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北大學者為何敢揭貧富懸殊真相

　　7月25日，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該報告在國際前沿的研究視角下，對當今中國社會熱點問題展開研究與探討。報告的內容包括中國家庭的財產、消費模式、醫療開銷與負擔、家庭經營與自雇、住房、主觀幸福感六項子議題。該書對這些議題的探討為理解當今中國社會打開了窗口，客觀地展現了無數家庭與個人在中國社會經濟變遷浪潮中的得與失，折射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1%家庭占有中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

　　報告指出，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國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我國家庭凈財產的基尼系數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明顯高于收入不平等。城鄉差異和區域差異等結構性因素是造成中國財產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家庭層次的財產不平等及其變化有兩個特征：一、有家庭成員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財產水平明顯高于在體制外工作的家庭，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財產的增長幅度也明顯高于體制外家庭，這將導致體制內外家庭的財產差距進一步擴大。二、中等收入家庭財產增長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財產增長幅度相對較小。

　　中國家庭消費模式呈現出兩極分化

　　根據報告，中國家庭消費模式可以分為五種類型：貧病型、螞蟻型、蝸牛型、穩妥型和享樂型。其中，貧病型家庭的消費水平和消費品的擁有比例均最低(貧)，但其醫療支出的相對比重卻很高(病)，這類家庭帶有貧病交加的特征。螞蟻型家庭的各項消費水平和消費品的擁有比例都比較低，這類家庭主要以低水平消費為特征，就像辛苦積累的螞蟻。蝸牛型是負擔沉重的一類家庭，他們的總消費不低，但并不體現在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費上，也不太進行汽車、文娛和奢侈品的消費，而是把很大的一部分開支用于房租房貸、教育、醫療方面，而住房、教育和醫療負擔就像蝸牛的軀殼限制了這些家庭提高他們在其他方面(尤其是享受性)的消費。穩妥型是中等消費的家庭，這些家庭的支出水平總體居中，但在消費品的擁有上高于平均水平，醫療和住房的支出比例略低于平均水平，有一定的教育、文娛的消費。享樂型家庭是享受著相對高品質的、健康的物質生活的一族，這類家庭有車有房的比例都很高，其各項消費品的擁有比例以及各項消費水平均很高，尤其是在教育和文娛支出水平上明顯高于其他類型家庭，但其醫療支出的比重卻較低。

　　報告分析，從全國分布來看，中國家庭消費模式呈現出兩極分化：一方面是不消費、抑制消費的家庭(如螞蟻型)或者醫療、教育、住房負擔沉重的家庭(如蝸牛型、貧病型)占大多數。另一方面，已有少部分家庭已經享受著豐富的物質生活(如享樂型)。城鄉消費模式差異大，農村貧病型家庭較多，穩妥型和享樂型家庭較少。相比之下，城鎮貧病型家庭較少，其享樂型、穩妥型家庭明顯多于農村。

　　房產是中國城鎮家庭財產最重要組成部分

　　報告指出，房產是我國城鎮家庭財產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占城鎮家庭財產比例的中位數在80%左右，這與近年來房價快速上漲密切相關;在農村，房產占家庭財產比例的中位數在60%左右，低于城鎮家庭，主要原因是農村住房以自建自住為主，土地成本很低，房產價格較低。在宏觀層次上，人均GDP越高、經濟越發達的地區，房產占家庭財產的比例越高。在家庭層次上，收入越高的家庭，房產占家庭財產比例的中位數越高;家庭總資產越多的家庭，房產占家庭財產比例的中位數也越高。如果以房價收入比來衡量購房壓力，與農村相比，我國城鎮家庭房價收入比相對較高，住房負擔較重。在城鎮家庭中，家庭主事者為商業、服務業人員的家庭房價收入比最高，而處于職業和收入地位較高位置的專業技術人員和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業/事業單位負責人，其家庭房價收入比相對較低，住房負擔相對較小。此外，存在住房困難的城鎮家庭其房價收入比顯著地高于不存在住房困難的城鎮家庭。

　　家庭醫療保健支出高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

　　根據報告，我國家庭醫療保健支出占家庭消費支出的比重為11%，高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醫療保健支出比重。相比2010年，2012年的家庭醫療支出絕對值升高，但醫療負擔(即醫療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例)卻有所減輕。經濟發展水平與醫療支出有密切關系。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家庭人均醫療支出越高，意味著這些地區的居民醫療消費能力更強、投入更多;但同時，這些省份的家庭醫療支出占消費支出比重卻較低，說明這些地區醫療負擔相對較輕。城鄉家庭的醫療支出與負擔差異較大。城鎮家庭在人均醫療支出、住院費用上均高于農村家庭，但在家庭醫療支出比重、災難性醫療支出發生率、住院自付費用、住院自付比例上均低于農村家庭。

　　報告分析，從家庭特征上看，與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的醫療支出比重、災難性醫療支出發生率、住院自付比例更低;老年人家庭的家庭人均醫療支出最高，其醫療支出占消費支出的比重也最高，這意味著老年人家庭面臨著更大的醫療負擔。醫療負擔影響家庭的生活水平。醫療支出比重越高，家庭陷入貧困的可能性越高。醫療負擔對低收入家庭的打擊尤其嚴重，與家中無人住院的情況相比，家中有人住院會使低收入家庭醫療支出發生率的上升更為明顯，由此增加其致貧的可能性。

　　家庭資產對個人生活滿意度影響顯著

　　報告指出，中國居民總體生活滿意度呈中等偏上，主觀本地社會地位呈中等偏下。家庭資產(如住房及汽車的擁有)對個人生活滿意度和主觀社會地位影響顯著;獨立于家庭資產之外，個人收入水平也影響著生活滿意度和主觀社會地位，且主觀收入水平比客觀收入水平更重要：無論客觀上富有與否，對個人收入地位主觀評價更高的人(即主觀上認為自己富有的人)其生活滿意度越高、個人社會地位的評價也越高。高收入人群的評價標準較高，這可能部分導致對其主觀收入的總體評價水平偏低，并且與他們的實際客觀收入相關性不高。除個人收入外，家庭相對收入高的人群其生活滿意度及主觀社會地位較高，且家庭收入對女性的影響力要大于對男性的影響力。

　　據該報告的第一作者、北京大學千人計劃學者謝宇教授介紹，綜合來看，《中國民生發展報告 2014》展現了一個持續發展的中國——伴隨著經濟改革，中國家庭的財富在迅速積累，中國家庭的消費水平、結構和質量的變化日新月異，家庭經營與自雇方興未艾。與此同時，它也展現了一個不平等的中國——城鎮與農村、不同區域在房產、消費模式、醫療資源投入上的差異仍非常顯著。體制內與體制外家庭在財富水平、財富的增長幅度、消費模式上也存在明顯的不平等。但是，它還展現了一個逐漸改善和調整的中國——住房困難、醫療負擔問題在逐漸改善。

　　謝宇介紹，財富不平等及其相關的經濟不平等已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它是許多社會矛盾的根源，而且財富不平等具有自我強化的作用，即可能出現“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的惡性循環。因此，學術界有必要關注和深入研究財富不平等問題。

　　北京大學千人計劃學者謝宇教授的這份重磅報告，為深陷污名的北大多少掙回了一些顏面，學者敢于揭開貧富懸殊的真相，也是希望政府重視貧富問題，從制度上著手解決貧富問題，使中國社會不至于出現大的動蕩或失控。

　　中國經濟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現在成為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不是之一)，這個結果難免讓人沮喪。貧富懸殊一直刺痛著公眾的敏感神經，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2010年所做的調研報告顯示：中國收入最高的1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聯合國計劃開發署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占人口總數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則高達50%。由此可以計算出，中國20%的最高收入群體的平均收入和20%最低收入群體的平均收入之比值是10.7。同樣的數據，在美國是8.4，印度是4.9，俄羅斯是4.5，而日本，只有3.4。這意味著，中國現在已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

　　初次分配中，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 D P的比重由1992年的54.6%下降到2011年的47%左右，明顯低于世界平均50%-55%的水平，而美國該項指標早在19世紀就達到了50%。城鄉差距，2005年中國是3.22倍，2009年就擴大到3.36倍，絕對差距首次超過一萬元。目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處于歷史最高水平。東部與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也沒有扭轉跡象，仍在持續擴大中。

　　從2002年到2012年中國的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0%以上，而國民收入年均僅增長13%。在同一時期，美國的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86%，美國國民收入年均增長3.95%;韓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6.6%，而國民收入年均增長6.4%。西南財經大學2011年取樣8,000戶家庭做的一項社會調查結果顯示，中國10%的家庭控制了整個中國86.7%的財富。而從金字塔頂到塔底，其間的貧富差距就不言而喻了。

　　貧富懸殊必然導致尖銳的社會矛盾，特別是貧富懸殊逼近社會容忍底線之后。一個國家的基尼系數是判斷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標，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大于這一數值容易出現社會動蕩。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上世紀60年代，中國基尼系數為0.17到0.18，上世紀80年代為0.21到0.27，從2000年開始，中國基尼系數就越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上升。

　　國家統計局給出的官方數據是：2003年0.479、2006年0.487、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2年0.474。而實際上基尼系數遠遠高過上述指標，在少數人財富呈爆炸性增長的同時，中國仍有至少1.28億人生活在國家貧困線以下，所謂國家貧困線的定義為年收入2,300元人民幣。

　　中國貧富懸殊越來越大，導致社會兩極分化現象越來越嚴重，因而社會矛盾與風險日益突出，群體性事件在各地頻頻爆發，“新三座大山”令收入低下的社會底層民眾感到極大的生存壓力，積聚的民怨越來越威脅著社會穩定。而維穩經費飆高被外界解讀為中國最大的威脅不是國外，而是國內，尖銳的社會矛盾并沒有隨著維穩經費飆高得到有效化解。

　　近年來，除了土地、資源、資本制造富豪外，眾所周知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更使得中國富豪人數龐雜社會財富底數更加模糊混亂。凡是熟稔政府公共投資的都很清楚，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包括各類形象工程，其腐敗尋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自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政府主導的4萬億投資項目和各級政府以及銀行配套的20多萬億投資中，至少有5萬多億通過不同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貪官以及各類代理人的私囊之中。

　　中國無論是公開的富豪還是隱形富豪，在擁有巨額財富的同時，并沒有盡到相應的納稅義務，沒有為這個國家創造更多的稅收，以至于中國的富豪人數在短短數十年里，便超越了美國。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富豪迅速崛起的中國，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針對富人的稅收體系，因此導致中國的稅收制度出現了“劫貧濟富”的亂象。

　　貧富懸殊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也是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無法逾越的一道鴻溝。一般情況下貧富懸殊并不可怕，只有當貧富懸殊巨大，特別是造成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是來自體制或政策不公，或者是腐敗大行其道時，貧富懸殊才會變得復雜并且伴隨著危險。

　　中國是一個擁有5000多年悠久歷史的國家，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過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每一次的政權變更和社會動蕩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都是貧富懸殊而引發的社會內亂和抗爭。中國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統退位，史家公認的“五大盛世”加起來不足300年，而見諸史料記載的戰爭就有3800余次。從歷史的角度看，一個多民族的大國，必須慎重處理國民收入分配機制，不能任憑貧富懸殊無限擴大。中國社會的和諧穩定，也完全取決于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如果中國的發展只是讓極少數人富起來，絕大多數人長期只能維持溫飽抑或艱難度日，中國將會很快陷入一種惡性循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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