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理解經濟“新常態”，不能簡單把它與經濟下行或低速運行聯系在一起。中國經濟“新常態”有其確定的內涵——更加重視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率。注重質量和效率并不等于輕視增長和速度，而是要將增長和速度放在更高質量和效率的基礎上。

　　應該說，“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將依然保持相對高位運行，這一態勢不會改變。2014年中國經濟的增速為7.4%，這雖然比過去略有下降，但在世界范圍內仍然是較高的。事實上，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由于經濟體量基數龐大，7.4%增速實現的經濟增量比五年前增長10%的數量還要大。中國的城鎮化與工業化和農村人口轉移同步進行，會產生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這有助于拉動經濟高速增長。作為政府職能轉換的重要步驟，政府將致力于擴大公共產品供給，大規模的政府采購將形成對經濟增長的巨大推動力。中國的高鐵技術、核電技術、通信技術以及龐大的裝備制造業具有強大的出口競爭力，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依然發揮著重要的引擎作用。總之，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保持中高增速的基礎條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2015年中國經濟發展形勢依然十分樂觀。

　　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需要經濟保持必要的高速度，但“新常態”下的高速度一定要與高效率相統一，必須以質量和效率的提升為條件，以犧牲生存環境為代價的高速度不具有可持續性。經濟發展由重數量轉向更加重視質量和效率，客觀上要求改革和創新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調控體制。經濟體制機制創新不以質量效率為導向，是不可能實現經濟運行提質增效的。經濟“新常態”呼喚經濟體制新形態，這是觀察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及對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建立質量導向型新經濟體制，我認為必須堅持五大基本原則。

　　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不動搖。堅持和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僅僅是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而且也是切實實現經濟發展提質增效目標的重要條件。以基本經濟制度及其實現形式為制度基礎，推動并實現發展方式由數量型向質量型的轉變，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中國方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重要內容。那種認為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率的觀點和主張是完全錯誤的，必須堅決反對。

　　正確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調節作用。讓市場在資源配置和提質增效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就是要做到：進一步擴大企業自主權，提高各類市場主體的自主決策水平;完善市場體系，消除市場壁壘，使各種生產要素在各地區、各部門自由有序流動，實現要素的優化配置;健全市場規則，激勵市場主體在技術、產品、管理、組織以及制度等方面進行自主創新并獲得創新紅利，優勝劣汰。但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和提質增效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不等于完全依靠市場推動提質增效，更不等于放任市場實現提質增效。市場的經濟調節作用應當在科學發展的制度框架內予以發揮，以便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場自發調節的弊端可能造成的危害。

　　科學發揮政府的制度供給作用。“新常態”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不是要弱化市場的作用，更不是要用政府替代市場，而是要讓政府幫助市場更好地發揮決定性作用，讓政府做市場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新常態”下的經濟運行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新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有兩類：一類是與特定的文化傳統相關的習俗和習慣，這類制度是約定俗成的;另一類是法律和規則體系，這類制度需要政府自覺建構。在“新常態”下，為確保經濟運行提質增效，政府必須主動積極構建依法運行和依法治理的市場經濟新秩序，要加大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的制定和實施力度，加強各級政府履行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職責的能力建設和制度建設，使質量型經濟運行模式具有堅實的制度支撐。

　　進一步壯大國有經濟。國有經濟在能源、交通、通信、金融、基礎設施等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支配地位，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中國經濟正處于重化工業化和加工制造業居主導地位的經濟發展階段，已經形成了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基礎、資金密集型產業為骨干、技術密集型產業為引領的產業發展格局，國有經濟是這一產業格局的基礎性組織和制度支撐，國有企業憑借經濟實力雄厚、運營規模龐大、組織體系嚴密、人力資源豐富、管理制度嚴格的制度和組織優勢可以有力地推動產業升級換代并實現三種產業類型有機統一、協同發展。“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必須大力推進產業升級換代和各類產業協同發展，這是實現經濟運行提質增效的根本所在。因此，要不斷壯大國有經濟，使國有經濟成為推動產業升級換代和各類產業協同發展、實現經濟運行提質增效目標的中堅力量。

　　堅持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有機統一，實行結構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制機制。“新常態”下經濟運行提質增效的目標既不能靠傳統的計劃經濟思維來實現，也不能靠凱恩斯主義思維來實現，必須創新宏觀調控思維，這就是以調結構、穩增長、促就業、惠民生“四位一體”的宏觀調控原則為指導，構建并實施供給管理為主、需求管理為輔的宏觀調控體制。該調控體制的重點是結構調控與總量調控相結合，以結構調控為主，綜合運用經濟、行政和法律手段對微觀主體的投資和消費活動進行調控和干預，確保總供給和總需求在結構與總量上實現平衡，為經濟運行提質增效目標的實現建立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

　　（節選自《全面準確理解“新常態” 提振中國發展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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