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1)

　　各民族人民用自己的傳統和創造，從不同角度參與和豐富世界文明。每個國家發展道路的成敗，取決于它符合自己實際情況、依靠自己人民和實現自己人民需要的程度。帶有世界歷史運動規律性的成功經驗，存在于各國的具體實踐之中，也就是共性存在于個性之中。

　　西方經濟學，即反映西方資產階級利益的經濟學，其科學性隨著這一階級奪得政權敲響喪鐘。如馬克思所說，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爭斗，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資本主義關系越是擴張和在全球范圍進行再生產，資產階級越是成為統治世界的階級，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越是走上世界霸主的地位，這種經濟學就越是維系于它的一己私利，越是遠離真理和成為荒謬僵化的教條。在這里，被絕對化的與其說是一種理念，不如是西方資產階級的利益。它導致至今尚未看到終點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經濟危機，導致世界1%最富有者的財富膨脹和99%人們社會地位、物質生活的下降及第三世界的普遍的倒退，已經成為無法抹去的事實。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邁克爾·佩羅曼，在一家英國刊物發表文章，對西方經濟學把資本主義描繪成一個“由互利的交易活動網絡構成的和諧社會”的觀點，提出置疑,認為資本主義無助于形成什么和諧社會,反而與和諧文明相沖突,西方主流經濟學使用“交易活動”之類術語，目的不過是否認和掩蓋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矛盾和沖突。

　　他列舉第三世界國家背離西方經濟學藥方卻有良好經濟表現的事實。首先是中國，盡管以資本主義為導向的西方經濟學的影響在中國的大學無處不在，然而中國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人相信中國靠盲目地信奉西方學院式經濟學取得成就。有趣的是，20世紀90年代，日本和韓國“引導經濟發展要依靠政府而不是依靠市場”，以至于世界銀行在1993年“很不情愿地”發布一份關于“東亞模式”在這一地區成功的報告。韓國在被認為“不講民主”的樸正熙出任總統的時期得到發展，他們不理會西方經濟學家的建議，而是“得益于非市場經濟和在西方經濟學看來錯誤的價格”。日本通產省副部長天谷直宏，不客氣地告訴里根時期的經濟官員克萊德·V·普雷斯托維茨，“我們并沒有按照美國經濟學家告訴我們的那樣去做，而是相反。我們違反了所有他們認為正確的觀念。”“隨著時間的推移，西方經濟學在韓國和日本的影響力日益增加。也許并非巧合，一些年后，亞洲經濟危機爆發了。結果，韓國和日本的經濟遭到沉重打擊。”

　　美國是世界史上英勇反抗歐洲殖民統治，第一個取得獨立和主權而后崛起的國家。它的崛起，包括轉而對第三世界的壓迫和掠奪，然而也包括對歐洲資產階級經濟學教條的某些背離。邁克爾·佩羅曼所舉事例頗具諷刺意味。他把19世紀的美國看作一個“發展型國家”。當時私人鐵路經常破產，倒是聯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給予鐵路巨額津貼，把大部分美國經濟聯結了一些。在南部各州，鐵路沒有促進與其他各州的經濟一體化，這里的中型鐵路的主要功能是把原材料(如棉花)運到最近的出口港。這部分地區與外國市場的聯系比國內經濟更加緊密。結果，南部各州試圖從美國分裂出去，從而引發一場充滿血腥得內戰。

　　跟著美國亦步亦趨的政治集團、階級、政權，從來就沒有好下場。蔣介石學得也算虔誠，夫人親自主持對美外交，在美國支持下打內戰，結果敗退孤島，美國還唆使發動軍事政變。中國周邊，把政治生命捆在美國褲腰帶上的李承晚、吳庭艷、王寶，無不事業崩毀、晚景潦倒。即使龍騰虎躍，也不幾年間落入金融危機、經濟危機。最好的學生菲律賓，成為混亂、腐敗、貧困的同義語。一度經濟成績彰顯的日本，二戰后以妾婦之道事美國，接受軍事基地和駐軍。日本有政治家稱，他們的國家是美國的“二奶”。似乎也確有怨婦的哀嘆：世界只有日本如殖民地般在政治、外交、軍事和經濟上依賴美國，陷入“再次被占領”狀態，現在應該到了“再見美國”、脫離美國謀求自立的時候。

　　蘇聯解體，美國失去勢均力敵的對手，不再有恐懼感，自封為世界歷史的“終點”和最高樣板。德國一家報紙，美國一家周刊，兩家吹鼓手儼然以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官方發言人的資格向全球宣布：“我們能夠單獨做出決定，南方必須走什么樣的道路”。由他們“單獨決定”第三世界的道路，用不具外交色彩的語言來說，就是“重新殖民化”，“使非殖民化過程顛倒過來，恢復古老的帝國價值觀，甚至倒退到白人統治的舊制度”。

　　主持和操作這種“單獨決定”的，主要是美國。20世紀末以來，美國成為強制和誘導第三世界國家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最大推手。這種改革，夸大所謂市場化的決定性作用，強制推銷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以“黃盛頓共識”之名帶給拉美巨大災難，以“休克療法”之名毀掉蘇聯和東歐，以“經濟結構調整”之名在非洲引發貧困、饑餓、內戰和至今動蕩不止的局面。在亞洲，馬哈蒂爾所說的倒退30年，邁克爾·佩羅曼所說的經濟危機和韓國、日本經濟遭受的沉重打擊，同樣是它的部分結果。阿根廷新聞社刊文援引世界銀行2006年的統計數據——從1980年到2005年，新自由主義倡導的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風靡全球，使第三世界105個國家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0.8%，遠低于二戰以后推行國有化促進民族工業發展的年代。在有些地方和一定時期，可以看到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數字。然而這種增長僅僅有利于富人，造成環境生態的破壞，同時伴隨著社會不平等的加劇。

　　阿根廷新聞社的文章寫道，美國“尋求建立失敗的、混亂的和易于操縱的國家”。墨西哥就是這樣。美墨兩國邊界超過3000公里，“美國政府希望絕對控制住墨西哥，以便擴大邊界，吞噬掉這個在面積和人口上位居美洲第四的國家”。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三國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這里“自由”的最清晰解釋在于：加拿大汽車裝配線工人每小時工資32美元，墨西哥5美元，于是奧迪、通用、大眾、日產、馬自達等汽車業巨頭，紛紛到墨西哥“自由”投資辦廠，盤剝墨西哥的廉價勞動力和強占資源。美國街頭每10輛汽車中就有一輛墨西哥造。墨西哥每出口1美元商品美國公司從中賺取37美分，而沒有一家本土汽車公司和民族品牌，淪為打工仔，一向作為國家經濟基礎的農業則大幅倒退,國內貧富兩極分化日趨加劇。

　　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拉美曾經主要靠推行國有化和扶植民族工業的政策，30年年均增長5.6%，成為歷史上罕見的經濟發展黃金時期。其后新自由主義帶來“失去的20年”。阿根廷二戰以后長期由庇隆主義政黨執政，倡導政治獨立、經濟主權，強調保護民族工業和推行國有化，曾經能夠自己生產噴氣式飛機和建造核電站。世界銀行的教師爺和新自由主義藥方來了，使它成為一個徹底實行私有化的國家。一個字，賣——賣光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性、自然壟斷性的國有企業，賣光石油、天然氣、電力、核電站、鐵路、港口、碼頭、機場、通信，整個國家陷入崩潰。苦難教育了拉美人民。出現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等左翼力量掌握政權的國家。這些國家擺脫美國控制和新自由主義的束縛，堅持獨立和主權，努力探索和實行符合自己情況和人民意愿的發展道路。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烏云中，美國、西歐紛紛陷入蕭條和衰退卻并不放棄敵視這些國家的政策，每每干些明火執仗或者偷雞摸狗的勾當。然而它們頂住壓力、經受住考驗，政權日益穩固，經濟繼續發展，貧困逐漸減少。

　　和拉美一樣，中東由于失去獨立和主權，而失去平安、和諧和發展的起碼條件。不幸的是，和拉美不一樣，這里沒有出現查韋斯和他的玻利瓦爾運動。美國的軍事占領、西方“民主”和新自由主義，這三件寶貝糾纏起來一道長驅直入，把中東推入看不到盡頭的混亂、動蕩、敗落的陷阱。根據聯合國數據，美軍占領帶給阿富汗的僅有的繁榮，是毒品繁榮，鴉片銷量增加一倍，而且正是美國毒品企業在這里大量種植和銷售鴉片。美國兵的刺刀，動輒死傷上百人的爆炸，把美麗的巴格達變成地獄。卡扎菲1969年發動軍事政變，旨在實行石油國有化，避免被西方攫取，為此得到大批民眾支持。他領導的利比亞，曾經是非洲人類發展指數最高的國家：禁止高利貸;人口中5%是窮人;掃盲率87%;監禁率在世界排名第61，而美國位列榜首。西方武裝入侵、顛覆卡扎菲政府的利比亞慘遭蹂躪，被分裂、騷亂和暗殺所統治。

　　西方在推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制造和挑起一個全球性爭論，就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后來改名為政府和市場、計劃和市場的關系。

　　蘇聯后期的問題，包括計劃經濟的僵化刻板和其他一些問題，嚴重束縛多方面的積極性，障礙其經濟社會健康發展。但是問題不像西方輿論渲染得那么嚴重，以至于嚴重到必然共產黨下臺和國家解體。問題本來可以靠黨和人民的團結、清醒、科學精神和扎實工作，靠在新的條件下繼承和發揮曾經使它創造輝煌歷史的豐富經驗,靠正確認識和運用計劃、市場兩個手段逐步解決。但是拋棄自己的歷史而甘心淪為西方的跟屁蟲，大權旁落于賣身投靠的頭頭腦腦，聽任西方經濟學暢行無阻地成為金科玉律和最高指示，就亡黨亡國，收獲經濟、教育、科技、道德和社會的遍地廢墟，糟糕到甚至沒有和存在嚴重問題的蘇聯后期相比的資格。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數據，26個原屬蘇聯的和蘇聯集團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只有7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2003年超過1990年水平。美國最鐵的小兄弟格魯吉亞，2003年只有1990年的40%，2007年達到1990年的66%。“歐洲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跟屁蟲起步就令人作嘔，美國國務卿來訪，地拉那萬人空巷，一片“布什爸爸”的歡呼。20年過去，西方化為賣淫婦女占人口比重居歐洲之首的“妓女大國”。

邁克爾·佩羅曼《西方經濟學與和諧文明的沖突》，英國《國際思想評論》2011年第4期。

《感謝美國，再見美國》，日本《呼聲》月刊2012年6月號。

《北方對南方發動的戰爭開始了嗎?》，德國《法蘭克福匯報》1992年3月19日;《再見吧，莫伊先生》，美國《新聞周刊》1996年11月11日。

見《新自由主義全球的另一面：貧困全球化》，阿根廷新聞社2013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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