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注：2014年10月9日，《經濟導刊》編輯部舉辦“中國分配問題再認識”研討會。來自人民大學、政法大學、清華大學、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人事社會保障部、中國黃金集團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就我國當前分配問題的現狀、原因和解決途徑，發表了意見。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貧富急劇分化已是不爭的事實，且成為各界關注的熱點之一。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央提出“五統籌”，開始采取多項措施，緩解分配差距問題。理論界的討論，將分配不公的原因多歸結于政府越位、腐敗、國企“壟斷”以及城鄉和區域差距等，回避社會“階層”分化這一根本問題，以及主張用“進一步市場化”來解決分配問題。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目前主要集中在調整國有部門的收入方面。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通過歷史資料的整理得出鮮明結論：在資本主義市場制度下，資本收益增長快于勞動收入增長是客觀趨勢，不存在所謂“倒U型曲線”。一石激起千層浪，它激發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良知，觸動他們正視當代社會出現的問題，關懷廣大人民的利益。

　　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必須實事求是，不能回避矛盾。馬克思主義認為，所有制形式是分配形式的決定因素。脫離基本的生產關系討論分配問題和分配改革，不可能抓到問題的根本。在今天，這一基本原理并沒有過時。

　　以下是到會專家意見的概括整理。

　　中國收入分配的現狀

　　改革開放前，在普遍公有制條件下，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平均化程度很高，形象地說，當時的收入水平是城鄉兩大“平臺”。1981至1987年，我國基尼系數不超過0.3。改革初期引進競爭機制、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公有制企業中打破平均主義和鐵飯碗。激發人們獲利的積極性，拉開收入差距。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社會財產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差距急劇擴大。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9年基尼系數為0.47。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從長期看趨于下降。

　　十六大以來，中央對收入分配問題的理論和政策方面，有了明顯變化。一是從之前的效率優先，轉為兼顧效率和公平、更加關注社會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公平。二是明確“兩個比重”：提高個人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三是強調共同富裕這個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在操作層面形成了“提低調高擴中”、取締非法收入的分配改革思路。但實際上，十年以來“兩個比重”在繼續降低;國家提高了低保和最低工資標準，但效果不顯著。初次分配的情況更不樂觀。對資源的私人占有不斷擴展(如地產)，資本勢力不斷擴展。會上有專家認為，近十年來的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成效。

　　關于分配不平等的根源

　　近些年，關于當前分配不平等的原因的討論，學術界的主流意見多集中在以下幾方面：一是發展歷史形成的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行業差距;二是政府腐敗;三是國民收入中財政比重太高導致居民收入份額減少;四是國企壟斷及國企職工高收入。其政策含義所指，就是“進一步限制政府權力、推進國企產權改革和破除壟斷”等等，通過推進市場化解決分配公平問題。

　　在會上，部分學者也表達了上述意見。有人指出：目前主要問題是政府權力過大，地方政府全面介入經濟活動，作用類似“總公司”，干擾經濟、助長腐敗，嚴重損害政府威信。因此要把腐敗作為解決分配問題的重點，同時推進財稅體制改革，調整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財權的劃分。

　　也有人認為，由于我國要素市場不成熟，國有企業的人員流動性差，體制內人員工資和市場不(完全)接軌、沒有按市場調節形成勞動力價格，導致體制內外工資不平等。對此，人社部專家介紹：當前，國有企業平均工資和非國有企業的平均工資的比例(不考慮企業規模)，大體是10：6的關系。問題不在于國企工資太高，而是非國有企業、小微企業的普通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的工資偏低，增長慢。但政府每次出臺調高工資標準的政策，都引起私企一片抗議“成本無法承受”，要轉投東南亞。為了解決就業問題還要留住它們。實際上，我國現實的經濟結構和勞動力市場，對企業工資水平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

　　也有專家指出：收入分配差距大，實質是發展中的問題;收入分配和政治上的腐敗，兩者性質不同，不能畫等號。關于社會群體間的收入差距是否合理，只能在具體環境中評價，現在還沒有國際公認的評價標準。

　　另外一種意見認為：近20年，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比重迅速超過了公有制經濟，這是當今社會的基本現實。勞動和資本的關系、勞資矛盾，是分配不公平問題的要害。上面所列四方面原因，有些只能說明部分問題，有些則似是而非。這反映了我國經濟學受自由主義膚淺理論的影響、理論混亂的狀況。甚至有人有意把大眾的不滿情緒導向從根本上否定政府、否定國有經濟的方向。

　　當前國內各類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在經濟總量、在全部就業人數的比重，均占到80%或80%以上。“改制”使國有企業大量破產或被私營收購，用極不公平的方式造出了一個富人群體。在財富分布不平衡導致收入的不平衡，一小部分資本所有者得到財富的大部分。我國初次分配中，資本份額不斷上升，勞動的份額下降;而且資本通過市場加倍擴展，工人、教師等多數民眾的收入增長落后于經濟總量增長，在初次分配中沒有有效調節措施。

　　幾年前，有學者用“綜合權重”方法，經調查研究測算出影響基尼系數的各種因素所占比重：私有經濟占58.9%，地區差距23.4%，城鄉差距8.5%，其它高收入6.3%，壟斷2.9%。研究方法可以討論，但這和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基本吻合。

　　有些學者回避勞動與資本的矛盾，把批評矛頭指向“國企工資高于非公企業”，認為這是導致社會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這是缺乏基本常識。和其他經濟成分相比，國企內部分配的差距不如私企，工人和管理層的對立較輕，員工收入、社保、福利待遇較好。而且國企照章納稅(百元稅負國企為8元，民營和外資分別為2.3元、3.2元)，足額交納社保基金。讓廣大職工的收入穩步提高(在競爭性領域國企工資并不高)，這是發展經濟的本意，應當成為其他經濟成分學習的榜樣。這才是“提低”。“調高”的結果是砍下勞動收入而不是調節資本收入，“兩個比重”就更加無法提高，整個收入政策錯位。這不符合按勞分配原則，是激勵手段的錯配、不符合市場規律。

　　至于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份額的提高，這本是稅制改革的成果，有利于國力的提高。一般來說，財政占GDP比重和經濟發展程度正相關。財政的本質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能混淆概念(當然財政管理有待改進、需要扼住腐敗源頭)。

　　關于政府過分干預市場的問題。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需要深入研究，不是簡單用“關進籠子里”一句話可以解決的。

　　有人把分配不公主要歸結為腐敗問題，主張盡量限制政府干預，進一步推進市場化來解決問題，所謂“改革中的問題要靠深化(市場)改革解決”。腐敗是分配不公的次要因素，市場化本身是造成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目前黨和政府正在大力整治腐敗，在制度層面實現監督常態化是治本之策。城鄉、地區和行業之間，勞動者收入的不合理差距需要調整。

　　資本主義的歷史證明“倒U型曲線”不存在

　　西方經濟學的“倒U型曲線”論認為：隨著市場化推動經濟發展，最終可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但這不符合近100多年的歷史事實。

　　按照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的分析，政治比經濟、政策比市場對收入分配、財富積累的影響更大，收入與財富的不平等的加劇與減緩與政治因素密切相關。包括歐美國家，凡是自由市場盛行的時期，貧富差距都是加劇的;而其國內貧富差距縮小的時期，要么是由于打仗，要么是管制資本主義，也就是政府干預，勞資力量對比變化所致。最近三十年，自由市場再次盛行，世界各國內部貧富分化都在加劇。

　　西方一些經濟學家也承認，“倒U型曲線”理論是意識形態而不是經濟理論，它的作用就是要勞動階層相信，順從資本主義市場最終會帶來公平。但市場競爭有成功者也有失敗者，贏家通吃，必然拉大貧富差距。如果沒有政府的分配政策，靠市場解決貧富分化是不可能的。

　　觀察勞資關系需要全球化視角

　　有學者指出：看分配問題要有系統的眼光。分配的格局取決于整個經濟結構，包括我國的所有制結構和發展過程中的經濟結構變動。至少要考慮三方面：一是在體制改革過程中財產的再分配，包括對國企改制的經驗教訓，要全面客觀地分析。第二，資源資本化和資產價格波動的進程中，少部分人的財產迅速膨脹，如少數房地產商的暴富。對2009年以來資產價格的巨大波動和所謂“財富效應”需要加以關注，尚待理論化、細化。皮凱蒂的書強調了這一點。第三是全球化因素，我國龐大的出口加工業，拉動2.5億農民進城做工，以極低的工資受雇于國際資本及其代理人，他們的工資水平成為廣大職工的基準參照系。

　　正是我國經濟和全球市場高度“融合”，大量外資企業在中國建廠、雇傭中國勞工，造成“企業高管向外資看齊、廣大職工向農民工看齊”的局面。這是今天中國勞動市場的現實，也是造成當今收入分配格局的決定性因素。我們看分配問題，同樣要有歷史眼光和全球眼光。

　　這一分配格局，也是今天中國經濟結構基本格局的外部表現。正是“依賴外資的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業”的拉動，形成了今天以中低檔技術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它曾支持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今天已臨近終點。再循著這條路走下去，結構將會極度扭曲，未來將被迫進行代價更大的調整，也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由于80%以上的勞動力受雇于非公經濟，所形成的“就業競爭”機制把工資盡可能壓到最低，使整個分配格局出現失衡。至于所謂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業差距，主要談的還是勞動收入，而且都是技術性的。如果不看清這一原因，還要進一步降低國有企業比重，要想解決貧富分化，就是南轅北轍。尤其是在我們目前二次分配調解力度非常有限的情況之下，進一步私有化的結果必然是拉大貧富分化。

　　國有企業薪酬改革：如何進一步完善

　　據公布的數據，2012年，我國113家中央企業平均工資為6.9萬元，集團副總經理以上干部年薪平均不到70萬元。高管薪酬為平均工資的10-11倍(各企業的情況有區別)。高管薪酬分為職位基本年薪和績效年薪兩部分(分別占1/3和2/3)，績效年薪中的30%留待任期考核發放。

　　來自人社部的專家介紹了國有企業工資改革情況。20世紀90年代之前，國企高管薪酬和企業平均工資之比不超過2-3倍;之后又規定不超過本企業的4倍、不超過社會平均工資的6倍。經反復調查研究，2003年國企薪酬改革方案出臺，規定高管薪酬與企業平均工資之比為12-13倍。應該肯定，這一改革對近十幾年國有企業做大做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果國企老總還拿不到10萬元，那他們的動力在哪里?改革開放以來(國企)工資改革總體是比較成功的。當然，最近幾年職工的工資增長也較快。

　　當前的問題，是部分國有企業(特別是金融行業)高管工資水平偏高，尤其是五大銀行之外的金融企業。企業內績效考核也不完善，而且有許多非主觀因素決定企業績效(包括時間)，影響當期績效和高管收入掛鉤。國企工資具體條例涉及多方面問題，比較復雜。

　　今年秋季出臺的國企高管薪酬改革，是按照2013年春發布的《收入分配改革指導意見》的精神制定的。這一指導意見經過了充分的醞釀過程。

　　有些人認為：限制高管薪酬反映了社會的要求。國企高管和政府公務員之間的選拔程序大體一致，管理辦法也差不多。國企高管和政府干部的角色常有互換。一些交換國企任職的干部工作能力一般，但國企高管的收入遠遠高于同職級的公務員。這是限薪的一個重要原因。工資改革從國企起步，阻力也相對小些。

　　來自大型國企的高層管理人員認為，中央企業有不同類型，比如承擔國家戰略任務的(軍工集團)，重大公共服務的(民航鐵路)，關系國家能源安全的(三桶油)，其他參與市場競爭的，國企管理者承擔繁重的經濟責任和社會責任，充分參與市場競爭。國企高管薪酬是參照國內各類企業經理人的一般薪酬水平從低制定，但客觀上存在人才市場和薪酬的競爭。如果不顧實際情況“一刀切”，不利于發揮人才的積極性，不利于留住人才。

　　有人說中央企業能從銀行拿到便宜的資金。其實，效益好的大型民營企業(聯想、華為等)照樣可以拿到，不比大型央企差。銀行融資難，關鍵是中小企業難，主要是企業信譽問題。小微企業里工資低且拖欠工資，但政府調控不到位。央企貸款沒有“跑路”的。而且國有企業的實際稅負遠遠高于私營和外資企業。

　　建議高管薪酬的調整，要分類考慮、統籌兼顧，并根據企業負責人較長期的經營績效及對企業發展作出的貢獻，體現收入的差別。

　　貨幣政策和國際資本對分配的影響

　　有專家指出：談國內的收入分配問題，不能只看國內勞資關系、國有資本與私營資本的關系，一次分配與二次分配等問題，需要考慮國際資本這一重要變量的作用。

　　從資本角度來思考，中國的國有資本和私有資本所產生的利潤之比是20%(不足)和80%(多)的關系;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利潤之比是30%和70%的關系。這一情況和皮凱蒂的分析基本一致。

　　皮凱蒂指出，在經濟政策中，貨幣政策比其它經濟政策(如產業政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更大。例如，通貨膨脹對一般儲蓄者的影響比對一般投資者的影響要大得多，對窮人的影響比對富人的影響要大得多，扮演的是“劫貧濟富”的角色。一戰及二戰之后，德國的通貨膨脹如脫韁野馬，令大眾苦不堪言。德國人至今仍談通脹色變。

　　國內利率與匯率政策也會直接影響收入與財富的分配。近年來對存款利率實行管制的同時，貸款利率實際放開。這實際上是把儲戶的收入轉移為金融機構的收入。

　　金融對外逐漸開放后，美元等外幣資金大量進入中國、兌換成人民幣。這樣國內人民幣供給被不斷壓縮(因為央行實行貨幣總量管理)。因銀根偏緊，“影子銀行”興盛，大批資金經小額貸款公司等機構進入民間資金市場，利率通常在15%-20%。

　　另一方面，近十年人民幣匯率一直呈上升勢頭，2005年至今累計升值達25%;次貸危機以來中美之間的銀行利差穩步擴大(美聯邦基準利率0.25%，中國人民幣1年期貸款名義利率6%)。這兩個因素吸引低成本的外資不斷涌入，僅美國“量化寬松”釋出的資金大約有60%-70%進入中國。這些美元只需兌成人民幣趴在銀行，就可輕松賺取8%的年收益率，比皮凱蒂估算的國際資金平均收益率5%要高得多。這實際上是把中資企業的利潤轉移給外國資本，也就是國民收入的流失。按每年2-3千億美元流出量保守估計，非正常資金流出(也就是國民收入的流失)在5000億人民幣以上。(套利資金卷走利息160-300億美元，富人轉移資金500億美元，估計跨國公司避稅300-500億人民幣)

　　總之，今天在金融方面遇到的問題，是“拿了房子就賺錢，拿了美元就賺錢”。今天的金融資本主義，是全球金融家聯合吮吸勞動者的血汗。財富積攢不到國家和老百姓的手里。財富都流走了，還拿什么分配?

　　如何改善收入分配

　　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專家一致認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在“做大蛋糕”的同時，我們今天必須把處理好分配問題提到一個高度和日程上來。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在今天的條件下，沒有公平作為保證，效率的提高也會受阻。

　　有專家提出，一次分配還是要深化體制改革，包括國有企業的公司制、明確產權關系，如發展員工期權和持股，作為維系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呼應;農村以土地承包權為基礎的股份制等。

　　還有專家認為，政策是解決分配問題的關鍵。我們恰恰是由于不能正視財產不平衡這一實質問題，分配體制改革方案遲遲拿不出來，只是在工資分配、個人所得稅調節勞動收入上打轉轉。在二次分配方面推出一些關鍵措施，如財產公示，征收房產稅和遺產稅等等(一些西方國家遺產稅甚至達到50%)。改革要實現收入公平、共同富裕，就應該重點從限制財產收入、提高勞動收入的分配政策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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