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Project Syndicate網站報道，諾貝爾獎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撰文指出，中國不要走美國的老路，美國的過度消費造成鋪張浪費，私營醫療體系低效而且成本高昂，金融去監管化屢屢造成災難性后果。他認為，要吸取2008年金融危機的重大教訓，因為市場不會自我監管。中國很多問題在于政府做得不夠，不能把醫療和教育推給市場，應該進行稅收政策改革，征收環境稅、高累進收入稅和房產稅，然后擴大對城鎮化、醫療和教育等公共品的開支。

　　以下是斯蒂格利茨評論文章全文翻譯。

　　在人類有記錄的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過去30年那樣實現如此快速的增長，以及讓如此多的人口脫離貧困。中國經濟上的成就主要歸功于其領導者愿意在必要的時候對經濟模式進行改革，哪怕遭到既得利益群體的強烈反對。現在，中國正在實施一系列新的根本性改革，而既得利益者已經開始抵制。這次改革者能否再次勝出呢?

　　中國面臨的更深層次問題：政府與市場的問題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要記住一個關鍵點，與過去一樣，當前這一輪改革不僅僅是對經濟進行重構，也是對既得利益進行重構。后者將為未來的改革設定框架，甚至于決定改革是否可能發生。今天，雖然一些高調的措施贏得廣泛關注，比如政府大規模的反腐運動，但中國面臨的更深層次問題是政府與市場的角色問題。

　　30多年前，當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方向是非常明確的：市場需要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更大的作用。現在這一點已經實現的了，私人部門比以前要重要得多。而且，現在有一種廣泛的共識，認為市場需要在許多國企壟斷的領域扮演官方所謂的“關鍵角色”。但市場在其他板塊以及整體經濟中應該扮演什么角色呢?

　　事實上，中國當前很多問題都是由于市場管的過多而政府管的過少。換句話說，雖然政府的確做了一些它不應該做的事，但也有一些應該它做的事沒有做。

　　比如說，環境污染的惡化導致人們生活質量下降，收入和財富的不均已足以與美國并駕齊驅，同時腐敗現象在政府機構和私人部門都大行其道。所有這些都破壞了社會內部以及對政府的信任，這一點在食品安全問題上尤其明顯。隨著中國調整經濟結構，將出口主導的增長模式轉向服務和家庭消費，部分問題可能還會惡化。顯然，中國的個人消費還有增長空間，但效仿美國人那種揮霍無度的享樂主義生活方式對中國、乃至于這個地球都是一場災難。中國的空氣污染已經威脅到人們的健康，如果碳排放進一步上升，也將威脅全世界。中國可以有更好的策略。首要的一點，如果中國將更多的資源用來緩解醫療和教育的巨大不足，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可以也必將得到改善。在這里，政府應該扮演主導角色，而且大部分市場經濟國家都應該這么做。

　　中國不應該追求更加市場導向的醫療體系

　　美國的私營醫療體系是昂貴和低效的，相比歐洲國家，花的錢多得多，效果卻差得多。中國不應該追求更加市場導向的醫療體系。最近幾年，中國政府在提供基礎醫療方面邁出了一些重要步伐，尤其是在農村地區，部分人將其與英國模式相提并論，即，將私營醫療服務疊加在公共基礎醫療之上。相比法國式的政府主導型醫療體系，到底哪一種更優，可能還有待討論。但如果采取英國模式，那么關鍵就在基礎醫療的比重。英國的私營醫療部分占比相對較小，因此基本上還是屬于公共體系。

　　同樣，雖然中國在從制造型經濟轉向服務型經濟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2013年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首次超過了制造業)，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很多行業正在經受產能過剩之苦，沒有政府的幫助，要實現有效的、平滑的重組并非易事。

　　中國的結構調整還表現在另一個方面：快速的城鎮化。要確保城市的宜居性以及具有環境上的可持續性，需要政府采取強有力的行動來提供充分的公共交通、公立學校、公立醫院和公園等公共品。

　　金融危機的教訓：市場不會自我監管

　　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了我們一個重大教訓，那就是市場不會自我監管。市場總是有產生資產和信貸泡沫的傾向，而且必然會崩潰(通常發生在跨境資本流動突然轉向的時候)，并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

　　美國熱衷于去監管化是危機的起因。有人認為問題出在去監管的步伐和順序，但最終的結果同樣重要。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導致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出現儲貸危機。貸款利率的自由化鼓勵了剝削貧窮消費者的掠奪性行為。銀行監管的弱化并沒有帶來更高的增長，只是造成更高的風險。

　　應改革稅收政策 不要過分依賴土地財政

　　我們希望中國不要走美國的老路，這是一條充滿災難的路。中國領導者的挑戰在于設計一套符合自己發展階段的有效的監管體系。

　　這就要求政府擴大籌資來源。中國的地方政府過度依賴賣地來獲得財政收入是經濟中各種扭曲脫節以及大量腐敗的根源。實際上，政府應該征收環境稅(包括碳排放稅)、更為累進的收入稅(包括資本利得稅)以及房產稅，來提高財政收入。另一方面，應該提高國有企業的利潤上繳比例(這可能會損害國企經理人的利益)。

　　問題在于，在控制信貸擴張(可能導致資產價格突然反轉)、全球需求低迷、調整經濟結構和大力反腐的情況下，中國能否實現較快速的增長(顯然比過去的高速增長要低)。在其它國家，如此嚴峻的挑戰早已造成癱瘓，而不是進步。

　　中國應遵循的“成功經濟學”是顯而易見的：提高稅收，用來增加城鎮化、醫療、教育的開支，可以同時刺激增長、改善環境和降低貧富差距。如果中國的政治家能夠實施這一議程，中國和全世界都將受益。

　　作者簡介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1979年獲得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1988年起他在斯坦福大學任經濟學教授，成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93年開始成為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團的主要成員，并且從1995年6月起任該團主席。在此期間，他是克林頓總統顧問班子的關鍵成員;1997年起任世界銀行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2001年因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信息經濟學的創立做出的重大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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