本質一網打盡，讓它們從不甚完美的“事實”表象中顯現出來。

　　不得不承認，這種準神學家式的執抝，使一種強大的數理工具源遠流長。當東方的實踐家們有了算術，有了算術就大體夠用，能應付春種秋收、治國安民一類俗務，歐洲的唯理派卻收獲了數學——包括歐氏幾何、無理數、對數法、虛數、微積分等，為“科學”勃興提供了重要基礎。

　　一旦與發端于英國的經驗主義思潮兩相匯合，互為依托，便如虎添翼，牛頓時代的噴薄而出就只是遲早問題。人們或是靠實驗采集知識，然后用數理加以組織；或是靠數理預測知識，然后用實驗加以印證，似乎怎么走都順，哪一條腿邁在前面都行。以至從某一個節點孤立地看，有時知識還可以跳過實踐，把實踐落在后面，在學者密室里以先知預言的方式“先驗”地發生——上帝就是這樣干的吧?海王星的故事就是這樣：先是有人推算出它的空間位置，當天文學家后來架起望遠鏡，對準夜空中的那個位置時，果然發現了一個小小白點，與預估點位竟相差無幾。化學元素周期表的故事也是這樣：門捷列夫依據原子質量大小，對元素予以排列和推導，發現了一些先有數據、而無實證的空白格子，而這些當時尚未發現的元素(鎵、鈧、鍺等)，事后果然被發現，由實踐家們一一捉拿歸案。

　　正因此，愛因斯坦在晚年《自述》一書中談及真理的標準，除了“外部的證實”，即經驗派所擁戴的實踐檢驗，還加上了另一條“內在的完備”，包括邏輯的簡潔和美(比如他愛不釋手的E=mc²)——這其實是延續唯理派一脈遺風，深切懷念演繹法永遠要求的嚴密與純凈。

　　“上帝不會擲骰子。”他的另一句名言，顯示出他對因果律篤信不疑，相信世界就是笛卡兒心目中那種精密運行的鐘表。

　　提到這一點，是因為唯理派在牛頓時代的好運氣，并未延續太久。一旦遭遇現代科學的沖擊，“鐘表”之喻漸漸不合時宜。

　　不妨耐心回顧一下。源自古希臘的理性主義，一種普遍、絕對、神圣的世界因果秩序，首先在黑格爾等人那里撞上辯證法，陷入正題、反題、合題的迷陣，形式邏輯讓位于辯證邏輯，“自相矛盾”從此有了合法性。接著，它在貝葉斯等人那里撞上概率論，必然邏輯讓位于或然邏輯，等號幾乎都成了略等號，“差不多”和“大概是”從此有了正當權。再后來，它在哥德爾等人那里撞上“不完全性定律”，發現公理的一致性與完全性不可兼得，數學的自洽和相應證明不可兼得，看似完美的邏輯體系原來一直處于帶病的狀態，不能不讓人驚醒和沮喪。到最后，它被歐氏幾何與非歐幾何的分裂炸了個半暈，發現在高斯、黎曼等人那里，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此真理和彼真理居然互不通約，統一邏輯變體為多重邏輯。它還在普朗克、海森堡、玻爾、薛定諤等人那里，被量子力學拖入一片泥沼，發現在亞原子層面的微觀世界，與常規世界不同，幾乎一切都“測不準”。A也是B，有也是無，到底是什么，其隨機結論只是取決于人們采用何種觀察方法和觀察工具，因此因果認知的客觀性被釜底抽薪。

　　連因果律的堅信者愛因斯坦——如果不是在實證層面，至少在假說層面，也對自己伏下了潛在威脅。所謂因果，只能是前因后果吧，只有在時間軸上才有意義吧。然而，恰恰是根據他的相對論，時空不可分割，均在運動中變化。運動的尺在相對變短;運動的鐘在相對變慢，達到光速時則時間消失。這就相當于說，一切因果鏈在那時都會潰散，在超過光速時則會倒置。一個鄉下老漢可能因此萬分驚駭：照這樣說，人豈不會先死而后得病?孫子還會出生在兒子以前?

　　顯然，要安撫老漢，確信這種驚駭大可不必，只能靠一條：宣布時光機是無聊的科幻，宣布愛因斯坦就是物理學的終點，關于光速是極限速度的判斷永不可動搖。所有后來者都得趁早死心，不要像“奧普拉”團隊那樣，再去打光速的主意。

　　人們都會同意這一點?

　　很多人也無法證偽這一點。一切還是疑霧重重，構成了眼下知識生產的重大困難。換句話說，作為科學遠航的雙引擎之一，唯理論看上去已透支和冷卻，數理工具的有限邊界日顯，對實驗工具引領和支撐的作用遠不如昨，即便——如前所述——數理革命的余熱還熱在應用技術的另一頭，包括成為某些文科研究領域的新時尚，包括“數字經濟”啟爆革新大潮，“大數據”“云計算”風起云涌，算法工程師和獨角獸企業拿走了業界最豐厚的年薪或利潤。

　　▍實踐也多方面變味

　　愛因斯坦以后的科學發展，看來主要依重經驗路線和經驗方法。可望成為科學最新主角的生物學，據說就是這樣。黑洞、暗物質、希格斯粒子等前沿研究，也多是依據海量的觀察和實驗，靠的是科學家們務實苦干、摩頂放踵、大海撈針、集沙成塔——發現海王星的那種先知式奇跡，已十分少見。

　　這其實很對中國知識傳統的胃口。中國古人講究急用先學，僅靠區區算術就鼓搗出了“四大發明”，還鼓搗出算術因素更弱更少的中醫成果。中國人摘取諾貝爾科學獎尚少，但世界上最多的理工科大學畢業生、最多的技術專利申報、最多的科技論文發表、最高增速的新技術產業規模……都洶涌而來蔚為大觀。中國人重應用、重實據的務實風格，在一些人看來，不過是儒家傳統中“實用理性”(李澤厚語)或“實用主義”(安樂哲語)的一脈相承。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知識風氣遠歐陸，而近英美，英國人培根就狂贊過“三(四)大發明”，孔夫子最像美國實用主義的理論旗手“杜威先生”(蔡元培語)。當唯理派走下神壇，英美經驗派更愿意強調，畢達哥拉斯的幾何學其實源于古埃及修水利、建金字塔的工地，同樣是干出來的學問，其人間煙火氣不應被掩蓋。中國人對這樣的說法最可能鼓掌。

　　這沒什么不好。實踐確實是真理之母，哪怕在愛因斯坦那里，也是檢驗真理的“唯二”標準之一，響當當的。只是作為科學遠航中的另一臺引擎，進入現代以來，實踐也面臨新的故障。

　　至少可注意下面三點：

　　1.實踐盲區

　　這么說吧，前人的觀察和實驗都較為簡易，便于操作，花費不大，也比較個人化。阿基米德靠一盆洗澡水，就可以發現浮力原理。牛頓靠一個枝頭掉下的蘋果，就可以構想重力學說。伽桑狄在一條航行的船上，從桅頂落下一塊石頭，就能檢驗地心說的真偽……那時的科學家都像草根“民科”，多是單槍獨馬，小打小鬧就做出大學問，在知識的荒原上到處開疆拓土。

　　相比之下，隨著日常環境和常規層面的科學發現接近飽和，易啃的骨頭已啃完，科研就不再以米為單元、以克為單元、以秒為單元，而是一頭指向亞原子層面的微觀，另一頭指向深空星際的宏觀。這時候，觀察和實驗的成本急劇升高，“民科”風格就行不通了，絕大多數聰明的人和機構被排拒在機會之外。大型球面射電“天眼”，只有一兩個國家可做。一臺高能粒子對撞機，動不動就數百億甚至上千億的投入，連美國、日本都供不起，誰還能玩?故楊振寧建議中國根本不要去搞。在高預算、高設備、高薪酬、高技術產業、高質量教育等配套條件缺位時，發展中國家的很多創新也無從談起，幾乎“被貧窮限制了想象”。很多國家的理科大學近乎奢侈品，于是重文輕理，甚至棄文從戎，實屬學子們的無奈之選，諾貝爾獎這事不必想得太早。

　　進入一個市場經濟時代，若無公權力的大手筆合理調控，很多實踐總是缺乏后援。投資商以贏利為目的，只會青睞那些周期短、見效快、有購買力的應用科學和應用技術，寧可對奇巧淫技砸下重金，也不會對荒漠化、農田土質修復、非洲地方病等投入情懷;寧可“山寨”“接湯”“做下游”，到處撿一些邊邊角角的業務，也不會對基礎科學長期的冷板凳和可能的投資黑洞，多看上一眼。“軍工聯合體”通常成為拼搶戰略紅利的優先投入部門。依據同樣的利益邏輯，早在1976年，美國的一半醫療支出都用于照顧病人生命的最后60天，加上另一大塊用于性無能和脫發謝頂，相關研發顯然不是為大面積窮國和窮人所準備的。全世界用于寵物、化妝品、奢侈品的研發收入，只要拿出百分之一，牙縫里省下一點點，培訓四十多個極貧國家的脫貧技能也綽綽有余。

　　長此以往，知識與利益捆綁，知識生產中的一部分，即零收益或收益不確定，卻可能是人類迫切需要，乃至整個知識生態中至關重要的那部分，倒可能受到市場擠壓，退出人們的視野。

　　一種知識的失衡不易補救。

　　2.實踐窄道

　　一個前輩觀察當下的生活，也許也會覺得現代人太無能，在越分越細的現代分工體制下，只能打拼在生產鏈的一個小小節點，只能是偏才，只能是人形零件，放在相鄰工序就是廢才，比如醫院里的胃博士不可代班腸大夫，管結腸的與管直腸的也各管一段相互袖手。這遠不如從前：醫生多是全科醫生，教師多是“全科”教師(如打通文史哲，或打通數理化)，連一個農民也可能是“全科”農民(農林牧副漁樣樣上得手)，如此等等。

　　現代人回到家里也許就更笨了，即便是高學歷的白領，也可能煮不好一碗面，洗不好一件衣，更不懂如何修桌子或出門挖草藥。他們被“傻瓜化”的各種家用自動設備，被發達的電商配送服務，寵成了一個個“巨嬰”，屁股常在沙發里生根，不時靠旅游、八卦、表情包來打發閑暇，還以為自己操弄傻瓜相機就懂得了攝影。

　　專業細分是知識增長的勢所必然，有利于提高勞動效率，不就得這樣嗎?何況日子過好了，有錢人無須什么事都自己干，很多過時的知識和能力，要丟那就丟了吧。不過，如果他們的實踐面過分收窄，“零件化”的職業狀態疊加“原子化”的心理狀態——某種個人主義的自戀和自閉，就很可能失去走出自我的能力，失去對父母、親戚、鄰居、朋友、服務者、合作者、庶民大眾的興趣和了解，失去在困苦、焦慮、情義、背叛、絕望、斗爭、虛偽、犧牲中的歷練，欠缺作為一個群居生命不可或缺的社會閱歷。如果事情是這樣，“巨嬰”們就真的長不大了。

　　經驗蘊積不夠，必有感受機能的退化失敏，一如赤道居民對“冰雪”一詞無感，即便翻字典讀懂了，但肌膚、神經、情緒上還是無感。到這一步，任何優秀的文化和思想都不易與他們的心智接軌，更談不上共振。“奶頭樂”(Titty Tainment)的亞文化潮流便會應運而生，取而代之，找到最合適的生長土壤，找到興風作浪的資本吸金神器。娛樂為王，刺激為王，搞笑搞怪就是一切。因一味遷就受眾輕淺的理解力，各種“神劇”都能成為熱劇，“狗血”與“雞湯”最容易成為頭條。即便偶爾涉及歷史和政治話題，有幾枚流行標簽就夠了。他們一通嘴炮打下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記得的恒記，不愿記的恒不記。碰到不順耳的看法，有條件時要踩，沒條件時創造條件也要踩——事情就這么簡單!

　　這就說到文藝和時論，說回到文科知識了。據說“奶頭樂”是出于冷戰對手的陰謀，是刻意制造娛樂快餐，意在填滿弱者心智，消解反抗既得利益者的意愿和能力。其實，即便沒有外部輸入，即便也不如另一些人所憂，可諉責于父母、學校、社會的“嬌慣”和“過度保護”，就更深原因而言，只要前述條件和趨勢不變，只要人們對社會實踐的疏遠面、絕緣面、無知面不斷增大，這些人想離開文化奶嘴，恐怕也難——這里既有知識的失衡(多表現于理科)，也有知識的失真(多表現于文科)。

　　最日常的現象是，一些大學生居然被小無賴忽悠，一些碩士或博士被校園貸、高消費、假網戀、出國夢、成功學、邪教組織無謂吞噬生命，悲劇時見報端。他們的學業高分，他們的超長網齡，都不足以擺脫“利令智昏”的古老魔咒，不足以換來連古人也不缺乏的基本判斷力，無法健全自己成熟和正常的人格。

　　3.實踐浮影

　　延續前面的話題，這是指現代人特別容易重知輕行，以知代行，使自己的實踐日益虛浮，知識生產“脫實向虛”。

　　這也就是說，牛頓和愛因斯坦那個時代尚屬正常，資本主義拉動生產力，知識多服務于實業;然而自后工業時代以來，正如金融玩起了體內循環，知識也開始服務自己。金融（投機）與知識（自肥）兩大產業，已構成新資本主義的雙“虛”。

　　事情起碼是這樣。

　　讀書當然是一件好事。特別是在古代，交通和通信工具不發達，人們的活動半徑小，知識多是親歷性的直接知識，所謂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親自吃上一口。由此產生的知識量顯然不夠，非常不夠，人們急需用書本補充間接知識，不能不羨慕“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盡管莊子對書本并不特別信任，在《秋水》中警告：“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陸游也對書本一直警惕，在《冬夜讀書示子聿》中感慨：“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但畢竟那時間接知識極度稀缺，讀書人都是寶貝疙瘩，直到20世紀前期，中國軍隊里的連長或營長，身邊能有個識文斷字的文書官，能看懂命令和地圖的那種，還相當稀罕和要緊。

　　變化的拐點很快到來。中國的文盲率已從七十年前的80%降至4%，高校毛入學率接近五成，這意味著印刷機、網絡服務器開始熱得發燙，謂之“信息”的間接知識出現瘋長和爆炸，反過來大規模擠壓和取代直接知識。在很多人那里，“知識”已等同于書本知識，“良好教育”已等同于完整學歷，“知識就是力量”無異于文憑就是身價和話語權。一百本書產生一百零一本書，一千本書產生一千零一本書，知識的自我繁殖和次生、再生鏈條無可遏止。知識的分支也無比龐雜，以致同科倆博士也可能互為聾子，因分支不同就聽不懂對方的概念。從學前班到博士后，從鼻涕娃到白發生，很多人半輩子或大半輩子都在讀讀讀，如果入職院校或媒體，更可能成為終身“書蟲”——這種情況在文科領域特別多見，也特別令人擔心。

　　書本有什么不好嗎?能因此見多識廣、旁征博引、集思廣益，充分吸收前人和他人的成果，不正是人類智商提升和文明興旺的最大優勢?

　　這話沒錯。不過，美國電影《心靈捕手》(1997年)里，一個稟賦過人的學霸，一位叛逆的天之驕子，曾被老師的一段話震擊：

　　你從未離開過波士頓，是吧?所以你說到藝術，只有一些藝術書籍里的粗淺論調，關于米開朗基羅，關于他的政治抱負，關于他與教皇的故事，關于他的性取向和他所有的作品，你知道得很多，對嗎?但你不知道西斯廷教堂的氣味，你也從未站在那里久久凝視美麗的天花板。

　　如果我說到戰爭，你會說出莎士比亞的話：共赴戰場，親愛的朋友，如此等等。但你從未接近過戰爭，從未把好友的頭抱在膝蓋上，看他呼出最后一口氣，向你絕望地呼救。

　　如果說到女人，你八成也會說出個人偏好的謬論，你上過幾次床，如此等等，但你說不出你在女人身旁醒來時那種幸福的滋味。你也許會引述十四行詩，但你從未看到過女人的脆弱，也從未看到她能擊倒你的雙眼，讓你感覺到上帝的天使為你而來，把你從地獄里救出。你也并不了解真正的失去，因為唯有愛別人勝過自己的人才能體會，你大概不敢那樣愛吧?

　　……

　　這些大量冒出的“知道分子”（網友語），與真正的知識分子的最大差別，在于前者缺少現場性的感受和經驗，缺少實踐的重力與活性。采訪、座談、參觀、視察、實習……當然也是實踐，聊勝于無，但如果不足夠和深度地去做，便不足以激活、消化、修正、補充間接知識——更不要說發展了。永動機式的空頭理論，看似環環縝密，甚至合得上能量守恒定律，做起來根本沒戲，就是這樣來的。文科里的“口舌之學”而非“心身之學”(王陽明語)，也是這樣來的。筆者曾在一篇文章里說過：一位從未做過任何生意的在教經濟學，一位從未參加過任何實戰的在教戰役學，一位從未當過記者或編輯的居然開講新聞學，一位既未當過官也未造過反的居然把持政治學，而一位個人品行很糟糕的家伙則可能一再發表倫理學論文……你就那么相信?把他們的學問不斷學舌和復制下去，人們就那么放心?

　　讀書充其量只是半教育。積弊日深的全球現有教育體制延綿數百年，經新資本主義的塑造升級更為根深蒂固，需要一種大體檢，需要一場大手術。這包括設計和推出一種新制度，視工齡與學歷同等重要，更鼓勵師生雙方對險難崗位工齡、研發工齡、多崗工齡的積攢，以重建人才評價標準體系，大大提升實踐的地位，從根本上打掉應試教育、論文生涯所組成的荒唐閉環。如此等等，也許是所有社會改革議程中更具有基礎意義的改革——至少是之一。問題是，各種既得利益集團不可能接受這一點。文憑工廠、論文生意等已把他們養得夠肥，好日子還得過，知識利益的等級化和壟斷化還得加固。哪怕“花錢買版面”在眼下很多地方已見多不怪并寡廉鮮恥，哪怕“SCI數據庫”“JCR報告”“影響因子”充滿貓膩，不過是出自一家私人公司的生意經，業內不少人心知肚明，但還是會被奉為國際科研評價體系的超級指揮棒。寄生于現有體制的大批教育商、學術商、傳媒商、知識官僚已不習慣讓實踐家——特別是底層的實踐家，帶著汗水和手繭闖入他們的專屬殿堂。　　

　　“行萬里路”也好，“生活即教育”(陶行知語)也好，這類話也會被他們說一說，出現在什么演講詞里。不過其意思很可能被理解為旅游的消費賬單，或看一眼平板電腦里的專題紀錄片。如果能成為社會公益的形象工程，三兩點綴于履歷表，那更屬難能可貴。

　　這樣，很多企業和事業機構常感到無人可用，而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卻對社會感到畏懼，不愿畢業離開安全的校園，也不愿結束“宅男”“宅女”的日子。教育與社會的裂痕日漸擴大，知識的信用度一路下滑。“我喜歡沒受過什么教育的人!”特朗普這一口白，迎合了相當一部分底層人對精英階層的戒心和憤怒，竟助其收割了史上選票第二高的政治人物光環。美國學者尼古拉斯·卡恩斯對全球228個國家和地區進行統計和比對，發現政治家中，平均學歷高的反而比學歷低的治理成績更糟。連麥肯錫這個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咨詢管理公司，其老板的用人標準，也是一要hungry(饑餓)，即絕不要富二代、官二代;二是要street smart(街頭聰明)：即灰頭土臉摸爬滾打一路拼上來的，切不可是高學歷的書呆子。

　　這類跡象通常會被主流媒體閃過去。不用說，實踐主體意味著人民主體，意味著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將嚴重冒犯某種隱形的政治機心與倫理禁臠。不少媒體人對此心照不宣，不會去斗膽冒險。

　　▍下要接地，上要接天

　　2020年的美國讓人看得步步驚心，一些中國“文革”的過來人大概還有幾分眼熟。很多城市在砸雕像、打招牌(大破“四舊”)，游行示威不斷沖擊政府和議會(炮打司令部)，燒汽車、搶商店、槍擊案的暴力呼嘯說來就來(文攻武衛)，種族壓迫的老賬與暗中通俄的現行一起查(深挖階級敵人)，家人之間因政治反目并公開舉報(親不親，路線分)，連基本防疫措施也被視為政治陷阱(寧要資本主義的病，不要社會主義的醫)……憤怒者幾乎把一部歷史劇異地重演了一遍。

　　兩相比較，一個中國女孩穿條花裙子被指責為資產階級的遺毒，與一位西方老婦戴口罩被指責為對自由主義信仰的背叛，實為異曲同工。中國當年并無貧富分化，也沒外來移民群體，不存在具體利益沖突，也鬧得那么兇，似乎不好理解。當這種失控出現在經濟、教育高度發達的地方，出現于“山巔之國”和“上帝選民”，也是一種不好理解。可見，不論東方還是西方，不論在窮國還是富國，人類的理性啟蒙成果都不宜過于高估。意識形態教條化、極端化的失控，可隨時擊潰人的智商和溫良，集體犯暈是一個持久的隱患。

　　其實，意識形態是思想競爭的正常工具，在其早期大多如此;一旦進入教條化、極端化的狀態，才會滑向非理性，通常表現為信仰狂熱，思維僵硬，脫離實際，無視事實，求助假新聞，成為一種不由分說和不可冒犯的神主。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不爭論”，不是沒有對主義的思考，只是因為書生們吵架誤事，耗不起，說不清，不會有任何效果，“越辯越明”之類說法根本不靈。神主一上陣，只可能死磕到底，只可能掀桌子，砸場子，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那么來一道封口令，便不失為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一種務實者的權宜。

　　馬克思在原則上同樣寸步不讓，卻也至少五次宣稱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見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385頁、第21卷541頁附錄、第37卷432頁、第37卷446頁、第22卷81頁。這無非是他擔心自家學說也進入教條化、極端化的理解，失去生動活潑和包容開放的應有之義。他的自信表現為一再鼓勵他人向自己發動質疑。

　　事情看來是這樣，人們只要深入實際，來到現場，面對具體問題，由于各方都熟悉問題的來龍去脈和上下左右，有信息的充分溝通與分享，達成共識是大概率事件。要排澇就排澇，要修車就修車，要包產就包產，要反腐就反腐……誰會同自己的眼睛和錢過不去?除非白癡，很少人不通情理。因此，常見的情況是，越是到工人、農民、商人、基層官員、科技人員那里去，就越少聽到意識形態化的口水仗。相反，一旦遠離具體現場，一腦子事實換成一腦子理論，人們活得高雅和高深起來，閃耀著這種或那種“政治正確”的神圣光環，事情才會陷入危險，連“花裙子”和“口罩”也能通過“上綱上線”頃刻間變得易燃易爆。到那時，書本左派對抗書本右派，書本激進對抗書本保守，書本效率對抗書本公平……在書本知識的混戰危機中，再好的道理都沒法說了。

　　這并不是說“讀書越多越反動”，不是說大老粗具有天然優勢。事實上，無論學歷高低，人們談“主義”時都容易崩，談“問題”時都不難磨合，與穿不穿草鞋沒關系。這也不是說書本一定會惹禍，而是說這世界上，所有知識最終都需要落地。唯實踐能清醒所有“永動機”式的理論空想，唯實踐能給神主知識退燒、脫敏、活血、解毒，是知識重獲解釋力和引領性的前提，是一切偉大理論活的靈魂。

　　毛澤東1937年撰寫《實踐論》。一個極窮、極弱、極亂的大國在當時幾無發展前例可援，各種洋教條讓國人左右皆誤、一再迷路，若無《實踐論》的喚醒，沒有一場大規模的知識生產自主解放，全社會行動力的不斷凝聚和增強簡直無從想象——那是一個并不遙遠的生動故事，可為今人借鑒。

　　這就是“下要接地”的意思。

　　如果說神主知識不可取，碎片知識同樣讓人頭痛，是時下求知者們的另一大災情。這樣說的背景，是當代的知識產能實在太強了，未來的知識更可能多得令人望而生畏。嚴格地說，對每一塊石頭都可考古，給每一個人都可寫傳記，而天上每一顆星星都值得成立N個研究院去探索……但我們需要那么多知識嗎？太多信息讓電腦死機，太多知識讓人不堪其累，會不會反有多方喪生之虞，讓人們不是更善于行動，而是更難于行動？

　　也許，需要一種篩選優化機制，助人們適時輕裝上陣，排除大量不急需、不必要、不靠譜的知識。還需要一種活化組織機制，讓萬千知識各就其位，各得其所，組成手腳四肢和五臟六腑，共享統一的靈魂。不能不提到，隨著解構主義等后現代哲學風行，舊的獨斷論遍遭清算，只是一篙子打翻所有的“大敘事”，視一切概念為“能指”和“神話”，在文本符號里層層揭偽，層層打假，把造反進行到底，痛快倒是痛快，但也有虛無之危——把“遮蔽性”統統罪名化，其本身是否也構成了一種新型的獨斷論?人們至少可以先問上這么一句。

　　這事暫且從略，不妨以后再說。物理學家霍金稱：“21世紀是復雜科學的世紀。”他是指理科。如果以物為認知對象的理科尚且如此，那么文科(還有醫科)以千差萬別和千變萬化的人為認知對象，當然更是復雜加倍——虛無主義也許不失為一面應時的破鏡。由于識字率越來越高，由于知識產能馬力全開，由于各領域、各層級、各門派、各分支、各種方法和風格、各種利益背景和實踐細節，無一不在盛產知識，再建“大敘事”確已困難重重。于是人們習慣于各說各話，自說自話，頭痛醫頭（甚至只醫頭發），腳痛醫腳（甚至只醫腳皮）。國學派同工業黨談不攏，多元派同法律黨談不攏，這還算好理解。反核圈同勞工圈談不通，女權派與自由派談不通，就有點費解了。更讓人奇怪的是，同是動保人士，寵物派和野生瀕危派可能勢不兩立;同是原住民維權的同道，修路派和拒路派可能不共戴天;同是在抗議超級跨國公司的資本全球化，新左派、同性戀、民族主義者、黑客、素食人士、裸體主義者倒可能自己也鬧成一團，甚至打上一場……有關瑞典“環保少女”的爭議不過是最新一段插曲。

　　不是要百家爭鳴嗎？爭一爭也許不錯。既然都有理有據，那么任何人都有權發聲。但如果人們都是用高音喇叭拼命發聲，都希望別人張大耳朵聽好，卻缺少耐心、興趣、時間聽別人發聲，失去了理解和包容他者的能力，大概不是一種正常。即便把杠精們擋在門外，都端起學術架子，拿出紳士風度，開出一個個優雅的高端研討會，然而只要小題目路線仍至高無上，互相屏蔽者的合影與碰杯也不正常。筆者的記憶中，有兩位文學朋友曾靠三五句話一見如故，立刻撇下我等庸常之輩，另擇一室親密深談。可沒過幾分鐘，大概也就是七八句話的工夫，兩人又破門而出各奔東西，一個大罵“騙子”，另一個斷言“那家伙屁都不懂!”。

　　必須指出，作為前述實踐盲區、實踐窄道、實踐浮影的產物，這種碎片知識多出于白領人士，往往經驗含量甚少，戴上舊式的“經驗主義”帽子并不合適。也許它更像一種小教條主義，或者說，是小教條和小經驗煮成的一些夾生飯。新資本主義時代的經驗貧血癥同樣顯現于此。

　　長此以往，眾聲喧嘩，誰也聽不清誰。沒有統領小真理的大真理，真理便讓位于形形色色“我”的真理。換句話說，“大敘事”潰散，其意外代價是大“三觀”（世界觀、價值觀、認知觀）隨之缺位或曖昧，碎化了浮躁而低效的心智，使碎片知識無法得到一種知識方法、知識倫理的黏結與組織，離可操作性已越來越遠;這一情形離爭奪資源的難看吃相，倒可能越來越近。

　　作為知識失能的正常反應，民粹主義和反智主義的入場便不可避免。很多人無奈之余，最容易把解決亂局難題的希望寄托于一些強人，那些根本不要知識、不講道理、作風粗魯而強悍的可疑救星——比如指望一兩個政治梟雄來痛擊疑點重重、劣跡斑斑的“全球化”。“劉項原來不讀書”(毛澤東詩句)，那意味著歷史再一次把知識擱置和冷藏，大棒再一次成為最有效語言，知識分子目瞪口呆暫時退局旁觀。

　　這就是“上要接天”的緣起。

　　科學史家庫恩說過，“在公認的危機時期，科學家常常轉向哲學分析……為新傳統提供基礎的一條有效途徑”，包括借助“直覺”“意會”“無意識”，以革命的方式共約和共建新的“知識范式”，打造一個新的思維共惠平臺。這差不多是說，在不同專業之間，靠嗅也能嗅出一種有關知識的知識，向上升維，分中求合，以結束各自的畫地為牢，結束各自專業可能的死局和不安全感。

　　這種哲學高瞻，需要對人類實踐實現大規模的修復，需要來自實踐前沿的睿智，既貫穿于各自的專業自信，也體現于及時的專業自疑，永葆自疑這一求實求新者的必備能力之一，以促成新思維的蓄勢待發。這種哲學高瞻也需要人格與胸懷。康德是一個兼職數學家，終身蟄居偏僻小城，過著清貧的日子，其墓碑上卻刻有這樣一句：“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越來越歷久彌新，一個是我們頭頂浩瀚燦爛的星空，另一個就是我們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則。”這一墓志銘體現了一個偉大時代眾多求知者的風貌，也蘊積了當年知識之所以成為力量的磅礴心志。那時候的人們并非說話句句在理，但天地和心靈是多么廣闊！人們握有經驗方法與數理方法兩大工具，差不多就是握有理科版的“接地”“接天”之道，就能把整個天下真正揣在胸中。

　　前人已遠，后人接薪。時值全球現代化面臨新的十字路口，各種知識小格局碎了又碎，我們能否重建“三觀”，重建形而上，打通知識的任督二脈，找到各種知識既能相互博弈和碰撞，又能相互通約、消化、滋養、激發的成長機制?我們能否跨過前人的許多見解，但找回前人的志向，謀術有別，為學相濟，做事有別，為道相通，讓全人類文明成果再次匯聚成共同前行的力量?這是逼近每個求知者的又一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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