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東亞論述的變化趨勢

　　《21世紀》：今天的東亞在世界格局中似乎越來越重要，比如有經濟史學者認為，1945年之后世界經濟增長的中心在東亞。這種重要性又似乎與朝鮮戰爭之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及其衰落有深刻的關聯。如何在世界變遷的格局中看今天的東亞發展及其問題?

　　汪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在上個世紀后半葉，較早對東亞的未來作出新解釋的，是提出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的學者們，如阿明、弗蘭克和沃勒斯坦。他們不但重視經濟，而且重視政治，這是因為依附理論及全球體系理論與戰后民族解放運動有著密切的關系。從朝鮮戰爭、日內瓦會談、萬隆會議、越南戰爭、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到1970年代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理論，東方對世界范圍的民族解放運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持。沃勒斯坦提出中心、邊na緣和亞邊緣的概念，與“三個世界”理論有密切關系。亞邊緣概念有點像毛澤東說的中間地帶，它不是純粹的邊緣，也不是絕對的中心。依附理論和全球體系的理論家在這一基礎上解釋東亞的經濟發展。弗蘭克和阿瑞基都是在這一理論脈絡中展開他們的論述的，在經濟史的脈絡中，他們受布羅代爾的影響較深，比較注重貿易、金融的變遷，更加注重長時段的演變。弗蘭克提供了從14世紀到18世紀中國作為世界中心的論述，阿瑞基主要從500年、1500年、5000年的世界史視野，探索亞洲世紀到來與美國霸權衰落相關聯的歷史進程。濱下武志的朝貢體系論述可以說綜合了費正清、世界體系理論及日本的學術傳統(如桑原騭藏和京都學派的某些因素)而形成的亞洲論述，從他早期的研究來看，與世界體系及依附理論的聯系是很明顯的。

　　這一脈絡重視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系，而伴隨全球化和區域化的發展，政治結構問題讓位于經濟關系是很明顯的趨勢。沃勒斯坦早期研究非洲殖民史，他的世界體系理論是以民族國家體系為中心的。在六七十年代成長的一代人，不可能不關注殖民主義歷史、民族解放運動和從萬隆會議到70年代亞非地區發生的革命。毛澤東曾經用三句話概括了那一時期的“時代精神”，即“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政治上的主權獨立、經濟上的反依附，構成了學術研究的基本問題。就擺脫依附的問題而言，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以阿明為代表，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另一種則拒絕將擺脫依附與脫鉤理論相關聯，我們從拉美和非洲的民族獨立運動和統一運動中可以看到這兩種主張的消長起伏和相互滲透。

　　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與冷戰時代的社會主義運動實際上存在著深刻而復雜的聯系。如果沒有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萬隆會議的召開也是難以想象的。但伴隨社會主義體系的崩潰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衰落，1990年代興起了一波以新自由主義為主調的全球化浪潮。這個新的局勢不但促進了自由主義往新自由主義方向的發展，而且也改變了左翼思想的脈絡，例如印度的第二代庶民研究不再以農民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而以反思后殖民條件下的民族國家及其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面臨的問題為主要任務。在東北亞文化研究的圈子中，這一斷裂也很明顯。我認為基本的趨勢是用帝國范疇取代帝國主義范疇——針對帝國主義的斗爭不可避免地將問題設定在中心—邊緣及亞邊緣的關系中，訴求主權獨立、去除經濟依附，而所謂“去帝國”的斗爭卻不再以此為中心目標，因為在新的思考框架下，支配關系不再局限于帝國主義和被壓迫民族的關系之中，而是在新的全球—區域及民族國家的內部關系之中了。這一分析構架上的偏移和重構因應了全球化、區域化的新趨勢及亞洲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變化，抓住了新的霸權形式的某些特征，但又難以說明東北亞地區的霸權構造與冷戰構造的連續關系。在歷史敘述上，將十九世紀晚期之前的中國、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以及戰后的美國霸權作為帝國范疇的延續形態，在理論上是難以成立的，但僅僅在舊的帝國主義范疇內解釋亞洲區域內的關系，顯然已經不夠了。

　　上世紀90年代以后，有幾個現象促使人們去理解東亞尤其是東北亞的問題。一是從70年代開始的日本崛起，一是80年代“亞洲四小龍”的逐漸展開，再就是中國在社會主義時期的快速積累之后，以改革開放為契機的經濟騰飛，以及由此展開的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浪潮。目前整個東亞區域在全球經濟中所占的份額已經非常高，僅中、日、韓三國的GDP總和已經占據全球GDP的24%，不僅在經濟總量上與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洲經濟圈三足鼎立，在人口數量上遠超后者，而且在一些工業和新技術的運用方面也趕超歐美。1999年，我去霍普金斯大學參加由阿瑞基主持的有關亞洲崛起的會議，他那時已經清晰地預見到這一點。到90年代晚期，以日本為龍頭的東亞描述逐漸讓位于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描述了，但這一態勢并不是穩定不變的，例如近年韓國經濟相對發展較好，有些領域不但領先于中國，而且正在趕超日本;而在中國國內，隨著全球經濟下滑，國內經濟的重心也在發生一定程度的偏移。關于東北亞的經濟發展趨勢，關于中國能否保持長期穩定及持續上升，以及中國與美國、中國與歐洲及中國與周邊關系會如何發展，學者們判斷不一，辯論將會持續展開。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國和東亞不斷面臨各種挑戰和由現有發展模式所帶來的社會矛盾和國際沖突，但在全球經濟體系中，這一區域的上升態勢不會由于這些矛盾和沖突而突然改變。

　　東亞的網絡觀念突出文化多樣性

　　在冷戰時代，東亞這個概念并沒有提供太多的政治想象的空間，但1990年代以降，東亞、東北亞或亞洲等概念在不同的層面成為話題。除了中日韓及東南亞經濟的持續上升外，歐洲一體化進程也刺激了這一區域的自我想象。東亞這個概念是從西方的視角提出的。從歐洲的視角看來，東北亞區域的相似性甚至超過歐洲，漢字、儒家和佛教以及律令制等構成了歐洲東方學有關東亞敘述的基本內容。也正是在歐洲視野的影響下，從19世紀開始，日本發展了自己版本的東洋或東亞概念，它不可避免地與一種以日本為中心的區域構想相關。當1990年代亞洲話題重新展開之時，大部分學者謹慎地繞過“東亞共同體”或“亞洲共同體”的概念，以免被“大東亞”的歷史夢魘纏繞。我記得溝口雄三先生倡導亞洲話題的討論時，曾經使用過“東亞共同”的范疇，而略去了“體”的字樣。在東北亞地區，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王朝的連綿譜系，以及錯綜糾葛的朝貢—冊封體系，卻與歐洲羅馬帝國的模式十分不同。在亞洲地區，所謂文化邊界和政治邊界的統一的概念幾乎是不存在的。即便在中國王朝內部，我們也很難以文化邊界與政治邊界的重疊作為衡量統一王朝的尺度。濱下武志教授在經濟史領域的研究啟發了一些在其他領域工作的學者，他們試圖用網絡的觀念與共同體的觀念相對照，以突出亞洲區域的文化多樣性，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政治—經濟聯系的不同模式。所謂不同模式，自然是相對于歐洲一體化進程而言的。

　　未來亞洲區域可以成為一個“跨體系社會”

　　《21世紀》：你剛在大連的達沃斯論壇上簡略討論過東亞內部的共同性和差異性問題，能否就這一問題展開說一下?

　　汪暉：東亞尤其東北亞地區的共同點本身還是很值得探究的。存在共同點，存在共同的需求，并不是說要把所有的領域都組織到一個共同體里面去，而是要建立一個共同的、共享的空間，讓不同的東西可以在共同空間中來展示。現在重提朝貢網絡，并非要重建朝貢體制，而是借此思考怎樣的聯系模式、怎樣的空間可以讓不同的東西相互連接，卻又不取消差異性和多樣性。即便在同一個平臺上活動，也允許參與其中的主體對于這一空間及其活動有不同的解釋。我曾用“跨體系社會”來描述中國，用“跨社會體系”描述亞洲區域的歷史聯系。說中國是一個“跨體系社會”，是說其中有很多不同的體系，如族群、宗教、語言及地理區域，等等，但它也是“一個社會”。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東亞地區是一個“跨社會體系”，其中有好多個社會，韓國社會、中國社會、日本社會，但又共享了很多東西，可以視為一個體系、一個文明。這個體系的結構性不那么強，是由很多歷史傳統和現實聯系連接起來的，也與其他的區域及其文化相互滲透和聯系。在20世紀之前，一般對朝貢體系的論述以中國為中心，從明清以降的歷史來看，這是有理由的，可是在這個體系當中，有多重的體系和錯綜復雜的糾葛，并不都是以中國為中心的。無論在沿海區域，還是在內陸亞洲，都存在雙重或多重朝貢關系。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社會本身不也是一個“跨社會體系”嗎?著眼于未來，亞洲區域不也可以成為一個“跨體系社會”嗎?

　　討論亞洲區域或東亞區域的問題，不可能繞過19世紀和20世紀出現的新傳統。這個新傳統重構了原有的區域關系，其中有兩個主要的歷史動力，一是殖民主義，一是民族革命，兩者致力于不同的現代化目標，即以殖民主義的中心—邊緣的依附關系為杠桿的經濟體系和以民族獨立為前提的國民經濟體系，兩者都致力于工業化的目標，但兩者是對立的政治進程。殖民主義通過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將亞洲地區的傳統王朝轉化為國際體系當中的主權單位，但這里的主權概念是殖民主義條件下的主權概念，條約的目標是建立依附性的體制。但是，主權概念又跟民族革命的目標發生了某種重疊的關系，即中國、印度、尼泊爾、緬甸、朝鮮、越南等等被壓迫民族也是訴諸于主權和獨立的概念爭取民族的解放。政治平等的概念與國家及主權范疇始終存在著關系。因此，盡管人們會從朝貢網絡的歷史中尋求形成新的區域關系的靈感，但無論在歷史敘述上，還是在現實政治中，都不可能繞過二十世紀的新傳統而簡單地回到朝貢網絡模式。在中國以外的地方，提及朝貢概念，即便加以限制性的使用，也常常引發有關中國霸權的聯想，這反過來提醒我們，不管人們如何批評民族主義，主權概念已經內化成為自我意識，并成為歷史敘述的元敘述。主權是與平等的概念、尊嚴的政治密切相關的范疇。一方面強調有共同空間的網絡，但另外一方面又不可能繞過與新的主權觀直接相關的平等和尊嚴的概念來論述相互關系，否則就會引起矛盾和誤解。這是一個現實。

　　主權概念在今天面臨的新挑戰主要來自全球化和區域化。首先是全球化的深化。今天帶有單一區域色彩的計劃難以完整實現，想建立一個自己的區域，跟別的區域沒有關系，已經不太可能。另一方面，全球經濟危機和不穩定又同時鼓勵區域化，這是雙重的趨勢。區域化并沒有終結，值得注意的是，區域化的方式是多樣的。在中日之間存在所謂政冷經熱的現象，現在政治上的對立和潛在的軍事對抗已經影響到經濟關系，表示政冷經熱難以持續。但全球化帶來的區域化需求又很高，在政治僵局不能突破的條件下，存在著其他的區域化構想嗎?

　　區域網絡多頭發展的潛力

　　最近談得很多的自貿區是一種形式，它與1990年代設想的以國家為中心的區域化是有區別的。現在上海自貿區已經揭牌，此外還有重慶、大連等地的自貿區試驗和動議。上海自貿區是由城市來建立區域性的經濟聯系，而不完全以國家間關系為中軸。當然，沒有國家的前提和中央政府的支持，自貿區的實踐是不可能的。現在中國在東北與俄羅斯，在廣西、云南與東南亞，在新疆與中亞地區，等等，都已經有區域性的貿易網絡，而且以后都有可能建立自貿區。現在經濟一體化的要求很高，中國目前的首要任務是促進內需和內向型發展，但另外一方面區域化進程不可能終止，而且速度會越來越快。如果將這些區域化過程與上海合作組織這一以國家為中心的體制做比較，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區域化過程的不同形態。但無論哪一種形態，都沒有形成歐洲共同體的模式，并沒有出現以區域為單位建立統一的政治結構的問題，從而也不存在圍繞所謂政治邊界與文化邊界的統一而產生的種種爭議(如歐洲的土耳其問題)。當然，這種低水平但更靈活的統合關系顯示了一種不同于歐洲的區域化模式，也突顯了國家和主權范疇在亞洲地區的分量。

　　強調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意味著尊重20世紀的歷史遺產。但在經濟一體化和政治文化的共通性的基礎上，考慮區域構架的形成，也不可避免地去考慮朝貢體系的歷史傳統，其要點就是如何形成一種由靈活紐帶連接的、未必同一化的共同空間。這種共同空間當然有其實體形式，但未必需要建立歐盟式的國家體制。目前看來，最有意思的就是前面提及的區域網絡的多頭發展。上海合作組織是國家間網絡中非常成功的案例，上海自貿區及重慶等其他區域網絡，則是以城市和區域為中心形成的網絡。不同方向的區域網絡之間沒有立即的聯系，但這種多頭區域化非常值得注意。在多向區域化的過程中，中國的角色也是多元的，既是中亞條約體系的一部分，也是東南亞體系的一部分，也是東北亞體系的一部分，其中縱橫交錯著各種復雜的區域聯系。這種聯系的多重性如何變成一個協調性的網絡，這種多重身份到底蘊含著怎樣的政治可能性，無論對于國家的內部關系，或是對于區域及國際關系，都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東亞需要解決危機的協調架構

　　《21世紀》：現在東北亞地區政治危機的解決，看起來非常棘手。

　　汪暉：現在東亞區域的政治危機日趨嚴重。中日之間、韓日之間，矛盾趨于尖銳化。從東亞來看，首先是中日關系問題，因為它涉及第二、第三大經濟體之間的關系，影響非同一般。日本不是核武國家，卻有能力轉換為核武國家，且軍事潛力很大，這兩個國家如果發生大規模沖突，對全世界的沖擊會很大。因此，如何促進中日的和解，是最重大的問題。中韓在經濟、政治和文化關系上都較平穩，但我最近兩次訪問韓國，也感覺到韓國媒體對中國的擔憂——夸大一點說，是中國威脅論——也在加深。區域內的不協調有兩個主要原因：一個是中國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修改原有的區域關系，另一個是美國始終是戰后東亞區域的內在要素，所有的變動和矛盾背后都存在著中美間、日美間、韓美間的關系及其平衡。換句話說，這一區域內的矛盾和沖突涉及世界前三大經濟體。韓國的排名在前十五位，但同時也是世界第七大出口國和第九大進口國。

　　討論東亞問題，需要思考有沒有可能形成一個區域構架來解決現在的危機。過去的國際法和國際體系是在殖民主義歷史中形成的，中國從來沒有真正參與這些規則的制定，因而解決區域危機既需要在既定框架下博弈，又需要對既定框架本身進行修訂和改革，使其更加公平和符合多方利益。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需要一定的機制。東亞區域有沒有可能找到一個協調的構架?東北亞區域要實現和解，形成更加有效的協調機制，它運作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是要往歐盟方向發展，還是要向東盟方向發展，還是要向一個什么樣的構架去發展?這一點各方都不很清楚。目標不清晰會帶來很多的問題。

　　以釣魚島為例，中日建交的時候雙方以模糊的方式懸置了主權問題，并容忍各自的表述。這是現實政治需求的結果，但也可以說是一個政治傳統的產物。所謂的默認或者暫時懸置，不僅是個人智慧的產物，也有一套歷史傳統支撐，中日兩國的那一代人都還能理解這個東西。但隨著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主權概念在經濟領域變得最為清晰，海洋劃界的清晰化并未化解沖突，反而導致了新的爭論。所有權的概念，主權的概念，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法律關系，沒有提供解決之道，反而成為問題本身。關于釣魚島的“國有化”和隨后激化的主權爭議，從法律的角度看，中日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一方重歷史，一頭重現代，各自的宣稱很相近(如歷史上或法律上都是固有領土，不存在主權爭議等等)，但互不承認。前幾天日本與美國、澳大利亞一起發表聲明，反對所謂單方面改變現狀，這一動作表示日本并不準備在東亞區域框架內解決問題，它訴諸的是美國、澳大利亞等內在于東亞區域卻又不是東亞區域內的聯盟力量。從早前提出“十加六”(即東盟十國加中、日、韓、美、印、澳)以取代中國提出的“十加三”(東盟十國加中、日、韓)，到日美澳共同聲明，都表示日本并不想在區域框架內解決問題。1990年代至新世紀[-5.22% 資金 研報]初期，日本社會有關亞洲的討論包含了“脫美國化”的含義，即試圖擺脫戰后美國主導的態勢，但這個態勢已經伴隨有關亞洲話題的討論一并衰落了。

　　朝鮮半島的停戰體制及朝鮮核問題也是討論東北亞問題時不可回避的問題。除了圍繞核問題的六方會談，東北亞的學術對話和經濟交往很少涉及朝鮮問題。從歷史根源上說，這個地區的核問題并不是由朝鮮開始的，而是從美國在戰后介入這個地區時開始的，無論是第一次使用原子彈，還是最初核武器進入這個區域，全都是美國帶來的，這個問題從1950年代到今天沒有消失，但由于霸權構造，它卻始終不能成為討論和談判的話題。朝鮮半島不是一個和平體制，而是一個分隔朝鮮民族的停戰體制。怎樣從停戰體制向區域和平轉化，是朝鮮半島的首要問題。釣魚島問題是戰后安排的產物，中國作為當事國沒有甚至也被排除在條約談判和簽訂過程之外。釣魚島本身并不是琉球群島的一部分，但是釣魚島問題確實是由戰后琉球的特殊歸屬關系所造成的。兩岸關系已經有了重要的改善，但仍然處于戰后體制的過渡時期。

　　美國不能總是以霸權的形式存在于東亞

　　從根源上說，討論東亞區域化的目標，離不開對美國在這個地區的角色和存在方式的分析。戰后美國霸權滲透在東亞區域之內，兩岸問題遲遲不能解決、中日沖突、朝鮮半島的分割，美國霸權的存在都是關鍵原因。美國有它的經濟利益，可以繼續充當推動經濟一體化的力量，但美國不能夠總是以霸權的形式存在于這個區域。東亞的區域化并不等同于要求美國退出，中國或者任何一個力量也從來沒有要求美國脫離亞太。但美國在亞太的存在模式必須改變。美國沒有理由用軍事力量威懾其他國家，分割這個地區。伴隨區域經濟的成長，美國沒有能力也沒有權力充當東北亞的警察。

　　日本與韓國的政治體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戰后體制或停戰體制的產物，美國的軍事保護和政治干預是歷史前提。我們可以說，美國霸權是日本和韓國政治社會體制的內在部分。在1990年代，韓國、日本先后提出亞洲或東北亞的區域化問題，都包含著“去美國化”的動機。今天美國所謂“重返亞太”，固然是針對中國的一種戰略平衡，但從長遠來看，也是要遏制韓國與日本的“脫美”傾向，控制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不要向“脫美國化”的區域化方向發展。對于日本來說，最大的挑戰在于，伴隨美國霸權的衰落，或者至少不再能以今天的模式存在，一個“后美國的日本”如何從戰后體制過渡到一個新的和平體制，而不是通過修憲以重回軍事化路徑。為了促進日本的這一轉變，東亞地區，尤其是中國，應該采取怎樣的區域政策，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課題。

　　亞洲合作需要有感召力的政治

　　《21世紀》：現在中韓關系相對良好的發展，是否會對日本有某種推動或制約?

　　汪暉：現在亞洲地區不同程度地彌漫著中國威脅論。中國在意識形態上的缺失也有其國際后果，即中國的自我論述如“和平崛起”難以在國際輿論中產生實質的影響。如果中國的知識精英閉目塞聽，不愿意面對這一狀況，中國的國際處境會更壞。最近日本媒體發表的一篇文章，認為“中國因素促進了亞太的團結”，這固然是偏見，卻也描述了部分的事實。中國威脅論促進了日本與東盟國家和印度等國的關系。現在中韓關系整體不錯，但韓國社會仍然彌漫著中國威脅論。一個國家興起時候，怎樣才能既做到自信，但又盡可能地消除疑慮，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拿中韓關系來說，似乎所有方面的進展都是順利的，但為什么這么多人對于中國的發展感到擔憂?因此，避免新的亞洲一體化進程變成遏制中國的進程，是一個現實的問題。日本右翼希望推進一個去中國化的亞洲共同體，而不是去美國化的亞洲共同體。在討論亞洲問題的時候，必須把美國及其戰后的角色重新放進來。

　　現在不僅需要推進亞洲國家之間的合作，而且要有多重論述。現在網絡上有很多合縱連橫的戰略家，卻看不到真正有感召力的政治。萬隆會議是有感召力的政治，日內瓦會談是有感召力的政治，因為它們基于對所處時代的基本問題的分析，提出了能夠促進亞非國家團結的議程。那個時代的政治思考除了涉及帝國主義與被壓迫民族及國際關系問題外，也包含了對每一個社會內部的不同力量及其相互關系的分析。政治的展開并不僅僅是在國家之間，也可以深入到任何一個社會的內部關系之中。如果只是以民族國家作為邊界來界定敵我關系，那么政治就凝固為國家間的斗爭了。今天日本社會的右翼化日益嚴重，但日本社會內的進步力量也在進行令人肅然起敬的斗爭。我們自己的社會也同樣存在著分化。政治的展開總是需要進入到一個社會內部去區分不同的態勢和力量，尋求新的團結，進而明確新的目標。這也是我反復提及的重新政治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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