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必須遠離物質主義。原因很簡單：

　　如果我們不改變，地球可能無法負擔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曾擔任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與首席經濟學家。

　　斯蒂格利茨教授為經濟學的重要分支——信息經濟學的創立做出了重大貢獻。2001年，斯蒂格利茨教授由于在“充滿不對稱信息市場的分析”理論研究上的突出貢獻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所倡導的一些前沿理論，如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已成為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標準工具。

　　近年來，作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思想領袖之一，斯蒂格利茨教授把研究的領域擴展到當下社會發展最為緊迫、復雜的問題，如不斷加劇的不平等問題等。斯蒂格利茨關注中國經濟變革和發展，是中國政府決策機構、學術研究機構的常客。

　　2014年春，在北京做學術交流的斯蒂格利茨教授接受了《中國經濟報告》記者的獨家專訪，就中國及世界不平等現象、市場和政府各自的作用以及當下較為流行的PPP模式等話題發表了他的最新見解。

　　是什么導致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等?

　　中國經濟報告：斯蒂格利茨教授，很榮幸采訪您。關于經濟不平等問題，您發表了諸多著述，如2013年出版的《不平等的代價》。在您看來，中國經濟不平等問題加劇的原因是什么?該如何解決?

　　斯蒂格利茨：有些經濟不平等源于沿海和內陸地區的差異增長。中國扶持西部地區發展的政策是極為正確的，這是一種有助于減少差距的方法。有些不平等源于城鄉差距。一些政策努力確保農村地區獲得免費教育和醫療，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應認為這就解決了問題，巨大的差距仍然存在。即使目前的政策只是一個開端，醫療保險的金額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因為目前的水平很低。同時，可以將上述兩個導致經濟不平等的原因視為自然的發展或挑戰。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其他一些原因導致不平等問題加劇。我認為，首先，非常清晰的是，很多不平等現象與“尋租行為”有關。我多次在講話和書籍中對此進行過描述。“尋租行為”具有各種各樣的形式。有些人會說腐敗，有些人會說出賣土地。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所談論的美國“尋租”的種種問題，也都以某種方式在中國存在著。顯而易見的是，對這種問題的解決方法就是認真思考本國“尋租行為”的實際形式。有一個有助于思考這些問題的一般原則，那就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利潤應該為零。人們的博弈只是為了達到均衡點，不應該有大的財富積累。當然，也存在一些例外。有人想到聰明的點子，得到專利，并獲取回報。但是，仔細觀察當今世界上最會賺錢的人，就會發現他們賺錢不是因為聰明，也不是因為創新，而是因為壟斷或者濫用的公司治理。所以，想象一下一個競爭性的市場應該是什么樣子，再觀察一下眼前是什么樣子，這就是了解不平等的原因的一種方式。

　　為什么出現信任缺失?

　　中國經濟報告：當前的中國改革有可能在國內和國際都產生較大影響。改革進程中應考量哪些關鍵因素?

　　斯蒂格利茨：我想先問幾個問題：中國社會現在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它們產生的根源是什么?面對這些問題可以做些什么?

　　作為一個局外人，我看到中國的一些重大改革措施以及一些主要問題，顯而易見的是中國本身也將腐敗視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是，腐敗只是我曾論述過的一個更廣泛的問題——信任缺失的來源之一。不只是對政府的信任缺失，也有對私營機構的信任缺失。信任缺失來源于這樣一個看法，即存在社會不公，特別是存在著極端的不平等。人們可以接受程度較小的不公平，但是當極端情況出現的時候，在社會體系內就會出現信任缺失。

　　通常情況下，大部分不公平都集中在公共部門。但是環顧周圍，我發現很多人也在擔心一些私營部門發生的問題，如食品安全。這的確是一個私人部門問題，但同時也是一個公共部門問題，因為人們期待政府保護公眾。所以，簡單地說“讓市場發揮作用”并不是全部答案。如果不約束私人部門，就相當于變相激勵它們實施損害社會利益的不法行為。在美國，厄普頓·辛克萊的《屠場》推動了美國食品安全監管的進程。(這本書描寫了二十世紀初芝加哥的肉食加工廠中的黑幕及其造成的嚴重健康問題。)法案的出臺既是不再信任食品企業的公眾的需求，也是不再被公眾信任的食品企業的需求。這是一個思考市場的真正問題所在的案例。

　　另外一個大問題是環境問題。因為每個人每時每刻都在關注，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是市場失靈，同時也是政府失靈，因為政府沒能阻止市場行為——污染。

　　中國經濟報告：現在，對中國地方政府政績，不僅僅以GDP衡量，還會以其社會績效衡量。您認為 “社會績效”應該涵蓋哪些內容?

　　斯蒂格利茨：這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其他一些國家也在思考同樣的問題，比如事實上還不是獨立國家的蘇格蘭，他們想從首府愛丁堡向地方分權，并且也在思考如何衡量地方的表現。這就是當地政府最為重要的工作。除了衡量GDP，現在還要衡量不平等性、環境與污染，還可以衡量一個指標，或者使用我們稱為儀表盤的指標組合。總體來說，現在的工作很重要，但是并不充分。一個必須記住的重要方面是，不能把所有權力都交給地方。以一個社區為例，如果這個社區能夠從上游得到清潔的水，那么這個社區就把資源放在上游并污染下游，他們并不擔心污染下游的鄰居。這樣，不當激勵的問題在社區層面就會出現。這是一個負外部性的典型案例。所以，如果存在空氣污染或水污染問題，那么必須交給更上一級權力部門處置。

　　從現在開始改變

　　中國經濟報告：為了使中國經濟更富活力、更可持續，需要加強國內消費。請問，這應是什么形式的消費?

　　斯蒂格利茨：其實，我并不同意這一觀點。在我看來，中國需要加強的是國內需求，而不是消費。因此，問題應該是國內需求應采用何種形式。我認為，國內需求主要是私人消費的觀點是錯誤的。若工資增長，私人消費會隨之增長。中國的工資水平在逐步提升，但是工資在GDP中的份額依然低于幾乎大多數國家，所以這方面增長空間依然巨大。同時，我認為提升國內需求最重要的是增加由政府提供的健康和教育服務，以及增加城鎮化、公共交通、公園、公共住房等方面的政府投資。所以，回到第一個問題，在觀察社會問題時，譬如如何管理城鎮化過程，我的觀點是需要利用市場——競爭性招標——選擇建筑公司，但是協調過程必須由政府完成。

　　城市里面充滿了各種外部性。因此，問題在于如何最好地發揮私營部門的作用，如競爭性外包，而非造成不平等問題的非競爭性外包。所以，政府在判斷哪里會出現外部性、規劃城市時如何減少環境影響等方面大有可為。地方政府把更多的責任委托給市場方，可以釋放其有限的資源，集中精力解決外部性、規劃、組織等關鍵問題。雖然計劃經濟聲名狼藉，但是每一個市場經濟國家都需要城市規劃。缺乏規劃的城市如同災難，例如休斯敦，中國肯定不想走這條路。

　　談到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公共私營合作制)，那必須經過非常認真的設計。在世界上很多PPP模式中，政府承擔了風險、私營股東取走了利潤。這對私人部門有利，但對政府來說很糟糕。而這樣的情形不斷重演。所以，我認為現在市場對PPP模式有點信心過度，因為失敗的案例太多。可以把美國銀行系統看成一種非常特殊的PPP模式，其中銀行冒險、獲利，但是每次出現問題時都由政府買單。所以這是一種特殊的公私合作方式，但也是一種低效率、不公平、不利于平等的合作方式。

　　最后，我認為在接下來的發展階段，中國亟需通過增加服務而非物質產品消費來提高國內消費。擁有更好的健康服務不會造成污染。可以理解中國第一階段的發展是高度資源密集型的，尤其是在需要發展建筑業的城鎮化階段。當然建筑業也可以做得更環保一些。但在下個發展階段，享受健康、教育服務不是資源密集型的，所以對環境的影響有希望降低。人們必須遠離物質主義。其實，我們已經沒有選擇的余地，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不改變，地球可能負擔不了。我們不能等到災難釀成之后才改變行為，所以，還是現在就開始改變吧，讓我們從現在開始遠離物質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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