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張愛玲熱”及《小團圓》

□張伯存

【左岸特稿】

     張愛玲1976年完成的長篇自傳體小說《小團圓》，在塵封33年后于2009年春季在兩岸三地相繼面世，華語文學界、媒體及讀者大眾掀起新一輪“張愛玲熱”。去除熱鬧的商業化炒作和窺探隱私的索隱派解讀，如何對“張愛玲熱”這一文學文化現象進行癥候式解讀？“張愛玲熱”經久不息并且還在持續升溫之中說明了什么？它蘊含了怎樣的社會文化信息？《小團圓》這部所謂張愛玲“濃縮畢生心血的巔峰杰作”（護封廣告詞）給讀者帶來一個怎樣“全新”的張愛玲？
張愛玲的小說1980年代中期如出土文物般被中國大陸現當代文學界發掘出來，1990年代開始逐漸升溫，成為一個引人矚目的文學現象，她的小說《傾城之戀》、《半生緣》等被改編成影視劇，打下了廣泛的群眾基礎。進入21世紀，隨著《同學少年都不賤》、《郁金香》等舊作新出，特別是2007年底李安改編自張愛玲同名小說的電影《色·戒》的熱映和近期《小團圓》的出版，“張愛玲熱”幾乎達到沸點。但據媒體披露，在2010年張愛玲辭世15周年之際，出版社還會以中英文推出她的另兩部用英語寫就的自傳體小說《易經》、《墮塔》（寫她的童年和少年，部分內容與《小團圓》重復），可以預料，“張愛玲熱”還會持續升溫。它已成為一個突出的文化事件和文化現象。而在現代文學界，近年來研究重心也在悄然位移，發生了從“吶喊”到“流言”、“私語”的嬗變，魯迅受到冷落，張愛玲炙手可熱。由《小團圓》引發的這新一輪的“張愛玲熱”出現了少有的兩岸三地媒體、學術界、讀者大眾默契互動的狂歡景觀。
    各種各樣的“話題張愛玲”、“歷史張愛玲”構建起了“流言”之網籠罩在“文學張愛玲”之上，形成了一個“神話張愛玲”或“傳奇張愛玲”。因此，我們有必要將這一閱讀接受層面的“張愛玲現象”文本化，對它進行癥候式解讀，以揭示這一現象表征了怎樣的社會文化現實？它又是經過怎樣的閱讀、傳播或者說文化生產的機制而成為當代文化的某種典型性表征的？或者說，為什么是張愛玲？她是怎樣被選擇出來并建構起來的？
    張愛玲的小說忽視“人生飛揚的一面”，注重“人生安穩的一面”，①相對于“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啟蒙話語和革命話語，張愛玲的小說是世俗話語和私人話語，是一個日常物質生活的欲望世界，是由衣服、洋房、公寓、金錢包裹中的“私人生活”。她對自己的小說《連環套》中的女主人公的評價是：“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動的是霓喜對于物質生活的單純的愛，而這物質生活需要隨時下死勁去抓住”。②她又有言：“我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③其小說的內在質地恰好與1990年代“告別革命”、告別“宏大敘事”、追求世俗物質生活享受的社會思潮相契合。“張愛玲熱”恰與市場經濟改革、大眾文化興起、消費社會降臨幾乎同步。1990年代市場經濟改革使社會財富迅速積累、個人財富快速增加，同時也培育出一個新興階層：中產階層，在不同的語境中他們又被稱為都市白領、新市民、小資，經濟富裕起來的這一階層在文化消費方面推崇時尚、品位、格調。他們把張愛玲視為同道，張愛玲在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上是那樣的“小資”，她說：“有些東西我覺得是應當為我所有的，因為我較別人更會享受它，因為它給我無比的喜悅。眠思夢想地計劃著一件衣服，臨到買的時候還得再三考慮著，那考慮的過程，于痛苦中也有喜悅。錢太多了，就用不著考慮了；完全沒有錢，也用不著考慮了。我這種拘拘束束的苦樂是屬于小資產階級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樣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著這樣的紅綢字條。”④她在消費過程中的享受、喜悅、算計、患得患失完全是“小資產階級”式的，她似乎成了“小資”的“祖師奶”，當代小資在她身上找到了隔代遺傳的基因，同時也發現了她的貴族血統、西式教育履歷、生活方式是那樣高雅、高品位。
     極而言之，置身于階級、性別、身份、民族、國家、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的多重網絡中，每個人的行為都蘊含著一種廣義的政治性。每一種寫作和閱讀都蘊含著政治的信息、立場和評判。具體到張愛玲而言，她出身于舊式衰敗中的貴族大家庭，從小養成小姐習性，“連劃火柴都不會”，雖然這個糜爛、衰敗、陰暗的大家庭對她的成長構成很大傷害，對她一生的心理人格都產生了負面的影響，但她有著濃厚的貴族情結，對祖父、祖母和外曾祖父（李鴻章）的家族榮耀懷著濃郁的探究的興趣（《小團圓》和《對照記》中均有相關文字），她終其一生研究《紅樓夢》在這層意義上未嘗不是一種隱喻，她的貴族意識是強烈的。她受的西方洋式教育亦即資產階級教育在當時的中國是寥若晨星的，從階級分析角度看，她與無產階級、普羅大眾向無瓜葛，有的是資產階級小姐的趣味和西式的生活方式。存在決定意識，決定寫作，她的寫作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幽閉型寫作，主人公往往是困擾于金錢、情欲和囚牢一般的公館里的個體生命，其小說既有實實在在的物質世俗生活的浸淫和趣味，又有著“中產階級的荒涼，更空虛的空虛”，⑤正因為有這樣的特質，才被1990年代崛起的新的小資產階級發現，當代中產階級在張愛玲小說中發現了實在可感的現世物質及人生的安穩。滿足了他們對貴族、對西方教育和生活方式的想象的認同，就這樣建構起一個關于張愛玲的“神話”和“傳奇”。而這種小資產階級的閱讀心理接受了張愛玲小說中的“世故”，剔除了其小說中“荒涼”、“蒼涼”的虛無感和幻滅感，以及在文明沉浮中感受到的“惘惘的威脅”：“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⑥市民階層感受到的威脅一般是現世的、實在的、庸俗化的：票子、房子、車子，這些生存的壓力和物質上的煩惱，擔心得到的一切守不住以及物質占有欲望的無饜足。他們眼中的張愛玲是經過改寫的、簡化的、縮小版的張愛玲。
張愛玲就這樣成為小資“必讀書”，成為一個文化符號，伴隨1990年代市場經濟改革而勃興的大眾消費文化以“文化工業”的運作機制迅速將張愛玲納入自身的商業邏輯中，使之成為一個大眾時尚消費對象，刪繁就簡，將豐富復雜的張愛玲簡化成一個時尚、精致的張愛玲，完成了對張愛玲的歷史改寫和文化改寫，這其實是一個“去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的過程。
      毫無疑問，“去政治化”當然也是一種政治態度和立場，面對這種“去政治化的政治”，我們的態度和策略是，必須將之反轉、顛倒過來，將之“再政治化”，一方面還原到歷史的具體語境和張愛玲的文本世界，讓文本自己說話；一方面以鮮明的立場和態度應對這種曖昧的、市儈氣息的、資產階級情調和趣味的文化氛圍。
     這新一輪“張愛玲熱”與以往不同的是多了一個新元素：窺視名人隱私的人性的劣根性。張愛玲在寫作方面是一個經驗主義者和寫實主義者，她不是一個具有天馬行空想象力的作家，她所有的小說幾乎都有“本事”。張愛玲在給朋友的信中透露，她在長篇自傳體小說《小團圓》中不管不顧，“把心一橫，寫了出來”，“自己來揭發”與胡蘭成的情史性事。她認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好在現在小說與傳記不分明”，⑦而她在1974年發表于香港《明報月刊》上的文章《談看書》中也表白：“在西方近人有這句話：‘一切好的文藝都是傳記性的。’當然實事不過是原料，我是對創作苛求，而對原料非常愛好。”⑧張愛玲與漢奸胡蘭成的奇情畸戀成為她的一大人生污點，向為人所詬病。《小團圓》有近半篇幅寫盛九莉和邵之雍的戀愛經過和感情糾葛。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盛九莉就是張愛玲，邵之雍就是胡蘭成。《小團圓》是張愛玲的自我書寫、生命書寫，她在書寫自我生命中越陷越深，無法自拔，少的是清明，多的是迷亂。在《小團圓》中，她寫道：“她跟之雍的事跟誰都不一樣，誰也不懂的。只要看她一眼就是誤解她。”⑨這很能說明她小處分明大處糊涂的本性，當然這是她的成長環境和所受教育形成的思想意識決定了的，感情敏感，意志薄弱，在大是大非面前，理智潰敗，情感決堤。她是個感情至上主義者，她甚至在心智上還處于童年階段，小說第七章，邵之雍從華中回上海看望她，他帶了兩本埃及童話書給她，二人夜里床笫之歡后，她“早上醒了，等不及的在枕上翻看埃及童話”；“清冷的早晨，她帶著兩本童話回去了”。⑩也就是她在書中所說的，“她自己覺得她有時候像十三歲，有時候像三十歲。”盡管從小說中可以看出，她非常看重人生中的三十歲，但她在心智上始終沒有“而立”。《小團圓》中第八章，盛九莉和邵之雍在談話中表示，為了能和他在一起，希望二次大戰永遠打下去，她還這樣自我辯解：“她不覺的良心上過不去。她整個的成年生活都在二次大戰內，大戰像是個固定的東西，頑山惡水，也仍舊構成了她的地平線。人都怕有巨變，怎么會不想它繼續存在？她的愿望又有什么相干？”真是糊涂得一塌糊涂，沒有黑白之分，為了男女之情冷血至此，完全沒有一點人道主義立場，更談不上民族的國家的意識，將生靈涂炭、同胞罹難的侵略戰爭視為常態，反將之結束視作“巨變”，而想讓“常態”繼續存在，沒有任何“良心上過不去”，顯見得令人生疑其心智的健全。她以自我為中心、為本位，活在自我的世界里，因擔心他戰爭結束后“三美團圓”，不再是兩人世界，為了兩情相悅的一己私人感情生活的維持，竟在心理上愿意以國土淪喪民眾罹難為犧牲為代價，顯見的是一個極端自私主義者。
     從心理分析角度說，一個人童年的心理行為模式決定了他的成年甚至終生的心理行為，而一個作家早期習作中的思想情感會對他以后的創作產生極大影響。張愛玲高中快畢業的時候，在校刊《國光》雜志上發表了小說《霸王別姬》，它以虞姬為主人公，故事以虞姬的心理活動為主線展開，從虞姬的女性視角觀看霸王的成敗。“項羽是‘江東叛軍領袖’。虞姬是霸王背后的一個蒼白的忠心的女人。霸王果然一統天下，她即使做了貴妃，前途也未可樂觀。現在，他是她的太陽，她是月亮，反射他的光。他若有了三宮六院，便有無數的流星飛入他們的天宇。因此她私下里是盼望著這仗一直打下去的。”如果把在南京、上海活動的汪偽政府高官、民族叛逆胡蘭成（邵之雍）看作是“江東叛軍領袖”，當然有索隱之嫌了，而歷史上的項羽、劉邦之間的戰爭與抗日戰爭無法同日而語，如果說在《霸王別姬》中，虞姬為了能和霸王單獨在一起而希望戰爭一直打下去，表現了她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和反抗男性霸權的欲望以及她對霸王的“真愛”，那么，《小團圓》中的盛九莉也為了同樣的目的而希望戰爭一直打下去就是“真渾”了。
    對于《小團圓》中盛九莉和邵之雍的戀情，張愛玲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這是一個熱情故事，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回，完全幻滅了之后也還有點什么東西在。”什么東西在呢？那種刻骨銘心浸透肺腑的愛意、感覺，反復蛻變而仍然存在。在《小團圓》收尾部分，當她泡在熱水里洗澡的時候，一種感覺往往“乘虛而入”，“五中如沸，混身火燒火辣燙傷了一樣，潮水一樣的淹上來，總要淹個兩三次才退。”這不由得令人想起她在寫完《小團圓》初稿之后就著手寫的短篇小說《色·戒》中的主人公王佳芝，王佳芝覺得跟老易做愛就像洗了一個熱水澡，《色·戒》在驗證一個看法：“到女人心里的路通過陰道”，王佳芝之死源于她的“器官性敏感”產生的對易先生的情感依賴。這樣的“器官性敏感”在盛九莉或者說亦即張愛玲身上同樣存在，滄海桑田，數十年后，晚年的張愛玲在異國他鄉寫道：“他一吻她，一陣強有力的痙攣在她胳膊上流下去，可以感覺到他袖子里的手臂很粗。”這種切實的“肉身感”刻骨銘心，盛九莉當時就想“這個人是真愛我的”，發出了和王佳芝一模一樣的感嘆。《小團圓》中寫道二人瘋狂的床笫之歡導致了她器官受傷，也驗證著《色·戒》中的那句話。張愛玲是一個感官主義者，感官決定感情取舍，生理影響心理判斷。
    《小團圓》最后，盛九莉做了一個世外桃源般的夢：青山、松林、小木屋，她和她的孩子、邵之雍在一起。“她醒來快樂了很久很久”，難道這就是所謂萬轉千回、完全毀滅后留下的“東西”？張愛玲對胡蘭成沒有憎笑、怨懣，落筆有溫情有暖意，直到小說結束都很溫暖，而這個男人不僅是個民族的罪人，而且背著她尋花問柳，做著三妻四妾的美夢，她知道后他還滿不在乎，根本不值得她愛。這就政治上不正確了，雖然我們未必希望張愛玲在《小團圓》中大泄私憤、咬牙切齒，或者檢討懺悔、痛哭流涕，但我們看不到一點兒反思。一個置民族大義倫理道德于不顧的男女情事歷經久遠的時空，仍讓她沉浸、煎熬其中，時常難以自持，這是怎樣的一種情感？這也許能看作是一個蘊藏著人的情感心理之謎、人性之謎的標本。而這又是一個天才女作家的恥辱，這可不是像她所想所言的：“這一段時間與生命里無論什么別的事都不一樣，因此與任何別的事都不相干。她不過陪他多走一段路。在金色夢的河上劃船，隨時可以上岸。”這不是金色夢之河，而是人生恥辱柱，一旦“落水”，又豈能隨時可以上岸？
     而她對母親的感情正好相反。《小團圓》中盛九莉的母親蕊秋，是以張愛玲的母親為原型塑造的，從《小團圓》及她的散文《對照記》、《私語》、《童言無忌》中看，她的母親為她做出了很大犧牲，為她受到好的教育把她留在身邊而讓她弟弟回到那個舊家庭（她無力承擔兩個孩子的費用）、為她出國留學費盡心思，與她父親斗爭。在張愛玲缺乏愛和溫暖的童年，有一段時間她母親從國外回來，給她帶來終生難忘的歡悅，她1944年對此回憶道：“家里的一切我都認為是美的巔峰”；“畫圖之外我還彈鋼琴，學英文，大約生平只有這一個時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風度的。”在她1944年寫的散文《童言無忌》中又說：“我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著我母親的”。而《小團圓》通篇流露出對母親難以釋懷的怨忿，冷漠，盛九莉用償還養育費的方式傷害了母親，給她致命的一擊，在心理上戰勝了她，此后對母親不再有任何感覺，心如止水，甚至是冷若冰霜了。我更愿意相信張愛玲早年在散文中表達出的對母親的感情是真實的、正常的，而她晚年寫作《小團圓》時的心理產生了某種扭曲，并自覺不自覺地融進文本中。對比一下她對胡蘭成的感情是溫情、愛意，終生無法釋懷；而對她血脈相連、有養育之恩的母親是怨意、恨意，決絕地一刀兩斷。這是張愛玲偏執、冷酷、絕情、忘恩負義之處，令人嘆息。
     張愛玲的冷酷無情在小說《小團圓》中對待港戰的心理上也表露無遺，小說第二章，在香港大學讀書的盛九莉，一天早晨正在餐廳里和同學們一起吃早餐，聽到日本侵略者攻打香港的消息，“坐在那里一動不動，冰冷的像塊石頭，喜悅的浪潮一陣陣高漲上來，沖洗著巖石。也是不敢動，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因為不用考試了，由此看來，她是個極端自私主義者，以個人為本位者，一切事情從個人角度、立場看問題，除此之外，民族、國家、同胞均置之度外，不能不說有冷血之嫌了。（在她1944年發表的散文《燼余錄》中，曾寫到香港戰爭時期自己做義務護工時怠慢傷病員的情形：半夜里一個傷病員要水喝，她不耐煩地拒絕了，并毫無廉恥地表白：“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這人死的那天我們大家都歡欣鼓舞”；“我們這些自私的人若無其事的活下去了”。一個在貴族式大家庭長大的資產階級小姐怎么會放下架子耐著性子干伺候人的活呢？）即使從個人角度想問題，她也不是理智地判斷無法完成學業啦，無法拿到獎學金到牛津大學留學啦等事關個人前途命運的大事，而想到的只是不要如臨大敵一般備戰大考了，可以看出她是個極端感性主義者，想的也是眼前的事情及逃避、解脫的喜悅，由此判斷她的心智不僅不到“十三歲”，簡直就是幾歲的兒童。
     總之，《小團圓》是一個感情至上主義者、感官主義者、感性主義者、極端自私主義者的“自敘傳”、自白書、自供狀。盡管《小團圓》從藝術角度看結構繁復精巧、語言臻于爐火純青、人物心理描寫細膩精微，顯示了張愛玲晚年不衰的藝術創造力，但藝術上的高明掩蓋不住她思想上的蒼白、觀念上的荒謬、意識上的稚氣、心理上的陰暗。這是我們所不能不察的。這樣看來，“張愛玲熱”是該降溫了。
□
 
 
 
①②③《自己的文章》，《張愛玲集·流言》第12、18、15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
 
④《童言無忌》，《張愛玲集·流言》第3頁。
 
⑤《談畫》，《張愛玲集·流言》第176頁。
 
⑥《〈傳奇〉再版的話》，《傳奇》第34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
 
⑦⑨⑩《小團圓》第5、2、6，199，208，130，209，7，282，145，150，46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
 
⑧《張愛玲集·對照記》第140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
 
《存稿》，《張愛玲集·流言》第109頁。
 
《私語》，《張愛玲集·流言》第133頁。
 
《張愛玲集·流言》第4頁。
 
《燼余錄》，《張愛玲集·流言》第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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