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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大傳》(第八卷 亂云飛渡)第310章

東方直心 · 2014-11-13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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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如果不抓階級斗爭,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

  的干部則不聞不問,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

  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

  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話說1963年2月11日,毛澤東委派田家英到故宮博物院借閱明清名人書畫作品26件。

  2月11日這一天,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務院各部等負責人131人參加了會議。

  會議討論了1963年的國民經濟計劃。這個計劃提出:在前兩年調整的基礎上,再用3年時間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推薦了湖南省和河北省保定地區抓階級斗爭、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開展社會教育運動的做法和經驗。

  原來,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結束后,視察和了解了11個省的情況,其中,只有湖南、河北兩個省,結合傳達貫徹八屆十中全會精神,向干部和群眾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并抓了農村的階級斗爭。宋任窮、劉建勛兩人在報告中都作了檢查,說他們在十中全會后沒有抓階級斗爭。

  會議印發了《湖南省委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情況的報告》和《河北省委關于在農村貫徹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的決議,開展整風運動情況的報告》。

  這兩個報告匯報了湖南省和河北省保定地區在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方面的四清經驗。報告說,在縣級干部中,有6%至8%的干部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在區、社兩級干部中,有問題的人更多。報告還說,這些活動對于克服管理混亂、糾正部分基層干部鋪張浪費、多吃多占、貪污盜竊等,兌現年終分配與調動社員生產積極性,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毛澤東根據湖南、河北兩省總結的“運動所到之處,‘牛鬼蛇神’迅速消聲匿跡”,“經過這場斗爭,在政治上,思想上,經濟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收獲”的經驗,提出了“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論斷。他要求各省市的領導要認真抓好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教育干部和群眾。強調要抓好階級斗爭,要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

  2月19日,張國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報告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情況。毛澤東插話說:

  “開頭你們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邊加勒萬河那一次,總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羅瑞卿同志,實在要打,說不得了,欺負得我們厲害呀,我說,就讓他欺負,無論如何不要打。后來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們3年嘛。你看嘛,從1959年開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4個年頭了,我們才還手嘛。”

  2月21日,蘇共中央致信給中共中央,提出要停止論戰,舉行中蘇兩黨會談,為召開新的兄弟黨國際會議做準備。

  2月22日晚,在上海休養的江青,到上海紅都劇場觀看上海愛華滬劇團演出的《紅燈記》。在中場休息時,江青說:

  “這個戲很不錯。”

  江青不想驚動劇團,借口身體不好,沒有接見演員。

  其實,江青很早就注意到了這個戲,那是哈爾濱京劇院在1958年新編的一出現代題材京劇:《革命自有后來人》。她看了滬劇《紅燈記》,覺得比哈爾濱京劇院的《革命自有后來人》還要好。

  后來,江青找到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向他推薦了《紅燈記》劇本,建議改編成京劇。林默涵看了劇本以后也覺得不錯,便交給了阿甲改編。

  阿甲原名符律衡,在延安曾與江青同臺演出過京劇《打漁殺家》,他集演員、編劇、導演于一身,富有經驗。阿甲接到江青推薦的劇本后,與翁偶虹合作,共同改編劇本。

  再說2月23日晚,正患感冒的毛澤東在菊香書屋他的臥室里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了蘇共21日來信問題。

  爾后,毛澤東又在臥室里約見了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爾科。參加會見的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康生、伍修權。毛澤東首先回憶了1949年底到1950初他第一次訪蘇期間對科瓦廖夫和費德林發火及答塔斯社記者問的原因,而后說道:

  “斯大林同志改變觀點了。他起草了一個談話稿。記者問,中國國內軍事情況怎么樣?我答,進行得很順利,蔣介石殘余沒有多少了。然后記者又問,你在這里打算還呆多久?這是他寫的。我說,還等候一個時期再走,等著簽訂中蘇條約。他給我看,我說好,可以發表。”

  爾后,毛澤東把話題轉到目前中蘇關系問題上,他對契爾沃爾科說:

  “我剛剛看了你們中央給我們的信,就是昨天晚上8點鐘交給我們的。我們歡迎這封信,這封信的態度好,我們贊成。雖然還有些地方我還有些意見,基本的態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態度。”

  毛澤東針對蘇共信中關于停止攻擊的解釋,反問道:

  “誰首先攻擊?誰發動了四十幾個黨攻擊我們?誰首先在一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上攻擊另一個共產黨?我們首先提議不要公開爭論。”

  他指指周恩來說:

  “就是他在蘇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們去年4月7日回你們2月22日的信,又提議要停止公開攻擊,并且建議為開會創造良好氣氛。但是,在你們這封來信里面,只講到你們5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開爭論、建議開會的發明權只是屬于莫斯科的,北京一點份也沒有。其實中蘇兩黨的發明權都只有那么一點,首先發明的還是印尼、越南、新西蘭的黨。

  一連5個黨的代表大會公開攻擊中國,就是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東德,有幾十個國家的黨向我們公開指名攻擊。這很好!把問題擺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產黨人面前,也擺在全世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面前。我們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是在你們43國共產黨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議,我們的文章在你們的報紙上發表,在43國的報紙上發表,學我們的辦法,然后你們批評,索性展開論戰。索性展開有什么要緊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來?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長了?我看天也不會塌下來,草木還照樣長,婦女照樣生孩子,河里的魚照樣游。”

  關于舉行兩黨會談為國際會議做準備一事,毛澤東建議說:

  “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像1960年莫斯科會議那樣,兩黨會談各講各的,達不成協議再到26國兄弟黨起草委員會和81國兄弟黨國際會議上去爭論。另一種是1957年莫斯科會議那種方式,在中蘇兩黨會談中達成協議,用兩黨名義提交大會。我看還是1957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總而言之,最好要達成協議。”

  2月25日,毛澤東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作關于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斗爭的報告。當劉少奇說到蘇共中央2月21日的來信態度和緩了,毛澤東插話說:

  “實際上是因為20日看到我們發表了他們的幾篇東西。”

  劉少奇講到現代修正主義不敢首先同中國分裂,毛澤東插話說:

  “我看中蘇長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蘇一破裂,美國就不同它和平共處了。那時我們再團結嘛。”

  這可真是:斯言至今亦驚人,十年之后便成真。美酋朝圣傳佳話,毛公談笑能攻心。

  再說劉少奇在會議上講到反對修正主義關系到各國革命和人類命運,毛澤東插話說:

  “也關系到我們這個國家的命運。”

  劉少奇講到不怕分裂,毛澤東插話說:

  “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贊成怕。”

  劉少奇講到要從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在黨和國家的組織上,在軍隊的組織上,防止出修正主義。毛澤東插話說:

  “出不出修正主義,一種是可能,一種是不可能。從十中全會后,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依靠貧下中農,然后團結中農,這就可以挖修正主義的根子。”

  2月2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農村工作問題,劉少奇、鄧小平也參加了會議。毛澤東說:

  “各省農村情況究竟如何?王延春、劉子厚同我談過,他們都寫了報告。但劉子厚的報告沒有寫清楚。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講什么?他們原來寫了提綱,按提綱講碰了釘子,后來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講。誰講?我看從省委書記到縣委書記,凡是年輕力壯的都要到公社去講。”

  “在農村要加強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義。現在的事情,實際上是上一個朝代傳下來的,是上一個朝代孕育的。”

  2月27日,根據毛澤東在23日晚會見契爾沃爾科時的談話內容,《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目為《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社論中指出了中蘇之間的爭論是由誰引起的,誰應對此負主要責任。

  2月28日,是中央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會議通過了《關于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關于嚴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貿易和堅決打擊投機倒把的指示》、《關于全面完成和力爭超額完成精簡任務的決定》等文件,決定在全國農村普遍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同時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

  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這次會從5號算起,開了24天。平行作業,小平同志、伯達同志、康生同志,還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國際問題去了,我也卷到這里頭去了。國內問題,這一次我就沒有管。少奇同志是兩面都管。《分歧從何而來?》反響可大了。在北京的波蘭記者、奧地利記者、英國記者,開頭可緊張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氣,講他們國家的只有那么一點。又說:赫魯曉夫昨天晚上的講話,一個字也沒有罵我們。我們是23號和蘇聯大使談的。我看,他是看了我們跟蘇聯大使的那個談話了。

  我們的4篇文章,蘇聯又是4篇(赫魯曉夫兩篇,《真理報》社論兩篇),以及法國的、意大利的,在知識分子中可以試驗一下。據我看,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能接受我們的觀點的。有百分之幾,他們是反對我們的觀點而歡迎赫魯曉夫的。究竟百分之幾,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過百分之一、二、三、四、五。這證明我們這幾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

  現在形勢的確很好。我們還沒有回答,只是把赫魯曉夫他們的東西登出來,‘游行示眾’,一連登了3天,他是23號派人來的,摸不到底,不曉得我們要怎么搞。我們現在有個10萬字的東西,要從明天起開始登。還有答復美國共產黨的一篇。”

  接下來,毛澤東講到了國內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問題,他說:

  “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我跑了那么多省,兩個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湖南,劉子厚同志在邯鄲)突出地跟我講了這個問題。干部教育中,要保護大多數,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來,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滾水澡,而是洗溫水澡。然后,他們去和貧下中農積極分子結合,團結富裕中農以及或者已經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殘余、富農分子,打擊那個猖狂進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風’的歪風邪氣、牛鬼蛇神。”

  “現在又證明,我們的干部,包括生產隊長以上的這些不脫離生產的以及脫離生產的,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他們之所以不懂,責任在誰呢?在我們。我們沒有教育嘛,沒有教材嘛,沒有像《六十條》這樣的東西以及階級教育。十中全會公報是很好的一個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還得照湖南、河北現在的辦法。請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這些報告,參考你們自己的經驗,加以研究。要走群眾路線,保護大多數干部,又使他們放下包袱,又解決問題。只要5個晚上,歪風邪氣、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

  毛澤東問王延春:

  “只要5個晚上,是不是這樣?”

  王延春說:

  “是這樣的,可能有的多一點。”

  毛澤東接著說:

  “這個教育問題,提出來還只有一兩年,從《六十條》起,還只有兩年,從去年七千人大會著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1年多。再有幾年,我們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個個拿來槍斃,不能用那個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講的斯大林那個辦法,動不動就殺人,那不解決問題。”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厲行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要求在縣團級以上黨政軍機關、國營企事業單位、物資部門和文教單位(不包括縣以下中小學)進行“五反”運動。從此,“五反”運動在全國部分城市的基層逐步展開,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開始了試點工作。

  3月1日至4日,《人民日報》按照毛澤東提出的“分4天連載,這樣可以讓大家有時間仔細閱讀”的建議,連載了《紅旗》雜志編輯部的文章《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于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這篇文章就是毛澤東2月28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所說的“我們現在有個10萬字的東西”。文章分為8個部分,計11萬字。毛澤東在2月間曾對該文進行過多次修改。

  早在2月3日,陳伯達將文章的前3部分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將原題目《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問題——評陶里亞蒂等同志的論點》改為《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于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并批示要在引言中提一下1962年12月31日發表的《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那篇文章,說明為什么又要寫這篇文章。他還在引言部分的“他們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們挑起了公開爭論”一句之后,加寫了一段話:

  “我們有什么辦法呢?難道還能如過去那樣緘默不語嗎?難道‘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不行,不行,不行。我們一定要回答。他們迫得我們沒有別的路可走。”

  2月14日,毛澤東在陳伯達送來的修改后的引言清樣中,加寫了一大段話,其中寫道:

  “我們共產黨人之間的分歧,只能采取擺事實說道理的態度,而斷斷不能采取奴隸主對待奴隸的態度。全世界無產者和共產黨人一定要團結起來,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只能在擺事實說道理的基礎上,只能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才能夠團結起來。”

  2月17日,毛澤東在陳伯達送來的第8部分初稿上加寫了一大段話,不指名地揭露赫魯曉夫等人給別人扣上“教條主義者”、“宗派主義者”、“分裂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帽子,卻懼怕別人的答辯文章,嚴密封鎖。

  2月18日,毛澤東對第8部分再做修改,他將這部分的小標題改為《共產黨宣言》的結尾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又用3句口號作為全文的結束語: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一切被壓迫民族和一切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

  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團結起來!”

  2月20日,毛澤東最后審閱了引文和第8部分,他在批語中寫出了少有的滿意評價:

  “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沒有遺憾了。”

  毛澤東改文章如此認真,如此嚴謹,這是他的一貫作風。可是,在一個不正常的年代里,網絡上卻傳出了毛著中多數文章是他人代為捉刀的彌天大謊。這正是:

  毛公為人改文章,煌煌史書多昭彰。后世有個賣國賊,名叫羅冰早逃亡;

  曾言喬木為槍手,代為毛公著篇章。小子只知美元好,信口雌黃吠日光。

  再說1963年3月5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關于中蘇兩黨會談問題的意見,他說:

  “在主席那里談,還有個想法,就是如果兩黨會談、起草委員會會議在莫斯科開,我們就提出國際會議在北京召開。反之,如果國際會議在莫斯科開,兩黨會談、起草委員會會議就在北京開。這個問題,將來兩黨會談再說。”

  3月5日這一天,毛澤東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發出了“向雷鋒同志學習”的偉大號召。

  雷鋒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沈陽部隊工程兵某部運輸連的一位班長。他1939年12月30日出生,1959年參軍,同年入黨。雷鋒苦練軍事技術.積極學習毛澤東著作,決心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當中去。1960年,王良太下部隊調查研究,發現雷鋒的先進事跡,就親自布置培養和搞好雷鋒事跡的宣傳工作,他還親自多次找雷鋒談話進行教育培養。1962年8月15日,雷鋒因公殉職。他生前曾多次立功受獎,為表彰他的先進事跡,國防部于1963年1月7日批準授予雷鋒生前所在班“雷鋒班”稱號。1963年2月23日,共青團中央追認雷鋒為全國優秀少先隊輔導員。

  3月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了巴西共產黨總書記諾昂.阿馬佐納斯,他向阿馬佐納斯詳細介紹了中國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經過,闡明了共產黨人要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的重要意義。他還說:

  “馬列主義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什么共產黨?不革命的,在人民看來,同資產階級政黨沒有多大差別。這樣的黨沒有存在的必要。”

  3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評美國共產黨聲明》的社論。這就是中共中央在第一輪論戰中發表的第7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

  中共中央在發表的7篇文章中,仍然留有余地,既沒有對蘇共領導人進行公開點名批評,而且還同意派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與蘇共中央舉行會談。

  3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對蘇共2月21日來信的復信,贊成停止公開論戰,舉行兩黨會談。并宣布從3月9日起,暫停發表論戰文章。

  3月18日,毛澤東會見了尼泊爾首相柯伊拉臘,他在談話中說:

  “你們一定有些可以當教員的。真的,這不是假話,沒有100年到1000年都當學生的道理。每個民族都有長處,都有缺點。所以要學習每個民族的長處,不管民族的大小。我們的國家也是這樣。”

  3月23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山西省昔陽縣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的材料。這份材料原來的題目是《中央轉發一個調查材料:昔陽縣干部參加勞動已形成社會風尚》;毛澤東在審批時,覺得標題太平,不足以引起注意,便將題目改為《山西省昔陽縣,縣、社、大隊、生產隊四級干部全體參加生產勞動的偉大范例》。

  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文化部黨組的《關于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這份報告寫道:

  “近幾年來,‘鬼戲’演出漸漸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經過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劇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復了原來的面貌。甚至有嚴重思想毒害和舞臺形象恐怖的‘鬼戲’,如《黃氏女游陰》等,也重新搬上舞臺。更為嚴重的是新編的劇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評論界又大加贊美,并且提出‘有鬼無害論’,來為演出‘鬼戲’辯護。對于戲曲工作者這種嚴重狀況,我們沒有及時地加以注意……”

  此前,江青曾經看過這份報告,她說:

  “點了‘有鬼無害論’,為什么不點出文章作者‘繁星’?不點‘繁星’的真名實姓廖沫沙?”

  1963年4月2日,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爾科將蘇共3月30日致中共中央的一封長信,當面交給了周恩來和鄧小平。

  蘇共中央在信中提出了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問題,詳細地闡述了他們的一系列觀點,并建議以此信中的觀點作為兩黨會談的基礎。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由鄧小平負責起草對蘇共中央來信的復信稿,全面闡述中共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基本觀點。

  1963年4月一個周末(可能是3日)的晚上,空政歌舞團小學員孟錦云第1次來到中南海“春藕齋”的舞廳,和文工團團員們一起陪首長們跳舞。

  10點鐘,毛澤東來到了舞廳。孟錦云等了很長時間,終于有機會陪毛澤東跳舞。毛澤東問:

  “你是新來的?”

  孟錦云說:

  “我第一次來。”

  “怪不得沒見過你。小同志,叫什么名字?”

  “孟錦云。”

  “噢,孟錦云,跟孟夫子同姓。這個名字好聽,錦上添云,比錦上添花還美呢。你是那里人呀?”

  “我是武漢人。”

  毛澤東笑著說:

  “噢,武漢人,你聽說過‘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這句話么?”

  孟錦云避開毛澤東的話頭,問:

  “噯,我們武漢的黃鶴樓您去過嗎?”

  “黃鶴樓?”毛澤東也不正面說他去沒去過黃鶴樓,而是吟誦道:“黃鶴知何去,剩有游人處。”

  當毛澤東了解到孟錦云正在學舞蹈時,就問她:

  “練功累不累?”

  孟錦云說:

  “開始練功,累得我真不想再學舞蹈了。您知道,夏天不用說,就是冬天,練功流的汗能把衣服濕透了。”

  毛澤東說:

  “噢,流那么多汗,可得多喝點糖水,不然可損害身體。”

  孟錦云“咳”了一聲,說:

  “舞蹈是一門殘酷的藝術,怕苦怎么行。”

  毛澤東說:

  “‘要想人前顯貴,就得背后流淚’。舊戲班子有這么句話,你知道嗎?看來,你們也是這樣。”

  曾經多次陪同毛澤東跳舞的舞蹈演員邢韻聲,有一次看到生活儉樸的毛澤東連一塊像樣的手表也沒有,就將自己的一塊新表贈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說:

  “小邢吶,你是個大方人,我也不能小氣喲。”

  他說著從桌上拿起一疊練筆的書稿,說:

  “這首《七律.長征》就送給你吧。”

  邢韻聲歡天喜地的接過毛澤東的詩稿,小心翼翼地放進裙子口袋里,由于口袋太小,詩稿有一截露在外面。毛澤東一看,說:

  “噢,這樣不行。”

  他又拿過詩稿,從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塊手帕,把詩稿包了起來,再遞給邢韻聲,說:

  “要放好,不要讓人家看見。我是作為朋友送你的。大家都沒有,你有,人家會嫉妒的。”

  后來。毛澤東在客廳里幾次請孟錦云、邢韻聲一些人吃飯,他在席間總會說一些笑話:

  “你們多吃點。人家說:‘人是鐵,飯是鋼’,我認為,‘人是鐵,煙是鋼,1次不抽悶得慌’,飯可以不吃,煙可不能不抽噢。”

  4月4日,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了起草中共對蘇共復信的問題。

  釣魚臺的“秀才班子”有人主張寫一長文,系統地批駁蘇共中央的觀點。草稿寫出后,被毛澤東否定了。他說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話,他說:

  “我要的是張燮林式,不要莊則棟式。”

  張燮林和莊則棟同為中國乒乓球名將,打球風格截然不同:莊則棟是近臺快攻,是進攻型。而張燮林則是削球手,擅長防守,號稱“攻不破的長城”。

  4月7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杭州。

  毛澤東在杭州期間,多次主持討論由陳伯達執筆,有王力、范若愚參加的寫作小組重新起草的對蘇共的復信稿,參加討論的有鄧小平、康生、陸定一、陳伯達。

  4月25日,毛澤東在上海同周恩來、鄧小平、康生等人討論對蘇共中央的復信稿。

  1963年5月2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了一個有彭真、陳伯達和各中央第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

  此前,毛澤東已經收到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大區書記們寫的20件報告,他看完以后,覺得對農村的形勢和存在的問題已經基本摸清了。

  毛澤東指定由彭真主持起草一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中央文件;后來讓陳伯達也參加了起草工作。這個文件定名為《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

  5月2日這一天,毛澤東對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4月10日的報告和河南劉建勛4月15日的報告作了批示,他寫道:

  “宋任窮同志報告一份,河南省委報告一份,都可供各地參考。河南報告說明,他們在中央2月會議以前是沒有根據十中全會指示的精神,認真地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沒有抓住問題的要點,沒有采用適當的方法。2月會議以后,他們抓起了這個工作,并且抓住了問題的要點,采取了適當的方法。第一步,只用了20幾天時間,就訓練了15萬多干部。第二步,還要訓練150萬干部和貧下中農積極分子,然后才是全面鋪開,作為第三步。在采取頭兩個步驟時,并經過試點。這種分步驟地進行工作并經過試點的方法,是正確的。報告所說的其它各項政策也是對的。總之,必須團結絕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眾,適當地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即解決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關系問題,組成有領導的廣大干群隊伍,以便一致對敵。對壞人壞事,也要有分析。輕重不同,處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須以教育為主,以懲辦為輔。真正要懲辦的,只是群眾和領導都認為非懲辦不可的極少數人。

  宋任窮同志所講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廠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眾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社會主義教育是一件大事,請你們檢查一下自己在這方面的認識和工作,檢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點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適當,查一查是否還有很多的地、縣、社沒有抓住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話(看來一定是有的),應當在農忙間隙,在不誤生產的條件下,抓住進行。上半年做不完,可以在下半年做。今年做不完,可以在明年做。特別要注意分步驟的方法、試點的方法和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的政策。”

  后來毛澤東的這個批語作為文件發出時,將日期署為5月8日。

  5月3日,毛澤東會見了幾內亞政府經濟代表團和婦女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你們是來自友好國家、友好政府的代表團,歡迎你們。所有非洲的朋友,都受到中國人民的歡迎。我們同所有非洲國家人民的關系都是好的,不管是獨立的或沒有獨立正在斗爭中的人民。非洲正出現一個很大的爭取民族獨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的革命運動。非洲有多少人口?兩億吧!還有拉丁美洲兩億人口、亞洲十幾億人口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到處都有我們的朋友。我們不是孤立的,你們也不是孤立的。你們來中國可以感到中國人民是十分歡迎你們的。

  你們的黨(幾內亞民主黨——筆者注)是很好的黨,是一個聯系群眾的黨,有紀律的黨,以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和建立民族經濟作為綱領的黨,領導著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的黨。我們感到同你們是很接近的,我們兩國、兩黨互相幫助,互相支持,你們不搗我們的鬼,我們也不搗你們的鬼。如果我們有人在你們那里做壞事,你們就對我們講。例如看不起你們,自高自大,表現大國沙文主義態度。有沒有這種人?如果有這種人,我們要處分他們。中國專家是不是比你們幾內亞專家薪水高,有特殊化的情況?恐怕有,要檢查,待遇要一樣,最好低一些。”

  5月6日、7日,《文匯報》發表了一篇署名為梁璧輝的《“有鬼無害”論》的文章。這篇文章是經江青和上海的柯慶施組織、由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長俞銘璜執筆撰寫的。文章公開點名批判了昆劇《李慧娘》和廖沫沙所寫的《有鬼無害論》,開始了在文藝界的批判運動。

  5月7日,毛澤東主持討論《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第一稿,他對草稿提出了一些指導性修改意見,又提出了一些有關“四清”、“五反”方面的意見;爾后和大家一起進餐。

  毛澤東把國際、國內兩個戰場上的反修斗爭同時展開,精神上是異常亢奮的,所以他舉杯祝酒說:

  “讓我們為‘五反’、‘四清’挖掉修正主義根子的勝利干杯!”

  他接著又說:

  “有人有顧慮,無非是兩條,一是怕耽誤生產,一是怕傷人太多。要使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有利于生產。‘四清’、‘五反’的結果,一定會有利于增加生產。”

  5月8日,毛澤東向與會者印發了湖南的報告;又向全黨推薦了河南的《偃師縣三級干部會議的做法》、《巨陵店區三級干部會議》和湖北《五里界區四級干部會的開法和效果》以及湖南《花明樓公社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4個材料,他在批語中寫道:

  “這幾個文件很好,看到了問題,抓起了工作,正確地解決了大量的人民內部的矛盾和敵我之間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確的,因而大大地推動了農業生產。可以作為各省、地、縣、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工作的光輝榜樣,應當組織干部學習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都需要收集這種又有原則,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階段、有過程、有結論的文件,請你們注意這件大事,認真調查研究,是為至要。”

  這天晚上,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召集會議,彭真匯報了他們前一天晚上討論的情況,說文件沒有寫好,大家感覺從去年北戴河會議以來跟不上主席,跟不上下邊那些先進單位。毛澤東說:

  “你們的文件就是平淡,邏輯性也不夠,有的長,有的短。”

  有人說,看到一些報告受到了啟發。毛澤東說:

  “啟發就是河南的這兩個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陽的報告,寫得很好。浙江的7個材料我都看了。”

  彭真匯報說,對階級斗爭的調查研究做得不夠深入。毛澤東說:

  “什么是調查研究的范圍?一個生產斗爭,一個階級斗爭,一個科學實驗。不然,哪里有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不參加生產,是總結人家的生產經驗。我們這些人年紀大了,不能勞動了,就靠總結人家的生產經驗。現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參加生產勞動。階級斗爭和生產同時搞就不行?一邊開會,一邊生產,生產勁頭就來了。階級斗爭可以促進生產嘛。”

  有人說,北戴河會議后認識仍不一致,大家要求兩三個月就在主席處開一次會。毛澤東“噢”了一聲說:

  “就是‘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記’。你們中央局就開這樣的會。注意這種會不要傷人。傷人只傷少數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還要縮小,還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罵。有些事不要搞絕了。過去幾年沒有管,要在幾天就解決,恐怕也困難,還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壓服不行,壓而不服,一定要說服,說服就要有一個過程,一次誰都認識不了。現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暢。貧雇農不起來,幾股黑風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夠心情舒暢嗎?干部心情不舒暢,貧下中農也不能心情舒暢。要反對修正主義。要不這樣搞,地富反壞就要反攻倒算,投機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來,不出修正主義才怪!”

  有人說到整黨問題,毛澤東說:

  “整黨,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階級斗爭,不搞生產,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貧下中農組織起來,整黨怎么搞得起來?這些事,兩年做好就不錯了。

  毛澤東又說:

  “現在我的事情完了,你們明天走不走?你們就走吧。”

  5月9日,周恩來打電話給毛澤東,說是要匯報關于“躍進號”失事的處理情況,還想和各中央局書記談談糧食、精簡和農業生產問題。毛澤東就征求將要離去的各中央局書記的意見,他說:

  “總理要來,你們留不留?如果你們要走,我打電話請總理不要來了。”

  大家都說愿意留下來等周恩來。接下來的幾天,大家主要是討論和修改《決定》草稿。

  5月9日這一天,毛澤東為轉發浙江省委辦公廳《一批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寫了一個1300多字的“浙江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其中寫道:

  “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的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

  “這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不但包括階級斗爭問題,而且包括干部參加勞動的問題,而且包括用嚴格的科學態度,經過試驗,學會在企業和事業中解決一批問題這樣的工作。看起來很困難,實際上只要認真對待,并不難解決。這一場斗爭是重新教育人的斗爭,是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向著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做尖銳的針鋒相對的斗爭,把他們的反革命氣焰壓下去。把這些勢力中間的絕大多數人改造成為新人的偉大的運動,又是干部和群眾一道參加生產勞動和科學實驗,使我們的黨進一步成為更加光榮、更加偉大、更加正確的黨,使我們的干部成為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而是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擁護的真正好干部。這一次教育運動完成以后,全國將會出現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類出現了這樣的氣象,我們的國際主義的貢獻也就會更大了。”

  5月10日、11日,毛澤東集中兩天時間先后在4個改寫稿上修改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稿)》,其中在《決定》草案的第10條里加寫了一句名言:“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毛澤東又將他撰寫的具有前言性質的一大段話放在《決定》草案的前邊。他寫道: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

  “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

  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哲學名篇:《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

  5月11日這一天,毛澤東還在一次談話中說到了柳宗元,他說:

  “我國歷史上的哲學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學家,也是唯物論者。他的哲學觀點,是在現實生活中與不同觀點進行辯論和斗爭中形成的。他在任永州司馬的10年間,接觸貧苦人民,并為他們辦了許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間,他寫了《山水游記》等許多文學作品,同時又寫了《天說》、《天對》等哲學著作,這是針對韓愈的唯心觀點而寫的。”

  5月11日晚,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召集會議,周恩來也參加了會議。毛澤東說:

  “這個文件還是個草案,因為在座的常委還不到半數,還要拿到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去議一議,討論決定。請總理明天帶回去議。”

  周恩來對《決定》草案中所講到的要團結百分之九十幾的提法提出了疑問,他說:

  “是提團結百分之九十幾,還是寫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李井泉建議說:

  “是否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些?”

  毛澤東說:

  “我看可以這樣說的,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經批的文件,都改過來。”

  周恩來又問:

  “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的順序,要改成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還是怎么寫都可以?”

  毛澤東說:

  “按社會科學來講,首先是生產斗爭。科學實驗是講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不好搞。”

  5月12日一清早,毛澤東又召集各中央局書記談話,他說:

  “還有些話,又把你們找來了,談談總結經驗這個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7月20日北戴河會議以前再開一次小型的會,總結總結這一段的經驗,搞得天下不是大亂,中亂小亂也不好。你曉得地委怎么樣?摸一摸底,不然,寧可不發動。要自覺的,不要勉強的,要他懂得這是怎么一回事。準備一年兩年搞完,搞好。不要傷人,傷了人,敵人又搞不準。‘四清’我們從來沒搞過,過去有許多運動,搞出毛病,后邊還要平反。對于干部著重說服,說服不通的,就用實際證據再說服。老口號不行,沒有貧下中農來說服不行,那些頑固的,你們說不行,他就是聽群眾的。總之,中央局要看情況,如果蠻干一氣,你就開會,把蠻干的說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亂了。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實行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這一條。手腳不干凈的要檢討。要講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鋪開的不算不名譽,不然他力爭上游,一哄而起。就怕傷人,搞過了頭。”

  后來在5月18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前十條”成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導性文件。

  此時,毛澤東又全力投入審閱修改中共中央對蘇共的復信。

  在5月19日稿上,毛澤東加寫了兩段話。其中一段是在關于各國黨的獨立自主性問題上,他寫道:

  “如果不是自己能夠思索,能夠自己動腦筋,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國各階級的準確動向,善于應用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國經驗,跟著外國某些人的指揮棒團團打轉,那就是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樣樣都有,成為一個大雜燴,而單單沒有馬列主義原則性的黨。”

  毛澤東將這一篇洋洋數萬言的長文,最后定名為《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于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來信的復信)》。

  此后,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從5月下旬起,邀請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越南勞動黨領導人黎筍、長征來中國,征求他們對復信稿的意見。同時,將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員分成兩個組,對復信稿討論幾天。

  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杭州會議制訂的“前十條”,并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定出計劃、經過試點,有領導地分批分期地有步驟地進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城市進行新“五反”運動,爭取在兩三年內全部開展。

  5月26日,毛澤東給張干寫了一封親筆信。

  1963年5月間,毛澤東的機要秘書羅光祿被調到核工業部,任政治部組織部長。

  1963年6月12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由鄧小平報告起草對蘇共復信稿的經過,他說:

  “這個文件,原來21條,后來一改,變成22條,23條。最后,主席把第一段變成3段,成了25條。我看很好。有一條關于總路線的表述,只有幾行,這樣眉目更清楚,邏輯性更強了。現在發給到會同志的,是6月10號的稿子。這個稿子,是經過伯達同志他們從杭州回來集體搞的。后來又在少奇同志那里談了,照他的意見改了。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認為可以定稿了,只在幾處加了幾個字。”

  這次會議通過了復信稿,并決定將署為6月14日的復信稿于6月15日交給蘇共中央,當晚在國內進行廣播。

  6月15日,中國政府駐蘇聯大使潘自力將毛澤東指導、修改的《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當面交給了蘇共中央的蘇斯洛夫。

  這個《建議》的基本思想和觀點有不少地方都是毛澤東的觀點和原話。《建議》提出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是: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陣營,逐步實現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完全勝利,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

  6月17日,中國國內各主要報刊全文發表了《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

  6月18日,蘇共中央發表聲明,拒絕中共中央的建議,指責復信中“包含有對蘇共和其他兄弟黨的毫無根據的攻擊”。

  6月19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蘇共18日的聲明。

  這天晚上,毛澤東決定將蘇共聲明于19日在《人民日報》上全文發表。

  6月21日,蘇共中央全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決議中寫道:

  “蘇共中央斷然拒絕中共中央對我們黨和其他共產黨,對蘇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對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際革命運動的實際經驗制訂的蘇共綱領進行的攻擊,認為這種攻擊是沒有根據的和誹謗性的。”

  6月25日、28日、29日,毛澤東連續召開會議,研究中蘇兩黨會談有關問題。

  6月30日,毛澤東審閱了中共中央將要發表的聲明稿。

  這天下午,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召集會議,研究發表聲明的有關問題。

  1963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聲明,公布了將于7月5日參加中蘇兩黨會談的中共代表團組成人員名單:團長鄧小平,副團長彭真,成員康生、楊尚昆、劉寧一、伍修權、潘自力。聲明還責成中共代表團要堅持中共中央6月14日給蘇共中央復信的原則立場。

  7月4日,蘇共中央針對中共中央7月1日的聲明,再次發表聲明,公布了以蘇斯洛夫為團長的蘇共代表團組成人員名單,還表示要堅決捍衛蘇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線。

  這天下午,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召開會議,討論對蘇共聲明的處理意見。

  7月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經過毛澤東審定的一個簡短、但措詞強硬的聲明。

  7月6日,中蘇兩黨代表團開始在莫斯科舉行會談。

  7月13日,中共中央為了配合兩黨會談,由《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擬定題目的社論:《我們要團結,不要分裂》。

  7月14日,蘇共中央在兩黨會談期間,出人意料地在《真理報》上發表了《致蘇共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對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復信逐條辯駁,并指名道姓地攻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這就不可避免地挑起了兩黨之間新一輪的公開論戰。蘇共中央的這一封《公開信》,是由幾個人分頭在一天一夜之中,草草寫出來的。所以,《公開信》中邏輯混亂,漏洞百出,前后矛盾,不成體統。這就為后來中共中央對其批判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毛澤東決定,中共要再發表一個聲明,同時將蘇共中央7月14日的公開信在《人民日報》上全文刊載,并再一次用多種語言向全世界廣播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復信,讓群眾去分辨;他說:

  “什么叫孤立?講不清道理就叫孤立。我們把道理講清楚,使得人家了解了,我們就不會脫離群眾,就不會孤立。”

  毛澤東在審閱聲明稿時,加上了一大段話,其中說到廣播蘇共公開信的理由是:“這是一篇奇文”,接著引用了陶淵明《移居》詩中的“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稱蘇共的這一封公開信是“一篇絕妙的反面教材”。

  7月19日,中共中央以發言人名義發表聲明說:我們之所以要重新廣播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復信,同時發表蘇共中央7月14日的公開信,是為了讓自己的黨員和中國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蘇共中央雙方的觀點,進行比較和研究。

  這一天,中共方面的鄧小平奉命向蘇方的蘇斯洛夫提出兩黨會談暫時休會的建議。

  7月20日,蘇斯洛夫表示同意中方的建議。雙方決定休會。雙方在兩黨會談的公報中宣布說:“代表團的工作暫時告一段落”,“繼續會談的地點和時間將由中共中央和蘇共中央另行商定”。

  這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和一個經過毛澤東修改的編者按。

  7月21日下午,鄧小平率領中共代表團回到北京。北京西郊機場上紅旗如海,鑼鼓喧天,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董必武等領導人及首都各界5000人迎接中共代表團歸國。毛澤東夸獎鄧小平“反修有功”。他還說:

  “目前形勢是我黨開始反攻,蘇方轉為被動。我方進可攻,退可守,十分有利。”

  7月23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書記處成員開議,討論如何全面開展批駁蘇共中央公開信問題。會議決定;組織寫文章的事由康生負責,書記處其他負責人轉到抓工業方面去。

  后來從9月6日開始,一直到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名義,先后發表了經過中共中央常委討論,由毛澤東修改審定的9篇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通稱“九評”。這9篇文章是:《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關于斯大林問題》、《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兩條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教訓》。詳情容后細述。

  7月25日,美、英、蘇3國代表簽署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

  原來,在蘇共與中共兩黨會談的同時,從7月15日開始,蘇聯政府代表在莫斯科與美英兩國政府代表也舉行會談,討論部分禁止核試驗問題。這個條約很自然地使人想到了蘇聯要和美英勾結在一起,企圖壟斷核武器,阻止正在研究核裝置的中國擁有核武器。

  7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一連3天召開會議,研究對策。

  7月31日,中國政府發表了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經毛澤東審定的一個聲明,聲明中說,中國政府建議:全世界所有國家(有核國家和無核國家)應該莊嚴宣布,全面、徹底、干凈、堅決地禁止和銷毀核武器。

  這正是:叛徒色厲內荏,陰計頻施,造謠耍奸假馬列;

  領袖正氣浩然,寸步不讓,有理有節真英雄。

  就在毛澤東全身心地指揮一班子人馬進行反修反帝的時候,在他的家里也發生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原來在1963年7月的一天,毛澤東的大女兒李敏和女婿孔令華用一輛平板車,拉著一家3口的全部家當,搬出生活了14年的爸爸的家,開始了他們的獨立生活。毛澤東說,他以后每個月要從自己的稿費里拿出30元錢,資助女兒、女婿。

  李敏和孔令華的兒子是去年出生的,毛澤東和孔從洲為給孫子起名,還都費了一番心思。毛澤東提出了幾個原則:一是虎、豹、彪,二是楊、柳、松,三是牛、馬、羊,一律不用。可以用馬、恩、列、斯名字中的字,但不許用毛澤東名字中的字。孔從洲說,用馬字不好排字,用恩字與他人有重,列、斯又都不適合人們的習慣,就用列寧的“寧”字吧。毛澤東知道了親家的意思后,就說:“好,就叫他長大繼承我們的事業吧。這叫后繼有人,就叫孔繼寧吧!”

  李敏離開爸爸的家以后,開始自己動手做飯,米飯燜不好,不是米多水少夾生了,就是米少水多成了粥。蒸饅頭更是個大問題。后來,他們就干脆到食堂買主食,自己在家做一點菜。

  李敏在搬走后的第一個星期天去看爸爸,她在爸爸的臥室門口見到了爸爸。叫了一聲“爸爸!”,就撲進了爸爸的懷里。毛澤東也緊緊地摟著女兒,用溫厚的大手撫摩著女兒的肩頭,說:

  “嬌娃,爸爸想你呀!”

  “爸爸,我也想您,想您……”

  李敏坐在爸爸身邊,竭力不讓自己的眼淚掉下來,她知道爸爸不喜歡愛哭愛掉淚的孩子。毛澤東望著女兒的臉,又摸摸女兒的手,許久不說一句話。后來,毛澤東問起女兒的衣食住行,李敏一五一十地告訴了爸爸。當她說起做飯的情形,毛澤東聽著聽著就笑了,他說:

  “我的嬌娃可比你媽媽當年有水平,沒得出洋相喲!”

  接著,毛澤東就給女兒講起了她母親賀子珍1929年6月在龍巖北山,如何將燕窩連毛一塊兒煮了招待朱德的故事。逗得李敏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李敏再一次回到中南海時,毛澤東高興地望著女兒笑,上下打量著她。

  “坐。坐。”

  毛澤東讓著女兒。李敏邊坐邊問道:

  “您看什么呀?”

  “看看我的嬌娃長大了沒有?看看我的嬌娃長本事了沒有?”

  毛澤東依然笑著。李敏也挺高興地報告爸爸說:

  “我學會了做飯,學會了炒菜。”

  毛澤東連聲說:

  “好。好。靠我不行。靠自己的雙手什么都能辦到。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說罷,又樂呵呵地笑了起來。

  1963年8月1日,毛澤東在建軍節這一天,從報紙上看到了南京路上“好八連”的事跡。

  早在1963年4月25日,國防部發布命令,授予駐守上海南京路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8連“南京路上好八連”的光榮稱號,號召全軍官兵學習“好八連”。

  毛澤東看到“好八連”的事跡后,非常高興,他揮筆寫下了《八連頌》,其詞云:

  好八連,天下傳。為什么?意志堅。為人民,幾十年。拒腐蝕,永不沾。因此叫,好八連。解放軍,要學習。全軍民,要自立。不怕壓,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賊。奇兒女,如松柏。上參天,傲霜雪。紀律好,如堅壁。軍事好,如霹靂。政治好,稱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團結力。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8月上旬,河北省中部開始連降特大暴雨,造成洪水泛濫,海河流域不少河流堤防相繼漫溢潰決,平地行洪,水深數尺,數百里以內一片汪洋。這場洪水使101個縣、市的5300余萬畝土地被淹。

  毛澤東、周恩來立即派出副總理李先念,到災情最嚴重的衡水地區,深入到農村了解情況,增調糧食,保證農民的最低生活水平。

  毛澤東在此后的7個月里,先后3次到河北,找省委和災區地委的負責干部了解災情,詢問救災工作。毛澤東問得很詳細,受災面積有多大?哪些縣受災,災區群眾是不是悲觀失望?糧食安排得如何,燒的怎么樣?老百姓安定下來沒有,外流的人口有多少?

  毛澤東還指示說:你們要做好宣傳工作,把群眾情緒穩定住;對于抗洪搶險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有一個表揚一個,有多少表揚多少,要給犧牲的人立碑。運糧、運煤、運菜是大問題,要安排好,要使災民體質不下降。要搞些副業生產,大的可以集體搞。

  8月7日,毛澤東會見了留法非洲學生聯合會代表團和肯尼亞作家代表團及其它非洲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在非洲、亞洲和世界各地都有種族歧視的現象。種族問題實質上是階級問題。我們的團結不是種族團結,而是同志、朋友的團結。”

  他向非洲朋友介紹了中國革命斗爭取得勝利的經過,接著說道:

  “可以證明,人民革命是能夠取得勝利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是能夠打敗的。整個非洲現在都處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殖民主義的浪潮中。不管是已經獲得獨立的國家,或者是沒有取得獨立的國家,總有一天要獲得完全徹底的獨立和解放。非洲人民正在一天天覺悟起來,全世界人民都在一天天覺悟起來,全世界90%以上的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以及其他所有革命的人民,都能夠團結起來,爭取革命的勝利。”

  8月8日,毛澤東發表了《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正義斗爭的聲明》。他在聲明中寫道:

  “現在在古巴避難的一位美國黑人領袖、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北卡羅來納州門羅分會前任主席羅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經兩次要求我發表聲明,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我愿意借這個機會,代表中國人民,對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爭取自由和平等權利的斗爭,表示堅決的主持。”

  “美國黑人斗爭的迅速發展是美國國內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日益尖銳化的表現,引起了美國統治集團日益嚴重的不安。肯尼迪政府采取了陰險的兩面手法,它一方面繼續縱容和參與對黑人的歧視和迫害,甚至派遣軍隊進行鎮壓;另一方面,又裝出一副主張‘維護人權’、‘保障黑人公民權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國會里提出一套所謂‘民權計劃’,企圖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騙國內群眾。但是,肯尼迪的這種手法,已經被越來越多的黑人所識破。美國帝國主義對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國的所謂民主和自由的本質,暴露了美國政府在國內的反動政策和在國外的侵略政策之間的內在聯系。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黃色、棕色等各色人種中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開明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其它開明人士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在美國壓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種中的反動統治集團。他們絕不能代表白色人種中占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其他開明人士。目前,壓迫、侵略和威脅全世界絕大多數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國為首的一小撮帝國主義者和支持他們的各國反動派。他們是少數,我們是多數。全世界30億人口中,他們最多也不到10%。我深信,在全世界90%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國黑人的正義斗爭是一定要勝利的。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也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

  8月9日,毛澤東會見了索馬里總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馬克等人,他在談話中說:

  “見到你們很高興。昨天我見了一批非洲朋友。我們和你們談得來,覺得平等。我們不把意見強加于你們,你們也不強加于我們。我們互相幫助,互相支持,互相學習斗爭中的經驗。”

  “現在美國還在占領我們的臺灣,假如:第一條,美國把臺灣交還給我們;第二條,聯合國讓我們進去,趕走蔣介石;第三條,取消對我國的經濟封鎖,做起生意來;第四條,兩國互相承認,建立外交關系;即使如此,我們仍然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美帝國主義。因為這不僅是我們自己一國的問題,我們要團結世界大多數人民,這樣才能打倒帝國主義。這是它們最恨我們的。我們不僅要在國內打倒帝國主義,而且要在全世界消滅帝國主義。我們的武器不多,沒有原子彈,經濟也不發達,但是我們贊成全世界人民從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只有到那個時候,世界人民才會安寧,我們自己才會最后得到安寧。你們不信嗎?帝國主義總有一天會被打倒的。”

  8月29日,毛澤東發表了《反對美國——吳庭艷集團侵略和屠殺越南南方人民的聲明》。他在聲明中寫道:

  “最近,南越吳庭艷反動集團加緊對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學校的學生、知識分子和廣大人民進行血腥鎮壓。中國人民表示極大憤慨,并且強烈譴責吳庭艷集團的這一滔天罪行。”

  “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決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過加強團結,堅持斗爭,才能取得勝利。越南南方人民就是這樣做的。”

  “我深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夠通過斗爭,實現解放越南南方的目標,并且為祖國的和平統一做出貢獻。”

  “我希望,全世界工人階級、革命人民和進步人士,都站到越南南方人民的正義斗爭一邊,反對美、吳反革命集團的侵略和壓迫,使越南南方人民免于被屠殺,并且獲得徹底的解放。”

  8月30日,周恩來陪同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接見了阿爾及利亞制憲國民議會議員、議會外交、新聞委員會委員馬格拉威.穆罕默德率領的新聞代表團。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在非洲、亞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種族歧視的現象。種族問題實質上是階級問題。我們的團結不是種族的團結,而是同志、朋友的團結。”

  “可以證明,人民的革命是能夠勝利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是能夠打敗的。整個非洲現在都處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殖民主義的浪潮中。不管已經獲得獨立的國家,或者還沒有獲得獨立的國家,總有一天是要獲得完全徹底的獨立和解放的。整個中國人民都是支持你們的。非洲人民正在一天天覺悟起來,全世界人民都在一天天覺悟起來,全世界90%以上的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以及其他所有革命的人民,都能夠團結起來,爭取革命的勝利。”

  “被壓迫人民爭取徹底的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爭,其次才是國際的援助。已經獲得革命勝利的人民,應該援助正在爭取解放的人民的斗爭,這是我們的國際主義義務。”

  欲知毛澤東此后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亞非來民族解放運動中發揮了何等作用,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本傳在第一卷中已經敘述了毛澤東在少年時期以及他在和湖南一師的同學、朋友們組織新民學會時,就已經把“改造世界”、“改造中國”作為他的奮斗目標了。只是由于當時他自身條件的限制,后來才不得不把“改造中國”放在了第一位。自那以后,毛澤東就開始了他31年的改造中國和進行民族解放運動及戰爭的漫長征程,直至新中國成立。在經過了十余年的艱苦奮斗和積極探索,把一個一窮二白、貧困落后的舊中國初步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之后,毛澤東一方面致力于國內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一方面繼抗美援朝、抗法援越之后,繼續以其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把注意力放在了亞非拉人民的解放運動上,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可以說,他的革命目標之明確、之持久、之頑強,是中國那些與他同時代的其他如何一位領導人都無法比擬的。

  由于中國人有數千年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古訓,所以許多人對于毛澤東一生中援助、甚至是無償援助世界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和解放事業的行為,是無法理解的。也難怪至今還有一些人把雷鋒一類的人物看做是“傻子”了。請看一看馬克思、列寧的傳記吧,他們在窮困潦倒、放逐奔波之際,何嘗不是想著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呢?人類的思想品質應當是不斷進化的,而不應當是退化的。如果世界上的人們都來個人人為己,各掃門前雪,那么這個世界將會變成一個什么樣子?倘若再有一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助紂為虐、欺凌弱小,那豈不是與中國老百姓所說的“人愛唱旦的,狗咬討飯的”一般無二了?

  再版《毛澤東大傳》實體書,一套全5冊共十卷,417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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