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的維穩支出已經超過軍費支出，說明中國社會不穩定的狀況是何等嚴俊。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這是全國人民同“精英”關于中國目前時局及其對策存在的又一個根本分歧。有良知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認為，中國社會造成目前這樣不穩定的局面，是中國精英們取向私有化的轉型接軌、自己搬起石頭造成的。

　　私有化導致兩極分化并接近“社會動蕩臨界點”

　　我國的兩極分化已經十分嚴重。據統計，1978年我國基尼系數僅為0.16，而2003年上升為0.458，目前我國基尼系數已達到0.53或0.54，大大超過國際上公認的基尼系數為0.3—0.4的“社會失衡臨界點”，接近“社會動蕩臨界點”。令人注意的是，到了近一些年，中國統計部門關于基尼系數一事，則緘默不語了。

　　事實勝于雄辯。中國存在嚴重的兩極分化，是一個不容否認的既成事實。問題不是如何掩蔽或繞開它，而是需要如實地科學地認識它是如何造成的，應該怎樣解決。

　　兩極分化只是特定生產關系的反映。它涉及兩個理論問題：一是如何看待分配問題?二是什么樣的分配，導致兩極分化?

　　第一、關于分配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告訴我們，任何一個社會，分配方式是由其社會生產方式的內在本質決定的。分配有兩種規定，一是產品的分配，即獨立于生產過程之外的分配，屬于社會總產品的分配，也就是尋常所說的分配形式或分配關系;一是生產過程本身的分配，即生產要素的分配，也就是生產條件的分配，主要包括生產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在社會生產部門和企業的分配。生產資料的分配就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問題，也就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問題。這種分配是由法律規定的。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每種生產方式都產生出他所特有的法權關系、統治形式等等”(《政治經濟學導言》，馬恩選集第二卷，1972年，第91頁)因此，這種生產要素的分配，即生產條件的分配，不僅決定生產的社會性質，而且決定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關系及其在生產中的地位與作用。生產要素即生產條件的分配，是社會生產的前提條件。毋庸置疑，當然也是分配的前提。

　　馬克思指出：“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而言是如此，就形式而言也是如此。就對象而言，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而言，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同上書，第98頁)這意思是說，社會產品如何進行分配，具有客觀規定性，人們只能改變分配的具體做法，而不能改變分配的性質和方式。因為這是事先由生產條件的分配即生產方式決定了的。“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哥達綱領批判》，馬恩選集第3卷，第13頁)

　　第二、關于兩極分化的經濟本質。

　　眾所周知，兩極分化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因此，有小商品經濟(馬克思稱為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兩極分化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兩極分化。今天我們中國發生的兩極分化，不是指前者，二是指后者。明確這種區分極為重要。

　　馬克思在他畢生精力所著《資本論》中作了深入簡出地闡述，明確告訴人們：“兩極分化”指的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這樣一種社會現象：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另一極是貧困的積累。馬克思第一次明確地闡述這種社會現象的根源。他說：“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這種后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來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資本論》第1卷第23章第708-709、710頁)馬克思還特別指出，這個兩極分化問題，曾經由政治經濟學者用各種形式說出來，但他們又總是把這種性質，同部分類似而本質不同的各種屬于前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現象混在一起(見上書第710頁)。今天， “精英”們，說到中國的兩極分化問題，談虎色變，正是這種轉移論題、混淆是非的做法。極力粉飾現實，力圖否認兩極分化，顛倒事情的是非，把水攪混。這和馬克思指出的情況，何其相似乃爾!

　　就是說，兩極分化是資本與勞動對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產生的社會現象，是一種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固有矛盾的本質反映。馬克思解釋說：“無產和有產的對立，只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一種無關緊要的對立，一種沒有從它的能動關系上，它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還沒有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恩全集第3卷，294頁)不言而喻，只有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條件下，才能形成資本和勞動的兩極對立，于是表現為財富與貧困的兩極對立。因此，這種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才是兩極分化的實質。

　　所以，看待今日中國的兩極分化問題，絕不能停留在一般分配關系這個表面現象上，更不可與小商品經濟下出現的兩極分化同日而語，而應該深入地研究改開以來，中國社會生產方式是不是已經由社會主義“轉型”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個經濟本質？。

　　筆者在《二論必須叫停私有化改革——工農勞動人民不是分紅利，而是坐江山》、《三論必須叫停私有化改革——誰給共產黨人剝奪勞動者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權力》、《四論必須叫停私有化改革——拼命打造資產階級所有制，今日中國天下究竟屬誰?》三文中，相繼揭示了西化精英們鼓吹的轉型，實質是要把中國社會從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變：一路改革，全面開放，中心都是揮刀動斧殺向公有制，目的很明確，就是改變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改變中國社會前進的社會主義航向。其結果，城鄉資本主義跑步發展，整個國家的各項事業，急劇地向著私有化前進、市場化泛濫，致使資產階級新生代迅速擴張，生產資料所有制大權，由工農勞動人民執掌，變為資產階級上臺說的算。通過私有化改革，中國工農勞動人民的社會地位發生了歷史的顛倒，他們在社會生產中同生產資料的關系以及人們的相互關系，因此發生了質的位移，社會主義經濟岌岌可危，而且整個社會的基本生活進入資本主義深淵，致使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而受到嚴重威脅。說到這里，讓我們再讀讀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吧：

　　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聯合國的報告數據是：2010年中國的基尼系數預期突破0.52，世界第4;2011年將突破0.55，仍居第四。在聯合國的190多個國家當中，有完整的統計數據的國家約有150個國家，其中基尼系數超過0.49的不到10個，排名前十的除了中國外，全部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國家。中國的基尼系數位于全球倒數第四位，只是比南非三個全球最貧窮的國家要好一點。

　　私有化肢解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血肉關系

　　《共產黨宣言》明確宣告：“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后，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于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獲得的生活地位。無產者只有廢除自己的現存的占有方式，從而廢除全部現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無產者沒有什么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 “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004年修正案)》第一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憲法第六條進一步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由此可知，以私有化為取向的轉型接軌，嚴重背離共產黨的宗旨，也根本違反中國共產黨領導制定的，并經過轉型以來碎片修改以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通過“精英”們一系列私有化的措施，不僅造成了兩極分化的嚴重后果，而且肢解了中國共產黨同中國人民的血肉之連、瓦解了二者親和的魚水關系。

　　請看下列事實。

　　不是通過改革，更加堅定共產主義信仰，更進一步追求促進社會主義發展的遠大理想，而是公然嘲笑共產主義信仰，不問姓資姓社，也不講公和私的區別;

　　不是通過改革，歌頌人民革命歷史、歌頌人民英雄業績，揭露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反動派的險惡、毒辣以及革命、建設進程的艱難困苦、人民的獻身精神，而是歪曲歷史，極力尋找并夸大革命隊伍的黑暗面，丑化英雄人物;

　　不是通過改革，更加自覺地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改革的具體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以保證改革的方針、政策和路線的正確性，越來越接近實際，越來越合乎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越來越科學，越來越受到人民的擁護和喜歡，而是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邊緣化、妖魔化、取消化；

　　不是通過改革，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成果，揚棄以往的經驗教訓，致使社會主義業越來越發達、越來越興旺，而是挖空心思、一個勁兒地砍殺社會主義成果，似乎越徹底越好；

　　不是通過改革，越來越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對人民越來越親近，尊重和強化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一切權力屬于全國人民，而是越來越脫離人民，攀比“洋官兒”的派頭和做法，高高在上，不當人民群眾的公仆，要當人民的老爺，耀武揚威，臨駕于人民頭上，并且公然架起高薪制的藩籬，不斷推出對高官的特殊照顧的條規，大擺起官氣、官風、官架來了;

　　不是通過改革，越來越廉潔，越來越深入群眾、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堅持同甘共苦，而是越來越貪婪、越來越腐敗、越來越墮落，越到高層，越喪盡良心、恬不知恥，直到拉幫結伙，將資產階級腐朽的生活方式花樣翻新，以致出現了數以百萬計的背棄祖國、背棄人民、背棄社會主義，當“裸官”的浩蕩大團隊。同時帶出了一支文藝捧場的“名角”，成了“裸星”，忽悠中國人民。給中國國風、國格丟盡了人。

　　不是通過改革，堅持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原則，及時地懲治共產黨內的歪風邪氣、貪污腐敗，糾正自己在改革和日常工作中的錯誤，整頓黨的作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搞好吐故納新，鏟除變質分子，吸收工農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以及其他人群中的先進分子并通過其自覺地申請，加入到中國共產黨的隊列中來，而是搞形式、走過場式的“思想教育”，不講世界觀改造、宣布永遠不搞運動，致使邪念思維、丑惡行徑在中國中國共產黨內瘟疫般快速蔓延開來，甚至把一些情人、“二奶”拉近共產黨內，甚至提拔重用。

　　不是通過改革，更加自覺地維護和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體系，理清黨和憲法、黨和國家的政治運行體制、黨和人民軍隊等關乎國家長治久安、人民福祉等理論和實踐，完善國家人民代表運行體制，而是把中國政治搞成了清一色的傳班制，所謂憲法至上、人民民主，成了一句空話。

　　等等，等等。

　　一句話，私有化改革以來的30余年，中國共產黨一步步走向蛻變，因而黨內關系、黨群關系、干群關系以至于軍民關系發生了難以彌合的裂紋，不少地方甚至出現了嚴重的對抗，中國共產黨正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喪失最基本的公信力，要求重建中國共產黨的呼聲與日俱增。

　　私有化致使嚴重的社會問題積重難返

　　私有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問題越演越烈，積重難返。擇其最突出者，計有十二端。

　　1、官員貪腐和官僚主義問題。毛澤東在建國初期說：“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圍，四圍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會這樣。”私有化的改革，就是這種情形。一位畢業生在畢業論文中這樣寫道：近年來，我國官方及其民間的各類調查發現一個驚人的相似點，就是我國的貪污腐敗問題已經達到了無法容忍的程度。雖然采取多種措施防止腐敗，但全社會各類貪污腐敗仍然愈演愈烈，并具有系統性，單位性，集團性的特點，涉及金額愈來愈大，官位越來越高。其實不僅如此。筆者認為，以前的貪腐一般具有個別性、行業性和暗藏性，而目前中國的貪腐，主要采取家族式、夫人或秘書式、摯友式、權力托聯式、鉆營勾結式、色情掛鏈及至查檢趁火打劫、敲門入伙，公安、法院、監獄內外通聯等多種形式，具有滲透性、授受性、層次性，既有家族、單位、上下左右結幫，又有行業、職業的規則性，還有社會公約性(潛規則)、快速流行性，形成盤根錯節和網絡復雜結構，其共同點都是利用公權、政治網絡保護，并超越法權和時空，赤裸裸地進行權權交易、權錢交易、權色交易、官官買賣、官官相護，以至于官位暴升暴漲，到高層貪腐無法無天，鋌而走險，喪盡人性。這方面，有大量案例和統計，本文不欲贅述。

　　與腐敗結伴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垃圾文化猖獗，正是私有化指導思想大力推進資本主義條件下，“共產黨人”從上而下嚴重存在的文山會海、秘書執政，兩面手法、電話暗示、電腦智慧、紙上談兵、短語連篇等等執政形式的不可避免的產物，打著共產黨改革的旗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名義，借著招商引資、政績工程、重大活動工程及至國防、外事活動等等良機，接受指示、收受賄賂、搭建關系，因而貪腐愈演愈烈。

　　2、泡沫經濟增長問題。中國目前已經形成了三大泡沫：一是房地產泡沫。一平米房子價格越來越貴，刺激紙幣的流通量猛增，于是通脹出來生事。房地產對于土地的“需求高漲”，必然進一步引發土地市場投機泡沫，于是產生兩方面后果：一方面，這種基于土地資源的財政制度，誘使地方政府將土地價格提升，以求得更多更好的財政收入，其中還帶來很大一塊成為灰色收入，促使干部的黑色污染。另一方面，產生通脹的壓力，又必然引起中國制造成本迅速上升，而在勞動力成本上漲和匯率方面越來越大的壓力下，又必然挫傷出口競爭力，對已經下滑的出口形成雪上加霜的不利局面。二是由政府投資而形成的財政泡沫。因為政府投資不僅產生的是擠出效應，而且普遍效率很低，從而引發稅基縮小與財政支出的增加，可能引發財政危機，特別是引發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機;三是金融泡沫。由于出口緊縮、產業緊縮和信貸緊縮，必然引起社會實體經濟的萎縮，但是，基于外匯占款發行的人民幣供給量仍在增長，以商業銀行為主體的各種金融機構為了生存必然擴張，由此造成的結果，就是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則貶值。居民為了避免這種損失，必然趨向買房。于是房價進一步膨脹，房地產泡沫再次飛揚，從而造成一種惡性循環。

　　3、三農問題與糧食問題。三農問題就是農業、農村、農民三個問題。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是中國人民的搖籃，農民是中國人民的兄弟。所以，三農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今天也是我們的立國之本。然而，大師們大刀揮砍人民公社，致使三農回到解放前，再次成為我國的一個根本問題。如拙文六論中所述，這些年來，一大批農村干部、農業工作者，冒著風險堅持集體化和農業產業化道路，做出了可歌可頌的業績，與誓死要單干的那個小崗村一些人，形成鮮明的對比。但是整體地說，目前我國的農業，由于分田單干，還是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規模小、產出低、商品率低，與現代社會化大生產、大市場、大流通以及我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農產品需求很不相稱?；谵r業的小農經營。農業經濟落后，我國城鄉仍然采取二元分治，城鄉的經濟、文化、科技水平差異很大。在這樣一種情勢下，我國的農民收入低、城鄉收入差距大，農民的整體文化素質不高，農民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等狀況令人擔憂。于是，糧食和經濟作物存在嚴重安全的隱患，也就成了至關重要的大事。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的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的白皮書，其中一個重要觀點，就是聲明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吃飯這個中國的經濟問題而垮臺，因為中國人口多，“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毛澤東首先在理論上有力駁斥了這種唯心主義歷史觀，又通過一系列革命實踐，用事實徹底粉碎了這種無恥讕言。歷史雄辯地證明，由于農業合作化的巨大進步，中國人民不僅基本解決了吃飯問題，而且使中國農村長期穩定了幾十年，一改舊中國那種動亂必從農村起的局面。然而，今日中國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將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以及農村問題再次提到了議事日程。

　　特別應該提出的是，目前，許多地方的城鎮化建設，以政府行政為主導地推動，抱著財政脫貧致富的目的，采取“攤大餅”式地擴張，巧取豪奪農村土地，把提升“GDP”和人口的“城鎮化率”當作奮斗目標，大搞“造城”運動。且不說這其中違反民主的許多操作，正在激起群眾的強烈反對，而因為制度安排上的缺陷性與利益追求的非理性，如此的造城運動，必將進一步給中國社會積累新的許多矛盾，留下難以克服的陷阱。

　　還有一些地方的農村，由大戶或企業主組織合作社，將農民“組織起來”，農民便升格為(被雇傭的)職工，以土地為抵押向銀行貸款。不難設想，這些大戶或企業主萬無一失，憑著“老子有錢”之名，得以所謂“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的發財機會，卻將一切風險扔給了農民和社會，因而埋下了難以預卜的矛盾。好一種“精明”的私有化“創新”設計，令人不寒而栗!

　　4、建筑工程與產品質量問題。建筑工程與產品質量問題，極其嚴重，更加隱性而尖銳化了。建筑工程，關乎國計民生的百年大計。在黨風日漸衰敗的情勢下，我國的建筑業完全金錢化了，從設計到施工、監工，最后驗收，已經很不守矩了，致使質量事故不斷。同時，這些劣質建筑，根據事物運行的周期率，也快到壽終正寢的時候了。駐扎在上海的麥肯錫公司董事歐高敦，每年都對中國未來一年的前景做出預測。關于2014年，他不無憂慮地在第5點中，這樣深切地說：“過去30多年，中國許多住宅和辦公樓采用劣質方法和材料來建造，大多嚴重老化。許多樓房需要徹底的翻修，其他的樓房需要推倒重建。誰將為此買單?當私人業主傾盡畢生積蓄購買了住房，現在發現它不斷貶值甚至無法賣掉，怎么辦?”還有日用品、食品、藥品，假冒偽劣泛濫，還有各種名目繁多的添加劑，以及假廣告，人們防不勝防，很難吃到放心食品、藥品了。同建筑行業一樣，源與流、產與檢、管與監，早已經通過官場腐敗而沆瀣一氣，甚至與地方保護主義結成一體兒，難解難分。應該提請注意的是，還有一般食品、藥品嚴重的產能過剩，那些到期的產品隨著假冒偽劣的強風，因為利欲熏心，而一起加到老百姓的身上，有誰能說得清楚?

　　5、生態與環境問題。筆者在《斬斷惡性三環怪圈，刻不容緩》即一論必須叫停私有化改革一文中曾經論述過，我國生態環境問題由來已久，而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隨著私有化地推進，致使我國生態與環境遭受了嚴重的破壞，而每況愈下，形成了最近以來生態與環境問題的急劇增多和集中爆發。由于我國生態與環境科技相對落后，加上“歷史欠賬”太多，使得生態與環境的總體狀況并未根本改變，處于 局部改善而整體惡化的發展態勢。值得強調指出的是，在私有化的條件下，私人資本，特別是非法私人企業主的趨利準則，一方面無孔不入、無惡不作，制造新的污染、破壞;另一方面又把生態環境等難題扔給“公共”社會、扔給政府。同時，我國生態與環境正面臨社會、經濟發展的壓力和挑戰，主要是大中城市向著大都市無限加大，加上前述城鎮化的盲目擴張，以及舊工業的排污改造、新的重機制造、煤炭、石油開發、生化技術產業以及制藥工業化、軍工業強化等因素，進一步增加城鄉生態與環境保護壓力，我國城鄉面臨新一輪環境污染，還有全球大氣候、大環境的惡變，也為我國生態與環境的惡化火上澆油，自然災害與次生災害頻發，此起彼伏，推波效應，對經濟、社會帶來嚴重破壞。

　　6、財政赤字與債務問題。關于財政赤字與債務問題，究竟有沒有底線，底線是多少，國際經濟學界并未形成共識。所謂國際標準其實就是歐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提出的財政赤字率3%和債務率60%的約見，業經實踐證明，有一定道理，這對我們考察中國問題具有參考意義。所謂赤字率表示的是一定時期內財政赤字額與同期國民生產總值之間的比例關系。計算公式是：赤字率=(政府開支-政府收入)/GDP×100%。負債率表示的是政府債務與國民生產總值之間的比例關系，計算公式是：負債率=政府借債金額/GDP×100%。

　　眾所周知，我國的統計水分很大，產生的根源就是長官的政治意志。國外經濟界對國家公布的數據表示懷疑，認為缺乏嚴謹的邏輯關系，公布的數據與其歷史、及其國際經驗難以貫連;國內民眾對國家公布的數據感到困惑，有一種“被富裕”“被就業”“工資被增長”“物價被降低”的感覺，公布的數據與人們的親身感受相差甚遠。用北京大學黃益平教授的話說，我國經濟統計體系的問題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1)關鍵的數據不準確。比如GDP到底增長了多少?誰也說不準。(2)重要的數據不統計。比如環比數據更準確地反映近期經濟的走勢，對投資者和政府的決策都非常重要，但統計局就是不報告。(3)報告的數據沒有用。比如說城鎮登記的失業率，這個數據根本不反映勞動力市場的真實情況，卻常年統計，樂此不疲。有人說用英國前首相撒切爾的話 “謊言、糟糕透頂的謊言和統計數據”，來比喻中國目前的統計數據與實際經濟脫節的程度，可能是比較貼切的。關于中國財政赤字與負債問題也是如此，

　　然而，即便這樣，我國統計部門和一些善于捕捉新聞的記者，還是透露了一些玄機。財政赤字和負債率，是一個基因而競相生長的一對孿生姐妹;又是顯示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狀況的最真實的花卉;還是引發經濟危機、社會危機而難以阻擋的縱火犯。近些年來我國的財政赤字和負債率一再膨脹，已經形成經濟社會發展的嚴重威脅，這可能是“精英”們最感頭痛的問題。因為這是直接關系目前和今后中國過日子的根本問題。君不見，中國“繁榮的”經濟，在一到漲級提薪之時，捉襟見肘，拿不出錢來，長期拖欠，或偶然遇到災情，即向老百姓發出捐贈號召，并且在電視上看到落后的村屯、衣衫襤褸的農民和破敗不堪的校舍。《中國經營報》報道說，根據《對湖北省武漢市本級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調查與思考》報告，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漢債務余額達2037.05億元，負債率相當于國際通行標準的1.36倍，政府兩年內每天需償債1億元。這種債臺高筑的現象，豈止武漢一家。

　　中國社科院劉煜輝發文說：到2009年-2013年三季度間，中國經濟的債務率上升了近75個百分點，截至2013年三季度中國的非金融部門債務達到了GDP的2.03倍。從2012年下半年開始至2013年9月的15個月時間內，中國非金融部門債務率上升了32個點，社會融資總量的增速一直顯著超過名義GDP增速，特別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激增和影子銀行的信用膨脹尤為突出。于是，出現了以下亂象：一是流動性錯配累積。從非金融部門資產負債表看，負債端的久期明顯變短，而資產端的久期卻明顯變長，大量資金流向基建等地方政府項目，形成資金的沉淀，資產周轉率大幅下降;從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看，由于外匯占款的萎縮和產業部門回報率的下降，銀行體系低成本負債資源趨于枯竭，致使更短的、不穩定的、高成本的負債(同業+理財)去支持其信用資產擴張，進一步累積了信用系統的脆弱性，從而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二是融資成本與資本回報率的背離。資金需求非常旺盛，而資本回報率明顯衰退。2012年中國已經降低到2.7%的新低水平，即從1993年的15.67%的高水平持續下降，而國民生產總值中資本的收入份額隨著資本回報率下降而下降。這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資造成的，因而出現了投資增長與收入增長的背離。

　　克服財政危機的根本辦法，是發展經濟，擴大就業，開辟國民收入，同時節制一切違法和不合理開支，并提升財政管理水平和藝術。是一個系統工程。單言金融方式的財政救濟，只能是揚湯止沸，從來是一時之計。

　　然而，目前的中國，一是嚴重的盲目發展，重復建設，盲目地攀比擴張，無原則地放低市場準入門檻，向外國商品釋放中國市場，致使業已出現的“產能過剩”更加嚴重，缺乏競爭力的中小企業可能相繼破產，出口相對萎縮的局面將進一步加劇。二是龐大的官僚集團、大手大腳的行政支出、慷慨的對外援助、維穩的超高付費，以及必須大大強化的國防建設，還要給老百姓兌現“分享改革的巨大成果”的壓力。三是生態環境的破壞以及世界大氣候、大環境的惡化，還有全球政治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歷史趨勢，給中國不能動搖的的“鄧凡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生存空間帶來嚴重的不利，加上一意私有化改革的思想路線，還將使中國的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財政的困頓，還會進一步上高。目前，慌不擇路的種種舉動便是由此而來。

　　7、教育問題。在私有化的旗幟下，教育已經完全市場化，充滿銅臭味，出現了嚴重的危機。本文僅舉三例：

　　一是通過批“極左”和片面的教育產業市場化理解，根本改變了我國教育的指導方針，扭曲了社會主義國家教育的根本宗旨、根本任務和根本職能，失缺了教育的正確方向和社會責任，造成了一個脫離無產階級政治、脫離社會實踐的教育體系，不僅打造了一個嚴重存在的倒金字塔及其失控的結構，而且通過追求“精英”教育，強力推行智育第一、分數掛帥，使我國的教育體系，出現了向錢看的悲劇。在這種教育方針、路線之下，德育、體育失控，并嚴重與無產階級政治對立、嚴重脫離社會生產勞動和其他社會實踐。經過高等教育畢業的學生，特別是文科學生，許多人從學校到學校，從書本到書本，缺乏起碼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知識和理論，缺乏世界歷史和世界革命史、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史的一般知識，缺乏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唯物辯證法思想，鄙視體力勞動，又對工農勞動人民和一般工農業生產實踐活動毫不了解，在工作崗位上，不能運用正確的的理論與知識，缺乏正念思維、科學思維、創新思維訓練。為人自私，看問題主觀主義，形而上學，極端片面。不愿意付出，而想不勞而獲，或小勞大獲。最近有關部門人士指出，我們新畢業的外交官，由于脫離歷史、脫離實際的教育，只有響當當的外語能力，而在我國的外交事務中，犯直觀、表面性錯誤，不能持正確的歷史的辯證的立場和觀點，就是一個明例。

　　二是中小學生負擔過重，毫無減輕的跡象;普遍存在體育鍛煉不足，身體素質差極差，后果非常嚴重。據新華社報道;“近年來，我國中小學生心理疾患發病率呈直線上升趨勢。35%的中小學生有心理異常表現，其中5.3%的中小學生存在抑郁癥、恐怖癥、強迫癥等心理疾病”，國內近年眾多調查發現;“存在明顯心理問題學生，小學占10%，初中占15%，高中占20%。”衛生宣傳廣告說，以抑郁癥為例，抑郁癥有明顯“三高三低”的臨床特征：即高患病率/高死亡率/高復發率,低知曉率/低診治率/低治愈率。關于學生自殺事件，國內已有數起報道。還有眼病，根據國家7—22歲漢族學生的健康評價參考標準，南方某中等城市監測結果表明，學生視力不良率為57.84%、近視率為56.19%，其中小學生視力不良率為36.52%、近視率為34.17%，中學生視力不良率為79.73%、近視率為78.82%。學生營養狀況，也并不樂觀。學生營養不良率為24.84%，其中小學生營養不良率為13.56%，中學生營養不良率為34.89%。學生肥胖率為10.16%，其中小學生肥胖率為13.90%，中學生肥胖率為6.77%。營養不良、肥胖、超重三項合計，在中小學生中占40%以上。在這個基礎上，我們的許多大學生，手無縛雞之力，跑幾步就頭暈，甚至參加升旗儀式也難以支持。

　　三是師范教育嚴重偏失。我國的師范教育，特別是高師教育，從指導思想、辦學理念到校長、教師選配，再到招生、知識技能謀劃、以及學制、學科、實習設計，長期來缺乏高屋建瓴的系統設計，以及由此產生的正念思維、科學思維、創新思維教育缺失，因而在這種情況下，教育出來的我們的中小學教師群中，便缺乏應有的教育理性思維良知的共識與行業道德準則輿論的思想基礎，在金錢掛帥、物欲橫行的社會環境下，讓金錢遮住了眾多領導人和教師理性的心智，未能洞察其病害的嚴重及其后果，在學校不能形成科學教育輿論，認真研究知識結構、技能訓練，教與學的規律和方法，反而挖空心思，金錢第一，搞題海戰術，開展所謂奧教，大辦補習，擠占學生時間，以至于摧殘學生身心健康，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競相攀比，花樣翻新，推波逐流。因而，教師群體不具備造成社會理性思維共識，而我們的教育行政部門的不少領導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不分清濁，談何教育的正念思維、科學思維、創新思維意識，更不能借勢媒體大造科學教育輿論，把這些毛病及早地撲滅在萌芽之中，卻在封資修教育思想的推動下而愈演愈烈。以至于教師犯罪，有上升而無減。何談愛國主義、社會主義。

　　8、民生的教育、就業、住房、安全問題。我國的教育、就業(失業)、住房、安全與社會問題的關聯，領導高層停留在口頭上和一時的心血來潮的注意，反映在統計上的遮遮掩掩。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數據顯示，2008年底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根據是有886萬城鎮居民登記領取了失業保險，既沒有計算實際上有多少人沒工作，也不包括民工。其后，政府曾分派官員到全國各地調查。其統計結果各不相同，但農業部的一項調查最受關注。該調查給出的失業民工人數為2,000萬，而2008年初的外出打工者總計為1.3億左右。2009年國家統計局公布了對6.8萬個農村住戶進行的最新調查的結果。調查結果是，現有的外出民工數量增加至1.4億人，其中大約2,300萬人仍在城市或家鄉尋找新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08年年中曾采用過這個方法，對7,000人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9.4%的城鎮調查樣本被視為“經濟活動人口”，但卻沒有工作，事實上處于失業狀態，卻變成一個“經濟活動人口”，忽悠社會輿論。如果這份調查有代表性，真實的失業率高出官方公布的數據一倍以上。據報導，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曾湘泉教授說，國家統計局最初的打算是用調查法來估算失業人數，結果過去三年的失業率突破了20%。時間過去了6年，情況如何?仍然是一個問號。

　　私有化改革以來，工農大眾與城鄉一般知識分子因為改革以各種名義而失業，特別是90年代那次下崗潮，時下有4千萬和5千萬之說，到底有多少人，誰也說不清楚。他們的子女面臨上學、就業、住房的極大困難，加上至少一億以上的貧困人口，還有新畢業的大學生不能如期找到工作，與來城市找工作的農民工，匯合成巨大的中國產業后備軍，數以百萬計的青年徘徊在人生最壯麗的年代，靠“啃老”或臨時打工，過著艱難的生活，其中許多人不思正路，又反過來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敗壞了民風、民俗，難以啟齒。

　　9、精神污染與垃圾文化問題。私有化改革以來，隨著“精英”們鼓吹學西方，向資本主義看齊，我們的精英們上任前到美國參拜，于是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文化，在資本、技術引進的盛舉同時，也堂而皇之地一起大步流星地進入中國，并很快取代了社會主義文化的主導地位，中國上上下下形成了追逐西方文化的熱潮。人們看到，西方文化首先通過以個性、自由、愛情為標志的的性文化出面，而后打著否定文革、批樣板戲，吹捧中國傳統文化的旗幟，促使中國文化界急速分化，于是，革命文化繼公有經濟的下勢，由于革命文化戰士遭受嘲笑、打擊，也跟著被逐漸逐出了歷史的舞臺。而后在“春晚”推出×××之后，中國文化便向著媚洋、媚資、媚修、媚俗、取向低級趣味方向快跑，音樂界、戲劇界、相聲界、小品等等，健康活潑、具有中國作風和氣派，反映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人物的文化很難進入正堂。中國電視許多平臺，竟然成為名星、名流、名角、名腕們自耍的場所，根本無視觀眾感受，加上電視廣告的“模范作用”，因而基層出現了難以容忍的以色文化為基本形式的垃圾文化泛濫。人們很難看到具有文化深蘊內涵和高度藝術形式相結合的“正能量”文藝作品。與這同時，大街上亂七八糟的匾額、廣告、霓虹燈以及震耳欲聾的噪音，人們的耳目，無時不受到污染。

　　10、道德與民俗、民風問題。共產黨人丟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丟棄共產主義信仰，取向私有化，官場的政治腐敗，精神污染與文化垃圾的擴散，封建迷信抬頭，各種宗教活動盛行，誠信走失，禮義廉恥受辱，拜金主義，貪圖享受，黃賭毒猖獗，可以說，一切腐朽文化沉渣翻飛，一起撲向中國社會，必然敗壞道德與民俗、民風。陷于篇幅，毋庸贅述。

　　11、社會治安問題。社會群體事件此起彼落。兇殺、惡性暴力事件越來越頻繁，由城市進到農村，由游民發展到工農，由文盲升至知識分子，由社會進到機關、學校、幼兒園，由居民間不滿發展同政府、警察對抗，借“瘋”借酒向社會泄私憤，等等惡行彌漫。1979——2003年，萬人刑事案件由5.5增至34.1件，增加了6倍，平均年增長率7%以上。其后，有好轉嗎?僅今年上半年，各種惡性案件屢屢見諸媒體，本文無需羅列。

　　12、法制與人民民主問題。人們心知肚明，不必浪費文字。

　　私有化使國內各種矛盾的性質發生質的轉變

　　隨著中國社會的私有化“轉型”。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其性質也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們在前面引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這樣明確宣示世界：”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曾經再清楚不過地說：“在我們的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 又說：“為了正確地認識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的矛盾，應該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敵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拿我國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這就是說，對照憲法和毛澤東這個講話精神，今日中國的陣線已經十分清晰。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一層層分析了中國私有化改開以來，向著資本主義道路迅袍，致使中國出現了兩極分化，形成了資本與勞動的尖銳對立，私有化精英們口頭上講為人民服務，實際上為資本主義服務，導致貪腐極其嚴重，已經進入高層并集團化、公開化，中國資產階級新生代快速形成，官僚資產階級控制了今日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文教以及輿論的各個方面，社會主義的中國業已成為資產階級的天下，深層次的社會問題繼續惡化，積重難返，社會處在動亂的邊緣。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由此可以看出，按照憲法規定，“精英”們，是“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組織或個人”之屬；按照毛澤東根據憲法所作的報告，私有化精英們，在“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之列。

　　早在建國前，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明確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因為這樣，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在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須強化。對內的節制資本和對外的統制貿易，是這個國家在經濟斗爭中的兩個基本政策。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將要犯絕大的錯誤。”

　　中國人民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任務，繼之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一個初步工業化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屹立在世界東方。然而，過了三十余年，中國的現狀又回到解放前，中國人民面臨著重建社會主義的任務。歷史邏輯和辯證法是這樣分明。毛澤東關于中國社會矛盾的分析及其基本對策的提出，是多么英明而具有現實意義。

　　今日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不穩，不是偶然的，也怪不得別人，用D大人的話來說，改革改出了一個資產階級，走上了邪路。歷史巨人，總是按照其規律前進，將一切唯心主義、機會主義踩在它的腳下。事實明晃晃、確鑿鑿地告誡世人：把中國搞到今天這步田地，主要的不是外國帝國主義分子，主要的也不是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和資產階級，而是黨內一伙西化精英。他們是黨內的資產階級。是他們用私有化取代社會主義的惡果!因此，中國社會各種矛盾，不再是一般人民內部矛盾，而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客觀反映，是堅持私有化不可克服的對抗性矛盾。

　　不過，物極必反。事情總是有始有終。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走向勝利，這個歷史的總趨勢，在中國也是改變不了的。前途光明，道路曲折。俗話說，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皆報。

　　詩曰：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

　　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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