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網北京3月23日訊 (記者 段丹峰)23日，主題為"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4年會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主題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分會場上表示，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有企業的責任感，同時眼光要放長遠，也不要從事那些可能會帶來不穩定發展的短期行為，在發展中國家投資，我們不僅僅是要為了獲得這些國家的資源，而且是要幫助他們發展。
以下是文字實錄：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非常高興能夠再次到這兒來，也非常感謝主辦方邀請我出席這次論壇!中國的對外開放，對中國過去三十年取得的成功至關重要，那么這種開放應該說是多層次的，包括對新思想的開放，對于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開放，對于外資的開放，以及中國對于海外的投資的開放，這為中國帶來了新的技術以及更多可以得到保障的進口供應。
那么是什么使得中國的對外開放變得如此的特殊，而且表現得也比世界上其他國家要更好呢?首先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中國對于改革開放的順序和速度有著非常謹慎的安排，那么中國沒有過快的開放或者說完全基于資本市場的自由化。不像其他國家一樣，他們沒有進行自由化，現在事實證明，那些國家過快的完全使自己的金融市場自由化以后，就面臨很多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正如2008年金融危機帶來的情況一樣。同時，很多的中小企業也會受此影響，而且國內企業的投資也會下降。
因此，中國很好的管理了他參與全球化的進展，中國因此也比世界上很多國家更加成功地避免了很多非常不利的結果，包括限制工業化失業率的上升和經濟的失控。事實上中國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中國認為開放只是實現發展的工具和渠道，而不是最終的目的，因此中國的這種開放的戰略使得中國取得了發展上的成功。在下一個階段，也就是中國未來改革當中該如何開放，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在過去可行的經濟措施，或者政策，未來未必就一定可行，因為全球的經濟在發生變化，而且中國未來的情況也未必就會和過去一樣。因此，我想說，中國應該降低對出口拉動型經濟的依賴，尤其是對制造業。而應該更多依賴于內需的擴張，當然我們希望這種依賴于內需驅動的增長不像美國的這種內需驅動的增長一樣，完全依靠所謂的消費。而應該是取決于另外一種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式。中國這種全面的深化改革的舉措當中重要的領域就是要接受一個經濟發展新的模式，那么這個模式可能部分是基于中國過去取得成功的經驗，當然了，也可以吸取其他國家最近的一些失敗案例的教訓。
在改革的其他領域可能會遇到比如說既得利益的阻礙或者是抵抗，那么現在我們必須要明確的找到一個正確的發展模式，尤其是現在。因為我們今天確定下來的游戲規則以及發展模式會對未來的經濟成長產生長遠的影響，這也是為什么在現在我們所做的工作應該是為未來工作制定的一個議程。有兩個大家必須要關注的潛在風險。第一，中國要盡可能的抵制短視的投資所給予的壓力。短期的投資者并不會太在乎長遠發展是什么樣的結果，這就是一種危險。同時，中國還應該盡可能的避免被所謂的監管所俘獲，那么這種新的開放的模式就像過去的開放模式一樣，包括了很多層面的開放，包括思想的開放，投資的開放，貿易的開放，以及包括管理或者管制的開放。
可能由于我是學者的緣故，在我看來最重要的開放領域是思想，也就是說與世界進行更多的互動，尤其是對于科技的發展來說這一點至關重要。中國一直以來是一個充滿創新的經濟體，所以很自然的我們會想到知識產權的問題，當我們想到對思想開放的時候，一定會想到知識產權，那么之前的一些發言人也討論過知識產權的重要性，但事實上很多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是不同的，那么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以發展為導向的知識產權管理體系，而這樣一種知識產權的體系和WTO文件當中，或者說在TPP的談判當中所提出的知識產權管制體制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所需要的是這樣的一種知識產權的管理體系，它和十幾年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所討論的那種知識產權的概念是不太一樣的。因為我們所需要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應該允許發展中國家能夠獲取，比如能夠救人命的仿制藥的產品，像美國這樣的體制在設計的過程當中就沒有被用來保護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很顯然，在最近的美國最高法院的一個決定中，也改變了知識產權保護的性質，所以隨著中國不斷地開放，隨著中國探討它需要什么樣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時候，他必須要了解到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知識產權的管理體系，那他必須要找到一個發展導向型的知識產權的保護體系。這樣的話，中國才可以變成一個更加具有創新力的社會。
再討論一下金融。在金融方面的開放我們必須要接受這樣的一個核心的作用，也就是說金融行業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包括提供信貸，那么尤其是對中小企業提供信貸。管理風險，在不存在風險的情況下為老百姓提供服務。所有的這些功能對于金融行業的穩定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而這些重要的目標其實對任何經濟體來說，包括最發達經濟體來說都是很難實現的，那么在過去的實踐當中我們看到在金融危機之后，我們在這些重要功能方面實現了巨大的變化。最關鍵的是我們必須要有完成實現這些目標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是通過逐漸的開放來獲得的。
首先，我們對資本和金融市場自由化要謹慎。絕對不能夠操之過急，比如說我們必須要求所有的銀行，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向中小企業發放貸款，同時資本充足的獨立子公司要進行獨立運營，他們必須要為自己提供充足的資本和融資，同樣對于跨境資本流動要進行監管，甚至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改變了他一貫的立場，建議國家要對跨境的資金流動進行一定的監管。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第二，同時要保持強有力的監管體系，盡管可能會面臨來自外部的壓力。那么為什么這么做呢，這當然可以追溯到我們其他幾位財長剛才所說的，作為金融行業來說它有很多的外部性，這些外部性對經濟的穩定性，大家對于金融行業的信心以及整個經濟體系都會有影響。同時，貨幣的國際化其實并不是那么重要，尤其是將它和國際或者國內的經濟穩定發展相比。所以我們必須要充分的了解潛在的風險，才來逐步的推進貨幣的國際化。
那么我們現在談談貿易政策。我想首先，歡迎剛才鐘部長所提出的中國支持多邊主義這樣的立場，我覺得這是非常合適的對外貿易談判的態度，尤其是我也非常支持您剛才提到的多哈發展回合當中中國扮演的角色，尤其是考慮到過去的貿易談判過程當中發生的情況。我想區域和雙邊的貿易協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損害了或者影響了多邊主義，事實上現在我們就面臨著這樣一個錯綜復雜的不同區域和雙邊的FTA協定，那么在不同的國家，涉及到他們不同的生活水平。
這個國家所有的消費者都需要從這樣的貿易談判當中獲益，實際上我們貿易談判真正應該關注的是非關稅的壁壘，那么涉及到監管，比如說保護、健康、安全、環境以及經濟和金融的穩定。上一節討論當中我們談到了人們維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來減少對于社會保障方面的壓力等等。事實上之前美國在曾經參與的貿易協定當中，也就是所謂的烏拉圭回合的談判當中，甚至攻擊談判時候提出的要對煙草的銷售進行監管的提議，也就是說他們希望能夠影響某一個國家或者干擾某一個國家干預煙草的能力。的確像鐘部長說的，保護投資者的利益是很重要的，當我們看到這些投資協議的時候，我們必須回過頭再看一看，細節決定成敗，所謂的這種爭端解決機制在很多國家和投資者之間的投資保護協定當中都有，而事實上很多使用的法律標準在21世紀的今天看來其實是已經過時了。
尤其是我們從歷史來看，這種所謂的國家和投資者之間的仲裁并沒有為他們帶來投資，所以在這方面我們看看中國招商引資的成功，或者從巴西的角度來看，并沒有為這些國家帶來投資。而中國沒有靠這種協定就已經實現了很大規模的外資的吸收。那么開放當然應該是雙向的，中國在過去30多年當中也知道這種開放是雙向的，中國在海外的投資活動變得越來越活躍，包括中國的住權財富基金投資。同時還幫助中國分散了風險，所以我想再次強調一定要學習我們過去的經驗教訓。 [03-23 16:49]
首先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有企業的責任感，社會責任，同時眼光要放長遠，也不要從事那些可能會帶來不穩定發展的短期行為，在發展中國家投資，我們不僅僅是要為了獲得這些國家的資源，而且是要幫助他們發展，那么在這個領域我覺得中國是可以教很多國家怎么做的，中國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國在全世界經濟當中扮演著新的角色，我想首先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經濟體之一，正如鐘部長今天所說的，包括拉加德女士說的，中國是現在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但是中國在履行或者說承擔他的責任方面可能還沒有與他所占的體量的比例相協調或者相一致。
中國幾年前也提出了要建立一個全球的儲備貨幣的新體制，后續跟進的舉措應該說還是比較緩慢的，但我認為中國應該更加積極參與規則的制定和新制度的建立。在這方面向全世界提供公共產品，在這方面中國做得更積極點，包括在環境，在大氣的治理方面，中國可以做得更多，讓我們的地球的生態環境變得更好，幫助我們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當然在其他領域我們也可以進行國際性的合作，包括在經濟方面，包括在宏觀經濟穩定性方面。還包括研究在內的國際的公共產品的提供，包括共同應對疾病，同時也包括對最不發達國家提供中國力所能及的幫助。
最后我想來總結一下。要建立一個開放型的新經濟體制，對于中國繼續他的增長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舉措，通過這樣的努力來提高中國人民生活的水平。世界正在不斷地變化，因此中國還需要繼續摸著石頭過河，過去中國成功應對了全球化進程當中的問題，但是任何未來工作當中的失誤都可能會對經濟的繁榮和穩定帶來巨大的影響。我們理解也非常歡迎中國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的強調中國要全面深化改革，并且不斷推進開放，那么我們希望中國在構建開放型新經濟體制的過程當中，打造新的創新型的活力型的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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