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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彪:西方“影子政府”和“世界內幕”--《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連載(之四)

鄭彪 · 2014-07-24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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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變局與 中國前沿》(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年版)

  第一章 世界濟政治格局演變分析

  三、西方“影子政府”和“世界內幕”

  隨著20世紀以來西方文化總體上的持續衰落、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曲折中走向崩解和世界格局相應的復雜的演進,當代人類危機和全球各種地緣政治矛盾特別是東西方的地緣政治矛盾更加深化、激化,一個非常突出的表現是長期以來西方“影子政府”秘密影響、操控世界進程的政治內幕在國際上被日益廣泛深刻地揭露。近年來這方面涌現出一大批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著作,僅出版的中譯本就有威廉·恩道爾的《霸權背后》、《金融海嘯》等、廖子光先生的《金融戰爭》、邁克爾·赫德森的《金融帝國》、丹尼爾·伊斯圖林的《彼德伯格俱樂部》等等,至于我國學者的著作,最重要的一本書則是2011年出版的由著名學者何新編著的《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本書披露的資料和觀點對當前處在關鍵時刻的中國發展和改革正在產生并將繼續產生重大的影響,其在國內公開出版本身就對思想界、學術界和意識形態領域具有某種重要意義。

  該書不僅披露了國際政治領域大量鮮為人知的重要資料信息,也不僅反映何新個人的觀點,而且包含了國家權威智庫機構的研究成果。署名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前方、東源的文章指出:“‘影子政府’是指洛克菲類家族、高盛財團、共濟會、骷髏會和對外關系委員會等能夠對美英等西方國家決策施加重大影響的大金融財團、秘密社團等有組織的幕后勢力。”(31)(《西方的“影子政府”以及相關資料》,何新:《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頁)大量資料披露,而且國際上“不少歷史學家認為,共濟會是世界政治幕后的隱身組織。從法國革命、美國獨立,到俄羅斯革命(指1917年二月革命——引者)、以色列復國等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由共濟會促成的”,“縱觀17世紀以來的整個世界近現代政治經濟史,幾乎無處不可以看到共濟會員們的身影”,“對共濟會政治活動的揭秘性研究,將導致近現代世界歷史的改寫!”(32)(轉引自上書,第50頁)據公開的資料,可以確定西方“影子政府”除策劃和推動了兩次世界大戰和相關世界重大事件以外,還策劃和推動了諸如:1.主導了美國政府做出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的決策;2.設計美國戰后的冷戰等一系列對外政策;3.設計了聯合國憲章主題內容等活動;4.促成了全球化的若干重大國際機制,包括各類首腦峰會如G8、G20峰會和巴塞爾協議、金融穩定論壇等等,以及通過歐盟、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的政策和決議;等等。(33)(《西方的“影子政府”以及相關資料》,何新:《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0-51頁)據此還可以進一步認定,近年來由美國發動的全球反恐戰爭、多年來的藏獨、疆獨、臺獨等分裂中國的運動和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后發生的西方反華運動、近年來中國周邊的一系列危及中國安全的地緣政治事件包括許多國家的聯合軍演、2011年的中東“茉莉花革命”運動以及美國主導北約轟炸利比亞的戰爭,等等,其背后都有西方“影子政府”的那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

  何新研究認為,共濟會體系本質上是國際資產階級的聯盟,這導致馬克思恩格斯決意組織一個國際無產階級的統一領導組織與之相對抗。這是一個從地緣政治學角度考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得出的一個重要觀點,有見地,有創新。將這個觀點發揮一下,可以認為,從那時起百多年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國際無產階級和勞動大眾與西方共濟會為首的一小撮國際壟斷資產階級之間——前者為爭奪生存發展權,后者為爭奪全球霸權和獨占權——而展開的一場波瀾壯闊的、無比激烈的、充滿歷史曲折的、有時是撲朔迷離的,但卻始終是殊死的全球地緣政治斗爭;而就近代以來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來說,從全球地緣政治的角度考察,就是近代西方國家從全球殖民擴張開始,在大規模滅絕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等有色人種及其文明之后,終于侵入東南亞、南亞、東亞和中國,從此中華民族為爭取民族生存和發展權而與總體上以猶太-盎格魯-撒克遜為首的西方白人種族之間展開了一場地緣政治的殊死斗爭。這場曠日持久的中西方地緣政治博弈,在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表現為中國救亡圖存的民族斗爭;20世紀初馬列主義傳入中國以后,它既是反抗帝國主義壓迫和入侵的民族解放運動,也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也就是匯入了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國際無產階級和勞動大眾與西方共濟會為首的一小撮國際壟斷資產階級之間的偉大斗爭的歷史洪流。就9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革命和建設運動的地緣政治實質來說,仍然是實現中華復興偉業,也就仍然具有救亡圖存的鮮明地緣政治性質。換言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實現中華復興偉業卓有成效的思想武器(理論工具),也是中華民族維護自身利益的有效的地緣政治武器。1979年以來,主要由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大氣候影響,特別是美國在地緣政治上一度太需要中國,又善于搞戰略欺騙,而中國又太需要發展經濟,在特殊歷史條件下,中西地緣政治斗爭的殘酷實質一度被全球化的華麗外衣掩蓋起來。隨著20世紀90年代兩級格局傾覆以來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迅速演變,特別是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實力及其國際影響迅速增長,中美關系迅速成為東西方地緣政治矛盾和博弈(過去叫階級斗爭,現在叫地緣政治博弈)的焦點所在,由美國發起的名為“文明沖突”的這場全球地緣政治博弈的實質即種族滅絕終于隨歷史大潮浮出水面。

  何新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國際共濟會運動進行了近150年對抗而后最終宣告失敗”,需要說明,這里他指出的是一個不完整的事實,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并沒有終結這場全球地緣政治斗爭,而只是將其推向了最后的,既是階級的也是種族的全球對決階段:因為猶太-盎格魯-撒克遜的全球地緣政治目標尚未實現,中國等國家包括拉美國家還在沿著社會主義道路或方向繼續發展,而其他非西方文明體也絕不想坐以待斃,中西方之間持續百多年的地緣政治博弈更未有窮期。接下來何新說:“結果,國際共運和多數國家的共產黨都垮了。垮的原因是共產主義模式經濟制度的失敗,特別是國際金融斗爭的失敗。而國際資產階級的總同盟組織共濟會則現今不僅仍然存在,甚至變得更加強大。”(34)(同上,第51頁)如果從全球地緣政治形勢總體上考察,西方已經失去對世界的控制,沒有過去那么強大,更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強大,本質上是色厲內荏,是“紙老虎”,因為兩百年來共濟會關于世界政府即全球霸權的夢想和計劃(表現為資本主義體系和制度以及新自由主義)在道義上和政治上已經完全破產,也是西方文明破產,美國在財政金融領域實際上也已經破產。近年來的無數事實包括2011年以來的中東變局表明,他們已經被迫撕去一切面具,在做最后的孤注一擲的政治豪賭,本質上實為困獸之斗。

  150年以來的一個完整的事實是,這場全球地緣政治斗爭的一方,表現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斗爭前期形勢大好,勢如破竹,戰后初期在道義上和政治上甚至有東風壓倒西風之勢,但終因復雜的原因導致東西方戰略均勢發生逆轉,后來竟至急轉之下,功虧一簣。但是作為這場斗爭的地緣政治主體的世界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主要是非西方文明體),其斗爭依然分散地存在和以各種意識形態形式(主要是各種民族主義、地緣文明如伊斯蘭文明、東亞儒家文明,90年代以來的俄羅斯東正教文明,實際上還包括某些反美的恐怖主義,等等)進行,他們爭取生存和發展權的斗爭,由于缺少正確的思想理論指引,缺少統一的領導和強有力的組織而處境艱難,但其斗爭從來也從未停止,甚至以悲壯慘烈的形式仍在發展。最重要的是,由于這場地緣政治斗爭已經進入關乎人類命運的最后決定性關頭,全球政治覺醒的時代已經到來,全球政治形勢的風暴也正在醞釀、發生;在這場全球地緣政治斗爭的另一方,表現為共濟會運動或資本主義全球西化運動,盡管使出了渾身解數,其實也已經失敗,它的堡壘——西方文明、美國及其霸權,已經坍塌,只不過還有殘存的,看起來強大實際上正在走向衰竭的力量。正因為如此,以共濟會為核心的西方上層內心對其政治前途極其絕望和恐懼,這在他們頂尖的思想家亨廷頓、布熱津斯基等人近年來的言論和著作中得到了明確無誤的反映(對此需要仔細深入地研究,加以辨認)。近年來引爆美國金融海嘯和中東亂局等行動,都是西方文明、資本主義和國際壟斷資本及其核心共濟會體系政治上窮途末路的表現,他們其所以似乎“變得更加強大”,其實是有色人種、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被戰略欺騙”,蒙在鼓里,缺乏認識、動員、組織和準備,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由于各種原因內部分裂、力量內耗,思想渙散,應對乏力。這里需要重溫毛澤東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實踐,但是“紙老虎”是有條件的,如果脫離人民群眾,又不能“軍民團結如一人”,甚至于軍隊也失去政治方向,則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真老虎,如前蘇聯解體和“8.19事件”所表明的。至于說國際共運和多數國家的共產黨“垮的原因是共產主義模式經濟制度的失敗,特別是國際金融斗爭的失敗”,這個結論有重要意義,更有現實針對性,但也不免簡單化。“垮的原因”極其復雜,關鍵在政治領域,金融包括國際金融的問題說到底是政治問題。如果僅從地緣政治對抗的角度看,毋寧說以下政治原因是重要的:第一,國際共運代表人類正義,在思想、理論、道義上和政治上都是強大的,所以能夠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對西方資本主義表現出一往無前、摧枯拉朽的地緣政治力量。然而,由于復雜的原因,在冷戰條件下這個運動發生了嚴重的政治蛻化,表現為思想理論僵化停滯和意識形態分歧、地緣政治利益分化、政治意志衰退以及從思想退化、政治腐敗發展到政治背叛,等等。第二,國際共運難以維持一個持續集中統一的強大領導核心,加以前述原因,國際共運幾次發生分裂。20世紀60年代在蘇共政治蛻變條件下的中蘇分裂導致東西方地緣政治均勢逆轉。第三,國際共運與共濟會體系相比,經濟上始終處于弱勢,總體上前者代表人類正義,后者代表非正義和邪惡(共濟會是西方文化的一個毒瘤),但是由于地緣政治等原因,實際上相當復雜:正義如缺乏組織和團結,不能鍥而不舍,難以形成持續強大的地緣政治力量;邪惡而有組織,追求霸權能鍥而不舍,又占有資源,也會長期延續其走向衰竭的地緣政治力量。一個“‘拖’字訣”,往往先把對手拖垮了,如冷戰中的美蘇爭奪,最后其實是蘇聯解體,美國衰竭,表面上卻是美國勝出。且在國際政治中,前者分別由不同人種、不同地緣政治-文化背景的各國政黨、組織構成,正義的政治目標難以長期一貫,共產國際在組織上難以持續存在,緊密團結,故國際共運時而強大,時而削弱,力量也難以長期一致;共濟會體系卻是地緣政治、金融、意識形態(宗教、文化)三位一體的高度嚴密的組織,其核心成員相對單純(盎格魯-撒克遜、猶太)、野心勃勃且具有高度組織性、領導力,特別是長期持續擁有巨大的金融財政資源支撐,從而是一種至今仍占有優勢但已經走向沒落和衰竭的地緣政治力量。第四,共濟會體系亦即國際壟斷資本聯盟作為一種政治沒落卻至今仍然強大的力量,在于其幾百年中在資本向全球追逐利潤的同時,較早具有全球視野和全球思維,且特別善于學習和創新,包括暗中學習東方地緣政治智慧如《孫子兵法》,精于全球地緣政治謀略和實戰(西方地緣政治學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特別善于破壞和削弱對手、欺騙和誤導對手,尤其善于掠奪和榨取全世界的財富來補充自己,以維持其地緣政治優勢,不然也早就垮了。

  近代以來由西方海外殖民擴張發動的全球地緣政治對抗,到19-20世紀演變為主要是國際共運與共濟會國際壟斷資本聯盟之間的地緣政治對抗(20世紀的各種反帝運動和民族解放斗爭是它的組成部分)。在經歷了實際上的兩敗俱傷之后,這場地緣政治對抗進入21世紀時已經進入最后的決戰階段。前者在20世紀原本有機會取勝,但是功虧一簣。當前人類日益深重的危機正在引發全球政治覺醒,這將可能形成全人類自我拯救的強大地緣政治力量,但是迫切需要組織領導、整合和堅強的地緣政治核心;而后者雖然得計于一時,但是畢竟代表一種邪惡的也是沒落腐朽的政治力量,在當代全球政治覺醒的歷史潮流面前,他們終將失敗;抑或兩者同歸于盡。盡管如此,由于有色人種多屬于發展中國家,長期處于弱勢和戰略被動,致使其中許多國家和地區遭遇戰爭、饑荒、瘟疫、動亂、政變等地緣政治災難。2008年10月30日享有盛譽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菲德爾·卡斯特羅指出:“世界野生基金會昨天在日內瓦宣布,依照目前的消耗速度,人類到2030年將需要兩個地球的資源才能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世界野生基金會是一個嚴肅的組織。不需要具有大學數學、經濟學或政治學專業畢業生的水平才能明白這意味著什么。這是最有害的選擇。發達資本主義打算繼續掠奪全世界,他以為這個世界還能持續地承受下去。”(35)((古巴)菲德爾·卡斯特羅:《最有害的選擇》,《格拉瑪報》2008年10月30日,郭懋安譯,轉引自烏有之鄉網2009年4月21日)這一切都是西方文明和資本主義惹的禍。愈來愈多的國家和人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人類社會正在遭遇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全球地緣政治浩劫。現在最緊迫的是需要高度關注“影子政府”正在推動的一系列極其危險的計劃,予以廣泛揭露,喚醒國際社會,并做出有效的應對。這方面《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一書有許多重大的信息披露,其中有幾則尤其令人震驚。(36)(以下內容引自何新:《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5頁和第159-160頁)

  1. “減少”世界人口計劃

  據披露,西方“影子政府”為實行“減少”世界人口戰略和政策做了長期實驗和準備。在洛克菲勒家族大力支持推動下,根據1989年解密的美國官方文件,1974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基辛格主持下制定了名為《國家安全備忘錄第200號:世界人口增長對美國國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響》(NSSM-200)的秘密報告。該報告于1975年福特就任美國總統后簽署,成為美國政府的官方政策,也是長期以來美國政府控制發展中國家人口的基礎性文件。其主旨是實施大幅度“減少”世界人口數量的《世界人口行動計劃》。其基本思想是:世界大部分高質量的資源都在發展中國家,而這些國家屬于“劣種人”,且數量極大,增長過快,必須除掉這些人口才能維護美國利益。文件指出:“在整個(計劃)實施過程中,美國必須掩蓋真實目的,要讓人覺得美國的計劃不是自私的而是利他的”,“美國必須隱瞞從發展中國家獲得自然資源的真實意圖,而說服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和民眾相信,減少人口符合他們自己的最大利益。”該計劃選取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尼日利亞等十三個亞非拉國家為重點國家(該計劃不斷滾動和修正,近年來有充分理由表明已經選取中國),此后三十多年來,這些國家都成為政治動蕩國家。該文件特別指出,為掩蓋美國的行動,美國將利用聯合國和多種非政府組織如聯合國人口基金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計劃生育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來實施這項計劃。另據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威廉·恩道爾披露,“20世紀90年代早期,世界衛生組織監督了在尼加拉瓜、墨西哥和菲律賓進行的大規模破傷風疫苗接種行動。疫苗中含有使女性無法維持妊娠的成分。但所有的接種人員都不知道該疫苗含有墮胎藥劑。”

  當代地緣政治現實使人有理由相信,兩極世界格局傾覆大大加速了美國實施“減少”世界人口計劃的進程。1995年召開了關于清除地球“垃圾人口”的舊金山費爾蒙特飯店會議。據德國《明鏡》周刊記者漢斯·馬丁·彼得披露,1995年9月27日至10月1日,由洛克菲勒家族出資建立的戈爾巴喬夫基金會邀集包括老布什、布萊爾、布熱津斯基、比爾·蓋茨等500名西方重要政治家、商界領袖和思想家,在美國舊金山費爾蒙特飯店舉行秘密會議,討論如何引導人類走向21世紀問題。與會精英們認為,在當代條件下,世界的價值主要由占世界人口20%有價值的人口生產,其余80%屬于“垃圾人口”,“垃圾人口”不僅無謂地消耗資源,且是前者的巨大的麻煩,產生極大的安全問題,成為“無賴國家”的根源。對此,會議提出的解決方案主要有二,一是布熱津斯基提出的“喂奶主義”:“棄置和隔絕那些無用而窮困的垃圾人口,不使參與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而由20%的精英將一些消費殘渣供給他們茍延殘喘。”如果這些“垃圾人口”不愿意接受這個方案,則有第二個方案:以高技術手段將其消滅之。漢斯·馬丁·彼得是與會者,他認為該會議“對地球上每一個人所提出的問題是——你將是未來地球之宴的就餐者,還是食剩下的垃圾?”當然,“喂奶”政策只是權宜之計,歸根結蒂,問題在于誰是垃圾人口,誰是有價值的精英人口?其實,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亨廷頓在1993年提出的“文明沖突論”也有明示。現在距費爾蒙特飯店會議已經過了十五年,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特別是有色人種對此似乎仍然知之甚少,美國惟恐世界上人口最多而又埋頭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中國人不明白,于是2010年4月奧巴馬總統訪問澳大利亞前公開對記者挑明:中國要想過西方人那樣的好日子,不是不可以,只是地球只有一個,資源差得太多,(西方)根本不允許,所以中國必須自己想輒,找出屬于自己的活法。對于美國總統如此高調和傲慢的講話,許多中國媒體和學者選擇了難堪的沉默。在這個問題上,俄羅斯學者清醒多了,例如俄共經濟政策發言人C.格拉季耶夫教授早就指出,“休克療法”是華盛頓共識的最野蠻形式,其定義是國際法意義上的“種族滅絕”。(37)(李新:《俄羅斯理論界關于馬克思主義的論戰》,第一論文網2006年11月27日)

  消滅“垃圾人口”被提上西方的政治日程,其客觀背景之一是當代科技發展為其提供了手段。據認為,用注射新疫苗減少世界人口正在成為一項有重大地緣政治意義的科技創新。比爾·蓋茨在參加費爾蒙特飯店會議前后,據恩道爾披露,已經捐獻了數億美元用于減少人口的新疫苗研制。2010年1月他在達沃斯論壇上更宣布,他的基金會將捐助一百億美元用于為發展中國家的兒童開發和提供新疫苗。他說:“如果我們善于運用新疫苗、衛生、生殖保健服務,我們或許能夠減少10-15%的人口。”比爾·蓋茨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是全球疫苗免疫聯盟的創始成員,與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和疫苗行業擁有密切關系,該全球疫苗免疫聯盟的目標是,為發展中世界的每一個新生嬰兒接種疫苗。威廉·恩道爾指出,比爾·蓋茨、巴菲特、戴維·洛克菲勒都是全球人口減少項目的主要資助人。這些項目以為非洲窮人提供醫療服務的慈善事業的面目出現,實際上是通過接種新型疫苗和提供其它藥品,對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們實行非自愿性絕育。

  2.“盎格魯-撒克遜計劃”

  2005年6月,即費爾蒙特飯店會議召開后十年,國際共濟會高層在倫敦召開會議,對以往“(共濟會)最高層被討論和計劃好的事情”的實施進度和執行問題進行研究,會議“討論了一個關于發動第三次世界戰爭的計劃”,“這個計劃的名字叫做‘盎格魯-撒克遜計劃’”,“他們談論最多的話題是中國”。該計劃在2010年2月被知情者披露,其基本思想和內容要點包括:

  (1)建立“世界新秩序”已經到了決定性階段,其關鍵在于將全球人口削減到5億,而現在世界人口有70億,換言之,95%的人口將會消失,第一步要將世界人口減少50%。

  (2)為此需要發動第三次世界戰爭,其重要目的或首要目的,在于鏟除中國。第三次世界戰爭將包括一系列全球性大規模的地緣政治災難,在鏟除中國期間或之后,其他亞洲民族、非洲民族和南美民族也將遭到重創,而且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無力靠自身恢復元氣,他們的命運只取決于盎格魯-撒克遜人是否愿意伸出援手(這是“鏟除”的婉辭)。

  (3)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加速對全球金融財政資源的集中控制。所以,2008年的美國金融海嘯是按計劃人為引爆的。“盎格魯-撒克遜計劃”的披露者認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根本就不是一個崩潰,相反,這是一個金融力量的大集中。所有西方的主要角色已經集中了他們掌管下的金融資產”,“當時(2005年6月)的會上花了很多時間來討論這個金融集中應當怎樣來進行......2005年之后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其實很連貫地在推演著。”

  (4)中國將發生“感冒”。會議談到,“中國被視為(西方)最大的目標和問題,這至少在上世紀70年代就被認定了——其實中國一直都被西方視作必須主要對付的目標,尤其是在中國日益強大的今天。”(由此使人聯想到美國對蘇聯和中國先后實行了大規模地緣政治戰略欺騙——引者)會議披露,“生物武器將針對中國使用”,“一種類似流感的病毒,將像野火一樣傳播。中國人將首先遭受流感的襲擊,中國將成為一個受害最深的國家”(這個會議是2005年舉行的。其先,2003年春夏中國爆發了神秘的“非典”,其后,2008-2009年冬春亞洲部分地區和中國又神秘地爆發了禽流感,中國是否可能在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前再次發生某種神秘的“流感”,人們對此不無擔心)。看來,19世紀末過河拆橋,通過《排華法案》(1882-1964)將華人排斥出美國的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百年后已經發展到要將這個民族排斥出地球了。

  信息披露者強調說,“盎格魯-撒克遜計劃”的制定者也知道,“他們的目標未必能夠成功”,而且“計劃也在不斷地調整”,但是無論如何,中美狹路相逢,中國在劫難逃,“(未來)肯定會引爆對中國的戰爭”,“西方國家將組成一個共同對付中國的聯盟”,據說“中美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2011年美國宣布本·拉登被擊斃,反恐將告一段落,表明該聯盟將全力推進這個針對中國的計劃。

  3.加緊在全球征收“碳排放稅”

  以推廣“低碳”生活為名,加緊在全球征收“碳排放稅”,亦即讓實體經濟國家在為虛擬經濟國家提供實體商品的同時,用繳納“環保稅”的形式,將美元、歐元或“世界貨幣”“回流回去”,從而建立一個既能創造經濟利益又能占據道德制高點的“完美的財富轉移機制”。何新指出:“低碳經濟是彼德伯格俱樂部的精心設計,由共濟會國家近年強力向世界推行,準備向中國征收‘炭稅’和發行‘炭貨幣’的戰略舉措之一。”(38)(何新:《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頁)這是由長期以來的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和奧巴馬總統2010年4月關于中國發展方式的講話所證明了的。而奧巴馬的這個講話恰恰印證了“盎格魯-撒克遜計劃”和費爾蒙特飯店會議。

  4.在全球推廣人體芯片植入,謀求建立一個全球范圍可以遠程控制人和個人信息的“芯片人”社會

  這是2009年彼德伯格俱樂部會議的四項議題之一,其他三項議題分別是:將世界衛生組織改造成“世界衛生部”,利用流行病等“特殊事件”制造地緣政治災難;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造成“國際財政部”,利用世界經濟危機,推動統一的“世界政府、世界貨幣、世界央行”的進程;征收“碳排放稅”。(39)(參見上書,第87頁)

  5.世界政府計劃

  共濟會,原名Free and Accepted Masons,直譯為“自由石匠盟會”,是17世紀一個由少數猶太人和盎格魯-撒克遜精英家族組成和主宰西方國家政治經濟乃至影響世界進程的的秘密跨國政治組織。其目標是由這些極少數白人精英家族主宰全世界,具體目標是“建立由北美和西歐的財富、權力的世襲精英集團控制下的世界政府,進而建立一個從屬于西方游戲規則的新世界秩序。”(40)(同上,第10頁)這表明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確有一個隱形的組織。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再由私人壟斷發展到國家壟斷、國際壟斷以及全球壟斷,這是馬列主義的表述,是正確的,也為歷史所證明。同時,歷史更進一步證明,馬克思生前多次論及的共濟會這個國際資本家聯盟,是國際壟斷資本最上層的一個極其隱秘的組織,在20世紀隨著國際共運的興起和蓬勃發展以及冷戰的展開而逐漸隱身了。后冷戰時期,隨著世界政府計劃進入成敗攸關的歷史時刻和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性破產,共濟會又重新顯形。當代世界政府計劃,具體說,就是要在21世紀大大“減少”世界人口,取消國家主權,建立他們主宰的世界政府。(41)(同上,第44頁)這個世界政府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實施中央集權的政治統治;第二,建立掌控全球金融的世界統一銀行和推行一種世界統一貨幣;第三,以北約為軸心建立全球警察;第四,將世界人口減少三分之二,對人類、資源和市場實行芯片-數碼化的全面信息化管理和控制。(42)(同上,第11頁)這才是西方全力鼓吹和推動的全球一體化和所謂普世價值的真實政治含義和具體內容。布熱津斯基提出,鑒于這個目標各國“人民感情上和直觀上都不容易接受”,“推進世界政府,應該以間接、緩進、委婉、巧妙和曲折的方式和手段,逐步達到目的”。他的這一思想“得到了老布什的大力支持,1990年蘇聯解體前夕,老布什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等一系列方針政策中明確提出要‘建立世界新秩序’。”(43)(同上,第44-45頁)

  孟子曰:“不仁而居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44)(《孟子·離婁上》)人類社會尤其是有色人種不幸,近代以來為不仁者居了高位,播其惡于眾的結果是近幾百年殖民戰爭烽火遍及全球,兵連禍結,二十世紀上半葉又打了兩次世界大戰,進入21世紀似又將降奇禍于斯人。以上計劃是反人類的,比中國古人指責昏君“失道”要嚴重得多,而且相當瘋狂。“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天下畔之”,所以這些計劃最終注定失敗。對于2500年前由孟子揭示的這個地緣政治學原理,歷代中國人一直堅信不疑,今天仍然如此。用馬克思主義分析,結論也是一樣。中國政治文化歷來固守一項原則,就是不惹事,也不怕事;表現在地緣政治上,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則天不會塌下來。相反,如果遇事怕字當頭,畏葸養奸,引狼入室,則天一定會塌下來。現在的問題是,“影子政府”的計劃早已經付諸實施,只是世界上多數人還蒙在鼓里,有些人則不相信這是事實,以為是無稽之談,其實是現在的一些國家很弱智,例如著名日本學者大前研一就公開宣稱日本是低智商國家,并著有《低智商社會》一書(有中譯本)。何新《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一書中《加強對西方政治幕后勢力的研究》一文署名為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前方,應是一個有權威性的寫作班子,文章說:“綜合以上情況,我們認為,由大資本家、大金融壟斷集團精英成員組成的共濟會等秘密組織,以及其世界性經濟和政治目標基本是可信的。鑒于其活動直接涉及我政治、經濟、文化安全,尤其是當前比較直接的金融安全利益,不可因為目前暫時沒有更確切的資訊而忽視之。相反,應對其相關的資料和信息予以足夠重視,盡快組織深入研究,并將其放到對當今國際格局大變動、大調整的背景,以及我國國家戰略謀劃與布局中去看待和應對。”(45)(何新:《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頁)署名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前方、東源的文章還指出:“在西方政府支持配合下,共濟會組織、金融寡頭們的基本宗旨和行動,均以全面控制我國及其它發展中國家的資源、財富,建立所謂‘世界新秩序’為終極目標。”(46)(《西方的“影子政府”以及相關資料》,何新:《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頁)

  筆者完全贊成何新和上述有關方面文章的基本判斷和基本觀點,實際上《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一書和近年來國內外的有關著作(如郎咸平的有關著作、威廉·恩道爾的《霸權背后》、《金融海嘯》、《糧食危機》等書、宋鴻兵的《貨幣戰爭》、廖子光的《金融戰爭》、邁克爾·赫德森的《金融帝國》、戴旭的《C型包圍》,等等)都拉響了一個涉及國家安全、貿易金融、國防外交戰略政策等方面的重大敵情警報。回過頭看,從近代西方殖民主義、資本主義興起到20世紀的熱戰和冷戰,以及進入后冷戰時期西方推行的上述計劃,其基本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其目的是始終如一的,其戰略和計劃是漸次推進的。上述計劃表明,“在對蘇聯取得勝利之后,西方策動了持續不斷地第四次世界大戰。這是一場特殊類型的戰爭,不是重新劃分世界的戰爭,——正如以前發生過的一樣,而是為了完全統治世界。這是一場為人類、國家和人民以后的歷史(他們中有的國家和民族應當處在這段歷史當中,而有的卻沒有。”(47)((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著,于寶林、楊冰皓等譯:《俄羅斯地緣政治 復興還是滅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頁)中譯本此處的譯文是“他們中有的人應當處在這段歷史當中,而有的人卻沒有。”筆者認為這里的“人”,應譯成“國家和民族”似更符合作者原意,因為作為失去國家民族這個地緣政治主體依托的個人,在未來那段歷史中即使生存下來,也沒有地緣政治意義,個人更毫無安全保障。而且,啥叫“有的有”?就是有的民族會存活在未來的歷史中,甚至獨霸地球;啥叫“有的沒有”?就是種族被滅絕。彼得羅夫說得委婉,這里筆者作為教書匠,必須掰開了揉碎了說,否則在這個低智商時代許多人還是不明白。彼得羅夫的這個對全球地緣政治的這個基本判斷,主要是在總結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經歷的那場“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普京語)的深刻教訓基礎上得出的結論,其觀察非常深刻,也與何新上書披露的資料相符。只不過上一次是蘇聯首當其沖,這一次是輪到中國首當其沖了。中國之后,必定還會輪到俄羅斯。至于之后的之后,輪到誰人,就不言而喻了。其實對于這個21可能發生全球地緣政治前景,近年來國際上許多有識之士都已經看到了,只不過其表述不同罷了,有的說是如果搞得不好,21世紀中葉以后世界將進入“黑暗的中世紀”,有的說將是“更壞的世界體系”,還有的說“回到石器時代”,更有的說是“人類滅亡”,諸如此類。

  歷史證明,冷戰是美國(在二戰結束前就已經)策劃和實施的一個有強大的政治和學術支撐而設計精細、操作細膩、實施起來無孔不入的極其龐大而高效的系統工程,這個系統工程由“影子政府”操控,由歷屆美國總統直接領導,由中央情報局這個超級部門牽頭實施,可稱之為美國的一號工程。這個貫穿20世紀大部分歷史的一個全球基本地緣政治事實,被俄羅斯地緣政治學家瓦西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稱之為主要針對蘇聯的“第三次世界大戰”。(48)((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著,于寶林、楊冰皓等譯:《俄羅斯地緣政治 復興還是滅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頁)20世紀80年代以后,這個地緣政治過程更加復雜化,90年代以后,經過兩極格局傾覆和劇烈震蕩,全球地緣政治格局正在經歷急遽變動。美國單邊主義失敗,國際共濟會所期望的局面并沒有出現,相反卻出現令布熱津斯基也感到恐懼的“全球政治覺醒”。但是,由于共濟會體系的地緣文化和階級本質所決定,他們仍然一意孤行,甚至更加瘋狂地推進自己的戰略計劃。由于其計劃的反人類性質,共濟會體系內部實際上也在分化和分裂,愈來愈多的內幕和絕密文件被透露出來,就是明證。世人終于發現,近代以來西方的政治和經濟背后,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它與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那只著名的“看不見的手”是同一只手嗎?眾所周知,斯密在死后兩百年才被尊為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的泰斗,捧上神壇,但是鮮為人知的是,正是斯密早年“負債累累,吃了上頓沒下頓,正在被迫四處搞‘理財講座’詐騙錢財的時候”,被大衛·休謨(1711-1776)帶入政界,加入共濟會。1770年光明會資助他寫一本書,鼓吹放棄政府監管,建立沒有任何政府管理的“自由經濟體系”,這就是1776年出版的著名的《國富論》。但是,斯密還是一個寫過《道德情操論》的有良知的愛國者,他“感覺到如果否定政府管理,英國經濟會大亂,最終一切將由共濟會說了算”,所以他又提出要“防止大資本的壟斷”,被認為是影射共濟會對英國經濟的幕后主導。眾所周知,斯密晚年向蘇格蘭長老會做了懺悔,重新皈依上帝,這就背叛了共濟會的神秘信仰。而且,他臨終前在遺囑中要求家人焚毀包括《國富論》在內的所有手稿,進一步證明了他的懺悔。值得注意的是,一位任英國劍橋大學歷史與經濟中心主任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艾瑪·喬治娜·羅斯柴爾德(Emmma Georgina Rothschald,1948.5.16-)曾經公開否認“看不見的手”,她說:“‘看不見的手’不是亞當·斯密經濟思想的重要概念,所謂‘看不見的手’,其實只是斯密在開一個反諷的玩笑。”(49)(參見《亞當·斯密受雇于共濟會寫作《國富論》,何新《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181頁)“那么,亞當·斯密在諷刺誰?羅斯柴爾德家族為什么要否定‘市場經濟’的那只‘看不見的手’?這難道不奇怪嗎?其實,斯密用這只手暗諷的就是共濟會的主宰者羅斯柴爾德家族。”(50)(同上,第180-181頁)歷史開了多大的玩笑?那么,是誰指鹿為馬,移花接木,把斯密暗諷的共濟會這只“看不見的手”硬說成是自由市場的那只“看不見的手”,并演變為一場曠日持久的全球自由化洗腦運動?真是巧妙之極,是不是一個地緣政治手段?不知當代那只“看不見的手”的崇拜者們(主要在發展中國家)對此有何感想?相信多數人會有所覺醒,但是也一定有些人“不想正視現實,而寧愿繼續仰慕西方的、尤其是美國的大樹”。

  何新指出:“對共濟會政治活動的揭秘性研究,將導致近現代世界歷史的改寫!”相信它的沖擊將帶來國際學術生態乃至國際政治生態的重大變化,關于這一點,我們看看俄羅斯的例子就明白了。雖然蘇聯在冷戰中遭到慘敗,但是“值得慶幸的是,俄羅斯終于恍然大悟了。越來越多熱愛自己祖國、不愿將自己的命運與祖國分離的人們,正在努力擺脫所謂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外部強加的西方價值方面的錯誤殘余,將自己及后輩們對未來的希望與在國內爭取影響國家發展方向的政治權力結合起來,與從西方到東方外交關系的重新定位結合起來,與擺脫世界邪惡桎梏結合起來。這種桎梏是美國式的極度擴張的世界秩序,實質上就是法西斯主義的世界秩序的化身。”(51)((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著,于寶林、楊冰皓等譯:《俄羅斯地緣政治 復興還是滅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頁)人們看到,進入21世紀以來,這不僅是在俄羅斯發生的地緣政治進程,不僅在俄羅斯,在歐美發達國家,在拉美和許多其它國家,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破產和美國金融海嘯激起的的全球政治覺醒正在形成一種改變世界格局的強大的地緣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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