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隨中國社會科學院一課題組赴歐洲考察歐債危機及其影響，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等地進行了訪問、座談，并特別關注下層人民的生活狀態。客觀地說，歐洲的確想早日擺脫危機，也積極應對，但歐洲的老百姓似乎并不太著急，不緊不慢，或上街游行一圈，或找個平臺罵罵政府，真正的解決良方在無奈的情緒中始終難尋。這也讓我深刻感受到：歐債危機不僅僅是一場經濟危機，更是一場精神危機，一場文化危機。歐債危機源于2006年開始在美國蔓延的美國次貸危機。2009年底，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惠譽、標準普爾、穆迪)相繼下調希臘主權信用評級。緊接著，愛爾蘭、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相繼陷入主權信用危機。2012年，德國和法國兩個歐元區的核心國也受到影響。至此，主權債務危機席卷歐洲。

　　表面上看，歐債危機是一場經濟方面的危機。2009年以來，歐元對美元的匯率一直處于低位，直接重創了歐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歐元區經濟萎縮、指數低迷。德國2012年將經濟增長預期下調至0.5%—1%，并警告稱，如果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嚴重惡化，不排除其經濟進入“明顯疲軟”的可能性。目前，歐債危機還在繼續惡化。如意大利有2萬億外債，失業率接近40%，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一帶甚至高達50%。意大利以中小企業為主，大約占80—90%，由于資金鏈斷裂，許多中小企業舉步維艱。

　　深層上看，歐債危機更是一場精神危機。無需諱言，資本主義精神在大工業時代的確起到積極向上、開拓奮進的作用。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資本主義大工業“創造了交通工具和現代化的世界市場，……它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國的孤立狀態”。馬克斯·韋伯也認為，新教倫理下的資本主義精神曾經給資本主義社會帶來意氣風發、精神抖擻的發展。他說：“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

　　但是，隨著物質財富的積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資本主義社會開始慢慢喪失最初的奮斗動力，轉而追求生活的安逸和閑適。當然，適度追求生活質量無可厚非，但過度或片面的貪圖享受和快樂，會給社會帶來慵懶、不思進取的氣氛。不可否認，當下歐洲就彌漫著一股懶散、享樂、緩慢、停滯之氣，許多商店在中午或節假日閉門休息，問其原因，因為要午休或休閑，完全是以經商者個人為中心的。

　　要看到，這次歐債危機沉重地打擊了歐洲的信心和尊嚴，以及他們的榮耀和體面。他們自詡的治安、秩序和貴族氣息，都蕩然無存。我們曾在羅馬被搶過，還遇到過意大利全國罷工，經歷了燒汽車、與警察沖突的騷亂事件。歐債危機下的歐洲，人民憂心忡忡，令人擔憂。如果說，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曾經為資本主義社會注入過活力，那么，當下是不是要說，資本主義精神開始在歐洲大陸衰落了呢?

　　歐債危機，既讓歐洲民眾喪失了財富，也讓民眾動搖了信心。2009年底以來，歐元對美元的匯率一直處于低位，其作為世界第二大貨幣的地位受到嚴重沖擊，瑞士信貸銀行甚至發布研究報告指出：“歐元已經到了最后的緊要關頭。”學者馬丁·菲爾茲丁2010年7月在《金融時代》上撰文說：“雖然債務危機不會使歐元垮臺，但的確可能使歐洲經濟復蘇夭折，使歐洲經濟再次下滑。”標準普爾指數在創出2012年以來的最大跌幅時，全球排名前20的富豪在那一周的財富水平共計縮水91億美元。既然富豪都是如此，普通民眾更是收入下滑。

　　歐債危機，既造成了社會動蕩，也造成了心靈動蕩。危機拉大和加劇了社會階層的貧富分化，歐美自詡的橄欖型社會也慢慢解體。由于歐債危機導致大量中小企業破產，廣大民眾購買力下降，造成中等收入階層的縮小甚至瓦解，中等收入階層有可能大量淪入貧困行列，必然加劇兩極分化。當各國主權債務沖破底線和極限時，有可能導致大規模的游行、示威，直至社會動蕩或者動亂。歐債危機以來，歐洲各國大罷工、大游行示威此起彼伏。2010年9月,歐洲工會組織在布魯塞爾舉行大規模示威游行,反對增加稅收和削減公共開支的經濟緊縮措施,要求優先保障勞動者的工作崗位,減少失業率。包括西班牙、愛爾蘭、希臘、意大利、法國等原本經濟社會形勢比較穩定的資本主義心臟地區，也都同時爆發大規模的示威游行。社會動蕩必然導致民眾的心靈動蕩。我們在街頭隨訪時，許多民眾都表達了焦慮不安、傷心心碎的負面情緒，并且對政府的調控能力信心不足。在歐洲，一方面感覺死氣沉沉，另一方面又感到危機四伏。若心靈動蕩，信心不足，那么，歐洲的未來會在哪里?

　　歐債危機，既是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方式失靈，也是資本主義文明范式失靈。德國著名學者帕特森在第三屆世界社會主義論壇上說，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賭場資本主義，歐債危機就是缺乏監管的自由資本主義的末日。他還非常嚴正地提出：“當今歐洲出臺的經濟政策不足以對抗經濟危機，有些政策甚至加重危機，使經濟系統更加脆弱。如果減少相關的公共消費，急令停發國債將直接加劇經濟蕭條。資本市場上更嚴格的控制也許會限制投機，但同樣也會阻礙資本在市場中的流動。”這些話無疑表明，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進入死胡同，無力騰挪，左右不是。

　　再具體地觀察，經濟增長方式失靈的背后，是資本主義價值范式出了問題，資本主義價值觀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次尚未見底的歐債危機卻暴露了資本主義無法根治的價值缺陷，那就是資本主義貪婪攫取的本性，必然使資本家在瘋狂追逐利潤時忘卻宗教的教義和約束，從而在價值取向上走向崩潰。

　　上帝讓他滅亡，必先讓他瘋狂。帕特森說：“資本主義墮落主要根源于封建制的家庭傳統——名義上要把他們的財產留給后代，因此，每一代得到的遺產都比自己工作賺來的要多。進而財產和收入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家庭。而財產和收入的集中與資本主義最初的基本原則相矛盾。”在當下的資本主義成熟時期，民眾已經習慣于高收入、高消費、高福利，但社會福利和市場經濟活力一直是資本主義很難平衡的兩難問題，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市場活力越強，對人的異化也就越強。再者，現代科技和生產力仍然不足以支撐一個高福利而又缺乏活力的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歐洲本來希望通過那種“短工作時間、高社會福利”的途徑來解決人的異化問題，但資本主義的價值追求和價值取向必然導致人和社會的價值錯亂和價值混淆，最終在資本主義的文明追尋征途中南轅北轍，并導致資本主義文明范式和價值范式的失效甚至崩塌。

　　哈貝馬斯把當代資本主義稱為“晚期資本主義”，他在其名著《合法性危機》中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由國家干預來補充和部分代替市場機制意味著自由資本主義的壽終正寢。但是，無論商品占有者的私人自發貿易怎樣受到行政措施的限制，只要整個社會在總體上是以一種無計劃自發的方式發展，那么，就談不上從政治角度有計劃地分配匱乏的資源。”他還認為，晚期資本主義之所以出現危機，其中一個原因是動因危機，也就是說，社會的統治喪失了思想文化基礎，“公民私利主義”和“家庭—就業私利主義”出現危機。通俗而言，就是普通群眾不問政治，只顧自家，明哲保身，貪圖安逸，同時又力圖通過激烈競爭謀取好工作或好職位，保持舒適安逸的工作崗位和家庭生活。但這兩種動因產生的文化傳統土壤已被晚期資本主義所摧毀，其他動因還未產生，致使社會的思想維護出現空白，導致問題四伏，資本主義便出現合法性危機。

　　歐債危機呈現的精神危機，帶給我們諸多啟示：一要重視社會的思想文化基礎建設;二要避免社會出現單向度和過度的“公民私利主義”和“家庭—就業私利主義”;三要在逐利的物質世界里構建高尚的核心價值和最低的道德底線，使整個社會高有追求、低有約束;四要重視科學技術的創新和發展;五要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社會充滿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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