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閻延文:“色戒”現象透視中國文化
曾三次撰文批評《色戒》、引起廣泛關注的女作家閻延文,最近應網友要求,對“色戒”現象及相關文化問題進行了梳理。閻延文表示:時至今日,《色戒》已塵埃落定。在中國大眾兩個月來,發出了數以百萬計的正義聲音之后;在《色戒》美國金球獎落選,又連續被美國《USAToday》雜志和美國女性影評人協會,評為年度“最令人失望電影”和“十大恥辱片”之后;特別是在國家廣電部門出重拳,清掃了《色戒》網絡色情片段之后,《色戒》掀起的欲望之火和情色洶涌,已在中國大眾和世界范圍內,遭到了鮮明的拒絕。然而,《色戒》評論中表現出的多聲部對話和某些價值迷亂,卻更值得我們深思。透過“色戒”現象透視中國文化眾生態,我們更能感受到建設中國和諧文化的艱巨與責任。
最近各大網站和報刊,都在盤點2007年度文化熱點,在各種“十大文化熱點”、“十大文化爭議人物”、“十大文化‘有才’”等榜單中,幾乎都涉及到如下三個事件:1.作家鐵凝寫錯別字,2.于丹是否誤讀《論語》、《莊子》,3.80后作家郭敬明入作協。閻延文認為,綜合來看,這三個文化熱點,都是某種文化泡沫和文化出位的暴現,體現出中國文化健康生態中的某些誤區。
一.2007年度文化熱點——文化霸氣、文化泡沫與文化出位:
李安導演不久前對電影學院的學生們說: “拍電影,想法要夠瘋狂,運氣要夠好”,要敢于“探底”。閻延文認為,電影《色戒》及其上映前后的火爆造勢,就是這樣一次想法最“瘋狂”、最敢于“探底”的出位表演。誠如李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所說:“大家說起抗日都慷慨激昂”,而《色戒》就要表現抗日團體的陰暗丑陋;大家都痛恨漢奸,《色戒》就要宣揚“漢奸的人性化”;大家都崇敬抗日英雄,《色戒》就要把抗日女志士丑化成因強奸快感、出賣民族大義的小女人……《色戒》就是用如此瘋狂的價值“出位”,用明顯的歷史觀錯位和色情爆料,制造新聞熱炒賣點。因此,《色戒》才引發了中國大眾的強烈批評和世界范圍的拒絕;但同時,《色戒》也確實獲得了6800萬網頁的海量宣傳,使這部藝術冗雜的電影,獲得了相當數額的票房。
閻延文認為:以“出錯”“出位”,制造反面熱點吸引眼球,《色戒》并非獨家。翻看2007年度“十大文化熱點”榜單,就可以看出,上榜率最高的上述三個事件,其本身都不具有高深的文化含量和精神價值,而都以文化人的“出錯”、“出位”為賣點,熱炒爆料為新聞噱頭。因此,甚至有網友提問:“2007文化熱點,為何盡是文化丑聞”?
1.文化霸氣:作協主席寫錯字
2007年9月,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在給《美文》雜志題詞時,將風華正茂的“茂”字多寫了一“點”,草字頭下面的“戊”變成了“戍”,成為一個明顯的錯別字。按說,《美文》雜志作為純文學刊物,編輯水平毋庸置疑。這種“小學二年級水平的錯字”,應該在三審、校對過程中很容易糾正。再者說,就算確實沒有發現,刊物出現了錯字,只要發出啟示更正并向讀者致歉,也就解決了。為什么寫錯字出硬傷,反倒被炒成新聞賣點了呢?主要是身為《美文》主編的著名作家賈平凹爭辯:“書法中多一筆少一筆很正常,不能算錯別字”,“鐵主席這樣寫,我們要尊重鐵主席”。本來,人非圣賢孰能無過?一個錯別字并不是大事。但是,在作家賈平凹的這一番解釋下,作協主席鐵凝寫錯字算不算錯?這個本來不該成為新聞的事件,就被“出位”爆料,轟轟烈烈地熱炒起來,不僅成為年度“十大文化熱點”之一,甚至還有媒體將其與“華南虎”事件相提并論。歲末反思,人們不禁要問:寫錯字,為什么要炒新聞?作協主席寫錯字,為什么就不能算錯?
“錯字門”所以被有些媒體與“華南虎”事件并列,因二者都以“出錯”制造新聞效應,構成對文化誠信的沖擊。但“華南虎”假照的制造者周正龍,只是個普通農民,無論怎樣強硬也還可以批評;而鐵凝是中國作家協會主席,是不能批評的。正如《香港文匯報》所言:“作協主席鐵凝……明明寫錯了字,居然還是會有這么些人出來辯護,說沒有錯,還要用其它理論來教育老百姓……”可以說,“錯字門”表現出的是一種文化霸氣。對于某些文化權力人物而言,似乎就是要樹立一種權威:在文學的話語權力上,大眾和精英是不對等的。就像批評《色戒》的人們,都被某些評論者斥為“不懂人性,不懂藝術,看不懂電影”一樣。錯了還是沒錯?關鍵要看出錯的人是誰。世界級大師李安不會有錯,作協主席鐵凝也不會有錯;即使錯了,大眾也不能說錯。
果真如此,中國公眾的文化權益如何保證?中國文學的和諧與誠信,又該如何締造?這是我們不能不思考的文化命題。
2.文化泡沫:于丹是否誤讀了《論語》、《莊子》?
2007年的十大文化熱點中,于丹是否誤讀莊子和孔子,是大多數榜單的內容。歲尾年初,由28位專業書評人選出的“2007十大爛書榜”,于丹的《莊子心得》也赫然名列其中。這令很多喜愛“百家講壇”的人們,感到幾許失落。曾幾何時,“百家講壇”作為電視節目爆亮于央視,以大眾視角和人文關懷,把《紅樓夢》、明清歷史等文化經典和專業知識,透過電視傳媒與大眾分享,對當下的“傳統文化熱”功不可沒。于丹用輕松的語言傳達現代人對經典的解讀,本身也不失為一種創新方式。但是,對《論語》、《莊子》這樣的中國文化瑰寶,解讀的準確性和嚴謹的治學精神是最首要的。于丹講稿出版后,不少對《論語》、《莊子》研究精深的專家,指出了其中的多處解讀錯誤;還有學者從訓詁學角度,將錯誤一一列出,以便修正。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這些錯誤不僅沒有被改正,反而成了新聞爆炒的噱頭。一時間,出了錯的于丹教授成了“學術超女”、娛樂明星,新聞爆料鋪天蓋地,甚至有媒體把“蘇丹紅”改成了“于丹紅”。
經典解讀錯了,為何反而爆紅?這種反常的文化現象,不禁使人想起股市上的泡沫。理智的經濟學家都強調,虛火過盛的股市泡沫是最危險的,弄不好會導致全面崩盤;只有不斷擠出泡沫,股市才能發展。文化市場也是如此。只有擠出以“錯”爆料的文化泡沫,還文化經典以本來面目,給中國大眾特別是青少年觀眾最準確真實的文化解讀,才能真正傳播傳統文化,而不是謬讀與誤傳。
3.文化出位:因抄襲被告的80后作家郭敬明加入中國作協
2007年的另一個文化熱點,是因抄襲敗訴又拒不道歉的80后作家郭敬明,被中國作協批準入會,輿論頓時一片嘩然。近年來,80后作家以旺盛的創作力,活躍的寫作態勢崛起文壇,很多作協會員都認為,80后作家加入中國作協是理所當然的事。閻延文談到:這次加入中國作協的80后作家只有10人左右;其實,只以我比較熟悉的詩歌而論,80后詩人作家有實力入會的就遠不止10個。問題在于:那么多優秀的80后青年作家,為什么單單要選一個因抄襲被告的作家?沒有抄襲的80后作家,為何不能入會?郭敬明在未抄襲前已有不少作品,那時他為何不能入會?難怪有評論者認為:讓抄襲者入會,是作協反其道而行之、吸引大眾眼球的做法。也有網站以PK的方式設專題討論:“抄襲者入會,中國作協和郭敬明誰是贏家?”
閻延文表示:我個人認為,雙方都不是贏家。首先,郭敬明不是贏家,在此爭論中,一個已塵埃落定的抄襲事件被再次放大,在不少人心目中,郭敬明和抄襲者畫上了等號。本來可以通過道歉或其他方式消除的負面影響,變成了公眾事件,難怪郭敬明的粉絲為其鳴不平。其二,80后作家整體不是贏家。與70后作家被“美女寫作”和“下半身寫作”遮蔽一樣,通過這樣一個公眾事件,80后作家會不會被“抄襲”所遮蔽?現在已經有人把“80后”作家,與美國文學中“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論了。這是一種危險的信號,也是值得警惕的命運。其三.中國作協更不是贏家。有評論者認為:作為國家級的作家團體,中國作協對抄襲者的認可,將影響中國文學的誠信問題;有網友的表達更為偏激:“如此一來,作協豈不可更名為‘剽協’”?
電影《色戒》的商業運作表明,在大眾傳媒時代,越是匪夷所思、出人意料、引人憤怒,越容易成為文化“出位”的新聞噱頭。如果從這個視角看郭敬明入會事件,熱愛中國文學的人們,心中會更增幾分惆悵。的確,“出位”的文化噱頭容易炒熱;但熱點過后,毀壞的是中國文學的國家形象。
二.價值迷亂:“色戒”現象透視中國文化
閻延文表示,2007年其實是中國影視相當輝煌的一年,《亮劍》、《太行山上》、《恰同學少年》等影視巨作的獲獎,把中國人的亮劍精神,中國青年的強國精神以及太行山脈般不屈的民族精神,爆發為樸素而壯麗的美,震撼了不同年齡的觀眾。近期上映的賀歲大片《集結號》,也以平民英雄的犧牲震撼人心,取得了觀眾和專業領域的雙重喝彩,獲得了票房和藝術的雙贏。因此,《色戒》并不能代表2007年的華語影視成就;特別在中國大眾的集體拒絕之下,更不能撼動中國文化的尊嚴。但是,在《色戒》討論過程中,發自多種立場、多種價值觀念的文化對話,卻使我們透過“色戒”本身,進入更廣闊的文化視野,看到中國文化的個別價值迷亂現象,聽到某些不和諧的文化顫音。
1.歷史是非的迷亂:
一篇支持《色戒》的博文說:“在這里,普遍的人性超越了階級仇恨和民族大義:漢奸也是人!……戰爭過去了整整半個世紀,我們才在銀幕上把‘鬼’真正還原成了人。”在另一篇題名為《李安:2007年最被誤讀的人物》的文章中,作者說得更透徹:“電影開啟了一道……歷史的大門,讓觀眾跟著梁朝偉的背影,去尋找那些被國民黨(以及共產黨)所隱瞞和簡單化的歷史。”這個歷史,就是汪精衛政權的歷史,也就是“不能以‘漢奸’的簡單標簽,就一筆抹煞這個有5年歷史的政權”。李安曾多次表述,要通過《色戒》“搶救歷史”;而電影搶救出來的竟是汪偽政府的叛國史!這就是電影《色戒》“所創造的文化現象”。應該說,現在還堅持把《色戒》看作藝術片、愛情片的人們,其實是沒有讀懂李安,沒有讀懂影片“改寫歷史”的欲望話語;因此,文章才稱李安為“2007年最被誤讀的人”。
但是,就顛覆歷史而言,《色戒》并非始作俑者。文學界很早就有“告別革命,躲避崇高”的說法。中國近代一百多年的民族復興歷史,似乎只有重新改寫,把英雄、崇高、民族、犧牲等字眼全部刪除,全部格式化,才有新意。甚至有人說:“都什么時代了,還提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又搞‘文革’啊?”于是,民族英雄林則徐被丑化,“鴉片戰爭”成了懸疑;太平天國成了“發匪”、“匪類”,簽訂賣國條約的李鴻章則被刻意美化,不但不是賣國賊,還成了忍辱負重的大清棟梁!五四新文化奠基者魯迅被反復妖魔化,民族革命史上的愛國者一個個成了“愛國賊”……如今,《色戒》更“搶救”了汪偽政府的歷史,將歷史迷亂推到了極限。應該說,李安導演以電影《色戒》,進行了對民族歷史最大尺度的解構。
2.道德底線的迷亂:性愛解構國家形象
有網友評論說:《色戒》的色情暴露,“無非要挑戰中國人對性的接受能力和底線!”這也正是美國電影界將其評為“十大恥辱片”的原因。女性器官高于國家,要女性器官,還是要國家?要性欲+金錢,還是要民族與道義?‘陰道說’和‘工具說’,成為《色戒》解構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的另類價值理念。
這種以個人高于國家、以性愛解構國家形象的文本表達,在當代文學中也有所體現。在長篇小說《無雨之城》中,曾有這樣一段表述:天空中是“一個巨大的女人生殖器,桔黃色陰道正面洞開,一只銀白色飛機在里面飛翔……”這個覆蓋天空的女性生殖器,成為小說的象征性畫面。在這里,女性器官已經不僅高于國家,而且高于天空、高于宇宙,霸氣十足地布滿整個天空,被有的評論者稱為“中國當代文學最匪夷所思的性描寫。”在這種象征下,《無雨之城》的男主人公市長普運哲和女主人公陶又佳,構成一對“貪官+二奶”的強勢組合,進行著政治和性的赤裸裸交換。如果說,電影《色戒》的核心是:“到女人心里的路通過陰道”;那么,小說《無雨之城》的核心則是:“自古以來,有幾個男人對政治和女人生殖器不感興趣呢?”而二者的不同在于:《色戒》女主角王佳芝在色情破戒之后,喪失了生命;而《無雨之城》的女主角卻通過性交易,成為當代社會的成功女性。
三.如何樹立文學藝術品的國家形象:
1. 作家、藝術家:反思自身的文化責任
《色戒》的色情污染和扭曲歷史并不是唯一的。閻延文談到,90年代中期以來,“身體寫作”、“下半身寫作”一度泛濫,赤裸裸的性描寫成為一些作品、甚至純文學作品的“佐料”。因此,德國漢學家顧彬在談到這類文學時,才斷言“不是文學,是垃圾”。閻延文呼吁:在廣電部門已對《色戒》等網絡色情片段予以清除的情況下,如何制止文學作品中的情色洶涌,如何清掃當代文學中的色情垃圾,更是當務之急。
《色戒》只是一部電影,但《色戒》背后表現的價值迷亂卻是值得深思的。如果我們的作家、電影藝術家都躲避崇高,表現性欲+暴力,扭曲民族歷史和中國形象;那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如何在文藝中得到體現?我們應如何杜絕中國影壇文壇情色洶涌?如何在作品中維護國家形象和民族尊嚴?這是每一個中國作家文藝家和文化工作者,都應該反思自身的文化責任。
2. 大眾媒體:如何把文化權益還給大眾?
《色戒》上映前后,大眾媒體爆炸式的宣傳,幾乎都是為影片的“人性”情色一致叫好。然而,大眾對《色戒》的批評,卻缺乏媒體平臺,公眾的話語權力被剝奪。兩個多月來,中國的文化大眾們,像谷子地等九連戰士堅守陣地一樣,為維護中國文化底線艱苦卓絕,發出了數以百萬計的正直之聲。但是,這些藝術說理的文藝批評,卻大多只能在博客中討論,缺乏表達空間與發表平臺。閻延文表示,今天的大眾媒體,是中國公眾的文化場所。某些媒體站在《色戒》一部電影的立場上,拒絕中國大眾的聲音,是否尊重了中國公眾的文化權益?是否實踐了媒體工作者“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宗旨?
在《色戒》謝幕之后,大眾媒體應如何把文化權益還給大眾,傾聽大眾聲音、為大眾提供創作、交流和評價的文化平臺,創建公平和諧的文化環境?這也許是大眾媒體需要思考的問題。
3. 大眾肩負的文化職責:吹響中國文化的集結號
閻延文表示:《色戒》上映以來,近兩個月的文化堅守,眾多詩人、作家和熱愛中國文化的網友們,以自己的智慧良知,以自己對中國文化的情感,以民族正義和道德底線,對《色戒》的色情污染和美化漢奸,堅決地說“不”!在這些絢爛而樸素的文字中,蘊藏著中國文化博大鮮活的力量。
馬丁·路德曾說:“一個國家的繁榮,在于其公民的文明素養,在于人們的遠見卓識和品格的高下。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今天,和諧社會的文明進步和道德升華,既是政府的責任,是媒體的責任,更是社會大眾的“集體性責任”。
閻延文祝愿,2008新春已經開始:《色戒》之后,相信專業和非專業的朋友們,都會繼續努力,為民族文化的和諧崛起,為中國人的形象和尊嚴,吹響中國文化的集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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