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共貧中國到共富中國到底有多遠？

司馬平邦

電視劇《鋼鐵年代》第28到31集，表的是1960年代最初兩年，新中國遭遇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向蘇聯還貸等一系列幾乎讓國民經濟全盤崩潰的巨大困難之時（慘極），中國人從煉鋼工人到墾荒志愿者、到種地農民、到知識分子、到干部階層以及到國家領導人，社會諸多階層是如何同苦共苦共渡難關的。

說白了，即共貧時代。

從歷史的角度看，1960年代最初的幾年，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60多年歷史上最不堪回首和不復重來的歲月，其真正的恐懼在于一個“窮”字，中國共產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新中國后，一直在追求“社會主義優越性”中的兩個至關重點：發展生產力（國家富裕）和優化生產關系（平均分配），其時，第一個優越性已經幾乎喪失怠盡，那個時代才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推動生產力優越性方面的能力受到最嚴重考驗的時代，也就是后來某位偉人說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好在，其時，以“平均分配”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優越性還仍然堅持。

這部劇的這個段落，或者從側面證明，即使沒有生產力的優越性，生產關系的優越性若果持有，即平均分配仍在，社會主義仍然可以“勝利”。

這其實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哪一個才是其最最的本質？

劇中，鞍鋼的工人尚鐵龍和知識分子楊壽山這兩個特殊家庭，其家庭成員因種種理由流落在鞍鋼、鞍山農村、北大荒等各處，劇集以平行敘述的方式展現了他們的生活，當然，他們的生活第一是貧困，貧困到幾乎一無所有，第二是平均和團結――那種貧困狀況固然是當代中國人看見了都不屑一顧的，但那種建立在分配平均制度之上的人心團結或者又是當代中國人已經不敢奢望的。

當然，我知道，現在大部分的中國人看了這部劇的這部分內容，會說，我們寧肯不要那種分配的平均制，也不能忍受如此的貧困。

因為現在的中國社會、和每個中國人都已經將個人富裕優化為第一和惟一的奮斗目標。

誰都知道，現在的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已經不知超過1960年代初多少倍了，即從生產力方面衡量，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已經在改革開放30年的歷程里得到史上最大限度的證明，現在的中國，整體的GDP從2010年中開始就超過了日本、德國，位列全世界第二。

但，又據統計，即使現在中國的整體GDP全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然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但，這還不是事情的本質。

2010年12月25日，浙江樂清市寨橋村前村主任錢云會在一起被當地官方認定的交通事故中被一輛載重卡車軋死，錢云會之死引發的當地乃至全國的民怨蒸騰幾乎是改革開放30年來絕無僅有的，中國當代社會里正在起鼓發泡的所有癥結性問題――城市化對農村土地的剝奪、貧富陣營的強烈分化、官商勾結盤剝弱勢人群、商人與黑惡勢力的胼聯、整體社會價值觀的顛覆、國家權力機構信譽的崩塌，等等，完全巧合而巧妙地摻合在一起。

更可怕的是，錢云會事件又讓人看到，在中國最富裕即所謂最發達的省份之一的浙江省，在30年來最受到改革開放（生產力發展）恩惠的東南沿海地區，在萬富驕橫億豪林立的中心地帶，仍然有著那么那么一大群為著方寸土地所有權以死相拒的貧困農人，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以死相拒，他們的命運有可能是從現在的相對貧困走向一無所有的赤貧。

樂清市寨橋村的現實，與《鋼鐵年代》里那段故事的描寫好像正相反――戲里的社會主義生產力的落后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優越性并存，全國人民從小到下一心一意相信憑著這種生產關系的優越性，仍然可以致力于國家有一天走向真正的繁榮富強，當然，那時候掌握國家權力的中國共產黨也向老百姓許愿說，哪一天國家富了，老百姓的日子自然會好起來――由陳寶國飾演的共產黨員尚鐵龍在鞍鋼一廠的任上一次次用這樣的話語鼓舞人心，并換來了人心。

現在，在寨橋村，或者在別的某個地方，你再說這話，還有人會信嗎？

而在當下的現實里，在戲里的故事發生過去50年之后的當下，我們可以看見的是生產力高度發達之后（其實，從人均GDP上衡量，中國生產力高度發達只是一種虛飾的口號），當代中國某些角落、部位、人群和階層的生產關系（平均分配）已經幾近瓦解土崩，所以，回頭看胡錦濤剛剛發表在《求是》雜志上的一篇文章說的兩段話就格外有意義：

其一，在堅定不移推動發展的過程中，我們要不斷深化對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規律性認識，必須更加注重以人為本，堅持從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其二，全黨同志一定要增強主動性、責任感、緊迫感，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主攻方向，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重要支撐，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重要著力點，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強大動力，努力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切實做到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

這讓我想起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重慶經濟工作會議上的一段話：

有人認為，你總要先把經濟搞上去，掙了錢才能改善民生吧！“蛋糕”做大了才能分“蛋糕”，這看似有理，其實行不通。因為“蛋糕”分得不公平，做“蛋糕”的人就沒有積極性，這“蛋糕”就總也做不大。我們一定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社會成果由人民共享，把“蛋糕”分得公平合理，這樣，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中低收入的老百姓，就會有一往無前的積極性。當百姓都能感到我們的政府是真心實意為他們服務的，大家就自然會緊密地團結起來，齊心協力去奮斗，“蛋糕”就會做大做好。

1960年代，處在生產力非常落后、國民經濟非常困難的時期，當政者是靠什么帶領人民走出困境的？靠的是那種赤貧狀態下的共貧現實和共富夢想，這種共貧現實和共富夢想的直接作用就是，當貧困之中的中國老百姓一聽到國家這兩個字，神圣感油然而生，一聽到黨這一個字，崇高感不由自主。

說實話，從根源上說，如果沒有那個時代中國共產黨人領著全國人民咬牙堅持，哪里還有最近30年被描述為這么輝煌燦爛的改革開放的經濟高速增長？

飲水者要思源！

但，現在的中國，或者說是中國的某些地方，正進入另一種危機之中，生產力的高歌猛進，基礎或者也在于當初鄧公的一句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我們看到，在一部分人，哪怕是大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后，中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優越化并沒有同步跟著完成，不但沒有完成，而且還出現了大大的倒退（寨橋村這樣的例子還少嗎），當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生產力方面被證明過之后，其在生產關系方面、在平均分配方面（機會平等）出現的困頓和倒退正在嚴重危及著這個國家上層建筑的穩定，不信，你現在再問一問那里的老百姓，無論是那些受到改革開放恩惠而富裕起來的老百姓還是仍處在貧困線之下的中國老百姓，國家和黨，還會引起他們多少的神圣感和崇高感？

當然，共富，可能本身就只是一個夢想，全民的富裕在當代，在這個物質有限的地球上本來就不可能真正實現，而在人類歷史上，確實也沒有任何一種政權一種社會制度達到過或者能夠達到真正的全民無一漏網的富裕，尤其要包括那些沒有殖民掠奪機會的亞洲資本主義國家（東亞、南亞國家），但社會主義中國從當年的共貧到未來的共富的路上，到底是“均”重要還是“富”重要，這已成為最為現實最為必要討論的話題――當然我們討論這個話題的前提，是現有的中國政治體制可以穩定維系，而不是以顛覆之為前提。

至少，我從高滿堂先生的《鋼鐵年代》里可以得出結論，均，能夠帶來長遠的富，即使不帶來長遠的富也不會帶來國家和統治的崩盤，但我從現在，從寨橋村的這起或者極為簡單（已經被附會為極為復雜陰暗）的交通肇事里，卻可以看到，中國社會如果哪天完全失去了均，沒有了均這個前提，那么，單一的富，它絕不可能帶來全民富裕，這時，潛伏其后的最大可能將是治理秩序的紊亂，是統治信譽的喪失迨盡。

(PS：我看《鋼鐵年代》咱們普通老百姓就不要看了，看了也白看，而全體中國共產黨員真都該看看，而且都該看兩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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