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在我國自古有之，但從魯迅開始，它被賦予了更多新的涵義，其中之一便是向舊體制與黑暗勢力發起挑戰。早在《語絲》時期，魯迅便開始了以雜文為武器進行戰斗的人生。其先后創作的雜文竟高達130 多萬字，這些雜文被分別收錄在《熱風》、《墳》、《華蓋集》、《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且介亭雜文》、《花邊文學》等雜文集里。在魯迅的雜文中，呈現出“意識到的歷史內容”與“超邁往古的藝術成就”兩個特色，并以此開辟出了個性化的社會批評以及文明批評道路，具有鮮明的革命現實主義戰斗意識，這無疑使魯迅雜文成為了近代雜文史上最為璀璨奪目的明珠。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由于對生存意義與價值缺失的失望，魯迅并沒有因此隨波逐流，而是用他犀利的雜文發出了自我突圍的吶喊，甚至漸漸把雜文“鍛煉成精銳的一擊，能以寸鐵殺人的匕首和投槍”。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諸多雜文中所表現出來的戰斗意識中窺其一斑。本文正是以此為立足點，對魯迅雜文戰斗意識的表現形態以及歷史成因進行逐一剖析。

　　一、魯迅雜文戰斗意識的表現形態

　　現代雜文這一文體的傳播和發展是與魯迅密不可分的，我們談到雜文時總會想起魯迅，而談到魯迅時又總會想起雜文。魯迅的雜文，短篇精悍辛辣、切中要害，長篇論證綿密、剖析深刻，尤其善于運用反諷的寫作手法，這使得他的雜文不僅戰斗性強，而且具有高度的感染力和說服力。從魯迅雜文所選取的題材來看，上至宇宙，下至塵芥，均能夠成為他展現戰斗意識的對象，且都能夠被挖掘出額外的意義與當下的時代性，其所寫的雖然是一時一地的事情和一人一物的面貌，但卻具有普遍的意義。同時，在不同題材之下，魯迅也能夠合理地選擇與之相吻合的筆法，通過多樣性的表現形式構架起縱橫交織的網絡利刃。魯迅用他那獨具特色的現代雜文向世人道盡了世間百態和黑暗勢力的嘴臉，表達著自己對不合理社會的憤懣和愛憎之情。這些雜文通過魯迅或勇猛有力或堅韌鋒利的語言表現出來，不僅展現了他敢于同黑暗勢力作斗爭的勇氣，而且給當時的民眾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和力量鞭策。也正是在魯迅的這種執著與堅韌之下，現代雜文最終以輝煌的風姿登上了“高尚的文學樓臺”，而整個過程都表現出了魯迅強烈的戰斗意識。具體而言，魯迅雜文戰斗意識的表現形態可以大體歸結為三個層面。

　　魯迅雜文鮮明地表現出了對舊體制、舊思維的批判意識。魯迅對積習已久的君權神授、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等舊體制、舊思維有著極度的不滿，他猛烈地攻擊腐朽的傳統、陳舊的文明、吃人的禮法。如，在雜文集《熱風》中，魯迅與支持封建思想的“復古派”、“國粹派”進行了不依不饒的斗爭; 在雜文集《墳》中，魯迅又進一步地對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中所形成的文化弊端進行了深入的批判，并對其業已形成的體制進行了否定; 在《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等雜文集中，魯迅又系統化地對以明清文化為主要代表的思想、文化、學術等各個形而上層面上的文化體制進行了深入的梳理及其批判……與此同時，魯迅在對這方面發起挑戰的時候，更加關注到了深層次的、被廣大民眾所忽視的一種習慣性的思維模式。如，在《論“他媽的”》一文中，魯迅對大眾“不離口”的“國罵”現象進行了分析: “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是依賴門第，還是依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遠有無聲的或有聲的國罵。”可見，魯迅能夠從司空見慣的現象中挖掘出不一般的見解，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有力地批判了迂腐、落后的思維。此外，我們還能從其他眾多雜文中看到這種揭示舊體制、舊思維對人民群眾精神毒害與奴役的事實，深刻地暴露和解剖了當時中華民族的病態心理，凝聚著魯迅對國人思想健康的思考和對人民解放道路的執著探求，目的是期望國人擺脫封建傳統思想的束縛，改革國民劣根性。

　　魯迅雜文有力地體現出了敢與同黑暗勢力抗衡的斗爭精神。從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魯迅處在動蕩不安、混亂不堪又極其黑暗的年代，社會腐敗，帝國主義橫行，風雨如磐，寒凝大地，黎民百姓苦不堪言。在如此血雨腥風的惡劣環境里，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拿起“雜文”這把利器如實地揭露出了一切罪惡、丑惡及其病根，對社會的黑暗、統治者的兇殘、帝國主義的罪行等都給予了猛烈的抨擊，其雜文筆墨所到之處，令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及一切魑魅魍魎心怯膽寒。如，在他的《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中，對“五卅運動”以及“三•一八慘案”中迫害中國民眾包括進步青年在內的帝國主義、封建軍閥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在《而已集》中，魯迅對大革命失敗這一政治背景下所發生的屠戮革命青年的現象進行了無情的鞭撻; 在《且介亭雜文末編》以及《附集》中，魯迅又大膽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專政并殘害中國民眾的事實，同時，也批判了中國共產黨“左”傾路線的現象; 另外，針對袁世凱復辟的現象，魯迅也在他的雜文《〈殺錯了人〉異議》中進行了抨擊: “從袁世凱那方面看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因為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如此一針見血的思想觀點，在魯迅的雜文中尚有許多，而諸如此類的批評無疑將魯迅的戰斗思想體現得淋漓盡致，也凸顯了民主革命斗爭在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右翼合流之后新的任務及意義。

　　魯迅雜文真實地反映出了進步文人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文化圍剿”的歷史內容。面對國民黨反動派對外消極抵抗和對內殘酷鎮壓人民的丑惡行徑，魯迅在后期寫了《答國際文學社問》、《“友邦驚詫”論》、《文章與題目》等雜文，對其進行了大膽的揭露與聲討。魯迅在這些雜文中所表現出來的戰斗意識刺痛了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御用文人，他們對魯迅展開了刀和筆的“文化圍剿”。面對他們的群起而攻，魯迅抖擻精神披荊斬棘進行韌性的戰斗。他在《且介亭雜文》序言中說到:“這一本集子和《花邊文學》，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凡是寫下來的，全在這里面……其中有著時代的眉目。”可以說，這兩本雜文集凝結了魯迅堅定的戰斗意識，記錄了國人覺醒的吶喊，也剝開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兇殘與偽善。正因為如此，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御用文人們將刀斧對準了《且介亭雜文》與《花邊文學》，在其書稿上揮刀弄斧，進行大量的刪減與更改。對此，魯迅曾有準確的記載: “《病后雜談》共五段，待到登出來只剩下第一段了”，“《中國人失去了自信力了么》一文，凡是對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處，都被刪除”……而針對他們的這種卑劣伎倆，魯迅也給予了有力的還擊，那就是事后把被官方刪割的段落標上黑點或黑杠全文補上，重新發表出來。總之，魯迅的雜文( 尤其是后期雜文) ，是當時“圍剿”與反“圍剿”斗爭在文化戰線上的最真實的歷史記錄，而魯迅也正是在這種與國民黨反動派“文化圍剿”的斗爭中，成為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二、魯迅雜文戰斗意識的歷史成因

　　雜文是魯迅一直運用到生命最后關頭的斗爭武器。從早期的打倒封建體制和傳統思維，到中期與黑暗勢力的長期鏖戰，再到后期與國民黨反動派短兵相接、遍地狼煙的反“文化圍剿”，可以說，魯迅用他無堅不摧的雜文為世人書寫了一部文化戰爭史?？梢哉f，魯迅雜文挖掘根源，深入骨髓，充滿了革命主義戰斗意識，因而在剖析時代生活之時，極具歷史深度。而究其雜文中戰斗意識的歷史成因，筆者以為與魯迅雜文的三個發展階段及其環境因素密不可分。

　　魯迅雜文的形成期，時間為1918 年至1925年。在魯迅從文之初，舊文化、舊道德嚴重束縛了國人的思想，而民主的自我拯救意識并不突出，于是大部分國人皆處于渾渾噩噩的狀態。在封建思想的嚴重侵蝕之下，魯迅自己也曾坦言中了莊周韓非等人的毒，思想深處潛藏著虛無與頹廢的因素，同時也正因中的毒太深，才使魯迅后來的戰斗意識也更為濃烈。魯迅認為國民應該不斷地自我反思，革除封建思想中愚昧落后的因素，在墮落的環境中自我救贖。正是出于對傳統積習的深切反思與內省化的自我體驗，魯迅才勇敢而又鮮明地舉起了與傳統秩序戰斗的大纛。魯迅在三改志愿之后，最終棄醫從文，他認為“救人的靈魂要遠比救人的肉體更為重要”。由此可見，魯迅在選擇文壇之初便懷有崇高的志向，他要用自己的文章為利器去改造愚弱的國民性，而雜文無疑是利器中的利器。從此，魯迅開始了向傳統積習發起挑戰并努力開拓現代雜文領域的艱辛之路。這個時期的雜文主要收錄在《墳》與《熱風》中，這些雜文所言之事雖小，但所論問題卻極大，主要是結合當時一般的社會現象對我國的舊體制、舊文化在現實社會實踐中的表現進行深入的解剖與廣泛的批判，而魯迅雜文的戰斗意識便在這種解剖與批判當中初露鋒芒。

　　魯迅雜文的發展期，時間為1925 年至1928年。1925 年，北洋軍閥段褀瑞執政時，下令禁止學生的反帝活動，殘酷鎮壓北京“女師大風潮”，繼而在1926 年制造了駭人聽聞的“三•一八慘案”，兩百多名請愿群眾被政府槍殺在血泊之中。魯迅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與悲愴，憤然寫下了《記念劉和珍君》，發出了振聾發聵的“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的錚錚之音，以此來警醒國人要永遠記住這筆血債，而這錚錚之音也一直是魯迅戰斗精神的真實寫照。此后，魯迅雜文從廣泛的社會批判轉入了激烈的政治戰斗。圍繞“五卅事件”、“女師大風潮”、“三•一八慘案”，魯迅相繼創作了很多雜文，如“聽將令”命題以及“打落水狗”等，都是這個時期魯迅戰斗意識的鮮明反映。這一時期的雜文主要收錄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中。在這一時期，很多人開始把雜文這一文體與魯迅的名字聯系起來，“魯迅雜文”形成了獨立的概念，并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此時的魯迅雜文已經不僅僅是在對一般的社會現象進行剖析，而且毫無疑問地成為了與黑暗勢力作斗爭的利器。當時的魯迅深知，那個時代需要這種充滿戰斗意識的雜文，所以他義無反顧地繼續用他犀利的筆發出自我突圍的吶喊。

　　魯迅雜文的成熟期，時間為1928 年至1936年。從1928 年開始，由于國民黨反動派對進步文章出版的種種限制，魯迅雜文由勇猛有力變為韌性的戰斗，他在分析壓迫的方式之際，進一步挖掘出了在通常意義上的顯性壓迫之外，實際上還存在著隱性壓迫的方式，且后者更具有隱匿的特點，壓迫性也更強，而廣大的民眾卻沒有意識到自己被奴役的現實。與此同時，魯迅開始大量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文藝理論，更自覺地把自己在思想上的斗爭同新民主主義政治革命斗爭有機地結合起來，逐漸成為了一名馬克思主義者。1931年，“左聯”五作家慘遭殺害，之后又發生了“九一八事變”，國民黨對外采取不抵抗政策，對內卻進行殘酷的“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魯迅在此種背景之下，以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戰斗姿態，屹立于文藝界，并手執匕首和投槍時刻迎擊一切魑魅魍魎。這一時期魯迅創作了大量的雜文，主要收錄在《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等集中，這些雜文除了有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行為的抗議和對國民黨黑暗統治的揭露之外，還有對“第三種人”、“自由人”等的批判，以及對“新月派”、“民族主義文學運動”等的斗爭。此時，魯迅已經能熟悉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和階級斗爭學說分析中國歷史和社會現況，這使得魯迅雜文的戰斗意識及藝術成就在辯證唯物主義的推動之下，達到了巔峰。

　　毛澤東對魯迅雜文極為推崇，曾寫下《研究他的雜文的戰斗方法——讀魯迅〈魯迅全集〉》的讀書筆記，并如此評價魯迅: “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作為文學家的魯迅，用他精湛的文學才能為我們留下了諸多經典的作品; 作為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魯迅，用他鋒利的雜文為我們留下了敢于與一切黑暗勢力作斗爭的戰斗精神。和其優秀的文學作品一樣，魯迅這種大無畏的戰斗意識也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與我們漸行漸遠，反而會隨著環境的變遷和歷史的佐證顯得越發的彌足珍貴，并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奮發圖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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