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宣講家網：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宣講家網站，在春意盎然的3月份，我們國家再次進入到“兩會時間”，即“全民政治月”，兩會成為了街頭巷尾的熱議話題。因此今天我們也就來談談“兩會”，今天很榮幸邀請到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教授。程老師您好。

　　程恩富：主持人好。

　　1.程恩富代表談兩會感受

　　宣講家網：作為這次的兩會代表，想請您先談談您的兩會感受，有沒有發現什么變化?和您覺得比較有趣的事?

　　程恩富：今年兩會我至少有兩個感覺。一個就是兩會成員，包括整個大會的安排、領導人講話、報告和大家的發言等等，法治的觀念都更加強了。比如說今天(3月12日)上午最高檢、最高法在向大會做工作匯報的時候，不僅用到了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領導下，而且用到了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力監督下，認真落實全國人大上次會議的各項決議。這個就說明“兩高”的法治觀念也增強了。過去都不一定有這樣的提法，過去一般都提黨中央，不太提人大或是提一句，這一次上午我看了兩個都提到“人大”，這個就是比較規范。

　　第二個感覺就是兩會成員更加敢于發表自己的看法，真正起到了反映民聲的作用。比如說我所在的一個省的副省長，他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的時候，就明確提出中央政府應當有保護國貨的意識，應該學習美國等國家在政府采購方面，在產品差不多的情況下，應該優先考慮采用國貨，應該保護中國的品牌。像這樣一種意見過去由省部級干部提出比較少見，一般都是其他代表講的比較多。還有我們社科院的副院長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也提出，去年有某些經濟工作，人大建議要搞，但是在和國務院有關方面商量的時候，國務院有關司局級認為現在時間沒有到，不一定馬上搞，以后再說，于是人大也就算了，最終這個提議也就不了了之。他就指出這個現象很不好，需要進一步改進。而且這次不僅一般基層的兩會成員發言比較踴躍，敢于直言，甚至一些省部級的領導、學者也積極建言。一位政治局常委和副總理出席安徽團的時候，我也是措辭比較激烈一點，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候提出了好幾處的重要的修改意見。以上就是給我的這次兩會感覺，可以說，我們國家現在兩會成員的法治概念更加強了，而且更加敢于發表一些意見，這對整個國家是有好處的。

　　宣講家網：您在兩會中有什么感到比較有趣的事?

　　程恩富：從我們團里面至少也可以舉兩個例子。一個是記者采訪的堅韌性更強，還有一個是兩會成員接受記者采訪的巧妙性也更強。一個是韌性，一個是巧性。

　　比如說有一個地級市的市委書記在發言時候就講，有兩個女記者跑到他房間一定要問問題，問的問題還比較難回答，你不回答她們就不走了。于是，這位市委書記只好回答，但回答的時候他也比較巧妙，因為談的問題是涉及到他這個市所屬的區縣要不要劃到另外一個地級市的敏感問題，所以他在回答時就是按照法治精神加以來回答，最后大家都笑起來了。所以我就感覺到采訪者和被采訪者的有些事情還是比較引人注目。

　　還有，像我們團里面有一個“最美洗腳妹”劉麗，她在發言中間提到過去她講過一個問題，省里領導也很重視，省里領導還跑到她這個村去視察提出要解決，但是一年過去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她那個村還是沒有自來水，而且村里面的癌癥發病率依舊很高，所以講到這兒她都有一點流眼淚?，F在微信上也有她的發言，我們也很感動，我認為我們兩會的風氣更加自由，更加民主。

　　2.程恩富代表談 “有權不可任性” 關鍵詞：民主、依法和廉政

　　宣講家網：我們知道，作為每年兩會的一大看點與熱點，就是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今年也不例外，似乎還捧火了好多詞，比如大家都關注的“有權不可任性”，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這句話的?

　　程恩富：“有權不可任性”，后來總書記在參加某一個團的時候也用了一下，大家都在提“不可任性”。我們知道原來這是個網絡用語，“有錢就是要任性”，現在是改成了“有權不可任性”。錢、權這兩個都是對應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前面他還有話，就說“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律授權必須為”，所以“不可任性”和“必須有為”是對應的。

　　“不可任性”，我認為關鍵是有三個內容，就是說我們工作中間要注意三個內容：

　　第一，不可任性，就是要發揚民主。現在這方面呼聲也比較強烈。在政府工作中，比如說政府經常開一些專家學者的咨詢會，這些咨詢會就應當請什么?應該邀請不同意見和不同學派的專家學者來出席。我在會上也提出，如果你只是請一個學派的專家學者出席會議，那么咨詢出來的意見往往是一種意見，對領導決策集思廣益是不夠的，因此這個民主肯定是要發揚。這個民主怎么發揚，尤其在政府方面?可以做這么做。比如說很多講話、很多文件，可能都要事先經過相當范圍內的討論，有時候就是要掛到網上進行討論的，然后集中大家的意見來進行。所以，公民的普遍意見和相關單位的意見以及在整個社會上代表不同意見、代表不同學派的專家意見這幾個層次如果都搞得很好，那你想任性也就任性不起來。

　　第二，不可任性還包含著就是要依法治國、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說你很多有政府工作人員要積極工作，那么積極工作有個大框架，這個框架那就是法律、法規以及各種規章制度。比如說，前年有一個工程院的資深院士就在科技報就北京和整個華北地區的霧霾為什么這么嚴重，發表了將近一整版的長篇文章。有統計資料證明，政府方面有法沒有認真去執行，例如對《生物能源法》沒有認真執行;又對農民的麥稈要不要集中起來用于制造能源問題進行了探討。他批評有關政府方面認為收農民的麥稈太麻煩，另外又要花錢，所以沒有認真履行職責，沒有真正做到為民服務。石元春院士就批評了政府的這個現象，我記得他這篇文章當時的小標題就是“關鍵在決策層”，他認為短期怎么做，長期怎么做。這里我就舉這個例子，主要想說明的問題是，雖然立法權屬于人大，但是立了以后，政府有關工作人員，特別是決策者要認真去做，這樣才顯得不任性。

　　所以，不任性并不是說做一些表面文章，抱抱小孩，親熱親熱或者是經常到基層走一走，這個是需要，但這個并不是最主要的內容，這個做得多了反而給人家有作秀的一種感覺，所以關鍵還是要在政策上、在工作的有效性上來體現有權但不是任性的。

　　第三，任性也包括政府工作還是要反腐倡廉。貪污腐敗的現象要大幅度減少，否則的話你有權就去貪污腐敗，這就是典型的違法的任性。所以民主、依法和反腐或者叫廉政，這三個詞，我認為是“不任性”的關鍵詞。

　　3. 程恩富代表談“為官不為”：用制度保證“必須有為”

　　宣講家網：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克強總理針對官員“懶政怠政”問題，特別提到“有的官員為官不為，在其位不謀其政，該辦的事不辦”，其中“為官不為”這個詞也是第一次加入政府工作報告，這反映出怎樣的現實意義?

　　程恩富：“為官不為”的現象實際上是長期存在的，應當說在十八大之前，就是作為官，他往往有一種官僚主義的行為。過去十月革命以后，列寧關于反官僚主義講話是非常多，而且抓得也是非常有力的。改革前，群眾路線也是毛澤東提出的，包括當時要干部每個星期要下去勞動半天、一天，這個實際上都是反官僚主義的。改革以后，官僚主義在新的形勢下又以新的表現形式出來了。十八大以后，群眾路線教育，反“四風”也好，八項規定也好，實際上都包含著反對官僚主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群眾路線教育以后，從嚴治黨的各項措施嚴了，所以現在有些公務員認為現在官難當，而且這個說法還是比較普遍的，認為辦事又怕違反規定，又不能請客吃飯。這樣，很多事情可能確實該辦的沒有辦，所以我認為他這個說法是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

　　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它的意義在哪里?大家都看到了這個問題，尤其在群眾路線教育以后，干部中間有一種普遍的心理，有的還是停留在心理沒有變成行動，而有的已經變成行動，就是“不愿為、不敢為”。這樣實際上是不符合總書記和黨中央包括政府的整個工作作風的，因為八項規定、群眾路線教育目的還是要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所以我記得總書記也用過一個詞叫“高效”。工作要高效，不是一般的有效，因為西方一般是提“有效政府”，而我們總書記提的是高效，我過去寫文章也提過要在廉潔、廉價、民主、法治、高效，我提了這五個關鍵詞。

　　廉潔就是要反腐倡廉。廉價就是要實行大部制，要減少不必要的機構和人員。過去馬克思在講巴黎公社的時候就提到廉價政府，政府應當是廉價的，所以我們這個詞仍然要。我們辦很多事情，但是要用最小的成本去辦。現在有一些研究文獻也指出可能機構、人員還是多，所以今后還要進一步的縮減機構和人員，這個是屬于廉價，廉價就是成本要低。那么,民主、法治這個剛才都講過。還有高效，剛才提到的“不作為”等，實際上都是沒有效率或者效率比較低，辦事推諉，互相扯皮等等。

　　對于這類事情，第一要從思想上加強政府的自身建設。總書記也講過，如果你想賺錢那你就不要當公務員，當公務員就是為大家服務的，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叫人民政府，這個是為大家服務的。你的經濟待遇都是第二位的，政府該給的會給你的，但是你的目的不是為個人、為本階層、為本地區、為本單位來謀利益。我們兩會，包括政府，包括我們的黨都是沒有特殊利益。共產黨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所以，過去有人說共產黨有自己的利益，總書記明確批示這是錯誤的。我們知道，在中外學術界都有一種說法，認為公務員就應當是自私的。西方有一派理論專門還說了這個問題，每個人都應當是自私，然后國家通過法律來限制人性的惡，限制你干壞事。也就是說認為干壞事是正常的，不想干壞事，社會就沒有動力了。這種就是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理論(自私人理論)。那么，他用到公共選擇上面，認為公務員也應當是自私人。

　　這個理論不是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應有的，恰恰是我們反對的。盡管我們在反對，但實際上這個理論隨著經濟全球化已經滲透到我們公務員的隊伍，滲透到我們黨政的部門了。所以我們現在要反對。政府工作報告是一個通俗的說法，就是我們要在思想上，有理想、有信念?？倳浺辉僦v沒有理想信念的人就容易貪污腐敗。他說，首先要補理想信念這個鈣。作為公務員要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作為黨員干部應該有共產主義遠大目標，有馬克思主義思想，你就不容易貪污腐敗。

　　第二，就是制度上一定要制定“必須有為”。如果沒有為，他就不能在這個崗位上停留。這就是說，各行各業各個地區都要有適合本行業本地區的考核指標?，F在這些指標都有，關鍵是怎么修訂指標，另外要嚴格的考核。那這樣的話，我想干部的絕大多數還是會大有作為的。

　　4. 程恩富代表談“四個全面”：全面深化改革是保障、動力

　　宣講家網：我們知道，今年是改革的關鍵之年，“全面深化改革”也是習總書記“四個全面”的重要部分，你認為下一步國家在這方面會有那些推進和創新?

　　程恩富：“四個全面”中間，“全面深化改革”實際上是“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的關鍵、保證、保障、動力。因為很多事情不通過改革，不通過發展，小康社會的實現就有問題;從制度上制定從嚴治黨的各項規章制度，就是黨規體系要建立起來，這也屬于黨內的改革;依法治國本身就做了很多改革了，四中全會的文件有一系列具體的改革措施。所以，改革是其他三個全面的一個基礎、保障、動力。所以，今年肯定在各行各業都會有強有力的改革、創新。那么政府工作報告其中也說了一部分，黨中央的很多文件也說了一部分。簡單來說，就是經濟領域要繼續的圍繞著更好地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來進行全面的規劃和改革。財稅方面，三農問題，國企問題，對外開放等，這一系列問題都有相當的具體的措施。在政治建設方面也有，首先就是依法治國。過去有人說我們的政治改革很滯后，實際上從黨的文件來說是不認可這一點的，從我作為研究者來說，我也不認可。實際上我們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大體上是同步的，但是政治體制改革也是要循序漸進，進行有序改革，所以不能說嚴重的滯后。應當說大家都在探討，因為政治改革相對難，很多要取得共識，要從廣大人民群眾、廣大干部的最大公約數、最有意見的地方著手。所以，政治體制改革在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方面現在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今后，我想最近一兩年仍然會有很多措施來推行，包括完善黨內的民主。比如說村民選舉，議論現在也比較多，有一些地區都是富人選為村長，然后他可能又來以權謀私獲取更多財富。怎么進一步改革?村民選舉是需要的，但怎么能夠選出更好的人，或者選上去的人不容易犯錯誤，不容易越軌，這個就是要進一步深化的。比如說村民選舉、考核等一系列的問題。

　　從大的方面來說，就是怎么更好地在堅持黨的領導基礎上改善黨的領導，更加理順黨、人大、政府三者之間的關系，不要形成是一種人大很弱、政府很強的局面。所以，從大的方面政治體制也有很多方面要改革。小的方面也有些要改變。例如，在教科文衛體這些方面，政府工作報告里面也說了一些，包括文化體制要進一步改革。去年總書記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也提出了一些文藝的新要求。還有，電視節目是不是完全以收視率?出版社是不是完全以印數來考量?教育界是不是完全以分數來考量?這些都是有待改進的。包括我們社科院要建立“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研究院、學科，我們的社會科學也要通過改革達到世界一流，但是又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性，這樣能夠更好的來實現中國夢和世界夢。所以，一系列的改革今年會不斷地推出。

　　5. 程恩富代表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中大型企業與小微企業各司其職

　　宣講家網：我們在網上看到一些關于你的采訪，其中有一個采訪的標題就叫做《程恩富指路中小企業》，本次兩會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請您談談關于大型企業與中小微企業在社會創新發展中的不同作用。

　　程恩富：過去我們也重視小企業，但是可能更加重視大中型企業，最近幾年隨著國企的改革，現在可能更多的要依靠小微企業，所以政府適時提出了這個口號。但這個口號不能有錯誤的理解，不能引導到一種錯誤的方向，以為今后國家建立創新型國家，國家的重大科技項目、核心技術都是靠小微企業。那么這個事實上也不符合國際慣例。我們知道，在國際上大公司以及大的科研機構都是該國大量核心技術、關鍵技術的創建者、創造者。中小企業也可以創新，但中小企業創新的是一般的實用技術，或者把一些專利拿過來使用，在使用中間有些創新。所以，科技創新中間或者企業創新中間，是有分工的。這個分工就是說大企業、大公司、大的科研機構(科研組織)，實際上進行的是涉及到民生的關鍵技術、戰略性技術的創新。那么中小企業一般是涉及到國計民生的稍微低端的技術、實用性的技術，這樣分工就比較合理。所以，各自要科學定位，這樣就真正實行大中小企業共同創新，然后各類技術分別都有人進行。否則，一些技術就沒人做了。過去我們有過經驗教訓，比如說高鐵。最初我們在和國外打交道，他們都要封鎖技術，美歐日的高鐵技術掌握部門只愿意賣設備給我們，不愿意賣技術給我們。當時的鐵道部的科技戰略是對的，你不賣，我就不買你的。經過博弈以后，最后我們突破了一家，然后各個擊破，大家都愿意來跟中國合作。當時鐵道部迅速的通過科研，然后也掌握了核心技術，并且有所改進，所以現在我們政府領導人出去有高鐵可賣。如果當初沒有鐵道部做法的，我們仍然只能賣襯衫、襪子、鞋子、玩具等這些東西。但像中國的轎車工業，轎車工業一開始技術戰略就是有問題的。當時，我們三大國有的汽車集團分別和幾個不同的國家進行合資，但人家不賣核心技術，我們也沒有去掌握，所以這個應當說是一個失敗的案例。像奇瑞也有一定進展，但實力不太雄厚。所以，高鐵和中國的轎車工業正好實行一正一反的兩個不同的技術路線?？倳浄浅娬{創新驅動。最近在兩會中間還講了科技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所以，各行各業的積極性都要調動起來，能夠自主創新，一定要制定自主創新的計劃。我們安徽團還有一位科技部的副部長，剛剛從大學校長到科技部，我向他還提了一個建議。我說，能不能像日本那樣，中國提出一個推動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規劃。我認為政府可以開一些座談會來倡導這件事，如果缺少什么條件，可以進行配合。這也是科技的重大戰略，是提升國家良好形象的一個重要方面。所以，在科技方面一定要貫徹總書記提出的一系列正確的方針。

　　6. 程恩富代表談“中國經濟長期保持7.5%增速”的五大依據

　　宣講家網：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增長有一個很明顯的下行壓力，甚至有一些外媒以此為據，不太看好中國經濟長期的增長趨勢，唱衰中國經濟，但日前，您在接受其他媒體采訪時談到“中國經濟7.5%增速保持20年沒有問題”，想問問您，您提出這個觀點的依據在哪里?以及您認為支撐中國經濟這么一個長期發展的核心優勢在哪里?

　　程恩富：這個依據主要有五條。第一條就是資源的約束和利用;第二就是生態環境的約束和利用;第三就是人口或者說勞動力的約束和利用;第四就是科技的約束和利用;第五就是國際環境。

　　我們高速增長9%已經有三十多年，但是我們這個增長基本上呈現出的是一種粗放式的方式，利用資源不是很有效。那么這種發展十年、二十年可能你看不出來，但是三十多年一過，我們國內的資源就比過去大大的匱乏，亂開發、低效利用，特別是一次性的不可再生的資源顯然就是不足。所以，我們現在要到非洲合理地開拓一些資源。所以，再維持9%的速度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畢竟還是有很多資源，另外還可以合理的利用國際資源，所以我們可以維持在7.5%左右的速度上。

　　第二，生態環境也是這樣。我們的河流包括空氣、土壤等污染已經很厲害了，所以再走超高速增長的發展舊路子，肯定也是維持不住。中國一方面加強治理，另一方面環保生態建設是不是會肯定影響經濟建設?過去在經濟領域認為環境的倒U型庫茲涅茨曲線，也就是說先污染后治理，或者說在發展開端肯定是污染很多，慢慢地自動會下去，所以叫倒U型。事實上不存在這樣一個客觀規律。世界上有些國家并沒有先污染后治理或者出現的污染的力度很低、時間很短。要認識到環保也是生產力，環保也能提高GDP，并不是粗放式生產GDP上得快，實際上你搞環保，GDP也容易上得快。兩者確實有一定的矛盾，但是如果你注意投入、注意環?？萍嫉脑?，實際上就會變壞事為好事。國際對中國的生態環境方面有壓力，我們在國際上還是要斗爭，跟美國還是要博弈。因為美國人均污染很厲害，中國人均污染很低，所以從人權方面來講，你的人均污染高于我們幾倍，所以你應該注意治理，你應該出錢來治理全球的一些問題，尤其是發達國家。在國內，我們不能因為人均污染低，就繼續這樣下去，那是不行，現在廣大公眾也是很有意見。所以，我們主動加強了對生態環境的關注。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就向污染宣戰。當然，可能效果是不是非常明顯，可能還是有些意見，所以要進一步的加大治理。這一方面既是一個約束，又能刺激經濟增長。

　　第三就是人口。中國的總人口仍然是世界第一，而且還可能長期保持。除了數十年以后印度的人口有可能趕上中國，中國仍然是一個人口大國。我們每年新增好幾百萬人口仍然是值得關注的嚴重問題，因為我們勞動力的總和超過二十幾個歐盟國家的總和。而歐盟GDP的總量以及美國是3點多億人口的GDP總量都是大大超過中國。所以中國不是要靠勞動力不斷地投入，尤其是科技水平素質不是很高的勞動力大量的投入來創造GDP，而是要提高勞動者的素質、科技含量來提高經濟增長。我們現在人口增長的速度是下降了，但是總的來的說在最近的數十年內，勞動總量還超過需求。所以我們失業率還是始終保持在4%左右，而且這個還是指城鎮的，要加上農村的潛在的失業率以及有些不穩定的工作，實際上廣義的失業率還是比較高的，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約束。因為勞動力絕對量供給的比例相對少了，所以增長速度也會下來。但我們通過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勞動者的科技含量提高，所以仍然可以保持相當的增長速度。

　　第四就是科技。科技在生產力里面是“乘數”，所以我們現在整個國家是在抓科技創新，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等等。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也明確提出“中國制造2025”。這個在經濟學界，我們早就寫過這樣文章，要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要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這次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在幾大產業里面要實現中國制造的遠景目標。原來的中國制造是中國加工廠，中國是世界加工廠。在2000年我就寫過文章說，中國是世界工廠，但這個世界工廠是在很多領域沒有自主知識產權，所以本質上是世界加工廠，并不是真正的世界工廠。真正在歷史上的世界工廠，第一個就是英國，然后是美國，后來日本、德國、法國等都曾經是，包括過去的蘇聯也是世界工廠，是掌握知識產權的。所以，真正的世界工廠要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所以，最近幾年，包括政府工作報告這次也提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道理就在這兒。

　　速度要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7.5是中高速，但是產業結構要從過去的中低端產業向中高端產業過渡，要參與國際分工的中高端的層次，這是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雙目標”，這是我們要干的一件大事，這樣才能真正實現遠景目標。

　　7. 程恩富代表談“深化國企國資改革”：國企要在改革中加強

　　宣講家網：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在國企改革中提到“深化國企國資改革，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分類推進改革。加快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運營公司試點，打造市場化運作平臺，提高國有資本運營效率。有序實施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勵和規范投資項目引入非國有資本參股。”對此您怎么看?

　　程恩富：這個應當是說我們要干的一件事就是國有企業要改革，改革里面一個重要工作就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發展混合所有制里面可以允許有一部分非國有的資本參股，個別的甚至還可以控股，所以這項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但是這項工作只是我們進行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工作之一。那么還有什么工作，那就是三中全會文件提到的，總書記在最近兩年都反復提到的，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提升國有企業的活力、影響力和控制力。

　　去年兩會期間，習總書記出席上海團會議的時候，回答別人提問也是說了一句話，說國企要在改革中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因為當時有一個人問他國企搞混合所有制是不是就是要削弱它，或者是像社會上廣泛流傳的要“國退民進”，要搞新一輪的私有化、新一輪的民營化?總書記說，不是的，而是國企通過改革要加強。去年兩會習總書記到我們安徽團來講話時候也說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的經驗和教訓。他說，不要在一片改革聲浪中使國有資產成為暴富的機會。所以，總書記去年在我們安徽團就說，混合所有制在理論和政策上站得住，關鍵要細化。細化到什么程度?你看三中全會的文件，總的來說，通過國企改革還是要堅持和鞏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國有經濟要在改革中提高活力、影響力、控制力。所以，總書記的批示、講話多次提到，不能只講混合所有制，而不講國企在改革中要發展要壯大。他還批評，有些人認為三中全會寫了要發展混合所有制，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有些人認為共產黨這回搞對了，把國有企業都搞掉，中國就有希望了。他明確說，這是錯誤的，他甚至提出不要被國外的某些輿論給綁架了，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支柱，那種去國有化、去國有工業化都是不對的，他用了一個詞——不要被這些輿論給“忽悠”了。而且說國有企業是支持我們黨的，明確提出國有企業和共產黨執政是有關的。所以，關于混合所有制怎么發展，我個人寫過兩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就表明了一種基調。這種基調就是要在發展混合所有制中是重點發展主要發展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而且是雙向控股，國有企業的股份也可以被非國有參股甚至于個別的控股;國有資本也可以去參股，甚至于控股個別企業。雙向交流才是完整的混合所有制，而絕不是單向的，單向的不符合黨中央的基調。

　　8. 程恩富代表談“經濟新常態”：重在提質增效

　　宣講家網：近來一個熱詞是“經濟新常態”，不知道你怎么看待我們國家的“經濟新常態”。

　　程恩富：“新常態”這個詞最早是前幾年西方國家用的，他們主要用來指從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金融危機、財政危機等始終不能恢復到過去的經濟相對較快增長的格局。比如說，美國、歐洲進入了經濟新常態，增長不可能太高了，也就是維持在1%到3%之間的低速增長，甚至可能停止經濟增長，包括日本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失業率還比較高;財政也有危機;金融也有很多問題。他們說這個就是他們的新常態了。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占主體的市場經濟所必然帶來的一種低迷的狀態。這個經濟“新常態”是指這個，實際是沒有信心的一種表現，也是一種現實。

　　中國用經濟新常態主要是指我們經濟超高速增長時代過去，但是我們的結構要調整，所以我們是用了一個經濟新常態這個概念。可以說，最近一年多經濟新常態是新一屆黨中央、政府關于經濟問題的一個基調。這個基調的前提是什么?就是速度要適當穩定在7.5%左右，7字當頭，但是別的要上去，就要提質增效。經濟新常態目的還是要提質增效，就說速度、比例、質量、效益這些關系要處理好。如果速度下來一點，要提高質量、增大效益、提升結構，形成了一個比較有利的環境。所以，經濟新常態應當說是新一屆中央領導的一個總體布局。在這個上面，我們現在是要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

　　新常態的內容還在發展，但現在已經規范出若干條，包括我在《光明日報》提到的要處理好五大關系。這個問題也在不斷的爭論中，集思廣益，最后在新常態下來加速中國現代化、推進中國夢的實現。

　　宣講家網：好，謝謝程教授為我們做的精彩解讀，那么也謝謝各位觀眾朋友們收看宣講家網訪談節目，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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