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從上世紀末的最后一兩年，到新世紀的這十多年間，以否定或顛覆一切為宗旨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似瘟疫一般彌漫在學術領域，特別是在以魯迅研究為主的現代文學研究領域越演越烈。其中，尤以一些人鼓吹的去革命、反體制研究和魯迅遭遇“綁架”說橫行學壇。這些所謂精英，將本應屬于魯迅的核心精神，本應屬于學術范疇的內容，蓄意政治化，并且進行了符合自己口味且又能為己所用、為己揚名的政治化。

　　一

　　2011年是魯迅誕辰130周年。一位化名“方尺規”的先鋒作家，寫了一篇題為《質疑魯迅》的文章，公開褻瀆魯迅。他從魯迅雜文中羅列出10處所謂“疑點”，得出了一個極其荒謬的結論：魯迅是假的，有人代筆，是“人造”的大師。還有一位所謂“藝術精英”作了一個被一些人傳得津津樂道的演講，題目叫《魯迅的好看與好玩》。其中毫無學術可言，而是帶著濃厚的八卦色彩，以江湖游方郎中的相面術來“縱橫捭闔”魯迅的好看與好玩，這不是嘩眾取寵又是什么?在紀念魯迅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有人在發言中祭起了“去革命”的旗號，將毛澤東對魯迅評價中的“偉大的革命家”稱謂去除，給改成了“偉大的社會活動家”，似乎這樣一改，就能抹去歷史上真實存在的魯迅固有的革命內涵了。

　　毛澤東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說：“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偉大的社會活動家”的提法，根本不符合當時魯迅的狀況。

　　眾所周知，魯迅在上海的最后十年，是其一生中著述最為豐富、戰斗性也最為激烈的十年，同時也是他完全蟄居的十年。僅有的一次公眾場合的露面，魯迅是懷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壯心情，赴遭國民黨特務殺害的楊杏佛先生的葬禮。當時，國民黨限制他的行動自由，一些小報制造的別有用心的謠言也在不斷地追逐著他，以致他與外界的聯系不得不通過日本人內山完造開設的書店進行。期間，國民黨反動當局制造了對共產黨人、左翼作家趕盡殺絕的一次又一次白色恐怖事件,魯迅不得不經常舉家躲藏起來。1933年4月11日，于長期東躲西藏后，魯迅舉家自拉摩斯公寓搬遷到剛剛落成的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的大陸新村1弄9號，這才有了一個穩定的住所。但是，這個住所并不對外公開。由于環境的異常險惡，魯迅不得不一直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以內山書店職員的身份入住大陸新村。直到三年半后病逝，連戶口都一直沒有申報。請問，古今中外，有哪一位“偉大的社會活動家”是不具公開身份、不對外公開家庭住址的?

　　魯迅暗中參與的營救中外人士的行動，其營救對象無一不是共產黨人(包括共產國際和外國共產黨人)和左翼民主人士，這就是魯迅身上凸顯的與眾不同的革命特性。由此可見，那種在魯迅研究中高祭所謂“去革命”的旗號，是不符合歷史的真實存在的，自然，也有悖于學術研究必須遵循的原則與常識。

　　二

　　有關魯迅遭受共產黨、毛澤東以及共產黨特使馮雪峰“綁架”的說法，近十余年間被一些人大肆傳播、擴散，以致越過浩瀚的太平洋，抵達美國。一個叫徐賁的旅美華人學者，就大肆傳播這一觀點。他在2008年發表題為《紅潮往事》的萬言文，針對魯迅臨終前三個月發表在《文學叢報》和《現實文學》上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徐賁先生在引用時將其冠之為“發表過一封《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字樣)，這樣杜撰道：“布切曼、伊羅生和李福仁一直以為這篇文章是魯迅親自寫的，一直到英國里茲大學本頓教授(Gregor Benton)于1994年6月在《東亞歷史》第七期上發表了《魯迅、托洛茨基與中國托派》一文后，布切曼才知道，這篇文章是魯迅在病重時，由馮雪峰所擬稿的。”

　　讀著徐賁先生的這段文字，我們不禁給弄糊涂了!有關魯迅先生這一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早在1936年7月的《文學叢報》月刊第四期和《現代文學》月刊第一期刊登時，其文尾就明明白白地這樣寫道：“這信由先生口授，O.V.筆寫”。O.V.即馮雪峰。魯迅逝世以來的70多年間，無論哪一種版本收入，都是這么注明的。而馮雪峰本人撰寫的一系列回憶文章中，或其回答魯迅研究者、出版社編輯的提問時，也都是這么詮釋的。

　　在此，筆者還要提供一個新的史實。這個史實是一位與馮雪峰過從甚密的人，與馮雪峰多次訪談的回憶，回憶的題目是《為魯迅執筆——近四十年前聽馮雪峰閑聊(一)》，作者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資深編輯，上世紀80年代擔任過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的陳早春。此文寫作時間為“2010年3月18日草，近又收入2012年10月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民國那些事——魯迅同時代人》一書。

　　陳早春先生這樣寫道：

　　這兩篇文章，魯迅在答徐懋庸信中已鄭重聲明過：是“我的”。當然他說的是《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一文，不過該文中也提到過“托洛茨基的先生們”，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的口徑基本一致。

　　實話實說，馮雪峰沒有跟我閑聊過《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一文的代寫情況，而對《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的代寫情況，卻聊了很多，且不止聊過一次，時在1972年11月間，特摘錄如下：

　　“當時‘國防文學’派中有些人誣陷魯迅為‘漢奸’，為‘托洛茨基派分子’。這使魯迅很傷心，很悲忿，以至使他懷疑這樣的戰友‘是否系敵人所派遣’……托派陳仲山寄來的第一封信，還有他們辦的刊物，使魯迅大為驚詫。他將這信壓在自己的枕頭底下，不讓任何人知道，也瞞著許廣平，《魯迅日記》也未記。這封信是六月初(按為六月三日)寄來的，許廣平回憶錯了，誤將陳仲山寄來的第二封信當做了第一封……陳仲山的來信，他跟我見面尚未開口講話，就從枕頭底下抽出來要我看。我邊看，他邊說，‘托派真的來了，來引為知己了，你看討厭不討厭!’……我問他要不要答復，他說那要拜托你了，并囑咐我，要把來信附上。我將來信授意的這封回信寄給好幾個刊物，由周揚掌控的《文學界》就是不愿意發表，好在別有兩刊物都發表了。魯迅看了，面帶笑容地說，這次便宜他們了，來信也用同一字號，沒加區別，太便宜他們了。”

　　顯然，魯迅先生是認真地看完兩家刊物所刊的“這信由先生口授，O.V.筆寫”的這封信的，而“面帶笑容”，則表明了他肯定了馮雪峰的代筆沒有走樣，亦即沒有違背他的本意。

　　在《為魯迅代筆》的文尾，陳早春先生還著重作了以下說明：

　　附帶說一下，馮雪峰在魯迅在世時，他可以為魯迅代寫文章、增刪文句，但當魯迅百年之后，由他主持刊行魯迅著作時，卻一字、一標點也不許編輯改動，即使明顯錯了也只能加注說明。

　　最后，陳早春先生一針見血地道出了鼓吹“綁架”說的精英們的險惡用心。他寫道：

　　很難想象，在魯迅眼睜睜看著一切的時候，居然敢假冒魯迅的名義去發表自己的作品。有人熱衷于談論此事，可能的解釋也許是這樣：公開去罵魯迅，可能多少有些顧慮(新時期似乎例外)，那就只好去“清君側”。今天在雪峰為魯迅代寫文章上做文章，是否也在沿用我們老祖宗的這套把戲?其實，馮雪峰早就被“清”過無數遍了，今后是否還將被“清”下去?

　　“清君側”，陳早春先生評說的多么的一針見血啊!那些號稱精英、新銳的人，究其根本，就是不要歷史的真實存在!

　　三

　　進入21世紀以來，一些過去從不涉足魯迅研究的新銳人物，掀起了所謂的反體制研究，四處散布所謂魯迅遭共產黨、毛澤東“綁架”了的說法。

　　在1927年4月15日前的廣州，魯迅確實與共產黨人有過一些來往，但根本不存在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如何看待魯迅與共產黨人之間的關系?筆者以為，正確的認識是正視歷史的真實存在。應當說，他們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坦誠相見進而并肩作戰的關系。

　　魯迅最終同共產黨人站在一起，有以下幾個因素。一是基于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影響，魯迅先生接受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特別是被列寧稱之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的普列漢諾夫的理論。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魯迅早期的著述及所翻譯的外國作品中得到印證。二是其在北大授課時，同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交往。三是孫中山先生昭告天下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影響。四是1927年4月蔣介石突然變臉，背叛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標和三大政策，大肆殺戮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群眾的血腥暴行，使魯迅先生進一步加深了對共產黨所從事的偉大事業的認識和參與。及至后來，日寇步步蠶食我大好河山，中華民族處于危亡時刻，蔣介石卻不顧人民死活，大打內仗，終使魯迅不惜與蔣介石交惡，更加堅定地站到了中國共產黨人一邊。

　　有例為證。自1927年1月魯迅自廈門抵達廣州，至同年10月離去，魯迅始終對國民黨執政當局保持著高度警惕，對于國民黨方面的拉攏和誘惑不屑一顧。1月25日，在中山大學學生會舉行的歡迎大會上，面對國民黨右翼的副校長朱家驊封自己為“革命家”、“戰士”的時髦吹捧，魯迅先生當場斷然拒絕：“朱先生說得那一套我不承認!”他還堅決拒絕了蔣介石的鐵桿幕僚戴季陶、陳公博、孔祥熙等人的請吃，而且拒絕得很是徹底：在傳達室里貼上“概不赴宴”四個大字的告示。

　　與對國民黨右翼的態度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對共產黨人的尊崇與愛護。一天，當中大學生、共產黨方面的聯絡員畢磊傳信說，中共廣東區委負責人陳延年欲來拜訪時，魯迅十分高興，當即呼應道：“太好了!我也正想見見他。”然而，出于安全計，魯迅建議道：“不過，他來這里容易惹人注意，還是我去方便些。”結果是年長、輩分高、名望大的魯迅，前往陳延年的秘密工作地點作了推心置腹的探訪。

　　自1927年4月14日夜晚起，緊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開殺戒之后塵，國民黨極右翼的戴季陶等人也在廣州大肆搜捕、殺戮共產黨人和進步學生、革命群眾。魯迅聞訊后毅然挺身而出，以自己所擔任的中山大學教務長身份，于當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大院系主任與著名教授緊急會議，商量營救被捕進步學生。在遭到與會的朱家驊等實權派拒絕后，魯迅當即開始了長達兩個月之久的辭職相抗。其間，他還冒著遭特務暗殺的危險，前往關押被捕學生的南關戲院探視慰問，并捐大洋十元……

　　說到底，魯迅與共產黨人之間的關系，可以定位在“坦誠相見，并肩作戰，相互影響”這12個字上。而魯迅精神的核心，完全可以用三個字來概括，這就是在他逝世時，全國暨上海各界抗日救國會覆蓋在他遺體上的那面大旗上所繡的：“民族魂”。

　　當然，魯迅是一個無黨派人士，在同共產黨的密切交往中，魯迅始終恪守著自己的原則與立場，以及清醒、敏銳的是非判斷能力。如對積極推行“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的共產黨負責人李立三要他參加飛行集會與演講的反復勸說，他斷然拒絕，堅決不做無益、無謂的犧牲。面對“左聯”后期領導人推行的關門主義路線，魯迅于規勸無效后拒不與之為伍。還有瞿秋白慘死在國民黨槍口下帶來的強烈震撼與反思——他不顧自己日趨衰弱的病軀，沒日沒夜地為亡友出版《海上述林》文集，直至死亡來臨……

　　那些反體制研究的精英們奉行去革命、去政治化原則，他們并非真的不要政治理念，而是試圖導向他們所希冀的那種政治理念。他們所持的立場，與學術界所奉行的民族魂核心原則，是背道而馳的。

　　四

　　一些試圖以“還原魯迅”作為新詮釋目標的人，把蕭紅筆下的魯迅說成是去除了意識形態的“真正魯迅”，可惜，這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說法罷了。正是在《回憶魯迅先生》的散文中，蕭紅向我們講述了兩個極為重要的故事情節。一個是魯迅帶領二蕭觀看蘇聯在莫斯科紅場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盛大場面的紀錄片時，神往地說過一番話，令二蕭感受到了真實的魯迅那種“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的熱切企盼心情。

　　蕭紅這樣原汁原味地為我們記錄下了1936年4月13日晚，魯迅先生偕夫人許廣平，邀請她和蕭軍同往上海大戲院觀看蘇聯影片《夏伯陽》時的場景，以及當時說下的一段話：

　　魯迅先生坐在xx電影院樓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記了，新聞片是蘇聯紀念“五一”節的紅場。

　　“這個我怕看不到的……你們將來可以看得到。”魯迅先生向我們周圍的人說。

　　而另一個故事情節，同樣記錄了魯迅與蕭紅之間看似風趣卻意味深長的一段對話，其話題是關于肩負重要使命、剛自陜北來到上海的馮雪峰的。實錄如下：

　　有一天晚上X先生從三樓下來，手里提著小箱子，身上穿著長袍子，站在魯迅先生的面前，他說他要搬了。他告了辭，許先生送他下樓去了。這時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繞了兩個圈子，問我說：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嗎?”

　　“是的。”我說，

　　魯迅先生很有意思地在地板上走幾步，而后向我說：“他是販賣私貨的商人，是販賣精神上的……”

　　X先生走過二萬五千里回來的。

　　那些從未完整地閱讀過魯迅全集，靠摘取其著述中的片言只語，鼓吹去革命、打著所謂“還原魯迅”的旗號及魯迅遭“綁架”說的反體制研究的精英們，無視魯迅、魯迅精神的靈魂核心。他們閉口不談魯迅是怎樣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入侵我中華大地;他們閉口不談魯迅怎樣憎恨蔣介石拋棄孫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國民黨左翼人士和革命人民，猛烈抨擊蔣氏鼓吹的“攘外必先安內”媚日不抵抗政策，不談魯迅一次又一次地譴責、聲討蔣介石對堅持抗日、堅持全民族團結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進行大規模軍事圍剿;閉口不談在新文學——左翼文學運動中魯迅領導并站在斗爭最前列沖鋒陷陣，反對國民黨當局的文化圍剿政策;閉口不談在白色恐怖高壓下，魯迅同共產黨人的血肉相連友誼，以及不顧自身安危，一次又一次，傾盡全力掩護、資助、營救遭通緝、逮捕的共產黨人、左翼文化人士和國際友人……總之，在這些反體制的精英們的筆下，幾乎從來不提魯迅大出殯時非共產黨人的各界抗日救國會授予他的“民族魂”稱譽，似乎一提“民族魂”，就有沾革命、被綁架的危險。

　　做學問一定要腳踏實地，切莫空談，切莫把標新立異作為成名的捷徑，切莫提不切實際又危言聳聽的口號!

　　(作者單位：昆山日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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