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民歌的歷史主人翁意識

○　韓金玲

大躍進民歌中有一種非常富有悖論意味的現象：一方面強烈地表達出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意識，另一方面卻又使民眾的自我意識無限膨脹，二者竟然并行不悖！如果細研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這種民眾的自我意識無限膨脹既在顯層充分流溢出民眾的歷史主人翁意識，又在深層暗合了毛澤東的人民史觀，二者相得益彰。

一、民眾歷史主人翁意識的高揚

在大量的大躍進民歌中，我們可以鮮明地感到民眾話語的極度膨脹，民眾話語極度膨脹所表現出的那種改天換地、創造新的歷史的主人翁意識，我把它叫做“人民史觀”。正如毛澤東所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1]人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含義。在大躍進時期，人民即民眾，僅指工人和農民，因為1957年3月毛澤東就認為：“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2]從此以后，本已在1956年1月周恩來于中共中央召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宣布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知識分子就又從工人階級中被劃了出去。所以大躍進時期的知識分子（包括學生）、商人（民族資產階級）都是資產階級分子，屬于被改造的對象，解放軍也都是工農出身的。所以此時的人民即無產階級，只包括工人和農民。

這種強烈的歷史主人翁意識非常“感染”人。如上海《我的名字叫黃河》：“我的名字叫黃河，千山萬谷都經過，自從盤古開天地，什么世面沒見過！/我的脾氣最暴躁，三句不投便咆哮，無風要起三尺浪，有風浪頭百長高。/誰說龍王能治水，他要治我治不了，有時惹得性子起，大水沖倒龍王廟。/一輪紅日照當空，紅旗一展天下紅，又出盤古開天地，人民做了主人翁。”[3]從古盤古到新盤古的演變，體現了時代語境的變遷及其神化意蘊的轉移。又如：

大紅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當水瓢，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澆——安徽廬江《端起巢湖當水瓢》

我是一個裝卸工，生產戰斗在江中，鋼鐵下艙一聲響，龍王嚇倒在水晶宮。——湖北宜昌《我是一個裝卸工》[4]

腳一踢，高山飛翻，山神逃滾沙灘。口一吹，海浪翻天，龍王嚇奔荒山。手一舉，高樓出現，屋頂戳穿云天。腦一動，嫦娥下地，宇宙各星通行。——上海三輪車工人《我們的本領》

我們一跺腳，大地震動；我們吹口氣，滾滾河水讓路；我們一舉手，巍峨大山膽寒；我們一邁腿，誰也不能阻攔。我們是勞動人民，我們的力量無敵。——上海鋼鐵一廠王金源《我們的力量無敵》[5]

后面兩首民歌對比來看，就可以發現，民歌對勞動人民進行了神化處理。人民的自我意識急劇膨脹，有力地表達了新中國主人翁的自豪感。極為通俗而又夸張的民眾話語，在向世界宣喻著這樣一種意思，是翻身當了家的主人在不怕苦，不怕累，藐視一切，戰天斗地，以勞動為光榮，充滿豪情地建設自己的家園，在創造著新時代的歷史。

二、主人翁意識的急遽膨脹所反映的歷史真實

大躍進民歌中的主人翁意識的急劇膨脹，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的歷史真實。

許多大躍進民歌都是以農業水利建設為背景的。1957年9月24日，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關于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第一篇關于四十條修正草案的社論：《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要求“有關農業和農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內按照必要和可能，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這是黨中央通過報紙正式發出“大躍進”的號召，也是第一次以號召形式使用“躍進”一詞。“這說明修改后的農業四十條，實際上成為發動農業‘大躍進’的綱領。”[6]隨后的11月、12月各省、市、自治區相繼召開黨的代表大會，貫徹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以“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形式，批判右傾保守，落實四十條，部署農田水利建設和積肥運動。在黨和政府號召盡快改變貧窮落后面貌的精神鼓舞下，廣大農民群眾起早貪黑，艱苦奮戰，如：

太陽溜下西山頂，星星盹的眨眼睛，月亮累的睡了覺，水車依舊伴歌聲。——《月亮累的睡了覺》

來來去去鳥引路，去去來來云做伴。姑娘挑擔快如飛，挑水上山澆麥田。人人肩上百斤重，扁擔挑來兩個天：早上出門殘月照，晚上歸來星閃閃。——《挑水上山澆麥田》[7]

上工天朦朧，收工月當空，手掌生泡我不怕，只為水庫早竣工。——廣東《只為水庫早竣工》[8]

在很短的時間里，全國農村出現了空前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高潮，各地投入的勞動力逐月上升，從1957年10月兩三千萬人，11月六七千萬人，12月八千萬人，至1958年1月即高達一億人。取得了很大成績，擴大和改善了數億畝可灌溉耕地，改良和治理了不少貧瘠的土地。如：廣東民歌里的《積肥》：“銀鐮飛舞震河山，積肥人流滿山間，要把青山挑下山，要換萬座黃金山。”《千張笑臉萬條歌》：“千條溪水萬條河，千只涂船萬支竿，千人挑起萬擔土，千張笑臉萬條歌。”《萬頃珍珠億擔糧》：“山口筑高墻，深谷變海洋，稻花十里香百里，萬頃珍珠億擔糧。”[9]

全民大煉鋼鐵是又一個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極大地鼓舞了民眾的主人翁意識。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倡議，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以高速度為靈魂，把以“超英趕美”相號召，以全民大煉鋼鐵為中心的大躍進運動漸次推向高潮。其實《人民日報》在1956年的元旦社論中就已開始宣傳“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設社會主義，1958年2月3日又發表《鼓起干勁，力爭上游》的社論，5月29日又發表《把總路線的紅旗插遍全國》的社論，片面宣傳“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環節”，總之，要“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10]在這樣的高速度和高指標（1958年的北戴河會議上公開宣布1958年鋼產量要達到1070噸）的指引下，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主管工業的書記會議，研究落實以鋼鐵生產為中心的工業生產計劃，把鋼鐵生產擺在工業生產建設的首要地位。全國所有的鋼鐵廠全部開足馬力，不顧一切地生產，被稱為“大洋群”。中央還要求各級黨委第一書記掛帥，大搞群眾運動，大辦土法煉鋼鐵。于是全國城鄉迅速行動起來，大搞“土洋結合”、“大中小結合”，為“鋼鐵元帥升帳”開路，動員和組織了大批人力、物力投入大煉鋼鐵運動。從工人、農民、機關干部、學校師生，到城鎮居民以至部隊指戰員，男女老少齊上陣，到處擺開大煉鋼鐵的戰場。整個中國大地上，小高爐、土高爐遍地開花，被贊喻為“小土群”大煉鋼鐵的熱情勞動場面，在民歌里得到了充分再現，民眾的“巨大形象”得到充分塑造，如：

不用鼓風不用機，全憑雙手、炭、火、泥，砌得小爐四尺高，紅旗一展火光起。——傣族 鄭亞華《土煉鐵爐之歌》）

雙腳蹬云端，手提萬塊磚，苦干兩天半，高爐頂青天。——北京鋼鐵學院 李東升《頂天立地》[11]

脫掉學生裝，來到高爐旁，攥起大鐵釬，電機隆隆響。鐵釬準準扎下去，奔出鐵水象巨莽。——胡景芳《學生大煉鋼》[12]

這些通俗易懂、瑯瑯上口的民眾語言，生動地再現了全國上下，各行各業，各族兄弟，廢寢忘食，夜以繼日，不分男女老少大煉鋼鐵的緊張繁忙情景，民眾話語的膨脹融合進盡快完成高指標、超英趕美的急切心理。

同樣，民眾主人翁意識的膨脹與人民群眾對共產主義公社充滿美好向往密切相關，大躍進民歌中也有大量反映這種真實情感的歌謠。

1958年春，為更好地在農村大規模地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建設，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成都會議發出《中共中央關于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并為大社的意見》，由此在1956年冒進時期曾出現過的“并大社”又作為大躍進的產物，再度在全國農村推行。與此同時，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曾談論過公社以及為共產主義準備條件等問題。在1958年的二三月間，毛澤東在同其后成為《紅旗》雜志總編輯的陳伯達的談話中，提出鄉社合一，工農商學兵，什么都管，將來就是共產主義的雛形。隨后毛澤東又對劉少奇做了“共產主義公社”的暢想：“那時我國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鄉村公社圍繞著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前人的烏托邦的夢想將被實現，并被超過。”[13]這對于當時的廣大人民群眾來說，是多么幸福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啊！毛澤東的這些想法被《紅旗》雜志傳達出來。陳伯達在7月1日《紅旗》雜志的第三期上發表題為《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使用了“人民公社”的名稱。緊接著第四期，又發表陳伯達在北京大學慶祝黨成立37周年大會上的講演，題為《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轉述了毛澤東關于公社的思想，由工農商學兵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7月中旬河南遂平縣嵖岈山衛星集體農莊改名衛星人民公社，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也宣告成立。毛澤東8月上旬就去了河北、河南、山東成立人民公社較早的這些地方視察，多次講到“還是辦人民公社好”，毛澤東的這一句話在8月13日《人民日報》上被報道，加之8月29日北戴河會議通過的《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就使人民公社化運動一哄而起，席卷全國。到9月29日止，全國農村已基本實現了公社化。除西藏外的28個省、市、自治區一共建立了人民公社23384個，平均每社4797戶，入社農戶占總農戶的90.4%，其中有12個省達到了100%。河南、吉林等13個省，已有94個社以縣為單位，建立了縣人民公社或縣聯社。速度之快驚人。就像民歌里所說：

人民公社是枝花，東風一吹遍天下；……人民公社是金橋，通向共產主義光明道。——山東濟南《贊公社》

鑼鼓鞭炮震山河，束束鮮花陣陣歌。人民公社成立了，千萬社員樂呵呵。感謝親愛的毛主席，幸福種子他親手播。——山東《鑼鼓鞭炮震山河》[14]

以上民歌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積極響應權威話語的號召，熱火朝天地成立人民公社，堅信人民公社就是共產主義的萌芽，依靠集體，就一定能奔向幸福天堂的社會現實。

三、歷史主人翁意識膨脹中的集體主義價值觀

這些民眾話語都是集體話語，凝聚的是集體主義價值立場。為了轟轟烈烈地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他們非常自覺地把“小我”隱匿起來，取而代之的是無限張揚的“大我”，被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大我”。在他們的頭腦里，政治第一，集體第一。強調政治、強調思想的傾向即政治掛帥也是毛澤東在1958年1月提出的。他說：“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15]此后在各種報紙雜志的標題文章中“政治掛帥”的字眼就不斷出現。《東風起來掛帥了》：“天亮了，雞叫了，東風起來掛帥了，英國人的帽子也吹掉了。”[16]就連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最自然的現象也帶有了鮮明的政治色彩。湖北麻城《妹挑擔子緊緊追》：“情哥挑堤快如飛，妹挑擔子緊緊追，就是飛進白云里，也要拼命趕上你。”將私人情感的表達置于公共的勞動場景中，其實也是一種政治場景。甚至在當時的戀愛、婚姻、家庭觀中也有很好的體現。政治、生產等公共生活和價值觀念侵入每個人的私人生活空間，成為家庭婚姻的核心要素。如一些典型的民歌：

女兒窗下動腦筋，媽媽見了起疑心，姑娘人大心也大，莫非外邊談愛情。//媽媽真是舊腦筋，不該對我起疑心，廠內技術大革新，哪有閑心談愛情？——上海正泰橡膠二廠 范來蘇《哪有閑心談愛情》

這些都顯示出當時的時代狀況：個人生活和私人生活被意識形態所規范，一切都服從公共生活標準。婚姻、戀愛都打上了濃厚的意識形態的痕跡：勞動光榮，多快好省，力爭上游，完成指標，要有舍個人、舍小家為大家、為國家的共產主義道德風尚。在崇尚勞動的時代語境里，集體生產勞動幾乎成為人們的全部，沒有留出個人的生活空間。每當描寫所謂的兒女情長時，往往放在勞動場景中，甚至這種勞動至上的時代風尚泯滅了人性。什么“哪有閑心談愛情”，“工分要做一萬五，郎呀！你就做得妹的主。”“妹把紅旗當嫁妝”，“鋼廠當洞房”，“封不好山不出嫁”，“山青水綠迎新人”，把人之常情完全當成了政治問題。

四、歷史主人翁意識膨脹中的“書寫”意識

進入共和國以后，中國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態，意氣風發、斗志昂揚地建設社會主義。他們的歷史主人翁意識的強化，不僅體現在農業、工業等各個領域的物質實踐，還體現在文化創造方面、歷史的書寫方面。

人民創造歷史有不同的層面，既指物質實踐的層面，又指精神實踐的層面。大躍進民歌不僅再現了工農參加社會主義物質實踐的轟轟烈烈的場面，而且也充分表現出他們在精神實踐層面書寫歷史、介入歷史、進入歷史、創造歷史的企圖，以此樹立起新時代的主人翁形象。所以，他們具有強烈的書寫意識和渴望。他們要做新時代的主人翁，當然還要做文化主人，以自己的書寫行為創造歷史。因此，大躍進民歌里出現了大量與“書寫”有關的歷史文化意象。

在中共的歷史語境里，“書寫主體”有著階級劃分。如上海《筆》：

提起從前真作孽，全廠只有兩支筆，老板工頭各一支，把咱工人血汗吸。

今日舉行賽詩會，千個工人千支筆，句句寫出心頭話，歌頌領袖毛主席。[17]

這里的“筆”作為意識形態的隱喻，隱喻了意識形態的“書寫權”問題，具有了階級對立的意義，反映了階級斗爭的觀念。在共和國以前，歷史都是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書寫。農民由于社會地位低下，沒有能力和條件接受教育，更不敢談寫詩作文的事情。當共產黨使工農翻身做了國家的主人，能夠上學寫文章時，工農階級便感到無比的自豪。不少民歌有所表現。如：

從前我是放牛郎，今天要把大學上。為啥變化這樣大？只因有了共產黨——江蘇蘇州《今天要把大學上》

正是由于書寫的階級性質和政治意義，工農書寫的意義得到了極力的彰顯，他們能夠寫詩畫畫，能夠學習哲學，學習科學。北京《工人就是詩畫家》：“工人詩，工人畫，工人詩畫意義大，沖天干勁就是詩，快馬加鞭就是畫。//人帶詩畫來游園，游園詩畫永留下，詩畫來自車間里，工人就是詩畫家。”[18]上海《誰說工人文化低》：“誰說工人文化低，個個工人有志氣。作的詩歌最動人，畫的圖畫最美麗。心胸開闊眼界大，哪把英國放心里！”[19]工農有了文化以后，才能夠更加以新時代的主人翁姿態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創造新的歷史：洛陽《工人學哲學》：“昔日愚公能移山，今日咱把哲學鉆，科學鑰匙拿在手，宇宙萬物聽使喚。”[20]《農民學哲學》：“祖祖輩輩誰學過，如今農民學哲學。群眾智慧開了鎖，窮山惡水變金窩。”[21]《鄉長畫圖在高山》（河北興隆）：“正是正月艷陽天，/鄉長畫圖在高山，/一張圖紙雪樣白，/一只鉛筆尖又尖。//又畫河來又畫山，/又畫山坡又畫田，/鄉長畫完仔細看，/萬朵鮮花開紙面。/……”[22]而《書上沒有我們添》：“工人革新意志堅，要把時間推向前。世上沒有我們辦，書上沒有我們添。”[23]更直接地表明民眾不僅創造新的歷史，而且要書寫新的歷史。

在大躍進民歌里，不僅充斥著直接的“書寫”行為，而且還把工農的物質生產實踐行為隱喻化處理，把創造歷史的物質實踐方式隱喻化，轉化為一種“書寫意象”。隱喻性的“書寫意象”在民歌之中比比皆是。比如：福建《鐵錘打出詩萬卷》：“傳說李白詩中仙，斗酒寫出詩百篇，鋼鐵漢子不靠酒，鐵錘打出詩萬卷。”遼寧《滿天鋼花滿天詩》：“揮舞鋼釬當紅筆，豪情更比鋼水急；滿天鋼花滿天詩，獻給領袖毛主席。”[24]上海《煙囪》：“你是一只鐵手臂，高呼口號舉上天；你是一只大手筆，描畫祖國好春天。”[25]吉林民歌《平沙大地寫文章》：“農村遍地是課堂，瑯瑯書聲起四方，楊柳枝枝就是筆，平沙大地寫文章。”[26]集中體現農民的“書寫權”的民歌是江西民歌《公社處處是詩篇》：

谷雨節，好春天，詩人聚會寫詩篇，農民走進詩人會，不話做詩話犁田。

地當紙，泥當墨，犁鋤尖尖當筆尖，翻個泥塊詩一句，犁個大丘詩一篇。

千張犁，萬張鋤，千犁萬鋤詩萬篇，句句帶雨出青苗，篇篇閃亮出糧棉。

……

地當紙，泥當墨，一枝鐵筆寫不完，田頭地角隨意寫，公社處處是詩篇。[27]

工農書寫意識和書寫行為，不僅激發了他們進入歷史、創造歷史的自豪感，如“天上沒有文曲，地上沒有魁星；我就是文曲，我就是魁星，喝令文壇開門，我來了。”[28]更重要的是，在大躍進民歌運動中，工農的書寫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歷史話語權由知識分子手中轉移到了民眾之中。南京部隊《文化主人我們當》體現了文化的話語權的轉移：

毛澤東思想來武裝，心紅志壯眼睛亮，改天換地是工農，文化主人我們當。

勞動人民上舞臺，工農兵自己寫文章，永遠歌唱毛主席，永遠歌唱共產黨。[29]

從此，工農登上了講臺，對知識分子也不再迷信，而且完全可以取代之，專家博士一文不值。《工農登文臺》：“菩薩并不靈驗，打破它的神像，真身變成泥胎，知識分子并不可怕，離開工人農民，他們就是蠢材。”[30]上海《比比誰的本領大》：“洋博士，土專家，比比誰的本領大。專家種棉收千斤，博士種樹死得快。莫怪博士讀書無本領，只怪中國樹，不聽博士話。”[31]但同時也意味著對知識、知識分子的鄙視。什么“知識分子并不可怕，離開工人農民，他們就是蠢材。”“博士讀書無本領”，都帶有“反智主義”的傾向。[32]

表現其“書寫”意識的這種民眾話語無疑是對知識分子話語權的剝奪。因此，大躍進民歌中一些反映知識分子積極參加勞動、與工農打成一片的作品，其實質隱含著知識分子必須向民眾看齊、必須在群眾中進行改造的時代要求，也意味著知識分子對自己的話語權的放棄，使自己由一個精神生產者轉變為體力勞動者。如剛剛提到的《工農登文臺》、《比比誰的本領大》。又如：

樹枝上喜鵲叫喳喳，前臺上人兒笑哈哈。我當是誰家迎新人，原來是女學生把糞拉。爺爺摸著胡子說了話：‘我老漢活了八十八，沒見過拉糞的是大學堂的女娃娃！’奶奶伸手把爺爺拉，‘死老頭子腦子還是死疙瘩！’——陜西，楊志高《大學生拉糞》[33]

這些民歌所體現的知識分子離開工農“他們就是蠢材”、“博士讀書無本領”等反智和走向工農、為工農服務的傾向，有著歷史的思想文化淵源，它接通了20世紀初期以來的民粹主義思潮。20世紀初期，中國流行的強調平等、崇尚工農的民粹主義傾向，在知識分子看來，知識分子自身有條件接受教育，享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而普通農民和工人則沒有這些條件，于是，知識分子就會認為自己是特權階層，自己成為社會不平等的根源，自己對人民負有債務，必須償還。知識分子本身好像是一種罪過，自從他們接受教育的那一天起，他們就天然地具有“原罪”感。如果我們考察一下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就會發現，共產黨發動的一次又一次知識分子改造運動，都是基于知識分子在民眾面前的“原罪”意識，并且內化到中國知識分子靈魂深處，成為知識分子改造和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精神武器。對民眾話語的高揚與對知識分子話語的貶抑是相輔相成的。這在以上引用的大躍進民歌中都有很好的體現。

[1]《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80頁。
[2]《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9頁。
[3]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編《1959上海民歌選》，上海文化出版社1959年版，第24頁。
[4]北京大學出中文系《民間歌謠選》，1973年版，第126頁，128頁，143頁。
[5]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編《上海民歌選》，新文藝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版，第84頁 ，86頁。
[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80頁。
[7]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等編《中國歌謠選》第二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版，第277頁，276頁。
[8]廣東歌謠編委會編《廣東歌謠》，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57頁。
[9]廣東歌謠編委會編《廣東歌謠》，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44頁，153頁，155頁。
[10]龐松 陳述《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頁。
[11]《詩刊》，1958年第8期，第14頁，21頁。
[12]《詩刊》，1958年第11期，第67頁。
[13]龐松 陳述，《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頁。
[14]山東人民出版社編輯《山東民歌》，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7頁，85頁。
[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頁。
[16]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編《上海民歌選》，新文藝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版，第220頁。
[17]北京大學中文系《民間歌謠選》，1973年版，第209頁。
[18]郭沫若、周揚編選《紅旗歌謠》，紅旗雜志社1959年版，第291頁。
[19]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編《上海民歌選》，新文藝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版，第111頁。
[20]北京大學中文系《民間歌謠選》，1973年版，第140頁。
[21]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等編《中國歌謠選》第二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第380頁。
[22]郭沫若、周揚編選《紅旗歌謠》，紅旗雜志社1959年版，第250頁。
[23]北京大學中文系《民間歌謠選》，1973年版，第145頁。
[24]北京大學中文系《民間歌謠選》，1973年版，第208頁，209頁。
[25]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編《上海民歌選》，新文藝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版，第83頁。
[26]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等編《中國歌謠選》第二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第167頁。
[27]北京大學中文系《民間歌謠選》，1973年版，第207頁。
[28]小乙《“我來了”及其他》，見《人民文學》1958年8月號。
[29]北京大學中文系《民間歌謠選》，1973年版，第191頁。
[30]郭玉琴，《打破迷魂陣，工農登文臺》，《人民文學》1958年8月號。
[31]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編《上海民歌選》，新文藝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版，第170頁。
[32]廣東歌謠編委會編《廣東歌謠》，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24頁。
[33]郭沫若、周揚編選《紅旗歌謠》，紅旗雜志社1959年版，第2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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