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書林：正確總結共產黨與社會黨調整關系的歷史經驗　　

       ----把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片面化，斷言社會主義國家不會發生資本主義復辟，散布煙幕，渾水摸魚，放手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

        社會黨國際屬下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黨類型的組織與共產黨的關系在歷史有一個漫長而曲折的發展過程。社會黨國際與共產黨人在政治上的對抗，社會黨國際堅持的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黨人堅持的科學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對立和對抗是一個漫長、復雜和多變的過程。怎樣認識和總結這一段歷史中的狀態和變化，對于社會主義國家具有生命攸關的性質。

　　一、共產黨與社會黨歷史上的對抗應該客觀分析

　　在社會黨與共產黨相互關系的整個過程中，對抗與合作交替出現。但是，二者的政治界限始終是清楚的。即使在今日以合作為基礎的時期，二者也沒有放棄的意識形態的界限。盡管由于種種原因，早期無產階級政黨在歷史上也曾經自稱社會民主主義的黨，但馬克思、恩格斯當時對此就有原則性的保留，認為用社會民主主義來表述共產黨的主張是“絕對不行的”，也是“不確切的”。列寧在1914年就主張拋棄被玷污和敗壞了的“社會民主工黨”這個名稱，恢復共產黨的名稱。幾經曲折，1951年成立的社會黨國際正式舉起“民主社會主義”旗幟，繼續公開地與各國共產黨人對抗。這種對抗延續了整個二戰后到20世紀的70年代。經過70年代的過渡，出現了80年代的合作主流，繼而又出現了現代交往的復雜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會黨方面積極尋求與共產黨的合作關系時，并沒有任何社會黨像戈爾巴喬夫一樣狂熱和忘乎所以，反而表現得十分冷靜，并不因為與共產黨合作就放棄基本的原則分歧和自己的主張。1971年德國社民黨領導集體一面積極尋求與共產黨方面的接近，另一方面加緊研究對付共產黨意識形態斗爭的新戰略，制定新的決議。他們認為：“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劃清界限有著重大意義，這是民主社會主義的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而近來日益成為一項更加重要的任務，因為西德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改善與東方各共產黨政府的關系。”“而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政策之間的決定性矛盾被宣布為‘自由民主和黨的專政’之間的矛盾”。看來，在尋求合作的過程中，社會的方面倒是比較冷靜。

　　對于二戰后社會黨與共產黨人的對抗，應該有一個客觀的態度。對抗的原因不在共產黨方面，起碼主要的原因不在共產黨方面。當時對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社會黨國際當時完全站在帝國主義陣營一邊，這種對抗是必然的、尖銳的、全面的對抗。這是最基本的事實。是否承認和堅持這種事實，決定了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不同的命運。人們不能忘記這樣的基本事實：

　　第一，這種對抗是列寧在第二國際與機會主義、修正主義斗爭的繼續和發展。共產黨人如果否定了這一斗爭的必要性，就等于否定了列寧主義及其相關實踐。

　　第二，在當時兩大陣營的對抗之中，社會黨完全、明確地站在帝國主義一邊，共產黨人要生存、要鞏固，必然把它與帝國主義作為一個整體，與之開展堅決的斗爭。在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兩大陣營的斗爭中，沒有開明紳士，沒有第三條道路。

　　第三，共產黨與社會黨的斗爭性質，既具有政治上的對抗也具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對抗。斗爭的核心實質上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與消滅無產階級專政。

　　第四，當時共產黨與社會黨的斗爭涉及了一定的歷史階段的內政、外交、文化各個方面的社會主義實踐。

　　共產黨人在總結這一段歷史的時候，必須取慎重的科學態度。如果把對抗的責任全部或主要的責任都歸到共產黨的方面，就會導致否定共產黨人堅持的最基本的主張，就會涉及到否定社會主義國家的整個歷史實踐。

　　二、共產黨與社會黨調整相互關系是由于客觀條件促成，并且是雙方主動，并非共產黨人檢討錯誤的結果

　　社會黨與共產黨之間關系的調整運動是自70年代初期和中期開始的，到80年代中期和后期達到高潮。為什么會出現這種關系的調整?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當時兩大陣營的概念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顯然不再是“一個大家庭”。當時，在蘇美爭奪世界霸權的斗爭中，蘇聯處處壓倒美國，美國招架不住。中美關系的緩和更是加劇了世界格局的調整。二戰之后的雅爾塔體系，開始解體。世界蘇美兩極對抗的局面被“中美蘇大三角格局”取代。連帝國主義的頭領美國都主動與中國修好關系，社會黨原來堅持全面對抗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據不存在了。

　　面對新局勢，社會黨人調整對共產黨的政策的步伐加快。1968年初，社會黨國際成立了“共產主義國家和政黨情況問題工作組”，關注并研究新局勢。法、日、意、比、芬蘭、盧森堡等國的社會黨先行與本國的共產黨開始建立合作關系。1972年社會黨國際第12次代表大會宣布取消“各國社會黨不得與共產黨合作”的禁令，并對聯合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開表示滿意。社會黨國際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于1976年11月召開，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任社會黨國際主席。他結束了社會黨國際自50年代以來長期被英國工黨控制的局面，開始與共產黨的密切接觸。1979年10月，社會黨國際派出代表團訪問蘇聯;1981年2月，法國社會黨政治代表團訪華。1984年5月，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勃蘭特訪華并與中共建立了黨際交往關系。

　　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更促進了兩類政黨接觸的條件和動力。80年代掀起高潮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最早是由中國開始的。在蘇聯，這個過程開始于1982年以后。兩個社會主義大國普遍地反思自己的歷史過程，尋找改變政策的契機，對社會黨的評價出現了程度不同的變化。中國共產黨認為，共產黨與社會黨意識形態的分歧和差異，不應該成為謀求合作的障礙。這個態度使得社會黨人受到極大的鼓舞，增加了接觸的動力，擴大了接觸和合作的范圍。蘇聯共產黨于1982年實行改革，也對內、外政策進行全面的反思。社會黨與共產黨相互關系的新局面就這樣到來了。

　　三、中、蘇兩黨調整對社會黨政策的不同做法

　　過去，社會黨與共產黨的長期對立是歷史形成的，雙方都有責任。隨著歷史情況的變化，共產黨與社會黨的關系不斷得到調整也是正常的。但是，為了調整與社會黨的關系而否定共產黨自己的歷史，肯定對方的全部歷史，從而變成追求社會黨，拋棄共產黨的性質和本質。凡是這樣做的，結果是加速了亡黨亡國的進程;凡是較為冷靜的，就能夠取得較好的結局。

　　1，謀求相互合作，還是變質合流?

　　中國共產黨調整與社會黨的政策，出發點不是欣賞社會黨的綱領和政績，而是作為總體外交的一部分，尋求平等的黨際合作，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這樣的政策保持了黨的主體性。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黨的外事工作突破了只與共產黨和工人黨發展關系的局限，與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建立了聯系，開始了接觸。1981年2月，接待了密特朗率領的法國社會黨政治代表團;1984年5月又接待了勃蘭特率領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當時任社會黨國際主席的德國總理勃蘭特認為，在維護世界和平和支持第三世界的問題上，社會黨國際可以派小組與中國進行接觸。中國共產黨著眼于社會黨反戰、支持第三世界發展的積極的作用，實行合作，共同創造和平與發展的外部環境。這期間還有奧地利社會黨、比利時社會黨、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和荷蘭工黨先后來華。到1986年，我黨已經與36個社會黨性質的黨建立了黨際聯系。在這一政策調整過程中，黨的整體判斷基本冷靜。主管這方面工作的負責人認為：無庸諱言，我們同他們之間，存在著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但這并不排除在某些問題上雙方能夠謀求共同意見或采取共同行動。有關學者直到90年代初仍然能夠冷靜地認識到：“歷屆工黨領袖都是依靠左翼發跡，但最終必須執行右的政策才能上臺執政。工黨不少‘有功之臣’不僅得到封官，而且晉了爵。馬克思、恩格斯當年把英國的假社會主義稱為‘穿燕尾服的社會主義’，的確言之有理。工黨人士承認其黨章中關于公有制的條款只是遙遠的理想。”在1988年前后，黨內也曾出現片面宣傳社會黨政績和理論的小熱潮，甚至把社會黨的政策說成“消除了三大差別”，力圖向社會黨學習，甚至有人主張承認社會黨也是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等等。但在當時中國的整體政治氛圍里，這些極端的偏向并沒有占上風。今日想來，那真是中國人的幸運。這樣一種大氛圍就保持了共產黨與社會黨進行合作的同時又保持了自身的本質，確立了一種正常的合作關系。

　　當時蘇共的做法就不同了：與社會黨關系的調整伴隨著對自己社會主義實踐歷史的全盤否定，最終導致黨的變質。他們不是簡單地處理與社會黨的關系，而是從本質上向往和投靠社會黨。在戈爾巴喬夫領導改革時期，有的蘇聯學者認為，“蘇共中央《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草案拋棄了消極對待各社會民主黨的教條主義僵化態度”，“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正在打破原先被意識形態化了的經典的狹隘框框”。在否定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潮流中，他們與社會黨越來越難以劃清任何界限。他們自己也有深刻感受：“幾年前要指出共產黨與社會黨人的立場差別并不特別困難，今天相反，發現它們之間的共同點很容易，而要弄清常常隱藏在看法和提法表面一致后面的本質區別卻極其困難。”“今天國內的基本政治分野線不在蘇共與社會民主黨之間，而是在社會主義是人道的、民主的、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的社會的這種社會主義新形態的擁護者與社會主義的行政命令模式的信奉者之間。”可見思想變化的迅速和深刻程度。蘇共認為黨內的分歧超過了共產黨與社會黨之間的原則區別。這反映了蘇共與社會黨在本質上開始合流。對此，蘇聯不少黨員和群眾提出了警告，指出“蘇共在社會民主黨化”、“正在不知不覺地滑向社會民主主義”。這些批評見諸報刊，也出現在高校的群眾性集會上。這寫意見不但沒有被蘇共上層接受，卻導致蘇共上層的所謂“主流派”對黨內健康力量的打壓和批判。蘇共“主流派”提出，“不揭露反社會民主主義觀點是不行的，而且是危險的，因為這種觀點是信奉極權主義意識所固有的一種偏見”。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共就是這樣，一邊投入社會黨的懷抱，一邊打擊阻擋這一變化的力量，結果是促進了災難的到來。

　　2，總結大黨主義的教訓，還是發展大黨主義錯誤?

　　蘇共曾經以大黨主義態度對待兄弟黨。在調整與社會黨的關系的過程中，與兄弟黨的關系是確立新型的黨際關系，還是繼續推行新的大黨主義，是個原則問題。

　　中國立足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確立新型的黨際關系。1982年召開的黨的十二大正式提出：“我們黨堅持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發展同各國共產黨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的關系。”這隨后成為處理共產黨與社會黨的關系的原則。這四項原則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立足于糾正和抵制大黨主義的錯誤，在新的基礎上確立的正確原則。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一直反對蘇共搞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這應該成為一條重要的原則。”“各國黨的國內方針、路線是對還是錯，應該由本國黨和本國人民去判斷。……人家根據自己的情況去進行探索，這不能指責。即使錯了，也要由他們自己總結經驗，重新探索嘛!”既不接受大黨主義的干涉，也不去干涉別人，這就與大黨主義劃清了界限。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進步。

　　蘇聯戈爾巴喬夫則不是這樣。戈爾巴喬夫雖然高調大談所謂“兄弟黨的自主性”，但是卻處處企圖延續大黨主義的做法。他公開提出延長華沙條約的期限，甚至以當年赫魯曉夫的語言和語氣，提醒華約各締約國要“對對表”，“我們打算今后幾年加快一體化的進程”，隨著他自身背叛社會主義的進程，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了空前的政治干預，逼迫各國統統按照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方向演變，給各國帶來了災難。他頻頻出訪東歐各國，向各國施加壓力，逼迫各國都按照“新思維”進行改革。為此，他公開支持了顛覆羅馬尼亞的1989年的政變;他公開煽動民主德國反政府的動亂，甚至公然宣布：“昂納克下臺指日可待，我們應該重新考慮德國的統一了。”他甚至指令德國繼任的黨的總書記克倫茨“引入”蘇聯的改革，接受新思維。匈牙利執政黨蛻變為社會黨并選出主席僅僅兩個小時之后，就接到戈爾巴喬夫的賀電。在1989年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的動亂和劇變中，都出現了戈爾巴喬夫身影和“新思維”的口號。戈爾巴喬夫大大地發展了蘇聯大黨主義的錯誤，他不僅叛賣了蘇聯，也誘殺了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是歷史上極大的罪人。

　　3，客觀全面地看待相互關系的歷史，還是單方面否定共產黨的歷史?

　　共產黨與社會黨在歷史上的對抗關系，是由于當時的具體背景決定的，是雙方在當時的條件下形成的。后來調整關系，是根據現實情況作的決策，責任并不單單在共產黨一邊，更不能說明共產黨不如社會黨。在這一點上走向極端，必然導致失敗。

　　中國共產黨在調整與社會黨關系時，對歷史問題采取了客觀全面的審視態度，維護了共產黨自己的歷史實踐。

　　戈爾巴喬夫則不是這樣。他借調整與社會黨的關系之機，引導了否定共產黨歷史實踐的潮流。似乎在歷史上的對抗，罪責全在共產黨一邊。在蘇共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之后，對社會主義蘇聯的歷史進行了徹底的否定，推動了向社會黨的演變。他們對社會黨百般崇敬：“崇尚實際的社會民主黨一貫運用不同的變化的意識形態和概念。它不信奉由僵硬的政治文化制造出來的社會結構的神話。”“站在新思維立場上的蘇共與社會黨國際的接近是實質性的。”與此同時自我譴責：“我們所建成的正是這種‘另一種社會主義’，即不人道的、不民主的、扭曲個性的社會主義。”同時蘇共“主流派”對一切不同意見進行壓制和打擊。黨內有人清醒地指出“蘇共社會民主黨化”的傾向，以及批評“向社會民主主義讓步”、“蘇聯社會資本主義化的危險”，但都被指責為“教條主義社會主義的擁護者”。蘇共主流派最后的結論是：“極權主義意識可能是今天民主改革的最頑固的反對者。”“社會民主黨是我們探索的方向”。這樣，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界限逐漸消失，是否擁護“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成了最高原則。這不是與社會黨調整關系，而是對社會黨的投靠和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事業的背叛。

　　四、戈爾巴喬夫推動蘇共社會黨化的幾個特點

　　在20世紀最后20年發生的社會主義的改革中，中、蘇兩個國家在調整與社會黨的關系過程中采取了不同的立場和政策。蘇共在戈爾巴喬夫把持下，積極推動了共產黨走向“社會黨化”的過程。今日看來，這個過程有幾個特點，值得汲取教訓。

　　第一，全盤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全盤肯定社會黨的歷史，推動走向社會黨化的進程，最終提出“走向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旗幟。戈爾巴喬夫通過向社會黨的變異和過渡，把“改革”變成了革社會主義制度的命。當時的蘇共認為：“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乃是兩支同源的政治隊伍”，是同志，甚至在理解和實踐社會主義方面，社會黨比共產黨更加有效，列寧創立的共產國際，卻被認為“更確切地說它只是個宗派”。他們甚至宣布，誰如果仍然堅持“社會黨是資本家的管家”這種說法，就是“教條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流毒沒有肅清”。結果，蘇共與社會黨全面融合，消除界限，使共產黨變質，“湮沒在未來的五光十色的多黨制的社會中”。

　　第二，對現實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否定與歷史上社會黨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立場取得了高度的一致，這是蘇共異化為社會黨的思想基礎。戈爾巴喬夫為了拒絕黨內老干部的指責，將它們一律打成“僵化”的一群：“很多人(我指的是30至5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十分僵化。我敢直言不諱地說，他們已經僵化了!”早在1985年12月，戈爾巴喬夫的政治主張曾經對關系特別要好的幾個人口頭交換過，根據戈爾巴喬夫的“總統特別顧問”雅科夫列夫的記錄，這個主張中的內容有：“清算頑固不化的教條主義以及無窮盡地對天發誓要忠于馬克思理論遺產所造成的后果。同樣，我們也不能忘卻為祭祀馬克思主義而犧牲了的一切。必須在理論上做出這樣的突破，才能制止極權主義和對自由、創造的蔑視，才能結束意識形態的單一化。”除去那些冠冕堂皇的官話，這才是戈爾巴喬夫的真面目。在雅科夫列夫的眼里，革命這個概念竟然意味著“一條最艱險、帶來最大損失的道路”，“缺乏責任和知識的直接后果，是過分狂妄自大和剛愎自用的結果”，“歇斯底里叫喊和自暴自棄”，這種仇恨革命的情緒必然成為西方政治制度的仆從。

　　第三，戈爾巴喬夫在現實中追求西方政治制度，與歷史上社會黨執行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維護資產階級政治制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這是異化為社會黨的政治基礎。在戈爾巴喬夫的影響下，許多蘇聯社會科學工作者把抨擊斯大林的模式、否定過去對社會黨的歷史性的評價作為調整與社會黨關系的出發點，而更加不同尋常的是，他們感到了“社會主義國家恢復多黨制的迫切性”，接受社會黨的“政治新思維”。這就激起了社會黨不曾意想的改變蘇共的可能，這里已經埋藏著與西方霸權主義合作極右趨向的可能。

　　第四，把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片面化，斷言社會主義國家不會發生資本主義復辟，散布煙幕，渾水摸魚，放手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戈爾巴喬夫說：“客觀事實是：沒有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生了舊制度的復辟。”蘇聯東歐九個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多米諾骨牌式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劇變，亡黨亡國，充分證明，社會主義國家不會發生資本主義復辟的說法不是徹底的無知，就是別有用心的欺騙。戈爾巴喬夫的錯誤在于：一時沒有看到的事實，就認為永遠不會出現這樣的事實，完全蔑視了科學的預見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實踐是一個不斷展開的過程。實踐永遠不會停留在庸人的眼界，也不會停留在任何人的主觀愿望之中。面對后來實踐中的史實，戈爾巴喬夫何以面對世人?開始還說是批判斯大林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列寧主義;最后則認為斯大林無非是列寧主義的執行者。最終徹底否定了列寧主義。這正如蘇共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阿•安•別利亞耶夫在蘇共28大上的發言指出的怪現象：“現在，正是列寧遭到了集中攻擊，恰恰在我們的報刊上，而不是在外國的報刊上。某些出版物把他描繪成暴君，據說列寧策動了恐怖行動，也是他建立了集中營。……而我們的政論家、歷史學家、文學家們似乎都變成了啞巴。”“我們在某些雜志上看到了談十月革命和列寧本人在以后國家遇到的災難中所起的罪惡作用的重頭文章。而斯大林僅被認為在恐怖方面繼承了列寧的事業。”到底是什么因素使政論家、歷史學家、文學家們都變成啞巴的呢?看看戈爾巴喬夫集團怎么圍剿發表了《我不能放棄原則》文章的教師妮娜•安德烈耶娃就夠了。叛徒不僅僅可憐，而且往往專橫可憎。戈爾巴喬夫制造的這種歷史的騙局無法向歷史交代。

　　第五，咒罵前輩的大國主義的錯誤，同時變本加厲地推行更嚴重的大黨主義的錯誤。在否定蘇聯歷史、污蔑蘇聯開創者的濁流中，戈爾巴喬夫集團充當了急先鋒。他的“特別顧問”雅科夫列夫對共產黨的前輩極盡污蔑之能事：“斯大林乃是受權力誘惑而敗壞的典型，勃列日涅夫是由于欺世盜名而墮落的榜樣。”戈爾巴喬夫似乎對其前輩們理解的“國際專政論”和“有限主權論”持有異見，但他對東歐事變的態度，他壓迫東歐國家按新思維進行改革時的霸道，完全超過了其前輩，他對東歐劇變犯下的罪過也是不可推脫的。

　　第六，戈爾巴喬夫脫離蘇聯人民群眾，看西方的顏色行事，墮落為社會黨，完全符合西方的要求。蘇共二十八大會議期間，蘇聯駐波蘭大使弗•伊•布羅維科夫發言指出了戈爾巴喬夫領導的改革的奇怪的現象：“討論的文件大肆頌揚改革，批評遙遠的過去，對未來慷慨許愿，但實際上卻對現在，對不是在過去，而是在改革時期所犯的錯誤不加評論。最近，我們更加珍視的似乎不是我們自己對自身工作的評價，而是西方的先生們對我們的評價。……布什是布什，人民是人民。我們好像一直在努力證明，人民擁護改革，但試問：擁護什么樣的改革?難道是那種在不滿五年的時間內把國家推向危機深淵的改革?……人民是反對的，而且這種呼聲越來越高。……看來，正因為如此，我們的領導人才更樂意去同西方首都大街上笑容滿面的人群會面，而不愿意會見本國愁眉苦臉的同胞，后者保不準會根據公開性法說出某些不愉快的話。”

　　在人類歷史上存在了74年的蘇維埃政權消失了，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正在向前推進。中蘇兩國對社會黨及其民主社會主義的不同態度，導致完全不同的兩種結局。其中深刻道理，值得人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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