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六十年多年以來，中國人民經歷了“三反”、“五反”、“反右斗爭”、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多種的政治時期。在中國人們的心目中，影響最深的當數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爭、文化大革命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這三個政治時期中，出現了三個不同的名詞：右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自由化。雖然，這三個政治時期所處的年代不同，背景不同，方式不同，但目的基本一致，這就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然而，三次目的相同的政治歷史卻遭遇了不同的命運：鄧小平說，反右是必須的，但在實際工作中出現了擴大化。而文革則于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被定性為“十年動亂”全盤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鄧小平提出來的，至今并沒有結束。

　　文化大革命已過去了三十多年，雖然，大多數人認為在否定文革問題上，鄧小平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殊不知晚年的鄧小平其實對于文革也進行了反思，特別是在鄧小平離開工作崗位后的南巡講話中，既談到了在改革開放中要注意防“左”，同時也講到了防右與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只不過是在后來的宣傳中，鄧小平關于防“左”與改革開放的談話被無限夸大，而關于防右與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談話則銷聲匿跡了。我們從鄧小平的文選特別是南巡講話中看出他對于文革反思的心路歷程。

　　一、右派、走資派與資產階級自由化

　　什么是“右派”?鄧小平說：“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鄧小平文選《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意見》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第2卷第294頁)這里，鄧小平論述得十分清楚，所謂“右派”就是一股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方向的勢力，他肯定了反右斗爭的必要性。那么，經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爭，右派是不是絕跡了呢?沒有!改革開放后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社會上又出現了與一九五七年同樣的一股反黨反社會主義勢力，不過，鄧小平不再將這一類人稱之為“右派分子”而是稱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鄧小平說：“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7頁《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1987年3月3日)上述我們可以看到，從鄧小平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定義來看，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與“右派分子”從理論、言論、目標上去看，如出一轍、一脈相承，沒有絲毫的差別，只是說法不同而已。

　　二、關于“文革”與“走資當權派”

　　如上所述，右派與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是一丘之貉，沒有本質的區別。那么，什么是“走資派”呢?所謂走資派就是右派分子與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的總稱。但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右派、自由化分子就有很大的區別了，右派、與自由化分子是泛指存在于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等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說話，具有走資本主義道路傾向的所謂知識“精英”，雖然，這些人并沒有掌握黨和各級政府的主要領導權，但他們也具有發言權與政策導向性。對于走資派，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說：“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那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使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轉引自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

　　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則泛指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具有走資本主義道路傾向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當權者，因為他們掌握著制定各種政策的領導權，可以改變社會主義方向，具有較強的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的破壞力，具有和平演變的可能性，因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比右派與自由化分子更危險。上述我們可以看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右派”“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在于政治身份不同，處于不同的政治層面。因此，毛澤東說：“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轉引自一九六七年《紅旗雜志》第三期)

　　1966年8月8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指出：“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毛澤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根本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斗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轉引自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的主要對象是混入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同廣大工農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識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斗爭，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集中表現。”(轉引自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報》)

　　1978年，剛復出不久的鄧小平說：“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于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鄧小平文選《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1978年12月13日　，第2卷第149頁)

　　1979年5月 ，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不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也不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確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條件之后還會產生一個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68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1979年3月30日　)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當時的解釋，即所謂“向走資派奪權”，也就是撇開黨委鬧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實踐證明了是錯誤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釋，可以在黨內繼續研究。”(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3月30日第2卷第182頁)

　　從上述的論述看，毛澤東去世后，文革之所以受到全面否定，是因為以鄧小平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確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條件之后，黨內不存在一個資產階級，而毛澤東卻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因而文革就是將階級斗爭擴大化。

　　三、鄧小平晚年反思文革

　　然而，令鄧小平沒有料到的是：由于文革遭受到了全面的否定，早在改革初期，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全盤西化的言論就濁浪翻滾。雖然鄧小平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86年又提出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由于黨內的主要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不僅不予執行，而且存有抵觸情緒，最終右派分子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利用學生反官倒、反腐敗的情緒，策動了一九九八年的學潮，而后又演變成為了一場政治動亂。致使在短短三年內倒臺了兩個黨的總書記的歷史悲劇。

　　一九八九年，鄧小平在會見美藉華裔學者李政道時說：“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并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但后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4頁《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16日)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鄧小平在會見南方委員會主席，坦桑尼亞革命黨主席尼雷爾時又說“中國今年的動亂也是遲早要出現的。其中也有我們內部的問題。你知道我們兩個總書記都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了跟頭。如果中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那末肯定會有動亂，使我們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們制定的方針、政策、路線、三個階段發展戰略的目標統統告吹。”(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44頁1989年11月23日)

　　經過八十年代的中期的動亂，特別是一九八九年的動亂，在鄧小平的思想中產生了強烈的震動，使他的思想也產生了深刻的變化，他說：“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0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從鄧小平的上述論述中，雖然，鄧小平并沒有肯定文革，沒有直接引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詞，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問題：第一、中國要出問題，這里的“問題”指的是什么問題呢?這就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認同了毛澤東關于在社會主義階段，仍然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的論述。第二、從“我們不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到“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這實際上就是認同了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關于“走資派就在共產黨內”，“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的論斷。

　　四、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說：“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說過，階級斗爭學說不是他的發明，真正的發明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歷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說來，總是弱于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9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　1992年1月18日　—　2月21日　)

　　這里，鄧小平提出來“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的命題，實際上也就是認同了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然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怎樣保衛社會主義制度?怎樣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毛澤東采用的是人民民主的形式，文革的開展形式就是通過群眾運動，通過大嗚、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采取大批判的形式，誰要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人民就可以造你的反，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準他們亂說亂動，誰要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人民就可以“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毫無疑問，采用這種搞群眾運動的形式來保護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是持反對態度的，與毛澤東截然不同的是，面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面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處理胡耀邦的問題上，鄧小平采用的是個人的權威，1987年1月20日，鄧小平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穆加貝時說：“我們對胡耀邦同志問題的處理是合情合理的，可以說是處理得非常溫和，問題解決得也很順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1頁《加強四項基本原則教育，堅持改革開放》1987年1月20日)

　　1987年3月3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國務卿舒爾茨時說：“拿中央的人事變動來說，我們歷來對待這樣性質的事總是過分，鑒于過去的經驗教訓，我們這次用很溫和的方式來處理這件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我們不搞運動，盡量縮小這個問題的范圍，減輕這個問題的性質和分量。”(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7頁《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1987年3月3日)

　　從鄧小平的上述論述看，面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面對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不主張大張旗鼓的給予批判與反擊，不主張搞群眾運動，不主張讓人民參與，而主張采取的是溫和的形式。眾所周知，鄧小平是我國老一代核心領導人，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革命家去世后，復出工作后理所當然的成為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核心，在胡耀邦、趙紫陽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鄧小平任軍委主席，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等職務，雖然沒有擔任黨內外最高職務，但成了實際意義上的領導核心，什么是溫和的形式呢?這就是利用他個人的資歷與在黨內的威望逼使胡耀邦辭職。無疑，鄧小平主政，這是一種特殊的歷史背景與政治條件，但是，人總是要死的，這是一種客觀的自然規律，因此，這一種歷史背景與條件只能是暫時的，不可能是長久的，如果失去了這一種歷史條件與背景，高層出問題怎么辦?

　　對于這個問題，直至一九八九年經歷了那場政治風波后，鄧小平開始反省，他對幾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時說：“現在看起來，我的分量太重，對國家對黨不利，有一天就會很危險。國際上好多國家把對華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來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叫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0—311頁《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1989年6月16日)

　　長期以來，很多人不理解，面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者，為什么不采取黨內斗爭的形式解決?為什么不限定在黨內，毛澤東為什么要通過發動自下而上群眾運動來解決?

　　憑毛澤東在黨內與全國人民中的威望，完全有條件象處理高饒反黨集團那樣來處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問題，但毛澤東沒有這樣做，而是通過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解決，其原因有如下幾點：

　　一、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并不是限定在中央高層，中央各部委有沒有?省委有沒有?市委、縣委有沒有，如果僅是采用黨內斗爭來處理道路分歧的話，中央的走資派解決了，地方的怎么辦?

　　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黨內外的領導者是不斷的經常的更迭的，如果通過黨內斗爭解決了眼前的問題，那么以后的問題怎么辦?誰能保證解決了張三的問題，以后便不會再出李四的問題?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說，這樣的革命沒過七八年，十多年就要來一次，實踐證明，毛澤東的預言是非常正確的，從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到了一九八六年，正好十年的時間，黨內外的走資派們便蠢蠢欲動了，也就出現了胡耀邦的問題。而胡耀邦三年后，身為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又重蹈覆轍，雖然，鄧小平說“選的時候沒有選錯”，那么，怎樣衡量選的時候不選錯?又怎樣保證選的時候不會選錯?既然沒有選錯，為什么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上犯了錯誤?為什么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肯執行?

　　三、走資派的問題的性質不同于高饒反黨集團，也不同于刑事犯罪，解決走資派問題的目的并不是要他們做監牢或者消滅他們的肉體，而是要改造他們的世界觀。

　　基于上述原因，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就是要通過群眾運動的形式來保衛社會主義制度，以達到既教育了干部，又教育了人民以提高人們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覺性，讓全社會提高資本主義復辟的防御能力，因此，說穿了，毛澤東就是依靠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來保護社會主義制度的。

　　1987年3月8日，鄧小平在會見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總統姆維尼時說：“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去年九月召開的黨的六中全會上，有的同志主張在《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要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實際上就持這種觀點。我在那個會上講了話。當時我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僅現在要講，而且還要講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1頁《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1987年3月8日)

　　現在的問題是：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86年前后，鄧小平多次反復強調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是，鄧小平卻同時又提出來“不爭論”，不爭論就不能明辨是非，人們就難以辯明哪些是社會主義的，哪些是資本主義的，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就是因為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下臺，為什么在趙紫陽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后。還會出現1989年的旨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事實足以說明一點：面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面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采用溫和的辦法并沒有收到實際成效，面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放縱的惡劣后果，最終不得不動用軍隊的力量來解決。

　　因此，晚年的鄧小平說：“我們發現靠我們這老一代解決不了長治久安的問題，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0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直到晚年，鄧小平才“發現靠我們這老一代解決不了長治久安的問題，”這既是一種省悟，同時也是一種無奈的哀嘆!

　　如上所述，一九八六年鄧小平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講二十年，到了一九八七年說還要加上五十年，再到一九九二年南巡講話中說“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9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　1992年1月18日　—　2月21日　)很顯然，二十年、五十年與十幾代人、幾十代人的時間跨度是相距甚遠的。因此，我們不難看出，對于無產階級專政下保衛社會主義制度的艱巨性，鄧小平是逐步有所省悟的。

　　綜上所述，在改革開放中，鄧小平雖然提出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提出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出了“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的論斷，提出了“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的命題，但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中看，并沒有從理論與實踐中找到解決保衛社會主義制度的形式和方法。

　　二0一0年十二月十九日

　　附文：

　　小平同志的十個“如果”——“理論創新”繞不過去的話題

　　作者：朱衛華

　　“如果”在漢語中是表示“假設關系”的連詞，就是說，當初小平同志發表這些言論時，是對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可能發生的現象或局面進行的假設式論述，這種或然性預期并不必然表示他所擔心的問題當時已經存在或后來一定發生。

　　然而，現在的問題在于，圍繞這些假設性論述，爭論以罕見的激烈程度發生了!近年來大規模的爭論至少已經發生了三次——第三次至今仍在持續中!爭論各方有的認為小平同志當年的假設不幸言中了今天的現實;有的認為他的部分假設已成現實，而另一部分假設目前還難以做出結論;有的則堅持認為，其假設的問題在今天并沒有發生。

　　因此，這將不可避免地成為當代理論家們必須直面的課題。因為，這十個“如果”不是普通人的普通假設，而是一個世紀偉人提出的事關中國前途和命運的大是大非問題。思想家、理論家們倘若試圖繞行，必然會陷入機會主義的泥坑，這樣的理論創新成果是毫無價值的;而只有直面，才能體現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大家風范，才能有希望為中國的前途命運鑄就照耀民族遠航的燈塔與積聚大眾力量的靈魂!

　　以下的十個“如果”，不僅散見于《鄧小平文選·三卷》中，也經常被人在文章中廣泛引述，因此許多人并不陌生。但當它們被集中于方寸之間時，相信讀者仍不免會產生一種強烈的震撼。這里，我僅就自己在閱讀這十個“如果”之后產生的一些困惑簡要示之，以求創新的理論家們賜教，并愿與同樣關注這一組組沉重假設或深重憂慮的人們共同進行思索。

　　1、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問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4頁)

　　中國目前是否在“走資本主義道路”?按照小平同志的觀點，要證實或證偽這個問題，必須要有兩個百分比充當其必要條件，即“百分之幾”和“百分之九十”。關于這兩個數字，近年國內外有不少調查組織拿出不同的調查版本，但似乎尚無被爭論各方接近一致認可的數字結論。0.47的基尼系數應該已經給出了這兩個百分比的大致輪廓，卻遭到了“智囊”集團堅決地否定和抹殺。

　　但作為研究鄧小平理論的專家們，就沒有理由在這兩個數字上打馬虎眼。因為這對中國來說，實在是個致命的問題。當然，我們也知道目前要“獲得”這兩個數字難度有多大，難在官方的認可上。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理論家不能在這個致命問題上拿出一個獨立的結論，還能配稱“理論家”嗎?

　　2、如果按照現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在中顧委三次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91頁)

　　這個“如果”句的核心問題是：現階段中國是否已經“產生新的資產階級”。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有一個事實來支撐：“基本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程度。就是說，現在我們的公有制范疇中還有多少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小平同志在這里只用了一個范圍副詞“基本”來涵蓋，而沒有對這個公有制程度進行嚴格的數量限定。但我認為，“基本的”在這里就是表示“主要的”。

　　然而，時至今日，“主要的”生產資料在國家和集體手中到底還剩下多少?例如代表國家管理和使用生產資料的企業，而今嚴格意義上的集體企業幾乎“全軍覆沒”，國有企業除了屈指可數的幾家央企，地方國有企業還存在嗎?如果硬要說存在，還有多少是貨真價實的?況且，就算是央企，也已經在“市場化”名義下，成為揮霍著國家生產資料為“內部”利益獲取最大值的壟斷組織。這樣，如果不再是“主要”甚至已經退居次要地位?那么，是否意味著已經“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這是研究“旗幟理論”的理論家必須直面的課題!

　　3、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不久前胡錦濤總書記面對面向群眾承諾：“如果我們的政策不行，就改進”。其實這話說在了中國社會矛盾的總根子上。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種顯然脫離了社會主義軌道的發展模式，轉向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轉向人民群眾“共同建設和諧社會，共同享受改革成果”的社會主義，政策已經發生了重大“改進”。不知中國的理論家們注意到沒有，為什么要進行這種重大“改進”?因為發生了重大的社會矛盾，而有一種重大的社會矛盾可以不可以叫“兩極分化”?

　　其實，理論上給這種社會矛盾起個什么名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近三年來執政黨政策的重大“改進”，確實具有力挽狂瀾的戰略意圖，即挽救在某些方面的重大“失敗”，例如多年來在民生領域改革上的一系列重大失敗。這些失敗對于社會矛盾的累積和激化都具有直接的蝕化作用。站在政策取向和制度取向的角度看，目前對中國近30年的改革做出一個多么全面的評價并非易事，盡管經濟、外交、軍事等方面的成果確實令人矚目，但至少它在某些要害部位(如三農改革、國企改革、教育改革、醫療改革、住房改革、就業改革、行政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的“手術”中遭到了重大阻力和重大挫折，有的甚至是重大失敗。這都是無法回避的。

　　對于執政黨以民本政策同社會矛盾不屈不撓的較量，我們的思想家和理論家們難道一點興趣都沒有?須知，任何不朽的思想和理論都是從對社會矛盾的解剖中提取和錘煉的。有的理論家的那些“盛世圖解式”的所謂創新理論是決然不會有什么出息的。理論家不要光想著為“治人者”提供“治民”理論，這種目標很膚淺。因為只有和諧立意下的“富民強國”理論才能奠定一個理論家宏偉的基業。

　　4、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為什么兩年來執政黨一再強調“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改革方向”?是因為嚴峻的現實表明，這個“方向”確實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動搖，無論在“物質”領域還是“意識”領域。

　　再回到本段的主題上，中國現在是否已經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這是理論家和政治家要解答的問題。近年“主流經濟學家”并不在意把富人稱為“資產階級”，把遜于富人的那個階層稱為“中產階級”，其余另外一個龐大群體當然直呼“窮人”。不過，“主流經濟學家”認為產生的“資產階級”，是否就等同于鄧公口中的“資產階級”，這有待理論家們去研究。但按照“主流”們的邏輯，既然他們認定中國已經產生了“資產階級”，那么，“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請問理論家們：是不是這樣呢?

　　5、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54頁)

　　社會風氣的重要性，小平同志在這里已經論到了極致。多年來，社會風氣在人們不易察覺的狀態下發生著質變，而且仍在以“溫水煮青蛙”的效應“壞下去”。其依據是，當今中國“貪污、盜竊、賄賂”等現象日益惡化，官方的說法是“嚴重”，老百姓的結論是“橫行”。盡管兩年來重拳之下有所收斂，但尚未得到根本遏制。注意，小平同志在這里說的是“壞下去”，說明在他發表這個觀點時候，社會風氣已經出現了“壞”的苗頭。因此“壞下去”之論，不再是一種預測，而是警告。

　　茅于軾先生最近說：“貪官每年貪污五千萬元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才占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幾。”從近年“主流經濟學家”鼓吹的“腐敗有理”論(據說有利于經濟發展)到今天的“腐敗無害”論，足見社會對貪瀆的縱容已經到了已經到了何種程度。至于“盜竊”，就不必說了吧，比起“雙搶”這個令世人不寒而栗的社會犯罪新概念，“盜竊”就算是比較“和諧”的了。

　　此外，小平同志是在告訴我們，僅僅是“經濟搞成功”，絕不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全部，甚至都算不上是一個帶有根本意義的成果。至少在小平同志的眼里，社會風氣的好壞，比經濟成功與否更重要。“主流經濟學家”和一些所謂的“精英”人物，常常喜歡拿一些增長性數字來證明改革的“巨大成果”。但這個“成果”無論有多么“巨大”，必須得到社會風氣的一票否決或最終肯定才會有“意義”，否則，“又有什么意義”呢?不知理論家們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在這個帶有方向性的問題上，決不能有思維投機行為。

　　6、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的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08頁)

　　小平同志斷言，中國如果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富起來的人“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為什么會這樣?這是由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性質所決定的，資本主義社會就是以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去喂肥少數人的社會。而今天中國的現實正是如此：少數人富起來了，“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困”。長期以來，我們總聽到這樣一種聲音，處在“轉型期”的中國就應該是這個樣子?，F在看來，這絕不是什么“轉型期”的問題，而是“道路”和“方向”問題。

　　理論家們常常在那里津津有味地批判幾十年前那個荒唐的“名言”——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確實是一種不可取的極端“社會主義”。但今天我們是否在某種程度上又陷入另一個極端呢——寧要資本主義的草，也不要社會主義的苗?!聯系經濟、文化、社會等癥狀去想想吧，那大飛機下馬、洋垃圾進口是怎么回事?那惡搞民族經典文化是怎么回事?那鼓吹“紅燈區”合法化、“性產業”陽光化又是怎么回事?……說有些“富起來的人”“寧要資本主義的草，也不要社會主義的苗”，不是危言聳聽吧?

　　7、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別是中國人口多，如果那時十五億人口，人均達到四千美元，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六萬億美元……就表明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5頁)

　　“主流精英”經常拿當今“富少窮多”的狀況氣壯如牛地嘶喊：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他們的意思是，少數富人現在已經有錢了，證明這就是社會主義!這是對小平同志原創論斷的歪曲。而小平同志所說的“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是說全體人民必須擺脫貧窮，這才是社會主義!

　　同時，務必注意這個“如果”句群之前的那句話：“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均四千美元。”就是說，這個“人均四千美元”，必須是在社會主義政治前提下創造的一個經濟成果，必須是在社會公義基礎上產生一個經濟成果，而決不是在兩極分化狀態下統計出來的那個“人均”。有些人一直以來，就是企圖拿富人的金馬桶跟窮人的泥飯碗進行“人均”之后，再厚顏無恥地蒙騙世人：你們瞧，社會主義就是優于資本主義!這是“主流精英”一直在耍著的一種偷梁換柱、瞞天過海的把戲，是妄圖把社會矛盾的“黑鍋”扣在鄧公身上!

　　8、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歷史上有人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總是行不通。我們搞社會主義雖然犯過錯誤，但總的來說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9頁)

　　在這個“如果”之前，承接著一段關于對“左”“右”問題的分析。小平同志在談到“右的干擾”時說：“右的干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一旦中國全盤西化，搞資本主義，四個現代化肯定實現不了。中國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如果說在改革之初“主要的是防‘左’”還有一定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的話，那么今天的“右傾”現象是否已經躍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

　　小平同志并不諱言“右傾”可能導致的“災難性”后果：鬧革命。但根據小平同志的推論，是否會發生這種嚴重后果，決定于一個前提，即中國現在是否存在“少數人富裕起來”、而大量的人“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也就是說，是否在“搞資本主義”。如果是，那將是死路一條——在這個“如果”中，清楚地顯示著這個結論。中國除了沿著社會主義道路走向富民強國的目標，再沒有別的選擇。

　　盡管胡錦濤總書記在他的“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的論斷中沒有直接冠名“社會主義”字樣，盡管溫家寶總理在關于“制度”憂患與憂嘆中沒有直接挑明那是指“社會主義制度”，但他們的理論和行動表明，其“社會主義”的語義是絕無歧義的。因為他們不僅是鄧小平理論的繼承者和實踐者，而且是社會主義改革前程的引領者與開拓者。他們跟普通百姓一樣，堅信只有科學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堅信只有科學社會主義才能富人民。

　　9、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4頁)

　　在這段話的“如果”二字之前有一句話不可不提，這句話是：“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循著這個論斷去思考，問題就來了：近30年的改革開放，姑且不說是否已經實現了共同富裕，只是實事求是地問一句，我們是否已經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或者更直白一點，30年來的道路是否已經偏離了通往共同富裕的目標?如果是，那么“共同富裕”就沒有得到“本質”的體現;如果不是，按照官方的說法，為什么會出現“貧富差距懸殊”的狀況?而按照基尼系數衡量，為什么會出現兩極分化?

　　因此，理論家們面臨的一個更尖銳的問題是：中國是否已經出現兩極分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按照小平同志在這里給兩極分化設定的條件是，民族矛盾、區域矛盾、階級矛盾、“央地”矛盾就會“發展”，而且“可能出亂子”。必須承認，近年各種政治矛盾確實有所“發展”，小平同志所謂的“出亂子”，應不是指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而應是指大規模的政治動亂，故而也應當承認，這樣的政治動亂確實未曾發生。

　　但一系列深層次的問題恰恰在這些錯綜復雜的社會現象中凸顯出來：假定沒有出現兩極分化，為什么各種政治矛盾都會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如果認定已經出現兩極分化，為什么又沒有發生“亂子”?目前未發生就等于將來也必然不會發生嗎?如何防范“亂子”的發生?如何推進社會公平正義才能有效緩解乃至化解各種政治矛盾?這顯然是理論家們繞不過去的問題。

　　10、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使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發展。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4頁)

　　這里，小平同志給出了一種“避免兩極分化”的經濟手段，但小平同志有所不知，在他逝世后的十年間，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導致了諸多咄咄怪事：地產商不為窮人蓋房子，教育不為窮人辦學，醫院不為窮人看病……“富起來的地區”確實交了不少利稅給國家，但為民眾管理這些財富的國家40多個部委都拿去做什么了呢?國家審計署里有關于他們的大量不光彩記錄。地方政府中連“社保基金”這種老百姓的“救命錢”都敢貪、占、挪、轉，一句話，沒有把本該用于支貧的財政全部用于“貧困地區”。看來，這單一的經濟手段遠遠不能解決“先富帶后富”的問題。胡溫執政團隊兼用了政治、經濟、行政、法律等手段推進“共享”，如抑制房價、農民免稅、農教免費等等，當然，這些舉措的實質性推進剛剛開始，取得實質性效果尚需一段時間。

　　小平同志的意思顯然是，社會主義制度本應是兩極分化的“天敵”。這在理論上是無懈可擊的，但在實踐中卻遠非如此，從鄧公當初的“避免”發展到了今天的“縮小”。如果說“避免”還意味著擔心的問題尚未發生的話，那么，“縮小”則表明問題已經發生了。

　　關于兩極分化的爭論，主要有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是認為現在確實已經存在著“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即兩極分化的問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富的確實愈來愈富，但窮的并沒有愈來愈窮，理由是“水漲船高”——窮人過去餓肚子，而現在可以吃飽了，即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這兩種對立觀點實質性的分野仍然是：我們現在究竟是什么樣的社會制度。如果是社會主義制度，那就應該堅定不移地把“縮小”的事業進行到底;反之，就像一些“主流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差距還將持續拉大”。理論家們，特別那些志在創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就不應在這個問題上保持緘默。

　　[結束語] 　　綜觀這一組“如果”，是“總設計師”在最后階段的“設計”中為中國留下的最深沉的聲音，堪稱鄧小平理論中頗具基礎地位的一個理論板塊。他的這一系列理論假設，絕不是不著邊際的空洞的政治預言，而是他從自己豐富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實踐中生發出來的未來式憂患，是他從自己深厚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內存中提煉出來的警鐘式恒言，是他從自己生前最后一段時光對中國改革開放十幾年的實踐探索中打磨出來的望遠式洞悉。其中，對他自己在改革開放預演階段提倡的“摸論”和“貓論”進行了更為理性的補充、調整乃至校正。

　　“翻爛”了《鄧選》的理論家如方永剛教授，懇望你尤其能花費更大的精力去“翻爛”《鄧選》第三卷，內中有那位“劃了一個圈”的老人一生中凝結的最厚重的線條和色彩;“翻爛”五卷《毛選》，內中有一個叫做“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群體共同構建的龐大而完整的思想體系，那是中國社會主義模式的理論源頭。“翻爛”它們!“翻”出一個能為中國的改革解惑釋疑的經典部頭來，“翻”出一個能夠啟迪和指導中國改革實踐的思想體系來，“翻”出一個能夠重歸“制度”的理論史詩來。

　　現在，關于改革開放的理論創新是必要的，但應該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礎上創新。尤其重要的，是必須在馬、列、毛、鄧理論基礎上的創新，是必須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基礎上的創新，而不是像謝韜們那樣惡意“修正”，甚至另起爐灶。但最近有一位老農民告訴我：“創什么新?治國豈能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依我看，能把馬、列、毛、鄧那一套用對、用好、用活就是最大的創新!”誠哉斯言!(2007年4月19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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