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總目標從最根本的層面，深刻回答了在當今中國建設什么樣的法治國家的重大問題，為我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豐富和發展，需要借鑒世界上不同文明所創造的積極成果、經驗和做法。在黨的不同歷史時期，尤其是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統攬世界風云，立足發展全局，涵蘊今古，吞吐中西，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觀點新論斷。以本次全會為例，維護憲法權威、保障憲法貫徹實施，恪守以民為本、立法為民理念，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完善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質量，堅持依法行政、規范執法行為，深化司法改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加強法治監督、推進廉政建設法制化，完善高層次人才引進中的法律法規體系、完善律師制度……著眼全局的通盤設計和燦若星辰的閃光點，體現了我們黨對法治的信仰和對法治建設的高度重視，在理論與實踐、制度與實施、歷史與邏輯的對接處，繪成一幅卓然展開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藍圖。

　　與此同時必須看到，推進依法治國、依憲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絕不是意味著向資本主義法治靠攏，被資本主義法治所同化。一段時間以來，有一種觀點或隱或現地將依法治國與社會主義這一本質屬性相剝離，主張依憲治國就是要實施西方憲政民主制，認為社會主義法治要和資本主義法治“并軌”、“合流”。這種觀點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極為有害，并且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因此，必須對此進行深入的剖析和辨明，從本質上講清社會主義法治與資本主義法治的根本區別。在筆者看來，二者的本質區別，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法的本質來看，社會主義法治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反映，資本主義法治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映，二者從本質屬性來說截然不同。

　　法的本質為何?這是弄懂二者關系的首要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法是表現統治階級共同利益的國家意志，而這種共同利益歸根到底在于經濟關系，每種生產形式和經濟關系都產生出它特有的法的關系。馬克思明確指出，“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他還指出，“這種具有契約形式的(不管這種契約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來的)法的關系，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這種法的關系或意志關系的內容是由這種經濟關系本身決定的。”從這一意義上講，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經濟形態，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主義法治與資本主義法治的本質區別。

　　列寧曾經精辟地指出，以前所有一切憲法，以至最民主的共和憲法的精神和基本內容都歸結在地主和資本家的所有制這一點上。這一論斷點明了資本主義法治最本質的特征。列寧同時深刻地揭示了社會主義法治尤其是社會主義憲法的本質，“無產階級的統治表現在廢除了地主和資本家的所有制。……我們的憲法之所以有權在歷史上存在，所以爭取到了這個權利，就是因為廢除這一所有制不是僅僅在紙上寫寫而已。”從中國具體國情出發，我們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淵源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又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保障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特征，保證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守護國家的長治久安。

　　第二，從歷史淵源來看，社會主義法治是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體現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成果，資本主義法治則是資產階級為了鞏固統治地位、實現資本剝削而制定的，二者的形成過程是不同的。

　　資本主義法治和社會主義法治都不是劈空掉下來的。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為了擴大資本主義生產和拓展商品市場，資產階級不斷擴大反對封建主階級的政治斗爭，并通過立憲、立法等形式，反映、確認和鞏固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以達到資本增值的目的。這就是資本主義法治歸根到底的由來。

　　事物的發展總是有自己的對立面。資產階級政權和資本主義法治建立后，廣大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反對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的斗爭也隨之而起。在近現代的中國，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掀起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偉大斗爭，并最終贏得了勝利。這一勝利的果實，最集中地體現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上。這一《共同綱領》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確認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勝利成果，并昭示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宏偉進程。此后在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草案時，毛澤東指出，“原則基本上是兩個：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我們的民主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這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的原則貫串在我們整個憲法中。另一個是社會主義原則”。新型的社會主義憲法“總結了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革命的經驗，總結了最近幾年來社會改革、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政府工作的經驗”。正由于此，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首要任務和基礎性工作。”當前，我們要以憲法為最高法律規范，繼續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把國家各項事業和各項工作納入法制軌道，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制度化、法制化。

　　第三，從根本目的來看，社會主義法治是為了保衛人民勝利果實、實現人民共同意志、維護人民根本利益，資本主義法治則是為了維護和鞏固資產階級的利益，實現資本剝削的自由和權利。

　　資本主義法治內部存在著本質性的不可調和的矛盾。馬克思曾深刻指出，現代的資產階級財產關系靠國家權力來“維持”，資產階級建立國家權力就是為了保衛自己的財產關系。恩格斯也談到，“對于資產者來說，法律當然是神圣的，因為法律本來就是資產者創造的，是經過他的同意并且是為了保護他和他的利益而頒布的。資產者懂得，即使個別的法律條文對他不方便，但是整個立法畢竟是用來保護他的利益的”。而對于不占有生產資料的廣大民眾來說，“法律對他說來是資產階級給他準備的鞭子”。不可否認，隨著時代條件的進步和工人大眾的不斷斗爭，資本主義法治也在調整和改進，但這種變化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法治的本質屬性和根本目的，歸根到底還是為了資產階級的切身利益。

　　只有在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上，法律才成為人民意志的表達，法治才成為人民治國理政的方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他始終強調，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關鍵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我們要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憲法理念，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共同建設，共同享有，共同發展，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

　　第四，從領導力量來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最根本的保證，資本主義法治則是通過資產階級利益的代理人，即資產階級政黨來實現的。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最根本的保證在黨。這是我們革命、建設和改革不斷取得勝利的根本保障和寶貴經驗。鄧小平同志指出，“在中國這樣的大國，要把幾億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統一起來建設社會主義，沒有一個由具有高度覺悟性、紀律性和自我犧牲精神的黨員組成的能夠真正代表和團結人民群眾的黨，沒有這樣一個黨的統一領導，是不可能設想的，那就只會四分五裂，一事無成。”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加強和改進黨對法治工作的領導，把黨的領導貫徹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是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依法治國的過程，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過程。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運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只有在黨的領導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人民當家作主才能充分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進;只有堅持依據黨內法規從嚴管黨治黨，才能不斷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提升黨的執政能力，使黨始終成為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堅強領導核心。這一點同樣是社會主義法治與資本主義法治的本質區別。

　　以廣闊的世界歷史視野觀之，經濟社會形態的遞嬗變遷，刻畫出人類社會前行的巨大足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以社會形態的“占先”贏得了最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最遠大的前途，而且正在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凈化自身肌體、高揚法治旗幟等通盤整體性設計，在人類歷史上建構更優良的制度樣態，書寫更光輝的文明冊頁。

　　原標題：緊緊把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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