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理工學院商學院 江蘇 常州 213001)

　　摘要：吳敬璉所提的改革目標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實際內涵是徹底私有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化，其“反壟斷、反政府干預、反腐敗、反權貴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等主張，其主要含義也是私有化。吳敬璉否定公有制的現實性和合理性，提出了大約10個依據，都是不能成立的。吳敬璉、馬國川政治改革主張的主要內容和主要目的是反對黨和國家等上層建筑掌握生產資料即取消國有企業，其“憲政”、“法制的市場經濟”、“反專政”等主張的要旨在于去黨化，并排除人民直接民主，其論證混淆了“公有制”與“存在某些弊端的某種公有制經濟管理方式”的區別，曲解了馬列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國家管理的理論。

　　關鍵詞：吳敬璉;經濟改革;私有化;公有制;憲政

　　吳敬璉、馬國川于2013年1月出版了對話式《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一書，借助名人效應和議題的重要性，3萬冊“旋即銷售告罄”，5月以《重啟改革議程——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為書名再印3萬冊。與此同時，數百種紙質媒體、論壇和網站轉發了吳敬璉“重啟改革議程”的主張。雖然包括本人在內的不少論者對書中的絕大部分觀點曾經進行過詳細的反駁，但鑒于這些觀點影響非常大，而且像吳敬璉先生所說的那樣涉及到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我們仍然不得不對這本書的主張予以進一步的辨析。

　　一、吳敬璉經濟改革主張的內涵及其性質

　　吳敬璉認為，中國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上，為了避免社會危機的發生，必須重啟改革議程，“推進市場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實現從威權發展模式到民主發展模式的轉型”。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在規則基礎上運轉的現代市場經濟，我把它稱為法制的市場經濟”。(5頁;吳敬璉、馬國川：《重啟改革議程——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以下引用該書內容，僅注頁碼)這一改革目標十分誘人，以至于標準的正面媒體都對他贊賞有加，但問題是，這個“現代市場經濟”的具體內容是什么?

　　吳敬璉認為，之所以應當重啟改革議程，是因為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這種不完善主要表現為國家部門，(包括國有經濟和國家黨政機構)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主導作用。……(1)國有經濟……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國有企業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于壟斷地位;(2)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的巨大權力;(3)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制基礎尚未建立，各級政府和政府官員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們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準入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對企業的微觀活動進行頻繁的干預。”(4頁)

　　就第一條而言，已有很多學者證明了國有經濟已基本不存在經營性壟斷和行政性壟斷，但其實吳敬璉所說的國有經濟壟斷以及“半統制”主要不是指經營性壟斷和行政性壟斷，而如上所引主要指“國有經濟……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或者說指國家所有權在某些領域仍然占主導地位：“國有經濟……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的所有‘制高點’，國有企業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于壟斷地位”。(241)所以，打破國有經濟壟斷的意思就是要國有經濟“退出”，即“國有資本……從非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俗稱競爭性領域)退出，就成為國有經濟改革的關鍵。”(236)吳敬璉、馬國川沒有明確列出哪些領域是國有經濟可以存在的非競爭性領域，但我們知道，不能競爭的領域幾乎沒有，像公認的自然壟斷性行業自來水供應都可以讓私營企業甚至外資企業參與競爭，照此類推，供電也可以競爭，煙草業也可以競爭，而重要的軍工行業已經允許私營企業進入，最關系國計民生的是種植業，而種植業是競爭最充分的行業。也就是說，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與退出一切經濟領域沒有明顯區別。就第二條而言，政府支配資金的意思如果是指支配財政資金，那是理所當然的，當然財政預算也應當發揚民主，而銀行的資金政府并不能支配。在社會主義社會，國家根據情況控制土地使用權、轉讓權和收益權，是公有制社會制度的必然要求。實際上，在幾千年封建社會的絕大部分時間里，政府都掌握著土地的最終所有權和支配權，當今國際上各國也都努力控制土地所有權或土地改革權。吳敬璉反對政府掌握支配土地的權力，顯然是主張取消土地國有產權。就第三條而言，在產能過剩、投資率過高、企業投資沖動過大、資源緊張、環境惡劣的情況下，投資的計劃性調節審批是非常需要的，必要的市場準入也不可少，對供電、藥品、火車票等實行一定的價格管制也有利于穩定生產和人民生活。當然，“干預”方法要科學。

　　實際上，吳敬璉所說的反對“政府干預”，更多地是反對國有經濟的存在，他把國有經濟的存在渲染為就是政府干預：“歐美模式則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所共有。反映這種經濟類型運動規律的現代經濟學認為，政府的基本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而不是在市場上提供私人產品，過多的政府干預會妨礙市場的有效運作并且滋生腐敗。”(243)這句話意味著，政府提供私人/經濟物品就是政府干預;但政府只提供公共產品就等于國有企業退出一切(而非僅僅為競爭性)經濟領域。不僅如此，吳敬璉說公共產品就是非競爭非排他的行業，而實際上，教育是完全可以排他、可以競爭的，不是公共產品，科技創新的主體通常認為是企業，對于醫療，吳敬璉明確認為應當以私營為主體，而社會保障也是可以排他的，所以，按公共產品的邏輯，在社會領域，公有事業單位也只能在非常狹小的空間去活動。吳敬璉認為市場化必須取消國有經濟的觀點也可以從他的另一提法中看出來：“他們要求提高國有經濟的比重和加強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控制。這種種說法，意味著要求從市場化改革全面倒退”。(160)顯然，他認為市場化就得徹底私有化。吳敬璉多年來呼吁取消政府資源配置的權力，主要就是以國有制是壟斷，國有經濟是政府干預、是非市場化，國家掌握土地產權是政府配置資源等為理由，要求取消國有經濟。

　　對于農業，吳敬璉、馬國川認為：“農民對土地承包期的延長并不意味著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按照現行法律規定，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234)“農民獲得的只是承包期內的土地使用權，而不是永久的而且有權自行處置的土地使用權(即作為土地所有權最重要部分的“田面權”)，(92)這會產生諸多弊病。按他們的意思，打破集體所有制，才能實現“耕者有其田”。吳敬璉也清楚，使用權和處置權是所有權的(最)重要部分(實際上，農民也掌握了全部收益權，并非僅僅掌握田面權而是掌握了實際的田底權)，所以，給農民永久的使用權以及吳敬璉所說的轉讓權，從經濟意義上的所有制概念講，那和私有化沒有區別。正像吳敬璉所說，“包容性的體制，這種體制的特點是：保障私有財產(私有制)、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鼓勵投資和科技創新”。(301)即無需存在公有制。

　　當代社會私有制經濟以資本主義經濟為主體，徹底私有化就是資本主義化，但吳敬璉為了防止別人說他反對社會主義，他說：“一個國家是否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并不是由國有經濟所占份額決定的……只要共產黨采取正確的政策有效地防止了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都是有保證的”。(159)認為在一個私有制的社會里，能夠有效避免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這不符合基本的常識;“共產”黨講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內涵就是公有制。正像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

　　二、吳敬璉否定公有制的依據及其虛假性

　　吳敬璉為了否定公有制的合理性，提出了大致十點依據，都是不能成立的。

　　1. 吳敬璉認為，馬克思的“社會大工廠”模式不現實。吳敬璉說，馬克思在論證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趨勢時，認為“資本主義積累過程本身，就蘊涵著形成極少數壟斷企業乃至唯一的壟斷企業的趨勢，……社會主義革命只不過是剝奪剝奪者，……整個社會就成了生產資料公共所有制基礎上的大工廠”，(20)但資本主義國家“企業大型化并沒有成為生產社會化的唯一趨勢，……整個社會也難以變成幾個乃至一個壟斷性的‘大工廠’。”(22)其實，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說整個社會將變成一個大工廠，只是說一個部門集中的極限是融合為一個單一資本，而且馬克思恩格斯一再指明，公有制經濟的具體管理形式是不能預先確定的。“自由人聯合體”也不一定是全社會一個大工廠。當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由社會統一組織生產不可能，不等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統一計劃生產也不可能。馬克思恩格斯談到社會化，是為了說明，由于社會化的產品為資本家個人所占有，資本家就要追求剩余價值，在競爭中拼命擴大生產規模，而社會化生產為生產的迅速擴大提供了可能;社會化的產品/剩余價值為資本家個人所占有，使人民的消費能力小于社會生產能力;兩方面結合造成生產過剩，引發經濟危機，證明資本主義所有制不利于國民經濟的順利發展，要求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

　　2. 吳敬璉認為，公有制經濟帶來過極大危害，不利于發展經濟。吳敬璉認為，“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中國擁有一個較之當下更強勢的政府和一統天下的國有經濟，為什么中國人得到的確是無窮無盡的苦難”，(3)“像2009年用海量投資和貸款把GDP的增長速度拉高到9.1%，這恐怕是任何其他國家的政府所不能做到的。”(14) 他還認為，民營經濟越多的地區，經濟發展越快。實際上，大量數據早都證明，中國前30年經濟發展速度在世界上遙遙領先，只是由于人口增長速度過快，并且集中財力建設現代國民經濟體系，生活水平提高速度比較慢，但絕非“無窮無盡的苦難”，且為后30年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奠定了基礎。2009年的海量投資也與西方錯誤的宏觀調控理論誤導有關，西方亂調控導致債務危機的國家也不少。雖然幾十年經濟建設出現許多挫折和失誤，但這些挫折不是公有制的必然產物，而是決策民主性、科學性不夠的結果，而民主決策才是公有制的內在要求。雖然公有制經濟的企業效率不比私有制經濟低，產品質量比私營企業好，但比較不同經濟成分的經濟績效，關鍵是看國民經濟總體發展的速度、平穩性和可持續性。蘇聯和中國在存在很多體制弊病的情況下，仍然取得舉世公認的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績效，不可辯駁地證明了公有制度的經濟優越性。近年公有經濟發展速度不如私營經濟，是許多地區只講大力發展民營經濟，而不采取措施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的結果。

　　3. 吳敬璉認為，全民所有制經濟或國有經濟無法實行市場經濟。馬國川、吳敬璉認為，“在‘全民所有制經濟’即國有經濟的范圍內，沒有不同的產權主體，也就不可能有不同產權主體之間的市場交換”。(153)西方的產權概念主要包括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產權在交易過程中是可以分解的。[1]當然，把產權解釋為財產的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解釋成馬克思的產權觀也一樣。全民財產的所有者可以是全民總體，但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的分解就產生了不同的產權主體，雖然隨著分解的加深，全民性會減弱;目前，國有企業之間的產權邊界十分清晰，國企市場交易已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實，怎么可能形不成市場交換呢?

　　4. 吳敬璉認為，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無法改善治理。吳敬璉認為，“在國有獨資和絕對控股的企業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難度也極大”。(238)例如，商業銀行在治理結構上存在“形似而神不似”的問題。國有資產所占比例過高。(174)當年吳敬璉先生曾極力推薦西方公司制“現代企業制度”，不僅沒有給黨的領導在企業中以合理的治理位置，更拋開了所有者——人民群眾的治理權力。當吳敬璉看到效果不佳時，不是提出公有制經濟的治理應當讓所有者到位，加強制約機制建設，而是要求更換所有者。但實際上，西方私有制的公司治理早已成為馬其諾防線(南開李維安語)。余菁回顧了美國公司治理體制的形成與演變歷程，結合西方學者的諸多研究指出，伴隨美國公司治理體制的不斷演變，公司控制權已經從所有者手中轉移到了內部的經營者和外部的監控者手中。通過種種看似公平的公司制度以及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來的繁榮似錦的經濟活動，巨額財富涌向了美國社會中一小撮精英分子。[2]

　　5. 吳敬璉認為，公有制不能帶來平等，私有化可以有平等。吳敬璉引證說，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并不真的平等，1956年國務院頒布的工資標準，干部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達到了36.4倍。干部還有住房、醫療、勤務員、警衛、秘書、汽車等。(289)這里有個技術性錯誤，他引證的數據出處為28倍，而不是36.4倍。而事實是，在那個年代，干部和工廠工人的最低工資標準都是30多元，機關中20元的月工資只是學徒性的勤雜人員工作標準。當時最高工資標準約590元，而毛澤東等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主動降薪，實際執行的是404.8元，只有極個別民主黨派知名人士領高標準的工資。最高領導人與級別最低的干部，差別只有十余倍。而且，1956年的工資標準只是當時執行，1957年-1960年領導干部3次降薪，以后為了限制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放權”，再也沒有執行過，就是提拔為國家領導人，也是幾十元的工資，另有生活補貼一、二十元。當然，高級干部的住房和醫療條件比一般人好得多，而勤務警衛秘書和汽車，并不能算做收入差距。腐敗也存在，但顯著小于其他國家。更關鍵的是，這些問題與所有制沒有必然聯系，與所有制直接相關的是大資本所有者幾百億財富與雇傭工人幾萬家產甚至負資產的之間的巨大不平等。

　　吳敬璉認為，市場化改革不是造成貧富分化的罪魁禍首，“奧肯所說的與效率有著交替關系的平等，指的是結果的平等。至于機會的平等，則大體上同效率有著相互促進的關系，……因此，二者應當是可以兼得的。事實證明，目前中國社會存在的貧富懸殊問題，主要是由于機會不平等造成的，其中首要因素是腐敗。”(290)這里頗有偷換概念之嫌：我們談“貧富懸殊”就是談結果是否平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機制是，由于價值規律與剩余價值規律的作用，機會平等的競爭會產生剝削和貧富懸殊。機會平等固然好，但資本主義的機會均等沒有社會主義的機會均等好，而且僅僅有了機會均等還不夠，對人類更有意義的是結果方面消滅階級的平等。只有公有制基礎上的共同富裕，也就是按勞分配的機會均等，加一些按需分配的結果均等，才是真正公正的社會制度。

　　6. 吳敬璉認為，國家只能提供公共產品，財政只能是公共財政。吳敬璉說，“在大多數國家，國有企業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他們能夠提供私人企業所不能提供或不愿提供的公共物品”。(160-161)實際上，政府“能夠”提供公共物品不等于不能夠提供競爭性物品。再者，大多數國家怎么辦，我們就得怎么辦，那就等于說現存的就是合理的。大多數國家是私有制資本主義國家，其中一些還要讓中國支援呢，發達的國家，陷入歐債經濟危機的，失業率百分之十幾甚至百分之二十幾，陷入金融經濟危機的美國雖然失業率不到百分之十，但占領華爾街運動會中，大量的“99%”發帖訴說自己在居住、醫療、學生貸款等方面之難。馬克思主義者正是認識到公有制是通向人類福利最大化的最佳途徑，才決意組織起來，推翻被強大的剝削階級控制的政權，建立公有制社會主義制度。因此，資本主義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而不是共產黨人效仿的楷模。

　　吳敬璉一句話曾經極大地誤導了很多人的思想：“有限的國家財力支撐不了龐大的國有經濟的‘盤子’，因此，國有企業應當從競爭性部門中退出”。這里明顯的錯誤是，長期以來，國有經濟貢獻了財政收入的主要份額，是支撐財政的骨干力量，怎么能說是國家財力支撐國有經濟呢?即便把國企財產也算作國家財力，那么，一般而言，某個企業自己能支撐下去就持續發展，無法自我持續支撐，就可關停并轉，也不需要財政持續補貼來支撐。同時，國有制是基本經濟制度，不能為了臨時增加財政資金就大賣國企，或將國有股劃歸社保基金。

　　7. 吳敬璉認為，國家所有制是壟斷、是行政干預。已有不少論文對此進行了澄清。

　　8. 吳敬璉認為，集體所有制不利于發展農業生產。闡述這一觀點錯誤的文章也不少。

　　9. 吳敬璉認為，國有制是腐敗的根源，會導致權貴資本主義。下文談及。

　　10. 吳敬璉認為，國有制導致政治上的專斷。下文談及。

　　三、吳敬璉政治改革主張與經濟改革主張的關系及其論證的錯誤

　　吳敬璉、馬國川政治改革的主張主要是為經濟上的私有化服務的。《重啟改革議程》在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時說，“市場經濟改革遇到的阻礙和難點，幾乎都與政府和它擁有的國有經濟有關。因此，如果不對政府自身改革，經濟改革也難以改革到位”，而“有些人推崇這樣一種‘中國模式’……在政治上堅持黨政機關對社會的全面掌握和國有經濟對重要行業和支柱行業的強力控制。”(246)他們認為，改革前中國經濟體制是“‘黨國大公司’。這種經濟體制的政治上層建筑當然就是列寧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了”。(247)而改革進展不大，(254)需要進一步摒棄“黨在國上”、“以黨治國”體制(249)。從中可以看出，吳敬璉、馬國川政治改革的主張的主要目的是反對黨和國家等上層建筑掌握生產資料即取消國有企業。

　　吳敬璉認為，目前的體制可能“不斷強化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和干預，不斷擴大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和對經濟的“控制力”，演變為政府控制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245)吳敬璉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不是人們通常理解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即“國家所有制”的貶義代名詞，因為吳敬璉說，“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國家資本以政治權力為依托，與其他資本展開競爭，進而形成市場控制力的一套政治經濟體制”。(258)吳敬璉反對國家掌握資本的重要原因是，“在中國的歷史背景和缺乏民主政治的現實條件下，國家資本主義極有可能向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轉化”，“各級政府日益強化的資源配置的權力和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擴大和加強了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使腐敗迅速蔓延和貧富差距日益擴大”。(258)

　　吳敬璉的觀點混淆了“公有制”與“存在某些問題的某種不科學的公有制經濟管理方式”的區別。國有經濟腐敗現象嚴重的基本原因在于諸多監督制約的具體制度不科學，[3]通過發展民主政治、民主經濟和制度防腐，完全可以防止國家所有制演變為權貴資本主義，“極有可能”并不等于無法避免。吳敬璉多年來發表觀點的一個主要方法是詳細敘述改革的歷史，然后說改革還不到位，需要進一步市場化等等。對腐敗也是如此。他舉了一些例子，說過去市場化改革還沒有到位的情況下，通過行政權力配置資源的體系和市場配置資源的體系攪在一起，腐敗開始流行起來。如企業改制時，在權力的運用沒有受到嚴格的監督和約束的情況下，某些擁有權力的人就有可能利用這種不受約束的權力侵吞公共財產，企業改制時所有者沒有負起自己的責任，所有者不在位。(284-286)既然如此，對癥下藥，不讓行政權力和市場權力攪在一起，讓權力的運用受到嚴格的監督和約束，讓所有者負起責任，讓所有者到位，問題不就解決了嗎?為什么非得私有化、去黨化呢?吳敬璉還說，“由于政府官員握有太大的權力和太多的資源，又沒有建立起能夠監督官員和約束權力的制度，腐敗仍然變得愈來愈猖獗”?(292)既然腐敗有兩個前提條件——政府官員握有太大的權力和太多的資源，又沒有能夠監督官員和約束權力的制度——只要去掉“又”一個條件，腐敗不就可以解決了嗎?

　　吳敬璉還把增長模式轉型存在的“體制性障礙”主要歸結為“各級黨政領導而不是市場機制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基礎性作用”。(273)而現實是，大多數人認為中國市場化在很多領域已經過度，需要進一步市場化的領域其實已很少。

　　吳敬璉批評共產黨及其領導人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持對經濟方面的“國家辛迪加”和整個社會絕對控制，是暴力的政權。他批評“1871(巴黎公社)—1917(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大災難和大倒退”;“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反動的專制主義”。(295)他肯定韓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以及中國臺灣等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的“民主體制”。(302)吳敬璉還以列寧的話為證：“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只是無產階級中有組織和有覺悟的少數人專政”，“蘇維埃的(即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和實行個人獨裁之間，根本沒有任何原則上的矛盾。”(256)

　　吳敬璉的觀點曲解了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國家管理理論。列寧說的少數人專政，指的是中央的領導權威和領袖權威，這種領導權威是奪取革命勝利、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保證。對今天而言，強有力的中央領導和主要領袖的充分權威，也是對抗利益集團、順利推動改革、遏制腐敗不公的有力前提。美國有大量的人看不起病，奧巴馬想成立一個國有保險公司與私有保險公司競爭，以改變看病很難、看病最貴的低效狀況，但卻難以推動。希臘實行極端多黨制，結果社會管理能力極差，財經紀律也差，黑社會橫行，不納稅的“影子經濟”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4至1/3，[4]完全無力應對債務危機，希臘前總理將其稱之為民主治理的危機。另外，列寧講專政和獨裁，絕非不要民主。列寧說工作時間要服從獨裁者的意志，無非是強調生產的統一指揮，他同時提出要經常開群眾大會討論工作條件，即要發揚民主。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都特別重視民主。僅以列寧為例，他反復強調比資本主義民主更高級的民主——人民直接民主，要“使所有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所有人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5]實行“包羅萬象的工人監督”，[6] “真正實現大多數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使大多數人即勞動者實際參加國家的管理”， [7] “建立由群眾自己從下面來全面管理國家的制度”，[8] “只有當全體居民都參加管理工作時，才能把反官僚主義的斗爭進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勝利”。[7]今天，基層人民直接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各級政府的權力制衡和民主監督，與黨中央和最高領袖的有力領導結合起來，完全可以使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充分遏制腐敗。

　　但吳敬璉反對實行“直接民主制”，“中國所要選擇的民主，只能是憲政民主。……憲政的要義在于，要求任何行政權力的主體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約，不允許任何至高無上、不受約束的權力主體存在”。(303)在這里，人民民主尤其是人民的直接民主被排除，另一方面，黨的領導不見了，而這正是“憲政”、“法制的市場經濟”要旨之所在。所以，吳敬璉所說的法治化指的主要是去黨化，民主化也主要是精英民主。應當說，“制約”、“憲法”是必要而重要的，但第一，不能抽象地談論憲法而不看憲法的具體內容和實質。在一個吳敬璉推崇的私有制社會里，法律必然首先維護剝削階級利益，“制約”社會的必是金融寡頭，“憲法”不會給受雇者群眾真正的民主。第二，僅有“制約”、“憲法”是不夠的。“憲法”不會自動保證經濟建設順利發展。今天，憲法中的社會主義內容需要社會主義政黨當仁不讓，組織人民群眾加以維護與擴展，為人民群眾平等的政治、經濟權利奠定前提。

　　多年來，大量學術期刊在討論經濟問題時要求國有經濟“退出”，早已成為流行的話語，這是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根本否定。但吳敬璉說：“對執政黨來說，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才是共產黨執政的可靠基礎”。(299)不過在他的改革目標中，已經沒有公有制經濟從而也沒有所謂的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共產”黨已沒有“共產”可以領導，在他的改革要求中，執政黨對經濟、司法、社會都不能干預，執政黨已是不能治國的“執政黨”。

　　最后指出，在吳敬璉先生的改革呼吁中表示了對腐敗專斷等弊端的強烈關注，但他對腐敗專斷及權貴資本主義的關注與我們反腐敗的目的和途徑完全不同。他的出發點是實行徹底的私有化，他認為，腐敗專斷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所以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好。而我們認為，堅決貫徹馬、列、毛、鄧所闡述的公有制事業的管理原則，完善社會主義，是應對這些問題的更好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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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列寧.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95.

　　[6]列寧.列寧全集[M]. 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01.

　　[7]列寧.列寧選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2、770.

　　[8]列寧.列寧全集 [M].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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