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制度史上，蘇聯模式是作為沒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的對立物而出現的。這一模式的出現，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歷史的必然？既不是歷史的偶然，也不是歷史的必然，但有其歷史的理由——它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最可能的選擇”。

一、“混合經濟”的內在矛盾

1921年春天，為了應對嚴峻的政治經濟危機，蘇俄開始從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過渡。同此前實行的“國家生產和國家分配”的戰時共產主義體制相比，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形成了一種計劃和市場并存的混合經濟體制。但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而且新經濟政策也不是以市場為取向的。當時的基本認識是，計劃和市場在一定時期是可以共存的，但最終還是要用計劃代替市場。

兩種體制并存帶來雙重后果，在經濟恢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很多矛盾和問題，主要是糧食商品率低于戰前，而收購又十分困難；經濟發展同資金嚴重短缺之間發生矛盾；國有企業包括新組建的托拉斯虧損嚴重。

新經濟政策是在緊迫情勢下作為應急措施推行的，在俄共黨內，對新經濟政策的意義一直沒有形成共識。除列寧和布哈林等少數人外，多數領導人把這個政策看作是克服危機的權宜之計，而不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例如，在1922年底召開的共產國際“四大”上，托洛茨基一方面承認向新經濟政策轉變的必要，另一方面又自問自答道：“新經濟政策把我們引向何方——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引向資本主義，如果我們讓新經濟政策延續太長的時間的話。”季諾維也夫也認為新經濟政策只是暫時的“喘息”，一旦時機成熟，“我們就重新開始進攻”。在普通黨員干部中也廣泛存在著這種認識，一些人甚至認為新經濟政策是向資產階級投降。一些人因此而退黨。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寫道：“新經濟政策一執行，混亂和饑荒馬上就開始平息下去了。城市恢復了生氣。市場上的商店里又開始有產品供應了，物價也隨之下降。……但是要我們自己適應新經濟政策，卻仍然是困難的甚至是痛苦的。”這反映了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成長起來的干部當時的心態。

造成這種不同理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新經濟政策實施的20世紀20年代，一方面蘇聯國內已經從戰爭轉向和平，另一方面世界仍處于戰爭與革命的年代。和平的經濟建設需要更充分地利用市場機制，而市場機制又不能完全適應備戰的需要。其次是意識形態的影響，新經濟政策允許市場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這同當時的社會主義觀念是沖突的。在當時嚴峻的國際環境下，更多地限制、更早地取消新經濟政策的主張，占據了上風。

兩種體制并存所造成的矛盾、磨擦，在備戰的環境下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以及當時人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等因素，導致了20世紀20年代末蘇聯大轉變的發生。

二、發展戰略的兩次論戰

1923年秋，蘇俄發生工業品銷售危機，1924-1925年出現糧食歉收和農民騷亂，使得俄共領導層對新經濟政策和未來道路看法上的分歧尖銳起來，由此爆發了激烈的爭論。

第一場爭論的主題是蘇俄的工業化發展戰略。論戰雙方的主將是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經濟學家，時任人民委員會財政委員會主席）和布哈林，此二人1919年曾合著《共產主義ABC》，自此分道揚鑣。這場爭論以1924年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共產主義科學院學報》發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一文，而后布哈林回應以《到社會主義之路和工農聯盟》等論文揭開序幕。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認為：首先，蘇俄的命運取決于迅速實現工業化，為此需要一個龐大的投資計劃，這就必須集中一切資源。其次，蘇俄未來面臨的問題，并非1923年表現出來的消費不足，而將是商品荒。這是對“短缺經濟”的最早預言。第三，資本主義有一個原始積累過程，社會主義亦然。在俄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不能依靠市場關系，只能靠剝削小農的辦法進行，因此需要通過工農業產品的不等價交換，從農民那里把大量價值轉向工業部門。

布哈林則提出了一條通過市場關系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其中的一些深刻思想，至今發人深省。例如：必須保持經濟平衡特別是工農業之間的平衡，實現工農業同時繁榮；社會主義工業化資金積累問題應當通過不斷擴大農村市場容量的辦法來解決，以犧牲農業的辦法發展工業無異于“殺掉會生金蛋的母雞”；合作社而非集體農莊，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

這場論戰持續到1927年，以布哈林取得勝利和“超工業化派”被清洗出黨而告終。但緊接著，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間圍繞糧食問題的出路展開了另一場激烈的爭論和斗爭。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春天的糧食收購危機是這場爭論和斗爭的導火線，而1928年冬再度發生的收購危機把這場爭論推到白熱化。

這場爭論涉及到兩個直接關聯的主題：一是解決糧食問題的出路何在；二是應當采取何種發展戰略。布哈林認為，糧食收購危機的原因是農民經濟萎縮，谷物生產下降，而谷物生產下降的原因在于國家計劃領導失誤，是破壞國家的基本經濟比例造成的，主要是工業的發展速度大大超過農業的發展速度，工農業產品比價不合理。至于富農的投機行為是造成糧食收購危機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布哈林認為，只要采取國民經濟平衡發展戰略，可以依靠個體農民來緩解商品糧短缺。斯大林則認為，糧食收購危機的根源是：蘇聯沒有比較發達的公共大經濟（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小農經濟提供商品糧極少；工業發展速度太慢，致使農村商品供應不足；富農囤積糧食，投機倒把，操縱糧價，破壞國家的糧食征購工作。出路何在？第一，開展群眾性的集體農莊運動；第二，發展國營農場；第三，提高個體農戶的單位面積產量；第四，急劇地開展工業化，加速重工業的發展。斯大林的結論是：高速度發展我國工業是改造農業的鑰匙。

在探索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時，人們往往既希望得到盡可能快的經濟增長，又希望平衡發展；既希望有盡可能快的工業增長，又希望有與此相適應的農業的增長。但在實踐中如何使兩者結合起來，是十分困難的。布哈林的主張有更多的經濟合理性，但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表明，在戰爭與革命的時代，斯大林的這類主張往往占上風。這種主張盡管有極大的片面性，但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中有其歷史理由。首先，它適應了蘇聯國內民眾迫切要求趕上和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強烈愿望；其次，它適應了迅速增強國家經濟實力和國防實力迫切需要；最后，從斯大林方案的實施來看，它雖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谷物增產問題，但它畢竟解決了糧食收購問題，并且基本上保持了對農村的控制，保持了農村的穩定。從這個角度看，不能說斯大林的集體農莊運動是完全失敗的。

1929年被斯大林稱為是“大轉變的一年”。這一年，斯大林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取得了全面勝利：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已定，“一五”計劃開始實施；急風暴雨式的農業集體化運動全面展開；國有經濟在工業產值中已經占了絕對優勢。隨著新經濟政策被拋棄，蘇聯模式開始形成。

三、蘇聯模式的歷史評說

蘇聯模式在經濟層面主要由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兩大部分組成。

蘇聯模式的發展戰略有以下特點：第一，強調經濟增長的高速度，不惜一切代價迅速增加國家經濟實力和國防實力，但忽視效率。當時的口號是：“要么滅亡，要么加速馬力前進！”“或者我們趕上并超過西方國家，或者我們被壓倒。”第二，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在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要迅速增強國防實力，就需要優先發展重工業。問題是，人們把這個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發展戰略當作社會主義的一般，把優先發展重工業當作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道路，當作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規律的客觀要求。結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備戰期間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在和平時期到來以后仍然優先發展重工業。相應地，農業和輕工業的落后成為蘇聯國民經濟的常態。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蘇聯國民經濟中農、輕、重之間的比例一直為2：2：6，直到蘇聯解體。第三，以粗放發展為主實現經濟增長。粗放發展具有效益差和不經濟的特點，但并非是絕對的壞事。在特定的國家、特定的發展階段（例如有過剩的勞動力，并且生產的增長快于生產費用的增長），采取這種發展戰略是可以的。俄國是資源大國，從沙俄時代到蘇聯都采取粗放發展。但粗放發展的潛力總是有限的，一旦潛力耗盡，經濟發展就會難以為繼。第四，以實現自給自足為重要目標，具有封閉半封閉的特點。

與這種發展戰略相對應，蘇聯模式的經濟體制具有所有制結構單一、排斥市場機制、經濟管理高度集中化等特點。高度國有化的所有制結構是這個體制的基礎，排斥市場機制、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是這個體制的根本特征，高度集中是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客觀要求。

與上述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相應的蘇聯模式的政治體制，具有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個人集權、思想控制等特點。支撐蘇聯模式的意識形態體系，則是斯大林的社會主義觀。

歷史地看，蘇聯模式在回應當時的世界性挑戰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其一，蘇聯的計劃經濟實驗推動了西方國家向有宏觀調控的現代市場經濟過渡。20世紀30年代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暴露了沒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的弊端，當西方世界在大危機的泥淖中倍受折磨時，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一枝獨秀，成為沙漠中的一片綠洲。英國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說：當年，“非共產主義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曾排著隊去莫斯科探尋‘計劃’的秘密”。戰后，西方國家普遍過渡到了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

其二，蘇聯模式是反法西斯的有效模式。德國法西斯是利用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造成的大失業上臺的，而蘇聯則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業，從而提供了可以防止法西斯上臺的經驗。當法西斯挑起的戰爭成為人類主要的威脅時，蘇聯集中人力、物力發展重工業，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其三，蘇聯模式開辟了一條落后國家走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新道路，即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到二戰結束時，蘇聯成為后起而又成功地實現現代化的唯一典范。這可以說明為什么在二戰以后，不僅一批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紛紛學習蘇聯模式，而且許多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也紛紛借鑒蘇聯模式。

人們曾經對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歷史作用作了非歷史的解釋，認為它是適應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社會主義。其實，這個模式是戰爭與革命年代建立的，盡管在建立之初就存在著諸多弊端，但這些弊端被它的歷史作用所掩蓋。它經受住了戰爭與革命的考驗，卻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競技場上敗下陣來。從20世紀60年代起，蘇聯模式開始由盛轉衰，經濟不斷下滑，體制越來越僵化，但蘇東國家除了修修補補外，始終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改革，執政黨領導人只講“完善”，諱言“改革”。到1985年戈爾巴喬夫執政時，蘇聯積累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矛盾已經十分尖銳，蘇聯模式的弊病已積重難返。20世紀80年代末發生的蘇東劇變，是蘇聯模式危機的一次總爆發，是蘇聯模式衰敗的必然結果。落后于時代的蘇聯模式，最終為時代所拋棄。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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