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國一直企圖改變蘇聯社會主義的性質，但承認只要斯大林在世，這種圖謀就無法實現。赫魯曉夫上臺執政，被美國視為是從意識形態上對其施加影響的好機會，并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把“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希望，寄托在這些國家的領導人身上。從已經開禁的美國檔案“美國對外關系”和其它相關的回憶錄中，我們看到，美國方面承認，只要斯大林在世，他們就難以撼動蘇聯。如，1949年 4月美國駐蘇大使館一份關于“蘇聯意圖的報告”認為，“蘇聯近期不會直接訴諸武力以反對西方，而指望有一個若干年的和平時期。” “在斯大林(領導)下，克里姆林宮策略高明而小心謹慎地對付任何面臨的局勢并且仔細地對卷入危險作出評估。對于這種情況，必須承認整個蘇聯政府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教義的構想而毫不動搖地推進其長期戰略的”。報告還說明，斯大林的戰略并不是放在軍事擴張上，而是放在經濟上，“斯大林的基本國際觀念的表述是機敏的和權威性的。” 1949年7月1日美國國務院一份關于“蘇聯內部狀況”的編號為4998的絕密報告多方面列舉了蘇聯的成績，正如1950年初美國駐蘇大使致電美國國務院時所承認的：“蘇聯內政外交上成功的實實在在的證據可能愈加強烈和普遍地激起民族的驕傲感。正如許多俄羅斯移民因上次戰爭中俄羅斯的威力而明顯地表現出歡欣鼓舞，任何一個蘇聯工程師或政府官員，這些人可能僅僅是口頭上相信共產主義思想，也都將可能對他們的國家普遍贏得的威望和威力而相當滿意……最緊迫的戰后工業重建任務顯然已經完成;五年計劃可能提前完成;在許多被宣布的領域，包括原子能領域進展迅速;蘇聯無論如何都是當今世界兩個‘超級大國’之一，而他的領導人的言行都會在全世界引起反響”。這說明，蘇聯在二戰后初期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這些成就是和斯大林的領導分不開的。他在當時極為嚴峻的形勢下，堅定地領導蘇聯共產黨，迅速醫治戰爭創傷，在短短幾年時間就把蘇聯建設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當然，蘇聯在當時確也存在許多問題，有的還相當嚴重。如經濟方針上基本沿用戰前經驗，缺乏應對新形勢的新政策;驕傲與教條化傾向以及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一言堂”日益嚴重;因過度警覺和缺少法制而造成對外相對隔絕和政治清洗運動的再起等，這些都為蘇聯日后的發展埋下了隱患。但是，如果蘇聯黨和政府堅持馬克思主義，認真進行必要的改革，蘇聯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然而，赫魯曉夫上臺后，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對赫魯曉夫，人們有多種評論。比如尼克松在與赫魯曉夫接觸后，做出如下判斷：“我和赫魯曉夫在所謂‘廚房辯論’中的相會，使我確信，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極權主義者。”“他粗魯、未經琢磨、喝得酩酊大醉，在國際社交中顯然是不相稱的。報界曾以描寫他鬧飲作樂一事而取笑他，認為與斯大林相比，他不過是一個輕量級運動員，在位的日子長不了。”“他信仰共產主義事業及其勝利的必然性，但他只是逢禮拜天在理論的祭壇上做做禮拜而已。我很難設想他實際上是否讀過馬克思的三厚卷《資本論》。在這方面，他與斯大林不同，后者廣泛閱讀并寫下了大量有關共產主義理論的書籍”。正是建立在這種看法基礎上，斯大林逝世后，美國以赫魯曉夫為重點，進行了一系列對蘇聯的意識形態演變工作。

　　從現有材料看，這種工作在蘇共20大以后更突出了。在蘇共20大上，赫魯曉夫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等新的理論觀點。在會議結束前夕，赫魯曉夫作了題為《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長篇秘密報告，對斯大林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實際上是全盤否定斯大林。

　　一直關注著蘇聯事態發展的美國政府在獲知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后表現興奮。1956年3月22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行會議，參加者有總統艾森豪威爾、國務卿約翰•杜勒斯和他的弟弟、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等。首先討論的就是“來自莫斯科的激動人心的新聞，”即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艾倫•杜勒斯說，“‘秘密報告’的發表這一事件從隱性的和公開的兩個方面為美國提供了巨大的機遇去利用這一形勢。斯大林一直是蘇聯主要的理論家。他一直是偉大戰爭中的英雄，并且25年來一直扮演蘇聯的獨裁者角色而為人們所熟知。現在蘇聯將如何處理如此龐大的所有這些斯大林的所作所為。……這里還產生一個問題，那就是斯大林的詆毀者都是多年在工作上與他十分接近的人。顯然，要創立新傳統是十分困難的。任何有關斯大林政策的問題現在都將被加以否定。最后，衛星國領導人現在怎么辦?這些人幾乎都是斯大林的工具。”艾倫•杜勒斯認為“所有這些問題對于美國都具有重要的政策上的意義。因此，它們應當得到最周密的思考。”按照他的說法，“赫魯曉夫及其他領導人已經犯下了最為嚴重的錯誤”。

　　艾森豪威爾總統同意艾倫•杜勒斯的判斷。總統和國務卿約翰•杜勒斯都認為“這種事件對于美國而言絕對是有利的。” 1956年3月30日，美國情報研究機構推出《對斯大林的褻讀》的報告。指出，“對斯大林的攻擊已經產生了不信任、不確定性、混亂、困惑和憤怒。”而蘇聯領導人顯然是“過于低估了”這種危險。根據對形勢的估計，美國政府一方面決定在公開宣傳上“采取低調，”以免讓對方因警覺而團結起來，但又必須堅持“將破壞共產主義的可靠性規定為總的指導方針”。

　　蘇共20大以后，赫魯曉夫為排斥異己，獨攬大權，順利推行他的改革，于1957年6月蘇共中央全會上揭發、批判并清除了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反黨”集團，最終確立了他在蘇共黨內的領導地位，結束了斯大林逝世后蘇共高層的權力之爭。在這一背景下，美國方面的一些知名人物頻繁訪問蘇聯，開始了以麻痹和演化蘇聯領導人為目的的工作。

　　1955年9月初，美國州長史蒂文森訪蘇并與赫魯曉夫會談，同年10月初美國電影協會主席埃里克•約翰斯通訪蘇與赫單獨會見;1959年 5-6月美國前駐蘇大使和前紐約州長哈里曼•艾夫里爾訪蘇與赫單獨會見。他們都受到赫魯曉夫極為熱情的款待。所談內容涉及美蘇關系、蘇聯問題。東歐問題、華約與北約問題、中蘇關系問題、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等廣泛的問題。在會談中，赫魯曉夫吹噓說，“5至7年時間，我們將比你們(美國)更加強大。”“如果我們在未來5——6年內將300億盧布用于發展彈道導彈，我們就能摧毀美國和歐洲每一個工業中心。300億盧布對我們來說不是一個大數。……而摧毀整個歐洲和美國只需花費我們300億(盧布)。”他還多次說，“共產主義要埋葬資本主義”。如果說，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一種必然，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之一，到了赫魯曉夫那里卻不止一次地被歪曲成“共產主義要埋葬資本主義”這種非科學的、甚至是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妖魔化的表述，正是西方資產階級求之不得的。他們正可以由此而在全世界持續不斷地掀起反共浪潮，從而孤立世界社會主義和民主勢力。

　　美國來訪者一再宣揚，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給了前殖民地很多好處，包括“教給這些地區人民以自由和獨立的思想”;并指責“共產主義外部陰謀勢力”進行的革命;他們還提出要求蘇聯取消新聞檢查制度和停止干擾“美國之音”的對蘇廣播等。赫魯曉夫留給這些來訪者的印象是“虛張聲勢”，“魯莽而言不可信，”但他們都認為這是一個值得做工作的對象，因為這些美國來訪者得出的一個深刻印象是，“赫魯曉夫和蘇聯統治集團的整個動因是感到自己處于劣勢而想要爭取跟美國平起平坐，”只是對于西方并無真正的“了解”。正是出于幫助赫魯曉夫加深對西方的“理解”的強烈愿望，史蒂文森“嘗試著建議邀請赫魯曉夫訪美”。而赫魯曉夫也兩次向約翰斯通表達了他“對訪問美國感興趣”。他告訴約翰斯通說，“我喜歡那個人(指艾森豪威爾總統)。……我愿意坐下來與他交談……艾森豪威爾總統是一名軍人而不是資本家。”會談后約翰斯通立即向美國政府提議，要抓住機會，邀請赫魯曉夫訪美。他表示，只有讓赫魯曉夫在這兒待上足夠長的時間去說服他，才能克服他過去形成的各種各樣錯誤的印象。

　　1959年8月3日美蘇兩國同時宣布：艾森豪威爾邀請赫魯曉夫在同年9月訪問美國;赫魯曉夫邀請艾森豪威爾秋后到蘇聯訪問。據赫魯曉夫回憶，當收到艾森豪威爾的邀請時，“我簡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看來美國已經把蘇聯當作平等伙伴了，“我們最后迫使美國承認了與我們建立更密切關系的必要性。”他甚至說，“邀我到戴維營和艾森豪威爾相處幾天是對我極大的尊敬”。

　　當時艾森豪威爾想就蘇美關系、柏林問題和美國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權利問題、裁軍、核試驗和相互接觸等問題與赫魯曉夫進行談判。但他有言在先，對于柏林問題和美國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權利問題，美國“是寸步不讓的。”而且艾森豪威爾考慮更多的是如何向對方施加心理上的影響。正如艾森豪威爾當時對國會領導人所說的，“我要做出一番巨大的個人努力，以便在卸任之前把蘇聯領導人哪怕軟化一點點。”

　　1959年9月14日赫魯曉夫啟程訪美。同行的除外長葛羅米柯外，還包括赫魯曉夫的妻子人子謝爾蓋、女兒尤莉岡塔爾和拉達•阿朱別伊以及女婿A•I•阿朱別伊(《消息報》主編)等。盡管赫魯曉夫一路上到處宣傳共產主義優于資本主義，在公開表態中，也處處在捍衛蘇聯形象和國家利益。但看得出來，他越來越驚嘆于當時美國的發達和富有，羨慕美國人高水平的生活。在談到國家問題時，他公開曲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否定階級分析，說共產主義的目標是廢除國家，“因為國家是壓制人民自由意志的工具，”“軍隊也是在壓制人的個人自由的工具，最后，警察以及法庭都將被廢除。”這種說法與馬克思主義關于共產主義社會國家自行消亡的理論毫無共同之處，反而向西方資產階級提供了可以用來攻擊社會主義的方便口實。談到戰爭與裁軍問題，給美國官員的印象是，“赫魯曉夫先生比任何人都更害怕戰爭”。

　　有關赫魯曉夫此次訪美，美國方面專門寫了《關于赫魯曉夫訪問的報告》。報告指出，訪問開始時，赫魯曉夫或贊揚蘇聯制度、預言共產主義將在世界范圍內和平取勝，或批評美國(貿易歧視，俄國革命后干涉蘇聯內政等)。但隨著訪問的進展，“他對美國的成就的承認變得更加慷慨。”他不僅承認美國的成就，而且認為美國人民和他們政府之間沒有區別。報告作了這樣一個估計：“盡管赫魯曉夫原先表示他從電影上和大量閱讀中已經了解了所有有關美國的情況，但有理由可以推測，我們的生產能力，高生活水平，民眾的團結等等已經給他造成了影響。”報告還認為訪問滿足了赫個人的虛榮心，“他可能完全有理由感到滿足了。……他向他自己的人民和世界上其他人顯示，他被美國承認和尊敬為一個世界偉大強國的無可爭辯的領袖。”“赫魯曉夫通過此次旅行，可能已經使他作為與西方建立更緊密關系的和平締造者而成為蘇聯英雄。”顯然，美國有計劃地通過邀請赫魯曉夫訪美，不斷地向他做“思想灌輸”工作，在這個本來就不堅定的共產黨領導人身上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讓赫魯曉夫完成了對馬克思主義由并不真信到背叛的過程。

　　如何認識價赫魯曉夫徹底思想演變的后果，需要隨著歷史的推移逐步深化。這里試談幾點不成熟看法以就教于同行。

　　第一，“蘇美合作、主宰世界”，成為蘇聯領導人的基本信條。赫魯曉夫鼓吹蘇美兩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決定性作用，企圖實現兩國的“全面合作”。1961年9月赫魯曉夫說，蘇美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如果我們為和平而聯合起來，那么就不會有戰爭。那時，如果有某個瘋子想挑起戰爭，我們只要用手指嚇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靜下來。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赫魯曉夫力求維護蘇美兩國的核壟斷，阻止其他國家建立自己的核自衛力量。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臺后，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蘇共新領導仍堅持這一路線，并在世界范圍進行激烈的軍備競賽。這些做法，既嚴重威脅世界和平，又敗壞了社會主義的聲譽，由此也拖垮了蘇聯經濟，最終給蘇聯的生存帶來致命的威脅。

　　第二，使蘇聯社會開始了“和平演變”的進程。赫魯曉夫訪美后，在對美國資本主義本質的看法上，在對共產主義的理解上，在對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的解釋上，都實際上日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而滑向了民主社會主義。這就不能不在蘇聯社會中造成嚴重的誤導和思想上的混亂。應當說，在列寧、斯大林時期長期教育的基礎上，蘇聯人民直到上世紀、60年代還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具有堅定的信念。據蘇聯《共青團真理報》20世紀60年代初在全國青年中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青年一代所具有的最明顯的特點是，堅定的目的性，生活積極性，樂觀主義，而這些都被‘每日為共產主義腹想而工作’所加強。”但是，自赫魯曉夫起，盤否定斯大林、丑化十月革命、丑化社會主義國家到鼓吹美蘇合作、大國沙文主義、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在1961年蘇共22大上提出全民黨、全民國家等等，這一系列做法和宣傳鼓動都在做著同一件工作，那就是從意識形態上瓦解蘇聯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其在內政上隨心所欲的改革，也和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實事求是的改革，毫無共同之處。從而不斷地招致失敗和社會災難。以至于在蘇聯社會中“逐漸形成了對于改革的疲勞綜合癥，向往穩定和秩序。”而這又成了后來蘇聯當權者和既得利益者拒絕作認真改革的方便借口。

　　第三，培養了戈爾巴喬夫等一批民主社會主義者和蘇聯的掘墓人。戈爾巴喬夫等人之所以具有一整套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并得以順利上臺，與赫魯曉夫機會主義路線的培養和提拔是分不開的。赫魯曉夫執政時，戈爾巴喬夫還只是個大學生和初出茅廬的年輕干部。據記載，戈爾巴喬夫正是在聽了赫魯曉夫20大秘密報告后開始形成其“政治個性”，而在“5年之后，在蘇共22大上”便把這一個性“固定下來”了。實際上赫魯曉夫時期培養了一批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崇拜者。正是他們把一場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改革引向了資本主義的邪路，把蘇聯引向了解體。

　　歷史的教訓是深刻的。我們不妨先引用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在1945年一次演說中的話。在這次演說中他明確提出瓦解蘇聯的目的、任務和手段。他說，“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用什么辦法來做?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同意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為了做到這點，艾倫•杜勒斯主張不惜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把蘇聯社會上一切卑劣的東西“神圣化”，使頭腦清醒的、忠于社會主義的人變成少數，被“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他說，“我們要把布爾什維主義的根挖出來，把精神道德的基礎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們將以這種方法一代一代地動搖和破壞列寧主義的狂熱。我們要從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賭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讓它變質、發霉、腐爛。我們要把他們變成無恥之徒，庸人和世界主義者。我們一定要做到”。這段話被蘇聯前總理、《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一書的作者尼•伊•雷日科夫在該書一開頭所引用。雷日科夫說，“40年后，一切果然這樣發生了。西方，特別是美國，消滅蘇維埃國家的目標果然完全實現了。不過，我當然絕不會以為，這樣一個大國的悲劇性解體能夠僅僅發生在外部因素的影響之下。如果內部沒有一個實際上完全奉行蘇聯的敵人所樹立的目標的‘第五縱隊’，而只靠外部力量，誰也不能把我們國家怎么樣。這只要回想一下俄羅斯千百年來的歷史，包括衛國戰爭那悲慘的時光和最后的勝利結局，就可以一目了然”。

　　蘇聯解體的歷史是一面鏡子。它突出說明了堅持馬克思主義對于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社會主義國家為了將自己的事業推向前進，就要堅決抵御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的圖謀，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這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干部具有特殊意義。恩格斯指出：“特別是領袖們有責任越來越透徹地理解種種理論問題，越來越多地擺脫那些屬于舊世界觀的傳統言辭的影響，而時時刻刻地注意到：社會主義自從成為科學以來，就要求人們把它當作科學看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必須以高度的熱情把由此獲得的日益明確的意識傳布到工人群眾中去，必須日益加強團結黨組織和工會組織”。恩格斯這段話至少包含以下幾層意思：一，社會主義是一門科學，人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去研究它;二，在研究過程中要與舊世界觀的傳統劃清界限;三，努力向廣大群眾進行科學社會主義的教育;四，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加強共產黨的建設和領導。這些思想對于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共產黨來說，具有極端重要性。只要培養和造就出千百萬馬克思主義接班人，社會主義事業就大有希望。

　　(《環球視野》2010年9月16日第311期，摘自2010年第7期《高校理論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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