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標題】New Interpretation on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作者簡介】顏鵬飛(1946- )，男，武漢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經濟思想史和西方經濟學流派研究(湖北　武漢　430072);劉會闖(1986-　)，男，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生。

　　【內容提要】 什么是資本主義?它走向何處?這是困憂人類數百年而頗具爭議的重大問題。與全球社會經濟發展正處于結構性轉型過程相契合，世紀之交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凸現出顯著的新變化。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生產領域和分配領域都呈現出了新的特征和表現形式，資本主義也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進行了有限度的調整和變革，但這些新變化和新舉措，又為生產關系的進一步擴展設置了新的界限、障礙、限制和桎梏，從而進一步促進對資本關系自身規定性及本質的自我背離、自我否定和自我揚棄的進程。這鮮明地體現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兩重性特征和生產方式矛盾運動的辯證法，彰顯了馬克思資本主義理論的當代價值和理論張力。

　　【關 鍵 詞】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回到馬克思”/李嘉圖定律

　　一、引言

　　關于資本主義新變化及其前途的探討從未停止過。20世紀40年代熊彼特在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資本主義能生存下去嗎”?保羅·肯尼迪倡導“資本主義形式有限改變”論，又一次提出“資本主義將何去何從”的問題[1]。亨特(E. K. Hunt)進而挑起關于“資本主義究竟是導致和諧還是導致沖突的一種社會制度”和“資本主義是內在穩定還是內在不穩定”的大討論。世紀之交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引發關于“新資本主義”和“創造性資本主義”的討論[2](P2-3)。2008年至今，西方主流媒體和達沃斯論壇多次發起關于西方資本主義危機和未來走向，以及以“重塑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占領華爾街運動”、“診斷資本主義”等為專題的大討論，以至于資本主義這一詞匯在各種媒體上的出現頻率屢屢榮登榜首。對上述問題，西方學者各持己見，褒貶不一，眾說紛紜。關于資本主義新變化的認識可歸結為資本主義制度“有限改良”論、資本主義“自我揚棄”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從“共和”走向“融合”論三種代表性結論[3]。關于資本主義的前途，則有諸如“歷史終結說”、“制度趨同論”、“自我揚棄自我轉型”和“崩潰論”等觀點。與此同時，資本主義也被戴上了形形色色的新帽子——“晚期資本主義”、“新帝國主義”、“后資本主義社會”、“福利資本主義”、“調整的資本主義”、“賭場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等等，不一而足。

　　這些關于資本主義現狀和前景的大討論，促成現代世界性思潮的一種新動向，即“回到馬克思”、“走近馬克思”、“追尋馬克思”、“保衛馬克思”、“重讀《資本論》”，凸現了當代思潮的理論召喚、思想取向和理性回歸。如今，西方世界很多人又重新捧起了《資本論》，試圖從中尋找當前危機產生的根源。德國的一名出版社經理說：“馬克思再一次成為了時髦。我們又有了對這場金融危機感到惱火的新一代讀者，他們認識到新自由主義最終證明是一個虛假的夢。”馬克思故居展覽館館長比特里克斯則說：“我記不清聽到人們這樣講了多少次：‘這個人是對的’。”[4]美國學者約翰·卡西迪在談到馬克思時也不得不承認：“不管他有什么錯誤，他確實是一個通曉我們的經濟制度的人。只要資本主義繼續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拜讀”[5](P10)。

　　一種理論的正確與否，不在于其產生的時間長短，而在于其能否正確解釋現實、指導實踐，歸根到底在于其能否對人類歷史發展趨勢作科學把握。正是對現實變化規律和歷史發展邏輯的客觀把握，馬克思主義才在人類社會的歷史長河中始終保持著巨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創造力。馬克思畢其一生撰寫的《資本論》及其手稿是研究資本主義的傳世經典和絕響。經典的魅力在于引導人們一次又一次穿越歷史時空，從經典中尋找時代對接點、理論閃光點和增長點。《資本論》的當代價值和理論張力在于：一個半世紀以來，已經出現四次“馬克思熱”，世人力求從中尋求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答案，并在解讀和反思中不斷得到啟迪。本文主要探討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并從馬克思的理論視角對其進行分析和闡釋，從而彰顯馬克思資本主義理論的當代價值和理論張力。

　　二、當代資本主義兩重性再認識

　　如何看待資本主義的本質及其兩重性?馬克思從兩個方面作了辯證的解讀：在科學地詮釋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本質的基礎上，一方面論證了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的歷史必然性，“兩個必然”論斷即“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6](P43)，揭示了資本主義這一生產方式的本質和必然毀滅的歷史發展結局;另一方面，“兩個決不會”論斷即“以及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以及“資本的文明面”或者“三個有利于”論斷，即“資本的文明面之一就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7](P592)，實際上闡述了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資本主義存在的必然性和正當性、制度發展的彈性和生命力，以及寄希望于在其內部滋生的資本主義變革因素和否定因素。這就是當代資本主義的兩重性。

　　(一)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生產領域和分配領域新的表現形式

　　二戰后，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生產領域和分配領域呈現出了新的特點和表現形式。

　　在生產領域：其一，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大為加快。為了擺脫“滯脹”的危機并維持高額壟斷利潤，資本主義通過經濟全球化來化解基本矛盾。因此，可以認為，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向全球擴張的過程。經濟全球化以跨國公司為主要載體，它帶來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化，擴大了剩余價值的源泉，不僅本國的工人階級，而且世界工人階級都在為世界壟斷資本提供著剩余價值，壟斷資本得以無時空限制地攫取剩余價值。這就必然加強中心對邊緣、資本對勞工的剝削，使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圍內不斷積累和加深。其二，經濟的金融化。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利潤率下降的規律對資本增值的作用愈加顯著。不斷要求增值的資本開始了經濟金融化的進程，紛紛從創造剩余價值的生產領域退出并投身于金融市場以獲取更高的利潤，形成了以金融為核心并支配實體經濟的積累和增長體制。金融壟斷資本肆意投機和掠奪，并缺乏有效的金融監管，資本主義經濟的賭博、投機性質日益明顯和強化，這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中資本主義矛盾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面。其三，產業的空心化，或者說是經濟的去工業化。與經濟金融化相對的是經濟的去工業化，這也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當從事實體生產難以獲取利潤時，逐利的本性使資本繞過產業資本的形式而采取金融資本的形式來獲取高額利潤。在去工業化進程中，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將生產轉移到其他具有較低成本的國家和地區，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經濟的去工業化，使得作為剩余價值載體的物質產品生產總量下降，而逐利的金融資本卻要求分割越來越多的剩余價值，從而產生了社會剩余價值總量的有限性與資本增值需求無限性之間的矛盾。隨之而來的實體經濟發展的長期停滯，也進一步削弱了西方國家應對危機、實現增長的能力。

　　在分配領域：其一，在所有制關系上推行企業股權分散化，鼓勵職工購買本公司的股票或把股票直接以獎金的形式發給職工，使雇員也可以參與股息分享。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私人占有對生產力發展的制約，但工人持有企業股票并沒有使他們在企業中贏得任何實質性的經濟權力，也不能改變被資本家雇傭和剝削的社會地位。連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遜都承認：“工人們持有幾張股票所帶來的變化，對于他們自己生活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8](P66)因此股權分散化并沒有削弱壟斷資本的統治權，反而加強了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手段與統治力量，使工人對資本的依附性更強了。其二，不斷完善社會福利政策。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失業救濟、老年退休金、醫療補助、勞動保護、殘廢津貼、兒童福利等多項內容，加大了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比例，分配形式出現兼顧平等的特點。其三，在分配結果上，不平等加劇，貧富分化加重，中產階級萎縮，社會流動性降低。在金融壟斷資本的強取豪奪下，不僅以前的工人階級和底層群眾處于被剝奪的地位，現在中產階級同樣也處于弱勢地位。目前在美國，中產階級衰落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如此寫道：“這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財富，25年前，這個數字分別是12%和33%。”[9]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則高度評價了“占領華爾街”運動提出的口號，“我們是99%”，認為這個口號了不起，它正確地將問題界定為中產階級與精英而非窮人的對立[10]。

　　一方面，資本主義通過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在全世界范圍內攫取剩余價值，金融資本過度膨脹，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已嚴重脫離;另一方面，金融部門并不能進行真正的價值創造，而只能進行價值的分配。面對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為緩和階級矛盾，緩解有效需求不足，資本主義國家推行了一系列福利措施，并大力發展消費信貸，鼓勵民眾超前消費，利用各種金融衍生工具多方面分散和轉移風險。這種建立在虛假購買力基礎上的經濟體系，必然會導致把生產和消費的矛盾成倍放大，從而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而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不合理的并缺乏監管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則將危機迅速傳導到了全世界。

　　此外，資本主義危機多樣化的表現形式也顯示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新特征和新的表現形式，其中包括傳統的實體經濟的相對過剩危機、虛擬經濟領域的泡沫危機、公共信用或者公共債務危機、國際貨幣戰爭和軍事戰爭，以及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綜合性危機，等等。資本主義發展史也就是一部經濟危機周期波動史，從1825年第一次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以來，形形色色的危機此起彼伏。而自2007年以來，由次貸危機到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再到主權債務危機，進而再到主權貨幣危機愈演愈烈，這一系列的危機都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點，資本主義國家越來越難以招架和應對了。

　　上述情況都充分驗證了“資本的發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為生產的界限，從而也越是成為消費的界限，至于使資本成為生產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談了”[11](P397)、“資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限制，這些限制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11](P390-391)，亦即“資本本身就是處于過程中的矛盾”[12](P219)，“資本的限制就是資本自身”[13](P410)。這是資本主義自身無法解決的基本矛盾。

　　馬克思不僅從生產領域闡述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而且還從資本主義分配形式(這是生產關系的反面)與生產力的根本性矛盾的視角，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作了新的解讀。這就是“斯密—李嘉圖—穆勒定律”(簡稱“李嘉圖定律”)，是和諧抑或沖突這兩條理論路線分歧的一個起點或分水嶺。斯密是這一定律的始作俑者，一方面強調勞動價值論和階級沖突，另一方面則強調效用價值論、社會和諧和“看不見的手”。李嘉圖是這一定律的完成者，他是生產力經濟學家，并把分配問題作為政治經濟學的主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是李嘉圖評價經濟現象的基本原則。他公開承認資本主義是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發展的一種生產方式，盡管它是和構成整個這一發展基礎的工人群眾的利益相矛盾并以犧牲后者的利益為代價。而作為西方經濟學第一次大綜合完成者的穆勒，把李嘉圖的上述觀點作為一種“生產規律”和“分配規律”納入其折衷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總之，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是以犧牲某些階級或階層的利益為代價，被稱為絕對合理的必然規律。這就是“李嘉圖定律”的實質。“李嘉圖定律”也是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形式，資本主義終其一生始終無法跳出這一定律的陰影，如同資本主義終其一生始終無法跳出經濟危機的陰影一樣。這就是關于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新的解讀。

　　(二)當代資本主義具有有限度的自我調整和變革的制度彈性

　　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生產方式并非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時代及其主題的變化，西方世界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已經進入一個新的轉折、變革和調整時期。例如，法國薩科奇競選綱領的主題就是“改變法國”，美國奧巴馬發表以“美國的變革”為主題的總統競選演說。盡管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的本性(“一個在價值上建立起自己的生產方式，進而按照資本主義方式組織起來的國家”[14](P963))沒有因此而改變，但是，為了維護社會正常秩序和社會制度運行的穩定性，迫于工人運動和經濟危機的壓力，力圖跳出“李嘉圖定律”的陰影和陷阱，其自我調節、改良和改善功能得以開啟。應該充分估計資本主義在一定限度內即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行程內自我調整、自我變革的能力，其中包括在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思想理念等方面進行的不同程度的調整和變革，以及在這一歷史行程中的“自行揚棄”、“消極揚棄”、“積極揚棄”，從而逐漸孕育出否定性的因素和“新社會的因素”、“新的經濟制度的要素”(即“辯證發展過程在資本主義范圍內確實就包含著新社會的因素，包含著它的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15](P371)。對于當代資本主義的這種新變化，這種稀釋和緩解社會矛盾與非和諧的舉措，以及其內部滋生的資本主義變革因素和否定因素的一些有益成分，我們可以完全為我所用，吸收借鑒。具體從以下九個方面加以解讀。

　　1.通過全球化在全球范圍不斷地復制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享受生產力紅利、全球化紅利和制度紅利。而全球化尤其經濟全球化、信息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又使其在時空兩個維度上有所拓展，并贏得了轉嫁其非和諧因素如經濟危機的歷史契機。并且，技術創新、制造業再造、大規模投資、金融性重組和強化企業治理結構以及市場經濟國家化，構成其發展戰略的大趨勢。但是，建立在價值和剝削之上的狹隘的資本關系必然不能容納它召喚而來的越來越發達的生產力，先進的生產力必然要擺脫束縛其身的資本關系的桎梏，并召喚先進的生產關系與之相匹配。

　　2.關注和擴充軟實力與巧實力，在全球范圍不遺余力地推行其普世價值、壟斷話語權，大搞所謂顏色革命。美國大力宣揚盎格魯—新教文化(如原罪、救贖、慈善文化)、杰斐遜的“人人生來平等”、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論、信仰、免于貧困及免于恐懼)，以及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主義。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譏諷這種洋三民主義為“1%的民有、民治、民享”[9]。

　　3.擴充中產階級(這種橄欖狀社會結構在加強社會系統穩定性的同時，也給資本關系擴展設置了新的社會結構界限)。日本宣布已進入“均質社會”、“全民中產社會”或“1億中流社會”。美國中產階級占總人口的77%，入選標準是“白宮中產階級特別小組”頒布的五大條件：“擁有住房、一臺車、子女上大學、健康和退休保障以及偶爾的家庭度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頒布2013年《人類發展報告》指出：世界中產階級人口中發展中國家國民比例從1990年的26%上升到2010年的58%。但是，這一次金融危機重創長達20年的“泡沫中產”，使中產階級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脆弱性被徹底暴露。

　　4.發展社會保障制度(這是給資本關系擴展設置了新的再分配界限)。西方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是現代化大生產的必然產物以及各階層人民的斗爭成果，又是一種維護政權穩定與社會和諧、緩解社會矛盾和稀釋生產過剩危機的安全網、保護閥和調節劑。許多西方國家以“福利國家”自居，瑞典和奧地利被稱之為“雜交型社會主義”。如果說，凸顯個人資本轉化為社會資本的股份制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滋生出來的否定因素和“新社會因素”，那么，凸顯個人收入轉化為社會收入的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也是如此。無疑，這是給資本關系擴展設置了新的再分配界限、束縛和限制。但是，西方國家普遍呈現“福利病”傾向。英國《經濟學家》稱之為“歐洲21世紀不會被炮火摧毀，但可能會被一張張福利支票壓得喘不過氣來”。

　　5.重視民間非營利組織(NGO)，其中包括慈善事業和智庫。這是過去20年全球性“結社革命”運動的產物，旨在彌補市場或政府失靈的所謂“第三次分配”或“第三種力量”。民間性和獨立性是NGO的重要特征。據統計，美國大大小小的NGO多達160萬個，其中智庫就有1777家，活動經費占全球的80%，僅僅美國慈善基金就占了其GDP的9%。其中一些非政府組織在推廣民主以及各種“顏色革命”中扮演了推波助瀾的活躍角色。

　　6.強化對企業的微觀規制和勞動立法。這其中包括緩解勞資矛盾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這是全球在20世紀末興起“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產物)，并且許多西方國家以“工會國家”自居。全球一些行業、地區、乃至全球性的行業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也制定了各自的社會責任標準和守則。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這樣的守則已經超過400個。此外，還出臺了一些化解失業的政策，例如日本的勞務強制派遣制度和美國的“分享工作”制度。

　　7.倡導綠色的新發展論(這表明資本關系已被設置了限制其擴展的人文界限和生態界限)。西方綠色新發展觀發端于20世紀60年代的西方生態運動和綠黨政治，“科學生態學”、“人文生態學”、生態社會主義、綠色后現代主義、生態政治理論、環境運動團體和綠色政黨應運而生。如法國著名經濟學家佩魯(F. Perroux)的《新發展觀》、《斯德哥爾摩宣言》(1972年)即《人類環境宣言》、《里約熱內盧宣言》(1992年)和《哥本哈根社會發展宣言》(1995年)、“以人為本”的新理念、新公共服務理論、新公共服務型政府角色理論，以及以“綠色GDP”為代表的新國民收入核算方法，是這種綠色新發展論的標志。

　　8.西方國家尤以北歐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化(混合經濟體制、“第三條道路”思潮和工黨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傾向。這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行程內對原教旨或古典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的局部調整和否定，尤其混合經濟體制和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有重要借鑒意義。

　　9.新興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21世紀將成為發展的世紀，新興國家如“金磚五國”、“VISTA五國”、“靈貓六國”、“新鉆十一國”展現出強勁的發展潛力。印度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正在由資本資源轉向知識資源。印度采取了服務業優先增長模式，被稱為“外包服務業大國”、“全球軟件行業大國”和“世界辦公室”。民生與市場并重的巴西模式締造了一個中產崛起的巴西，中產階級的比例從2004年的42%升至目前的52%。

　　三、結語

　　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和新變化，表明了它已經具有一定的自我調節、自我更新和自我發展的能力，具有了在資本主義根本經濟制度的框架內容納入“新社會因素”的能力。然而它卻無法靠自身力量來解決日益加深的社會矛盾。近年來，尤其是金融危機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持續低迷、公共債務膨脹、貧富分化加劇、大規模騷亂此起彼伏，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和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更是牽動了眾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神經。這都凸顯了當前資本主義國家所面臨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的危機，并讓西方專家和媒體人士對資本主義的反思進入制度層面。他們認為，當前西方資本主義面臨的不僅是一場經濟危機，更是一場深層次的社會危機乃至制度危機。

　　對于當前資本主義面臨的困境和新變化，我們應該從兩個方面來辯證地分析。一方面，它表明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絕對主導地位發生了動搖，自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以來，西方極度膨脹的實力自信、模式自信、霸權自信受到了沉重一擊。其一，資本主義存在的合理性受到了更大的挑戰和質疑。這首先體現在生產方式上，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為了追求更大的利潤，金融資本過度膨脹，虛擬經濟嚴重脫離實體經濟，甚至不惜用投機賭博來代替組織生產。美國寅吃卯糧的消費方式以及向其他國家轉嫁危機的做法，備受病詬。在應對危機中，美國政府更是慷慨補貼金融資本，而后者恰恰是危機的始作俑者。這些都突出地表現了金融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隨著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失業問題的日益惡化以及對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支出的進一步削減，底層民眾的抗議日益頻繁和激烈，資本主義整個體制的合理性也日益受到質疑。其二，資本主義自我調整與創新的能力和空間也在逐步喪失。資本通過金融化狂熱逐利，金融寡頭大搞“金融創新”的法術，從傳統的債權、股票、商品和外匯中炮制出一大批復雜的金融衍生品，這樣的“金融創新”突破了任何限制，把虛擬經濟的泡沫越吹越大。虛擬經濟嚴重脫離實體經濟而變成難以駕馭的魔鬼，資本主義對此難以支配和駕馭了。“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金融—經濟危機向社會領域傳導而引發的抗議活動。而歐洲債務危機更令歐洲各國憂心忡忡，遲遲拿不出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正如法國學者哈羅德·詹姆斯所指出的，“美式市場資本主義已被拉下神壇，歐洲福利資本主義也因債務危機難以為繼，人們或多或少承認，當前形式的資本主義模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與以往不同的是，今天歐美知識界已無人敢像以往那樣拿出一個嶄新方案，并信誓旦旦地告訴人們這個方案是最佳的。”[16]

　　另一方面，應當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當前的困境還遠不足以導致資本主義“危機總爆發”。現在敲響的恐怕只是資本主義的“警鐘”，還遠不是喪鐘。正如上文所說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早就作出了“兩個絕不”的深刻剖析。客觀地看，當代西方資本主義仍有強大實力的基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仍有很強的科技創新優勢，仍具有容納生產力不斷發展的能力和空間，仍然能夠通過調整生產關系、分配關系和社會關系來緩解社會矛盾和沖突。它還會通過不斷揚棄自身的私有性質，在發展中融入反映社會化發展要求的公有因素和社會主義成分，來進一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我們仍處在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的時代。

　　世紀之交以來，尤其是后金融危機時代，西方掀起的這股“回到馬克思”、“重讀資本論”的世界性思潮，進一步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和生命力，馬克思所揭示的規律再一次地被當前資本主義的發展現實和趨勢所驗證。德國政治學家、著名評論家托馬斯·邁爾托如此說道：“盡管我們并不認識馬克思本人，但根據其理論和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來看，可以認為馬克思直到今天還是我們時代的‘診斷家’。”[17]馬克思正確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這個矛盾不可調和，無法回避：一方面資本主義會在一次次的危機中，調整各種關系，緩和社會矛盾，改變自己的存在形式，并繼續肆意擴張;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無論如何改頭換面，怎樣狂飆猛進，卻一次次落入危機的魔網。資本主義無法跳出危機的魔網，無法跳出李嘉圖定律的陰影，這是由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決定的。解決危機、緩和矛盾的調整與嘗試，可以恢復生產，復蘇經濟，甚至使生產力取得更大的發展。但由于基本矛盾的決定和制約，這又使矛盾在更深層次和更大范圍上發展，資本主義總是以更加嚴重的病癥爆發形式展示其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

　　當代資本主義的這些新變化以及稀釋和緩解社會矛盾與非和諧的舉措，在客觀上卻又為資本主義帶來了另外一種后果和發展趨勢：為資本關系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進一步擴展設置了新的界限、障礙、限制和桎梏，從而進一步促進對資本關系自身規定性及本質的自我背離、自我否定和自我揚棄的進程。資本主義社會的周期性危機尤其這次特大型金融危機和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一個證明。正如英國學者克里斯·哈曼在《僵尸資本主義》中所指出的，“這個制度(資本主義)注定要死亡，并被一種更高級的社會秩序所代替”。[18]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矛盾運動的辯證法。

　　【參考文獻】

　　[1][美]保羅·肯尼迪.讀四大家的書，得知資本命運[N].金融時報(英)，2009-03-13.

　　[2][美]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

　　[3]劉厚俊，袁志田.全球公共債務危機與世界資本主義新變化[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 (10).

　　[4]歐洲爭論資本主義的出路，馬克思《資本論》再度暢銷[N].環球時報，2008-11-21.

　　[5]俞可平.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美]薩繆爾遜.經濟學[M].紐約：麥格勞-希爾圖有限公司，1980.

　　[9][美]斯蒂格利茨.美國1%的“民有、民治、民享”[N].環球時報，2011-10-18.

　　[10]于海青：美國社會平等嗎?[J].紅旗文稿，2013, (5).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德]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5]列寧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6]多國學者討論：西方資本主義亟須自我調整[N].環球時報，2012-03-13.

　　[17][德]托馬斯·邁爾.我們需要復興馬克思嗎?[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2, (6).

　　[18]時家賢.從資本主義制度層面探究世界金融危機的根源——介紹克里斯·哈曼新著《僵尸資本主義》[J].國外理論動態，2010, (2).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