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程恩富教授于2014年10月20日在福州大學講座的整理稿。

　　今天我們主要講三個方面，深化改革、利益*集團和階級*博弈。深化改革主要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來講;關于利益*集團，馬克思主義學者沒有發(fā)表過很系統(tǒng)的意見，自由派學者發(fā)表過意見，含含糊糊的，所以我們要旗幟鮮明的說清中國到底有哪些利益*集團;關于階級*博弈，主要是最近成為熱門話題的。王偉光教授在《紅旗文稿》發(fā)表的一篇文章《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里面提到階級*斗爭在國際國內都沒有熄滅，且是分析問題主線索的主線索之一，這就受到自由派的圍攻，那么我們怎么來認識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和階級*博弈，處理階級關系問題呢?這是個比較尖端的前沿問題。每個問題都簡單的說一下，歡迎大家提問。

　　一、全面深化改革主要包括三個領域

　　1、經濟領域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告文件一發(fā)，自由派比較高興了。因為他們對兩個詞比較敏感，第一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他們認為這是他們新自由主義一貫主張的，現在中央文件寫進去了，他們很高興;第二是混合所有制，他們認為通過混合所有制可以大規(guī)模地搞私有化，但是最近總書記在糾偏。關于這兩個經濟關鍵問題簡單地說一下。

　　(1)關于市場的決定作用

　　過去從黨的十四大開始，關于市場的作用，中央文件一貫是這樣表述的：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八大報告依然是維持這個說法。十八屆三中全會改成要更好地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又要更好地發(fā)揮政府的作用，是兩個“更”，那么如何來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決定作用和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論有天壤之別，主要有五大區(qū)別。我們先了解一下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國內學者多數是概括為三化，我改成四化。第一，唯市場化。市場化程度越深越好，什么都要搞市場化，比如醫(yī)療衛(wèi)生教育。第二，私有化。它講的私有化是越廣越深越好，不是一般的私有化，比如美國私人監(jiān)獄。第三，完全自由化。就是金融貿易的完全自由化，其實質是維持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就是維持全球化的不公正秩序。第四，福利個人化。比如瑞典社民黨，長期搞福利國家和福利制度，但是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福利不但沒增反而減少，美國也是。美國的人均GDP那么高，但是當民主黨想兼顧工會的利益，要求醫(yī)保改革(工會要選他)，共和黨堅決反對，議會投票否決。這就是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受到馬克思主義和進步人士的反對，也受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的極力反對。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第一代表人物北大張維迎，他在西方經濟危機發(fā)生后兩年發(fā)表文章說,西方的這次金融危機將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是沒有實行新自由主義、政府干預的結果，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將再次興起。事實上，全世界的左翼學者包括凱恩斯主義者和一部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都認為經融危機是實行新自由主義的結果，張維迎卻倒打一耙。就像弗里德曼歪曲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是政府干預的結果一樣，不僅立場有問題，學風也有問題。

　　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論和中央文件講的市場決定作用有以下幾個區(qū)別：

　　第一，新自由主義市場決定論是不要宏觀調控的，微觀、宏觀都不要，是唯市場化，而我們講的市場決定作用是要講政府的作用的，國家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宏觀調控，比如生態(tài)問題、市場秩序、市場監(jiān)管等，我們是要國家宏觀調控的，他們是不要，他們新自由主義最著名的一句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第二，市場決定的資源是一般的物質資源，很多重要的物質資源不是由市場決定的，比如五大交通工具，石油，液化氣，煤炭，森林等都是政府調控的范圍，不是由市場決定，只有當政府決定了，才采取市場化的操作，才市場化。舉例來說，稀土的開采，之前政府沒管，現在醒悟發(fā)現有問題了，已經不賣不行了。還有住房，過去由市場決定導致房價大漲，市民反對，國家才開始調控，已經晚了。所以很多重要資源還是由政府來決策，完全由市場決定是不行的，政府決策可以采取市場化的操作辦法，不要把市場化的操作辦法誤認為是象西方那樣的市場決定。

　　第三，廣泛的服務業(yè)不是由市場決定的，比如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文化事業(yè)。文化事業(yè)既有產業(yè)屬性也有意識形態(tài)屬性，必須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有些非物質生產領域也不是由市場決定的。

　　第四，市場主體方面，市場活動的主體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我們的市場決定是和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相聯系的，而西方的市場決定是和私有制占主體的經濟制度相聯系的，這就會導致市場的狀態(tài)不一樣。現在我國存在對民營企業(yè)的監(jiān)管不到位、立法執(zhí)法不嚴等問題，導致假冒偽劣產品的出現，對于他們不僅要引導，更要監(jiān)管。

　　第五，我們的市場決定和財富收入的分配是跟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制度相聯系的。在分配領域完全靠市場決定不行，所有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都承認在分配領域市場是失效的，失靈的。所以我們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再由市場決定是不會導致貧富過分懸殊的。

　　(2)混合所有制

　　第一，混合所有制提出來后，很多地方政府部門認為這是中央同意通過混合所有制進一步搞私有化，但是中央不是這個意思，總書記發(fā)現有人曲解，多次講話糾正。比如在兩會期間回答上海團企業(yè)家的提問時，明確指出國有企業(yè)在改革中不能削弱只能加強。在安徽團的講話中也主動提出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的經驗和教訓。過去誰敢說“教訓”，那就立即會被自由派學者指責政府某些人“極左”。其實連郎咸平這樣的非馬克思主義學家都反對侵吞國有資產。總書記說到的教訓是什么?總書記說在過去的國企改革中有一大批資產到了個人手上，成為暴發(fā)戶，說這次搞混合所有制，不能這樣，政策要細化。我們提出搞混合所有制，國外有些人認為這次共產黨對了，把國有企業(yè)賣了——我們不要被他們忽悠了。國有企業(yè)是國民經濟命脈，必須在改革中加強。國有企業(yè)是國民經濟的支柱，也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權、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支柱成分，社會主義經濟有許多成分，但國有經濟才是支柱。

　　第二，混合所有制可以發(fā)展，但是重點發(fā)展的是公有資產控股的，而不是私有資本控股的。如果重點發(fā)展私有資本控股的，那就是進一步私有化。現在我們的私有化程度已不低，在很多領域占主體地位。在全國，到底憲法、黨章和十八大報告等說的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有沒有維持住?現在知識界在進行激烈的爭論。大家的統(tǒng)計資料不一樣，而國家統(tǒng)計局又不公布，我建議國家統(tǒng)計局必須統(tǒng)計且上報，不能以“難”為借口，說“統(tǒng)計不出來”是不行的。

　　2、政治體制改革

　　今年2月份，總書記在一次省部級領導講話中用了幾千字正面闡述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重點講的是政治體制的改革，涉及到憲政和平等。總書記提醒大家，關于三中全會我們是兩句話：堅持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要提升國家的治理能力和體系的現代化。很多媒體只報道一句，那么自由派說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是藍色語言，既不是紅色也不是完全西方，是中性的。但是加上第一句話就不是藍色的了，是紅色的。還是在社會主義大框架內進行的現代國家的治理能力和體系的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大框架不變，改革是在這框架里的改革，所以治理體系和能力絕不是照搬西方的憲政。西方的憲政和民主政治應該加限定詞，是新興的、獨裁的、寡頭的政治，金錢的政治，民主只是形式，實質并不民主。金融寡頭用錢選出議員，然后幫他們制定法律，讓他們賺更多的錢，這就是他們的政治內幕。經濟危機就是這些政治議員和寡頭之間勾結的結果，用納稅人的錢來拯救私人公司。人民政府和資產階級政府的區(qū)別就在于，他們是金錢政治、寡頭政治。少數經濟寡頭、經濟寡頭的政治代表和右翼學者三種精英的結合。金融危機，世界不安定都是他們搞的。

　　美國財政危機的幾個變量，大家可以寫這方面的文章。我主要說一下影響財政收入的幾個主要變量：第一，收稅，重點是收老百姓的稅。新自由主義賺錢沒良心，搞出經濟危機還賴你，相比較而言凱恩斯主義還有一定的良心，是馬克思主義的同盟軍、團結對象。在稅收上主張要減資本家的稅，不能增加老百姓的稅，所以稅收就增長緩慢;第二，軍費大規(guī)模支出，這個他不減，這是需要大量的財政支出的;第三，公共支出也不減或緩慢增長，這個壟斷資本家管的嚴，不讓花費太多。第二、三個變量基本不動，那怎么辦?唯一的辦法是第四個變量：減群眾的福利。近四十年勞動人民的福利都減少了，教師的工資、學校撥款減少，醫(yī)療教育的成本上升，所以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跟我們是有密切關系的，因為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是關系民生的，大家不要被忽悠。所以西方的政治不是我們想的那樣，他只是在某些方面我們可以借鑒，但總體上有落后性和腐朽性，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美國的立法都是不為民，而是為華爾街的利益集團的。諾貝爾和平獎、經濟獎、文學獎都帶有階級性和政治性，西方政治評獎比我們還講究四項原則。

　　我們民主的改革方向不是西方政治制度，那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空間有沒有呢?我認為是有的，歡迎大家投稿寫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我們的大框架是社會主義，但是在這個框架內有很多地方可以改。比如：人大的作用要進一步發(fā)揮，加強人大立法;黨的領導方式要更加符合憲法和法律程序，比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名發(fā)表的關于農村土地流轉的規(guī)定，是不符合法治國家的;還有部門中的兩個一把手的問題等。關于人大制度改革的建議：人大脫產，人數翻倍，配備助手，開會形式的改變……所以政治體制改革還是有很大的空間的，但框架依然是政治協商，共產黨執(zhí)政，多黨參政議政。

　　3、文化(核心價值觀、價值體系就不說了)

　　二、利益*集團

　　新自由主義認為國有企業(yè)是利益*集團，認為中央政府部門是利益*集團，這種說法打擊面太寬，一般學者都說防止利益*集團妨礙改革，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要掌握在利益*集團上的話語權。西方文獻把所有人都分成利益*集團，我認為是不對的，利益群體不等于利益*集團，利益*集團是貶義的，但利益群體是中性的。階級、階層、利益群體、利益*集團四個概念是不一樣的，具有一定的關聯性。有人說“兩會”就是利益*集團的博弈，是不對的。人大代表，理論上，代表的是全體人民的利益，不能說農民工就只有三個代表，我也是農民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利益/集團有哪些?我總結為八個——妨礙全面深化改革和妨礙中國夢實現的都是利益*集團。

　　1、黑商利益*集團。具體表現為中國的一些不法商人，私人資本行賄，搞假冒偽劣黑的民營或個體戶。

　　2、外損利益*集團。外國人損害中國利益，包括外來的企業(yè)，外匯基金會，歐美控制的國際金融組織，駐華辦事處等，凡是損害中國利益的外部利益*集團都是。

　　3、買辦利益*集團。經濟買辦和官僚買辦，把國有資產輕易的賣給外商，還有一些民間買辦、知識買辦。拿外國人錢替他們辦事，比如茅于軾。總書記擔任那么多的領導小組組長，就是要重點抓財經網絡信息等方面，自由派在中國的力量并不小。

　　4、貪腐利益*集團。貪污受賄腐敗，貪腐的人都想民間搞資本主義，爭權奪利。總書記說信仰出了問題就很容易貪污，因為不相信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不為此奮斗，就為個人。

　　5、西化利益*集團。如自由派知識分子。只有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才是為公眾利益服務的，自由派是為少數壟斷集體利益服務的。

　　6、分裂利益*集團。分裂中國的，比如藏獨，疆獨，“占中”，民族問題說到底都是階級問題，但并不全是。

　　7、官僚利益*集團。官本位，官官相護，背離群眾路線，為個人牟利。

　　8、僵化利益*集團。馬克思主義者中有些人贊同社會主義但是不贊同社會主義進一步改革，思想行動僵化。

　　抽象出來的這八個利益*集團，我們要通過法治、說服教育和群眾路線教育引導，改變他們，總書記說要突破利益*集團的藩籬。

　　三、階級*博弈

　　1、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中關于階級的學說

　　馬克思說過，發(fā)現階級和階級*斗爭并不是我的貢獻，我的貢獻是把階級的產生、消亡與生產力相聯系，是把階級*斗爭會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相聯系，這個是我馬克思的功勞。這就是說資產階級已經發(fā)現有階級*斗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闡明了階級*斗爭理論。因為資產階級反封建。后資產階級又和工人階級有矛盾。馬克思對階級問題進行了徹底的說明。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里對階級也有闡述。

　　毛澤東在一化三改完結之后說，大規(guī)模的階級*斗爭已經不存在，但是政治思想領域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這是對的，但他后來的階級*斗爭擴大化是錯誤的。

　　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說，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我們不允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我們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敵對分子和特務分子;1979年6月說，既反對階級*斗爭熄滅論，又反對階級*斗爭擴大化，講階級*斗爭歸根結底體現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批判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就要說明社會主義有優(yōu)越性;1980年說，有些人盡管表面擁護共產黨，實際上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等。

　　江澤民1991年講，國內外敵對勢力正在政治思想文化經濟等廣泛領域加緊對我國的和平演變，進行滲透和顛覆活動。同年國慶又講，階級*斗爭已經不是我國的主要社會矛盾，但是在一定范圍內還將長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

　　習近平在去年3月1日講話中說，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觀點包括無產階級政黨的基本觀點，無產階級*斗爭和專政的基本觀點，關于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基本觀點;今年2月說，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分析、階級立場。

　　所有的這些文件講話都說明，我國存在階級*斗爭，但不是主要矛盾，不會熄滅。

　　2、國際上有沒有階級*斗爭?

　　是有的，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全世界無產階級與美國為首的某些發(fā)達國之間的斗爭，在政治經濟生態(tài)上的博弈，本質都是階級*斗爭。奧巴馬說中美關系有三大障礙：價值觀、產權、人民幣匯率。其實這根本不是問題，他就說是問題，所以國際上是有階級*斗爭的，表現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階級*斗爭。

　　3、國內階級斗爭

　　前面講的前6個利益*集團本質上就是國內的階級*斗爭，還有一些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比如克扣工資、延長工作時間、惡化工作條件、使用童工等，在國際上都被認為是階級*斗爭，在國內程度不同地存在，這可以說是經濟上階級*斗爭的表現。政治上表現為“08*憲*章”、“茉*莉*花*革命”、“新*西*山*會*議”。文化上表現為反社會主義、反核心價值體系等。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有沒有形成?我們的階級*斗爭是否就是和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斗爭?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形成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私營企業(yè)都是，要分析看待。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我們要分析他們有利的和不利的一面，但總體上他們是擁護四項基本原則的，就算有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矛盾，通過法治、說服教育、罰款可以解決的，需要引導。那我們的敵對分子用什么詞來形容，我暫時用“西化資產階級”，即自由派資產階級，他們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分布于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但目前我們沒有采取許多必要的行動。

　　階級*斗爭是我們觀察問題的主線索之一。階級*斗爭、階級*博弈、階級矛盾這個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也是歷史唯物主義學說的基本觀點。至于階級的定義，馬克思在《資本論》最后一章說到三個階級：資產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工人階級;列寧就是從經濟學的生產關系角度對階級下的定義;毛澤東文選的第一章就是階級。但是文化大革命把階級定義跑偏了。階級首先是生產關系，然后才是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政治階級、經濟階級、思想階級，有完整的三方面定義，不能任意夸大或縮小某一方面。

　　四、提問環(huán)節(jié)

　　1、西方福利比中國看起來好，降低一點會對人民有影響嗎?怎樣看待同等福利對于惰性的人和勤奮的人的影響?

　　答：瑞典的福利比中國高，并不是意味著瑞典沒有階級對立、階級矛盾、貧富差距，他只是起點高而已。生產力的人均水平不一樣，福利水平也就不能比。

　　福利不能搞平均主義，基本的生活福利應該保證。應該有個合理的界限，保證失業(yè)者的基本生活水平，福利與工資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保持適當水平是不會導致惰性的。

　　2、國有企業(yè)是否到了市場化的時候?有必要市場化嗎?

　　答：國有企業(yè)可以市場化，而且已經市場化，國有企業(yè)要根據國家的產業(yè)戰(zhàn)略導向來進行，不完全由市場決定。國有企業(yè)的市場化是在政府決策之后的，不是想生產什么就生產什么的。政府的決策是彌補市場的缺陷，同時維護社會公正，國企是按勞分配的，不拿股權，而私企是拿股權的。非公經濟會導致貧富差距分化，但國企是不會導致的，要解決貧富分化必須從產權著手，貫徹落實民營和國營都發(fā)展壯大的政策。

　　3、如何看待共產黨“專政”?

　　我們是一黨執(zhí)政，多黨參政，不是一黨專政。一黨長期執(zhí)政的國家有很多，一黨執(zhí)政有長期的戰(zhàn)略目標，多黨執(zhí)政都是短期目標，目光短淺，不在乎人民利益。現在把黨內的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發(fā)展好，既可以擁有多黨執(zhí)政的優(yōu)點又可以實現我們的戰(zhàn)略目標。只要共產黨發(fā)揚黨內民主、人民民主，完全可以發(fā)揚現存民主制度，摒棄痼疾。

　　4、房地產算不算利益*集團?香港占中問題呢?

　　有媒體說房地產是利益*集團，我們不能按行業(yè)來劃分利益*集團，行業(yè)里都有擁護社會主義的和反對社會主義的，不要輕易給別人扣上利益*集團的帽子，只有做了壞事，才說他是利益*集團。

　　占中就是利益*集團，跟疆獨沒區(qū)別。我們的民主比英國給的民主多，香港占中就是西方搗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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