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歷史記錄以來，沒有一個國家像過去三十年的中國那樣增長得如此之快、讓如此之多的人口脫離貧困。中國成功的一大特征，是其領導人愿意在需要時改變經濟模式，即使是面對強大既得利益的反抗。如今，當中國再實施另一系列根本性改革時，既得利益又準備要竭力阻止了。改革派能再次勝出嗎?
要回答這一問題，一個需要記住的關鍵是，和過去一樣，當前的改革重構的將不止是經濟，也包括既得利益;這些既得利益將塑造未來的改革(甚至決定未來的改革是否可能)。如今，盡管高姿態的措施——比如擴大反腐運動——吸引了大量注意力，但中國面臨的更深層次問題，是國家和市場的適當角色。
中國三十多年前開始改革開放時，方向是明確的：市場必須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角色。如今，私人部門比昔日重要不知凡幾。此外，一個廣泛的共識是市場應該在許多國有企業主導的部門，扮演官方所謂的“決定性角色”。但在其他部門及整體經濟中，市場應該發揮什么作用呢?
當今中國的許多問題源自“市場太多”而“政府太少”。或者換句話說，盡管政府顯然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但也有一些應該做的事卻沒做。
比如，環境污染的日益惡化威脅到生活水平，而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已可以與美國相提并論，腐敗也在公私機構和部門中橫行。所有這些都破壞了社會內部的信任和公眾對政府的信任——這在比如食品安全問題上更是明顯。
隨著中國經濟結構從出口導向型增長轉向服務業和家庭消費，這些問題可能進一步惡化。顯然，私人消費有很大增長空間;但采取美國肆意揮霍的物質生活方式對中國(及全世界)來說將是一場災難。中國的空氣質量已威脅到其人民的生命;它不斷增加的碳排放將讓全球變暖惡化，威脅整個世界。
市場醫療不是中國該走的方向
中國可以采用更好的策略。首先，如果更多的資源用在解決醫療和教育的重大不足，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可以也將會有所提高。在這方面，政府有很好的理由應該發揮領導作用，許多市場經濟也這樣做。
美國的私人醫療體系昂貴、低效，效果比花費少得多的歐洲國家差得多。一個更以市場為根本的醫療制度不是中國應該走的方向。近幾年來，政府在提供基本醫療方面，特別是在農村地區，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一些人認為中國采取的方法類似英國，即在公共供給的基礎上加上私人供給。這一模式是否優于比如法國式的政府主導供給還有待討論。但如果采取了英國模式，那么(公共供給的)基礎水平將決定最后結果的差異。英國私人醫療體系的角色相對較低，從本質上說是一套公共制度。
同樣的，盡管中國在從以制造業為主的經濟轉向以服務業領頭的經濟上已取得了相當的進展(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于2013年首次超過制造業)，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許多行業面對產能過剩。沒有政府的幫助，高效、平滑的重組決非易事。
中國也以另一種方式重組：快速城鎮化。確保城市宜居和環境可持續，需要政府強有力行動來提供公共品如充足的公共交通、公共學校、公共醫院、公園和有效的區劃。
2008年后的全球經濟危機的一個主要教訓，是市場并不能自我監管。市場很難防止資產和信用泡沫，而這些泡沫必然會破裂——通常是在跨境資本流動突然逆轉的時候——并造成巨大的社會成本。
美國沉迷于去監管化是危機的起源。這一問題并不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僅僅是自由化步驟和順序的問題;最終結果也十分重要。存款利率自由化導致了美國20世紀80年代的儲貸危機。貸款利率自由化助長了掠奪貧窮消費者的行為。銀行去監管化沒有帶來更多增長，只是帶來了更多風險。
我們希望中國不會重蹈美國的覆轍，出現如此災難性的后果。中國領導人的挑戰，是配合其發展階段的需求，制定有效的監管機制。
這需要政府籌集更多資金。目前，地方政府對賣地的依賴是許多經濟扭曲——及腐敗——的根源。中國政府應該通過征收環境稅(包括碳稅)、更全面的累進所得稅(包括資本利得稅)和房地產稅來增加收入。此外，國家應該通過分紅，獲取國有企業更大比例的價值(一些國有企業管理者將因此遭受損失)。
問題在于中國能否在遏制信用擴張(可能導致資產價格的突然逆轉)、面對全球需求疲軟、實現經濟結構重組和打擊腐敗的同時，維持快速增長(盡管略慢于先前的高速)。面對這些艱巨的挑戰，一些國家不但沒有辦法向前邁進，反而陷入癱瘓。
要成功必須采取的措施是明顯的：以征稅為籌資手段來提高對城鎮化、醫療和教育的支出，可以同時實現維持增長、改善環境和降低不平等性。如果中國的政治能夠處理好這一日程的實現，那么它和全世界都將受益。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大學教授。
英文原題：Reforming China's State-Market Balance
版權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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