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或那個時代

夏榆|張英

　　圖：1955年，浩然(左)與蕭長春原型蕭永順合影

　　
　　
　　圖：1989年5月5日在“泥土巢”寫作

　　圖：這張極具“文革”美學特征的圖片攝于1975年，浩然在京郊密云縣下鄉(xiāng)，他是那個時代中國文學的一面紅旗　（本專題圖片均由北京市作協(xié)提供）　

　　2月20日，“高大全”代表作家浩然辭世。與其用《艷陽天》、《金光大道》所秉持的判斷方式評價浩然以及那個時代，不如設身處地捫心自問——換了我又將如何？　

　　●浩然(1932－2008)，原名梁金廣，1954年起任《河北日報》記者、北京《俄文友好報》記者、《紅旗》雜志編輯。1964年到北京市文聯(lián)從事專業(yè)創(chuàng)作，任作協(xié)北京分會主席。1956年開始發(fā)表小說，1965年出版了代表作、長篇小說《艷陽天》，1972年出版了另一長篇《金光大道》。1974年發(fā)表了宣揚“文革”思想的中篇《西沙兒女》和《百花川》。粉碎“四人幫”后，出版了長篇小說《山情》(又名《男婚女嫁》)、《蒼生》，自傳體長篇小說《樂土》、《活泉》、《圓夢》三部等。

　　“他是矛盾的，有時候堅定，有時候懷疑；有時候認為自己是對的，有時候又認為錯了。”“但是外界批評的時候他就會堅持。他的精神很脆弱，有一點打擊就受不住。有時候他跟人說話，突然就會眼淚汪汪。”

　　李青是1981年認識浩然的。作為北京市作協(xié)常務副主席，李青與浩然共事二十多年。

　　最初在北京市文聯(lián)，浩然參加活動比較少。大多時候他住在北京郊區(qū)——通州、延慶、密云以及河北省三河縣。第一次見到浩然時，李青感覺他很像小說《艷陽天》中的主人公蕭長春：短發(fā)，國字臉，很愛笑。如果心結不被觸動，浩然的神情總是快樂的。1980年代初期他處于寂寞和抑郁之中，那時候他遠離文壇，后來才慢慢地回到集體生活中。

　　“他是江青看重的作家，但感覺他被動的時候多。‘文革’之后，他還能把自己拉回來。”“他不像文藝界另外幾個跟定江青的人，比如錢浩亮、劉慶棠和張永枚，他們陷得很深，最后身敗名裂。浩然一直沒越過自己的底線，他還能回到一個作家的狀態(tài)。”

　　李青最后一次見到浩然，是在醫(yī)院的重癥監(jiān)護室里。

　　“浩然在透析，在長達五年的植物狀態(tài)之后，他已經(jīng)完全失去知覺。”

　　2月20日凌晨2時32分，病臥床榻多年的浩然辭世，享年76歲。
　　
　　“喜鵲登枝”
　　
　　《新農(nóng)村的新面貌》是葉圣陶老先生寫給浩然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喜鵲登枝》的評論，這本小說集出版于1958年，其時浩然26歲。時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的葉圣陶用不無熱情的文字評論道：

　　“光就收進集子里的十一篇短篇看，已經(jīng)可以從多方面見到，在被革命喚醒的新農(nóng)村里，人的面貌是怎樣的煥然一新，人與人的關系是怎樣發(fā)生亙古未有的變化。”

　　浩然在《人民日報》的廣告欄中看到了這篇文章的預告，隨后急忙騎上自行車趕往東四郵局，買到登載那篇文章的刊物后，急不可待地坐在營業(yè)大廳的長椅上閱讀起來。

　　跟短篇小說集《喜鵲登枝》一起來到這個世界的還有浩然的女兒春水。

　　此時，因為沉迷于作家夢，浩然在單位背著“資產(chǎn)階級個人主義”的罪名，當女兒在東四一家婦產(chǎn)科醫(yī)院瓜熟蒂落之時，印刷工人們正在裝訂那本天藍色封面的書。幾天后的正晌午，女兒正在母親懷里吃奶，郵遞員把散發(fā)著油墨香味的新書送到浩然供職的《俄文友好報》南門口的收發(fā)室中。

　　這是浩然步入文壇的開始，此后他在文學界嶄露頭角。

　　《人民文學》雜志社前副主編崔道怡是浩然短篇小說的責任編輯。從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除去《人民文學》被迫停刊的時間，浩然發(fā)表在《人民文學》的短篇小說都是經(jīng)崔道怡編輯發(fā)表的。

　　在浩然辭世之際，頭發(fā)雪白的崔道怡在他的寓所回憶起往昔的時光：“他的小說文字順暢，意境優(yōu)美，結構也很巧妙，拿來就可以發(fā)表。他寫的鄉(xiāng)村都是光明的，美好的。在我接觸的作家中，他是一個非常樸實的，真正有鄉(xiāng)土氣質的作家，待人接物非常誠懇，實際上他已經(jīng)不是農(nóng)民了，而是農(nóng)村干部，但他對土地，對家鄉(xiāng)，對農(nóng)村，對農(nóng)民是充滿感情的，這種感情是真的，不是做出來的。”

　　“后來我從朋友那兒知道，當時浩然對農(nóng)村的社會現(xiàn)實也不是沒有看法，他說某些農(nóng)村干部像地痞流氓。他怎么辦呢？他越是見到不好的，就越在心里創(chuàng)造一個美好的理想出來。”

　　浩然出道時，一批作家已先后受到?jīng)_擊，被劃成右派，比如王蒙，劉賓雁，劉紹棠，叢維熙，李國文，鄧友梅……文學界從百花齊放變得百花凋殘。

　　浩然的出現(xiàn)恰逢其時，他寫新農(nóng)村、新農(nóng)民，寫農(nóng)業(yè)合作化、農(nóng)民走集體道路。他的小說都是歌頌性的，充滿陽光的，當那些寫社會矛盾的作家都成了右派以后，他的小說成了最適合政治潮流的作品。從他登上文壇的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他成了惟一沒有問題的作家。

　　浩然后來出版的三卷本、126萬字的《艷陽天》，是崔道怡建議他擴展補充的，最初這部小說只有20萬字。崔道怡詳細看了手稿，提了具體意見，1962年至1965年，浩然把《艷陽天》改成了三卷本。這部反映1950年代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動的小說使浩然獲得了極高的聲譽，也成了那個時代的一面旗幟。

　　“為什么浩然可以被接受，老舍不可以被接受？因為浩然出身好，所謂根正苗紅。我覺得老舍也是矛盾的，他一面要配合現(xiàn)實，另一面要堅持寫自己的東西，領導就沒把他當自己人看。老舍最后還是被逼死，自沉太平湖”。崔道怡說。
　　
　　“打騾子馬也驚”
　　
　　1932年，浩然出生于河北省開灤趙各莊煤礦。他的家就在礦區(qū)的大糞場子，出門就是攤曬著的或堆積著的大糞干兒，到處彌漫著熏人的臭氣。曾經(jīng)一度舉家回歸祖籍寶坻縣單家莊居住，再后來，浩然舉家搬到薊縣王吉素村落戶，父母雙亡，淪為舉目無親的孤兒。

　　浩然13歲前念過3年小學、半年私塾。他不安心當農(nóng)民，不情愿在小山村度過窩囊的一生，愛寫寫畫畫，愛看書，致使地里的莊稼種不好，棚里的牲口喂得不壯。因此而遭到鄉(xiāng)親們的輕蔑，背后詆毀他是“王吉素最沒出息的人”。那時候的浩然想到唐山瓷器廠學手藝，想成為一名身懷絕技、能掙到大錢的畫匠師傅。結果因為那個工廠里沒有熟人引薦而無門可入，終成泡影。

　　正當浩然收回野馬一樣的心，打定主意要苦學農(nóng)活，不惜出大汗受大累，當一名“合格的莊稼人”的時候，“共產(chǎn)黨跟國民黨奪取政權的仗打起來。共產(chǎn)黨的民主政府曾經(jīng)出面做主，沒有讓企圖霸占獨吞我家財產(chǎn)的舅舅得逞，保住了我的房屋土地，我對共產(chǎn)黨感恩，因此在兩軍生死拼搏的關頭，我很自然地站在了共產(chǎn)黨的一邊。”

　　浩然打定主意，等到天下太平了，就回到家，種那八畝平川地。意外的是浩然被薊縣縣委送到地委黨校學習，學習了《社會發(fā)展簡史》，看了蘇聯(lián)集體農(nóng)莊的紀錄片，聽了一位到過蘇聯(lián)、親眼看到那里的人過上社會主義幸福生活的同志的報告，年輕的心被點燃起火苗子。

　　1948年11月，16歲的浩然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先后任村、區(qū)、縣青年和黨政干部8年。

　　然而，單純做農(nóng)村的基層工作并不能滿足浩然的精神需求。自17歲做起文學夢開始，浩然下決心，補充先天不足的文化知識，磨練好筆桿子，效仿古典小說《水滸傳》和當代名篇《新兒女英雄傳》的樣子寫農(nóng)村，寫農(nóng)民。

　　“我的根子扎在農(nóng)村的黃土地上，我的血管里流動的是農(nóng)民的血……農(nóng)民父老們對我是有恩的，而且恩重如山，終生難報。”

　　文學上嶄露頭角，浩然也迎來了工作的變動。1956年他被調到《俄文友好報》。從省報調到中央，從保定調到北京，浩然在自述中這樣寫道：“這個時候，我們國家歷史上有名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嘩啦啦地展開了，震天動地的口號是‘超英趕美’、‘向共產(chǎn)主義天堂進軍’。那氣勢真是洶涌澎湃，排山倒海一般。”

　　浩然得到《北京文藝》的入場券，就是1957年在正義路青年團中央禮堂旁聽了一次批判劉紹棠的大會。

　　他的感覺是“受到了教育”，“靈魂被震撼了”。
　　
　　萬花凋謝，一枝獨秀
　　
　　在1965年出版的《艷陽天》的后記中，浩然寫道：“我要永遠往高攀登，堅決做一名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又紅又專的文藝戰(zhàn)士”。

　　小說《艷陽天》及他的寫作才能受到江青多次肯定，并在文藝極度蕭條時被改編為同名電影(長春電影制片廠1973年出品，導演林農(nóng)，主演張連文、郭振清、張明子、馬精武)。在天橋劇場、釣魚臺、大寨、人民大會堂等地多次得到江青的接見。

　　學者陳思和在論及浩然作品時寫道：“浩然是‘文革’時期有幸可以在新華書店里陳列自己作品的作家……在一片肅殺的文學空間，除了樣板戲和一些拙劣圖解政治的文字以外，唯一可以當作文學作品看看的合法創(chuàng)作大概就數(shù)浩然的小說了。”

　　“浩然的創(chuàng)作開始于50年代，民間性的自發(fā)成份還相當濃厚，他的作品清新活潑，內容多寫新人新事，雖然膚淺，但淺得可愛。但從1960年代毛澤東強調‘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以來，他的創(chuàng)作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標志是長篇小說《艷陽天》的出版。這部作品在‘萬花紛謝一時稀’的年代里能夠一枝獨秀決不是偶然的幸運，而是它能夠直接圖解出一幅農(nóng)村階級斗爭的圖像：作者用‘兩軍對陣’的二元對立的模式，寫出了一個合作社在麥收以前的15天里發(fā)生的一場驚心動魄的‘戰(zhàn)爭’。‘敵人’的一方，不但黨內外相勾結，而且與城市里的右派掛起鉤來；不但思想路線上有分歧，而且還殺人鬧事，蕭長春之流就在這樣虛構的”戰(zhàn)爭“中成了風口浪尖的英雄人物。這樣的生活圖像，戲劇性當然很強，但究竟是真實地反映了農(nóng)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農(nóng)民的精神面貌，還是為了圖解錯誤的政治口號而歪曲了生活真實，在經(jīng)過了慘痛教訓以后的今天，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1966年，“文革”風暴席卷，浩然被軍宣隊為主的工作組推舉為北京市文聯(lián)革委會副主任，他參加了中共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和第四屆全國人大，1976年9月成為文學界唯一參加毛澤東治喪委員會的代表，常以“文學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義參加外事接待、見諸報端，曾出訪日本。

　　1978年，浩然受到清查，被解除全國人大常委、委員職務。結論是“不是幫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沒有完全陷進去”。

　　1979年被流放后重回北京的王蒙成為北京市文聯(lián)的專業(yè)作家，后來在《王蒙自傳：大塊文章》里憶及當時文聯(lián)諸公對浩然的態(tài)度：“管樺、楊沫都對浩然印象很好，大多一般工作人員與司機也都喜歡浩然，道理之一是浩然對自己的年齡大4歲沒有上過什么學的發(fā)妻態(tài)度極好，這在中國是好人和壞人分野的一個標志。浩然對農(nóng)民業(yè)余寫作者的態(tài)度也一直比較好，而對作家同行卻多了些提防。愛體力勞動者而防腦力勞動者，這大概也算一種階級感情，也是多年宣傳教育引導的結果。另外有幾位老作家，對別人在‘文革’中挨整而浩然一花獨秀，尤其是浩然當‘文革’頭目時的一次紅衛(wèi)兵批斗大會耿耿于懷。此次會后老舍自殺了，那還是在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之前，浩然說他極力保護那些作家，怕鬧出人命關天的大事。而另一位老作家堅持說是浩然說過打死也沒關系。”

　　“文革”結束后不久，邵燕祥在林斤瀾家見過浩然一面，后又一同參與過一次會見蘇聯(lián)某加盟共和國作家。1979年，林斤瀾在家擺了兩次“團結宴”。兩次都有浩然、王蒙、邵燕祥、鄧友梅、叢維熙、劉紹棠。

　　邵燕祥說：“我聽說，即使在‘文革’中，他正所謂當紅之時，懾于江青的歇斯底里，浩然也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有一次，他去拜望一位高級軍官，說起他的煩惱或恐懼，那位軍官在室內踱步良久，問：‘你就沒有一點什么病嗎？’在這樣的暗示下，浩然休過病假。這件傳聞可以部分地說明當時的政治氣氛和浩然在特殊處境下的態(tài)度，他在那個非正常時期，不是一個惡人。”

　　1998年秋，在經(jīng)歷長久的沉默之后復出的浩然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談到準備寫自傳，要“說清楚”自己“不是蟊賊，不是爬蟲，而是一個普通的文藝戰(zhàn)士，一個有所貢獻、受了傷的文藝戰(zhàn)士”。

　　然而，他已經(jīng)無法說清楚，說清楚的努力使他獲得了更強烈的批評。
　　
　　“失去的感覺能力”
　　
　　北京市作協(xié)副主席劉慶邦是讀中學時候知道浩然的，1965年剛讀初一時，他就讀了《艷陽天》。

　　參加工作以后到了煤礦，劉慶邦又讀了浩然的《金光大道》，讀他的小說集《春雨集》，其中收了他的很多短篇，包括《喜鵲登枝》。“他的小說里邊愛情挺美好的。他寫的農(nóng)村生活，對一個農(nóng)村的孩子來說還是很親切的。”

　　1989年以后，浩然復出，先是擔任《北京文學》主編，后又當選北京市作協(xié)主席，北京市文聯(lián)副主席。

　　劉慶邦是到了北京以后跟浩然見面認識的。“在認識他之前我已經(jīng)在《北京文學》發(fā)表不少小說，我有一篇小說已經(jīng)被審定，是寫老地主還鄉(xiāng)的短篇小說，叫《漢爺》，浩然當了《北京文學》主編以后有人告訴我可能那篇小說發(fā)不出來了。大家認為他比較‘左’，而且我的小說正是對階級斗爭觀念的反駁，是寫一個老地主回鄉(xiāng)去找他的情人所遭遇的一系列打擊。但那篇小說還是發(fā)了，發(fā)得位置還不錯。這是浩然當了主編以后發(fā)表的我的第一篇小說。”

　　后來劉慶邦跟浩然交往的機會就多了。那時候浩然雖然也在寫東西，但跟當時的文學潮流不大融合，說是不大跟得上潮流也好，說是排斥也好，總之，浩然那時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過氣的作家。

　　和諸多對浩然小說的批評不同，劉慶邦以他職業(yè)作家的鑒賞力表達了對浩然小說的看法：“他寫《艷陽天》，截取的那段生活正是新中國開始的時候，那時候正是新中國生機勃勃的時候，有種欣欣向榮的感覺。合作化的初期，大家都有對共同富裕的向往，對集體生活的向往，我看他寫得確實是熱氣騰騰，應該說有真實的地方。”

　　“等我們長大了，有自己的眼睛之后，我們看到的生活跟他寫的完全不一樣。大躍進，中國農(nóng)村出現(xiàn)的大面積的饑餓，大面積的浮腫，餓死，自己也餓得吃不飽，那時候再看他的小說就不能認同，很排斥。《艷陽天》還可以接受，《金光大道》就完全不能接受。”

　　“然而，浩然在晚年也沒有反省自己。他表示不后悔，強調他寫的都是真實的生活。也許他看生活就是那么看的。很可能他就是那樣思考的。我覺得這樣一個作家，確實值得深入研究。”

　　劉慶邦最后一次見浩然是在2002年，參加中國作協(xié)全委會議的時候。患腦血栓之后，浩然反應不那么敏捷了。

　　“他穿件大紅毛衣，滿頭銀發(fā)。跟他說話，他光笑，笑得很慈祥，但言語表達能力已經(jīng)跟不上了。后來浩然就因為腦血栓成植物狀態(tài)，他完全失去了跟人交流的能力。”　

　　他一直沒走出“文革”
　　
　　□口述　陳徒手(《北京青年報》副刊編輯)
　　
　　從1989年起，陳徒手開始從事知識分子專題資料的收集與整理，曾在《讀書》連續(xù)發(fā)表關于浩然、沈從文、丁玲、趙樹理、郭小川等人的長篇文章。著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國文壇紀實》等。

　　1998年，陳徒手開始采訪浩然。連續(xù)采訪3天后，他們就漸漸成為朋友。采訪了與浩然有關的二十多位見證人后，陳徒手講述浩然在“文革”時期的文章《浩然：艷陽天中的陰影》發(fā)表在《讀書》雜志上，在當時的文壇引起了軒然大波。其后10年里，他一直與浩然保持著聯(lián)系，浩然每次從三河到北京，都會與陳徒手見面。　　
　　
　　不怵寫回憶錄　　
　　
　　我采訪浩然之前，1998年9月20日，《環(huán)球時報》記者盧新寧、胡錫進發(fā)表了一篇名為《浩然要把自己說清楚》的專訪，表達了浩然寫《“文革”回憶錄》的想法，其中有“迄今為止，我(浩然)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艷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后悔；相反，我為它驕傲”、“我認為我在‘文革’期間，我對社會、對人民是有貢獻的”。

　　這篇訪談引發(fā)了一場大地震，北京的焦國標、南京的吳躍農(nóng)分別發(fā)表文章批評浩然，認為他“應該寫的是懺悔錄”；廣州部隊作家章明也發(fā)表文章批評浩然。

　　就在我找浩然的聯(lián)系方式的時候，湊巧人民文學出版社請我參加該社與浩然簽《“文革”回憶錄》合同的儀式。之前，浩然剛剛在人文社出版了三卷本的自傳。簽約地點是在懷柔雁棲湖，去了好多記者，儀式上，浩然準備了一份發(fā)言提綱。

　　當時浩然跟我說，他不怵寫回憶錄。為什么？他日記特別完整。他后來還找了一本給我看，他的日記除了記錄每天的工作、生活，還有對話、場景描寫，天氣怎么樣，有沒有陽光，等等，跟他寫小說的寫法很接近，我覺得很像《艷陽天》的感覺。

　　那天開完會，出版社安排大家坐船游雁棲湖。在船上我對浩然說我想采訪他，做一篇長文章。他當時很痛快就答應了，然后給我畫了一個地圖——怎么從北京到三河，說得很細。

　　在湖上游玩時，浩然給我的印象就是很痛快，笑聲特別多，自己笑，聽別人說話也笑。也許因為他跟那一片兒的干部特別熟，他很放松，沒那么拘謹。后來我見到他，無論是在三河的家里，還是他陪夫人來北京看病住院，他都比較拘謹，笑聲很少。　　
　　
　　“我的心太亂了”　　
　　
　　我對他的采訪連續(xù)進行了3天。每天早上我9點鐘到他三河的家里，他已經(jīng)起床等著我了，我們就直接開始采訪，然后中午我陪他在外面喝一點小酒，他中午睡會兒——下午兩三點鐘開始采訪到5點多。

　　當時浩然已經(jīng)跟北京的文藝圈徹底地自我隔絕了，他一直住在三河，北京的宿舍讓兒子一家人住。他住的地方離他的出生地特別近，只隔十幾里地。周圍的環(huán)境也是他熟悉的田園風景，親戚朋友特別多，周圍蓋了好多新房子，農(nóng)民生活和以前比過得不錯。在閑聊的時候我覺得他對這樣的變化滿心歡喜。

　　我當時主要想采訪他在“文革”中的經(jīng)歷和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核心問題集中在江青是否曾讓浩然出任文化部長、《金光大道》創(chuàng)作、他與老舍自殺的關系等問題上。聊的時候，我覺得他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文革”的那種情結他一直解脫不了，不能自拔地陷進去了。大家回憶當時，他總是不愿提；可面對批評，他又覺得必須得說——挺復雜的一種感覺。

　　他心里有委屈，覺得后來關于他的清查，很多人的說法不是實事求是，他對這個耿耿于懷。比如說他是江青的面首，是江青的特使，他覺得這些說法是人格侮辱，他受不了。

　　采訪浩然以后，我又采訪了管樺、草明、舒乙等二十多位當事人，我把兩派人的觀點都整理出來，當面跟浩然一一核實。

　　不管是別人的批評，還是對他的反駁，浩然都能聽進去。他自己也說，當時的整個運動，夾雜了很多個人恩怨，沒法排解，沒法調解。在“文革”那樣的政治環(huán)境中，北京市文聯(lián)的派系斗爭太復雜，每個人之間都有互相交錯的傷害與被傷害。

　　浩然只是嘆氣，卻不愿意多說什么。浩然只是對草明意見很大，他覺得，草明在斗老舍時揭發(fā)說老舍拿美元稿費，做得不對。

　　后來我把一些當時批評他的文章給他看。浩然安安靜靜看完了，半天沒說話，很郁悶的樣子。我在旁邊坐著，等他談自己的說法。半小時后，他嘆了口氣，苦笑一下，說：“我的心太亂了”，后來我在文章里引了這句話。　

　　一直有創(chuàng)作“野心”　　
　　
　　在改革開放后，浩然也在努力認識時代，重新認識創(chuàng)作。在打倒“四人幫”一年后，他才正式完成了《金光大道》第四部。后來他寫長篇小說《蒼生》，寫得很艱苦，他也想表現(xiàn)“文革“后農(nóng)村的新氣象。后來《蒼生》還成了茅盾文學獎的提名作品，在評選時很多評委反對，最后落選。那一次對他的打擊比較大。

　　我覺得，“文革”后，在創(chuàng)作上浩然還是有“野心”的，對社會的認識還是有變化的。他也跟我說過，改革開放肯定要做，他是被“文革”那個時代騙了。

　　沒事兒時浩然一般不來北京。雖然身為北京市文聯(lián)副主席、北京市作協(xié)主席，但“文革”結束后他也就不太公開露面了。文藝界一些人不滿意的是，1989年的一次會議上浩然的幾句發(fā)言，諸如重新整頓隊伍之類，把很多文藝界人士嚇了一跳。這幾句話傳出去以后，大家都覺得不能原諒他。

　　后來我問他，他說，我就在三河呆著，對外面不了解，人家請我去開座談會，“我就是隨口亂說幾句”。

　　有一次他問我，“最近文藝界有什么大事嗎？”我回答說，作協(xié)刊物可能要斷奶了。他馬上想到《北京文學》，因為他是《北京文學》的掛名主編，說《北京文學》可能還湊合，它有個董事會。　　
　　
　　浩然、浩亮、劉慶棠　

　　2001年，我開車帶兩位“文革”時期的文化部副部長浩亮、劉慶棠去三河看浩然。浩亮是樣板戲《紅燈記》中李玉和的扮演者，劉慶棠是《紅色娘子軍》中黨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這次見面是因為我跟浩亮、劉慶棠很熟悉，他們想見浩然。我就跟浩然電話約好時間，帶他們去了。

　　浩然、浩亮、劉慶棠是“文革”時期的三個大紅人，26年沒聚首了。“四人幫”被粉碎以后，浩亮、劉慶棠就被抓進去了，到1984年才放出來。見面時三個人都眼淚汪汪的，握手握了半天，手都不松下來。他們不聊政治，不聊“文革”時的事，就是聊自己的近況和身體情況。

　　那天浩然特別激動，喝了好多酒，一杯一杯地喝，我們勸都勸不住。分手時，浩然眼淚都快流出來了。我還為他們拍了照片，因為比較敏感，就一直沒有用過。

　　最后幾年里，浩然身體不大好。我第一次采訪他的時候，他一件事情能說40分鐘左右，我根本就沒有插嘴的機會。他能原原本本地把事情說出來，特別完整，有些關鍵性的對話啊，誰誰在場啊，別人怎么插話啊，他都能講出來。后來見到他的時候，我覺得他的表達能力明顯衰退了。腦血栓后遺癥導致他說話比較慢，有時候咬字不是很清楚。

　　我也比較關心他的“文革”回憶錄，后來幾次見面一直問他進行得怎么樣了。他老說不太好寫。我跟他說，浩然你一定要寫。他老回答我一句話：“不好寫，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片面性”。這句話成了他的一個很大的理由。我一聽完就想，這句話也很深刻，是不是理由的理由。回憶錄我估計他一直在寫，只不過可能沒有完成。

　　前幾天，劉慶棠還跟我打電話，他和浩亮想?yún)⒓?月28日浩然的告別儀式，向老朋友告?zhèn)€別。他們兩個對浩然印象都非常好，因為他們都是工農(nóng)出身，浩然長期深入農(nóng)民生活，創(chuàng)作也圍繞農(nóng)民，他們很佩服。

　　(陳軍吉對本文亦有貢獻)　　

　　再也無法追問的真相？

　　□受訪　鄭實(《浩然口述自傳》作者)　
　　
　　老舍自殺和浩然有何關聯(lián)？浩然手中真的有許多名人寫給江青的效忠信嗎？被譏為江青“面首”的浩然，在清查“三種人”時為什么沒有獲罪？　　

　　我是1999年12月與浩然開始接觸的，我的采訪筆記是從2000年2月底開始的。浩然同意我采訪他是因為此前他讀過我的東西，了解我力求客觀的立場。2000年，從3月到9月，我每周都去三河找他，多的時候每周三次。當時他精神很好，但話不多。

　　那時浩然正被爭論所圍困。原本計劃寫的第四部回憶錄，因為兩次突然的腦血栓發(fā)作，只能放棄，因而對批評和指責無從反駁。當時他對我非常和善，表示愿意接受采訪。后來他同意將記錄整理成口述自傳出版，也有無奈之處。我并不是為他立傳的最佳人選，我當時甚至不知道浩然的本名，第一次聽大家稱呼他“梁老師”，我完全不知所云。

　　浩然曾在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中寫過80萬字的3部自傳體小說，詳細講述了自己從只念過3年書的農(nóng)家子弟奮斗成專業(yè)作家的歷程。他原計劃接著寫第4部、第5部，把1959年加入作協(xié)之后寫《艷陽天》、《金光大道》的過程及“文革”中與江青的瓜葛告訴世人。

　　浩然與其他作家的恩怨到底緣何而起？他將被紅衛(wèi)兵揪斗的老舍送入派出所是出于什么目的？老舍第二天的自殺和他有何關聯(lián)？《金光大道》的故事背景是否涉及到“文革”？江青是否曾讓浩然出任文化部長？被稱為“農(nóng)民作家”的浩然在農(nóng)村經(jīng)濟瀕于崩潰，全國普遍食不果腹的年代，真的還有大魚大肉嗎？浩然手中真的有許多名人寫給江青的效忠信嗎？被譏為江青“面首”、在“文革”后沉寂多時的浩然，在清查“三種人”時為什么沒有獲罪？

　　腦血栓的后遺癥嚴重影響了浩然的語言表達，我們的對話常常擱置不前，無法深入。在講述自己從只讀過3年小學奮斗成專業(yè)作家的經(jīng)歷時，浩然很有激情。但說到“文革”當中的經(jīng)歷時，就不那么順暢，只是強調“太復雜”了。對人們最關心的這段歷史，遺憾的是他講得不多，也不夠仔細。

　　浩然認為自己在“文革”中沒有傷害過別人，即使在江青看重他時，都沒有像某些人那樣打壓和迫害他人撈取政治資本。他只想踏踏實實寫作，守著老婆孩子過日子。但突然被卷入旋渦，很多事有口難辯。他也承認當年年輕氣盛、恃才傲物，和其他作家有派系沖突。隨著年齡增長、閱歷的豐富，他也在檢討自己。但總起來說，他覺得委屈，晚年因此心情很不好。

　　長達7個月的采訪都是我問他答，都很簡單，只是偶爾做一些描述。有時因為病后身體原因，他會想不起一個人的名字，有點懊惱，我們便陷入沉默。比起“文革”中的話題，他更愿意談及他的創(chuàng)作，給我的感覺，他自己很喜歡《蒼生》，為自己還能寫這樣的作品而高興。

　　在我的采訪中，浩然和我談過寫“文革”自傳的事，但只是一筆帶過，我覺得他總是在猶豫中。浩然對自己的事記得很清楚，很少需要找資料，好像只找過兩三次。每次采訪完，會約定下次談的內容，他自己也有些準備。他“文革”時期的日記我見過，看了幾眼。我試探著想借回去看，但他沒答應。由于浩然不久之后病勢嚴重，住進醫(yī)院，不可能再論及此事，往昔的種種也就無法進一步深查了。　　
　　
　　（鄭實，女，1970年代生于北京，現(xiàn)為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編輯。《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傳》新版將于2008年3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浩然：最后的農(nóng)民與僧侶

李敬澤

他也曾亢奮，也曾受寵若驚，多年以后，人們說，他是個農(nóng)民，有“局限性”，但不曾作惡

 
　　1942年在河北趙各莊教育館讀書

 
　　1949年在河北省薊縣擔任區(qū)干部

　　“蕭長春沒了媳婦，三年還沒有續(xù)上……”這是《艷陽天》的第一句，對我來說，可與這一句相比的，只有“許多年之后，面對行刑隊，奧雷良諾·布恩地亞上校將會回想起，他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百年孤獨》）
　　事實上不是下午，而是中午，上世紀70年代早期，每天中午十二點半，電臺播講《艷陽天》——那是小說史上一個壯麗而恐怖的時刻，是超現(xiàn)實的，遠遠超過最狂妄的幻想：世上的小說和故事都沒有了，都被嚴厲禁止，但同時，一個叫浩然的人的講述被億萬人傾聽。
　　我在億萬聽眾之間，我七歲或八歲，每天中午吃高粱米飯和紅薯面的窩頭，生活是艱苦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不艱苦的生活，在那半個小時里，我在我的生活之外——那個村莊、那群人。
　　現(xiàn)在，我知道《艷陽天》寫的是合作化和階級斗爭，與我的午餐有確鑿的關聯(lián)，但我當時竟不曾領會如此明確的政治和社會訓諭，我只顧著盯著焦淑紅了，還有一頭熱單相思的馬立本兒，還有馬小辮兒、彎彎繞、馬大炮，這些名字有天真粗俗的歡樂氣息，他們敞開了生活的另一面：人的“弱點”在這里被鄙視被貶損，但也被注視、被生動地展現(xiàn)。一個禁欲者詳盡描述肉食的危害，結果他把孩子的饞涎引出來了——這是他的意圖嗎？或者在他的內心深處也隱藏著一個孩子？
　　至今我都把這視為浩然的饋贈——使僵硬的生活柔軟，對人性和人保持好奇之心。
　　這份饋贈多半出于我的誤解也證明我不是一個好的愿意受教育的聽眾，浩然真正急切地想要告訴我的是蕭長春所代表的道路的正確性，但很可惜，我對蕭長春沒什么印象，我知道他是好人，在為一種我不能理解的但必定正確的事業(yè)戰(zhàn)斗，但他嚴肅無趣，如黑衣的教士或者永遠正確的父親。
　　多年以后，我曾在一個會上聽過浩然講話，我愣了一下：這不是浩然的聲音嘛——我馬上醒悟，這是一個錯覺，多年前餐桌旁的播講者是曹燦：男中音，每一句中宣喻式的煞有介事的起始重音和暗示性的拖音，在莊重和引逗之間滑行。至今翻出一頁《艷陽天》，我仍能在內心按照曹燦的語調誦讀，我認為，那就是浩然本人的聲音，奇怪地混雜著造作與生動。當浩然死后，批評家們都承認《艷陽天》是生動的，并把這種生動和浩然的政治意圖謹慎地區(qū)別開來，作為一種次要的、附帶的效果，好像在說盡管他的頭腦錯誤，但所幸身體還好，但我認為，浩然的身體和頭腦并非全然割裂，其間必有復雜和隱秘的路徑。

　　浩然已死。我向他表示敬意。這并非僅僅出于對死者的禮貌：憑著事后聰明，我斷然不能同意浩然的“金光大道”，但是，他為一代人的生命和奮斗所做的熱情辯護仍然值得后人慎重傾聽。世上的書、世上的故事被禁止，這并非浩然的意圖更不是浩然所為，而如果沒有浩然，1970年代早期的中午將會荒涼寂寞。我永不能輕薄地對待浩然，因為浩然曾帶我觸摸熱帶之冰。
　　浩然屬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中一個邊緣而光輝的、很可能已成絕響的譜系——趙樹理、柳青、浩然、路遙，他們都是農(nóng)民，他們都是文學的僧侶，他們都將文學變?yōu)榱送恋兀鲃诳嘀艺\不渝。他們像相信土地一樣頑固地相信文學，這在如今的人們看來或許虛妄，但也使他們在歷史的顛簸中有根底、有所不為。浩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jīng)春風得意，他也曾亢奮，也曾受寵若驚，多年以后，人們說，他是個農(nóng)民，有“局限性”，但不曾作惡，總的來看是個“好人”。這是大度寬諒，但在翻閱當時的一些記述之后，我認為我們未必有資格寬諒他——設身處地，捫心自問，我懷疑我們是否會比浩然做得更好，而當時的很多人倒真是沒有“局限性”，他們在得意和失意時的所作所為全無底線。
　　我們低估了做一個“好人”所需的內在力量，就浩然來說，除了本性善良，還因為他心中有牢固的“本分”：“文革”前，他頂撞要他去參加“四清”的領導，因為他要寫作；“文革”中在最顯赫的時候，他也是苦悶和焦慮的，他的迎合中隱伏著執(zhí)拗的閃避：“我能寫作就心滿意足了，我對上面躲都躲不過來，還當什么官？”——我相信這是真的，浩然的根本“局限”在于，即使在政治和歷史的強力支配之下，他依然堅信他生命中另有重要的事、另有重要的價值，他惦記著收獲，他不忍荒廢了他的土地。
　　在我看來，20世紀精神史上最燦爛最動人的一幕發(fā)生在1945年的列寧格勒：以賽亞·柏林與阿赫瑪托娃深夜交談，在壓抑和危險的氛圍中，他們一見如故，似乎橫亙在他們之間的鐵幕并不存在，他們的談話確證著歐洲文化的統(tǒng)一性，對文學、對人類精神的信念支持他們抵御了歷史的黑暗和內心的黑暗。
　　而浩然，他遠比他的遠方同行孤獨，他的內心并不具備那樣強大而豐饒的精神資源，這也是中國作家的普遍境況，是他們領受的無根宿命。浩然只能憑依農(nóng)民式的對文學的樸素信念，在1970年代我所傾聽的聲音的背面，他左右為難，一臉苦相，正在含混尷尬地低語。這一份執(zhí)著不足以讓他寫出他所夢想的不朽作品，但足以使他成為一個“好人”。
　　浩然的晚年沉默無語，現(xiàn)在，這個沉默的人、這個把聲音留在無數(shù)人記憶中的人已歸于土地，愿勞作者安息，愿好人安息。

浩然比誰都了解農(nóng)民

王明明

　　2月20日凌晨2時32分，作家浩然與世長辭，享年76歲。28日，浩然的追悼會將在北京八寶山舉行。作為一個特殊時期的親歷者和見證者，圍繞在浩然頭上的爭議以及眾說紛紜的評說，足以使他成為一個標本。

　　“作為一個作家，浩然是勤奮和本分的，同時，他也是悲劇性的。這個悲劇來自時代和他自身的性格。”現(xiàn)任《北京青年報》副刊部編輯陳徒手說。

　　陳徒手，曾于1998年在采訪浩然，并在2000年出版《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后中國文壇紀實》一書，該書的一篇亮點文章即是講述浩然文革經(jīng)歷的《浩然：艷陽天中的陰影》。

　　2月24日，陳徒手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電話采訪，披露了這位已經(jīng)與世長辭的作家晚年鮮為人知的故事。

　　文革后長期失意夫妻關系不和

　　陳徒手介紹說，1954年，22歲的浩然以小學三年級的學歷調入《河北日報》通州記者站，不久后到《河北日報》編輯部，之后一路順風進入中國作協(xié)。

　　文革開始后，浩然于1966年春在懷柔縣得田溝開始寫《金光大道》，之后由軍宣隊推薦為北京市文聯(lián)革委會副主任。1976年夏，被江青確定為文化部副部長人選，擬接替袁水拍（據(jù)劉慶棠回憶）。甚至坊間還多有浩然與江青關系的傳說。

　　“文革結束后，浩然受到審查，沒有整過人，沒有問題，但從此進入人生的低谷。之后引發(fā)的三次爭議，都一次次讓浩然非常郁悶。他晚年生活的不幸，乃至腦溢血都和他那種委屈的心情有關。他一直覺得別人不理解他，老舍自殺的問題也一直沒有人來了解過，加上老伴身體不好、夫妻關系不好，老年的浩然讓人覺得很可憐。”陳徒手說，“對于一個才華橫溢的作家來說，這是一個悲劇。”

　　陳徒手甚至為浩然的早逝感到惋惜，浩然身在農(nóng)村，身體底子很好，“如果不是文革后長期的失意、郁悶，本不至于這么早離開人世”。

　　不能接受稱呼文革為“浩劫”

　　目前，對浩然作品的爭鳴，更多地來自對他職業(yè)經(jīng)歷的關照，對他作為文革時期僅存的幸運兒的鄙視和拷問。

　　“活在那個年代，他也是沒辦法。”陳徒手以自己的采訪經(jīng)歷告訴記者：文革時，浩然也知道之前農(nóng)村有餓死人的事情，但是“沒有辦法，不能寫呀”，也是有點身不由己。

　　文革結束后，浩然似乎還一直活在“毛澤東時代”，認為自己沒有做對不起人民的事情，“我做了一個作家該做的”，甚至不能接受稱呼文革為“浩劫”和“動亂”，似乎還一直活在“毛澤東時代”。1990年代，浩然也對過去有反思，但仍然很固執(zhí)，對文革、對江青、對當時的文藝政策一直有自己固定的看法，不愿改變。

　　“他是既回不到過去，又走不出來。”這是陳徒手對浩然悲劇性的總結。

　　學生張爽為浩然辯解

　　他至死都是一個農(nóng)民

　　對于浩然的爭議，一直有聲音說他是“傀儡”、“御用文人”，一個“政治的傳聲筒”。對此，北京作協(xié)委員、農(nóng)民作家張爽說，“那簡直就是胡說八道，站著說話不腰疼”。2月25日，在張爽在和記者的通話中，他稱浩然為“恩師”，“我和他接觸了近10年，他始終是一個作家，非常關心農(nóng)民，關心出身在農(nóng)村的青年作家。”

　　江青讓他搞創(chuàng)作，能不去？

　　“固執(zhí)、內向，是浩然的性格，這讓他一直不能從過去走出去，這也讓別人老批評他。別人的不寬容，讓他很難受，但是內向和固執(zhí)，又讓他找不到發(fā)泄的地方，所以，老師那種苦悶的情緒一直在發(fā)酵，一直很不開心。生病過后，每每想到過去，還流過淚。”張爽說到此，非常痛惜。

　　但是，“老師有什么錯呢？上頭叫你做事情你能不做嗎？江青讓他坐直升飛機、帶著她的親筆信去西沙搞創(chuàng)作，浩然能不去？在那個瘋狂的年代，由得著自個兒？”張爽覺得人們對浩然太苛求，“不能把對特定時代的不滿，發(fā)泄到一個人身上”。

　　他比誰都了解農(nóng)民

　　在打聽了記者的年齡之后，張爽非常誠懇地勸告記者去讀讀《金光大道》和《艷陽天》，“你這個年齡肯定沒讀過，你去讀了就知道，他寫的農(nóng)民是多么生動，對于一個只讀過小學三年級的人來說，這難道不是奇跡嗎？”

　　“我是一個農(nóng)民出身的作家。我所知道的，問100個40歲以上的北方農(nóng)民，90個都知道浩然。有些人老在攻擊浩然老師，說他為政治服務、根本不了解農(nóng)民……他至死都是一個農(nóng)民，貧病交加。他比誰都了解農(nóng)民。”

　　“對他的批評和爭議，我認為任何人都不能逃脫出歷史的漩渦，超越特定的歷史年代。沒有浩然，文革中的怪事就會少一些？據(jù)我所知，浩然沒有做過壞事，他一直都是以作品來說話，始終堅持一個作家的本分。”

　　“評價一個作家，不要脫離時代的背景，要關注于作品本身，有更多的理解和關懷。”

　　再也不會有第二個浩然了

　　一段無法選擇的文學記憶

　　他的去世，將一個40歲以下的人并不熟悉的作家?guī)肓舜蟊娨曇啊５氐?0多年前，幾乎所有人，“哪怕一個不識字的農(nóng)民”，都知道《金光大道》、《艷陽天》，知道有個著名的作家——浩然。天涯網(wǎng)友趙勇說，“那實在是一個無法選擇的年代：不是我們選擇了浩然，而是我們被選擇來做了他的讀者。”

　　大家排著隊爭著看他的書

　　“他是我少年時代一段不折不扣的文學記憶。”家住渝中區(qū)的薛應秋女士回憶，30多年前，初中畢業(yè)后的她在彭水鹿鳴公社當知青，“那時沒有什么文化生活，小孩子下地干活之余，想看書。但許多文學名著已貼上“封資修”的標簽。恰好當時不知誰帶了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艷陽天》，大家排著隊爭著看。那個時候，似乎只能看到浩然的小說”。

　　那是一個“八個樣板戲加一個作家”的年代。詭秘的歷史波濤將浩然推上了一個“眾人的喉頭都已喑啞，唯有他意氣風發(fā)”的舞臺，使他成為當代文學史上一位曾經(jīng)擁有廣大讀者的重要作家。

　　“我感覺他把人物寫活了。他筆下的那些北方農(nóng)民，雖然和彭水鄉(xiāng)下的農(nóng)民不同，但你覺得那就是農(nóng)民，是農(nóng)民說的話，是農(nóng)民做的事……”薛女士說，“現(xiàn)在回過頭，除了指責他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太過高大全外，他無疑還是一個優(yōu)秀的作家”。

　　“現(xiàn)在，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浩然，甚至很多人都不看小說了。但用浩然的那種思路創(chuàng)作出來的小說，放在現(xiàn)在，肯定沒有人看。畢竟，時代不同了，一切都變了。”薛女士說。

　　澄湛的“淺”和朗悅的“俗”

　　著名文學批評家雷達認為，“浩然作品中那淳樸的民俗美和線條單純的動勢美，讓我們覺得它淺俗和單純，缺乏深沉、悲郁的澀重，但這‘淺’是澄湛的，‘俗’是朗悅的，‘單純淺’是樸真的。”

　　雷達稱，在他的小說里，農(nóng)民式的喜怒哀樂聲息可聞，農(nóng)民的性格——哪怕是外在的性格，鮮活跳脫，錯雜繽紛，這些成就了他。尤其是他的語言，氣味清新，節(jié)奏明快，雜以口語，又不失幽默。

　　2月22日，在雷達的博客上，他寫道：“僅以上面的話，表達我對曾經(jīng)以其作品感動過我的，重要的、充滿矛盾的、具有文學史意義的作家浩然先生的深深悼念”。

　　我們被選擇做了他的讀者

　　“時代不同了，再也不會有第二個浩然了。”就職于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轉》作者鄭實說。

　　他表示，浩然從大紅大紫到落寞離去，是一個時代發(fā)展軌跡的側面，“現(xiàn)在，不可能出現(xiàn)文革時只有一個浩然在寫作的情況。作家的創(chuàng)作空間，越來越擺脫了政治、政策和鉗制，不用大唱頌歌，不用瞻前顧后，不用任務安排。自由的空氣，是浩然們感受不到的。時代的悲劇、個人的悲劇都不可能重演。”

　　“回憶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閱讀經(jīng)歷，浩然給我留下了獨特的記憶。”天涯網(wǎng)友趙勇說，“那實在是一個無法選擇的年代：不是我們選擇了浩然，而是我們被選擇來做了他的讀者。”但作為一種時代的烙印，“它已經(jīng)深深刻在我們的記憶之中，欲忘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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