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

　　李慎明

　　2013年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明確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在這個基礎上把黨和人民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十八大報告也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筆者認為，習近平同志與十八大報告的上述論斷完全一致，科學、正確、準確地評價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偉大功績，這深得黨心、軍心和民心，具有重大意義。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毛澤東根本不會搞經濟建設，只會搞階級斗爭。這是一種誤解。毛澤東在經濟建設上確實有失誤，我們應認真記取。但說毛澤東不懂經濟，不會搞經濟建設，不是事實。毛澤東時期經濟建設的成就與失誤相比，成就不僅是主要的，更是偉大的。我們就從經濟建設上說：1949年新中國建立時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從1840年開始，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40年至1949年這109年其間，我國對外共簽訂1100多個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列強直接間接掠奪了我國大量有形和無形的巨額財富。1949年，我國鋼產量僅有15.8萬噸;蔣介石逃往臺灣時，又帶走了國家幾乎所有的外匯儲備和國家財政所擁有的黃金。舊中國積弱積貧，新中國一窮二白，這絕不是形容詞。

　　新中國一建立，并不是我們要閉關鎖國。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多次談過，革命勝利以后，他要出訪的第一個國家，就是到美國去，要向美國學習如何搞現代化工業和現代化農業。還在我國解放戰爭之時，西方強國便協助蔣介石政府對我解放區實行經濟封鎖。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30日，毛澤東在揮筆寫就的駁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把美國對中國的侵略說成是友誼的《“友誼”，還是侵略?》一文中明確指出：解放區“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來是開放的，現在卻被人用美國的軍艦和軍艦上所裝的大炮，實行了一條很不神圣的原則：門戶封鎖”。新中國一成立，帝國主義列強對我國便實行更加嚴酷的經濟封鎖，美國等西方強國對我國科技禁運的項目比蘇聯東歐國家竟還多出500多項。但新中國建立后一直到毛澤東去世的前二十七年：

　　一是先后打贏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戰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的“大三線”“小三線”建設成功化解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對我國進行的“核打擊”。這實際上相當于打贏了三場較大規模的反侵略戰爭，有力地捍衛了我國的主權和神圣領土。在赫魯曉夫時期，蘇聯霸權主義利用我國的自然災害和工作中的失誤，逼迫我國還債，企圖壓迫我國屈服。有人說，在我國三年困難時期，蘇聯不僅沒有對我國逼過債，而且對我國十分友好。這不是事實。20世紀50年代未60年代初，蘇聯赫魯曉夫領導集團為實現其“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戰略的需要，先后提出并堅持在我國領土共同建立、共同所有的“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企圖從軍事上政治上控制我國。在遭到我嚴詞拒絕后，1959年6月，蘇聯單方面撕毀中蘇雙方1957年10月簽訂的關于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我國提供某些核技術的樣品及其生產技術資料。1959年9月30日，赫魯曉夫訪美結束后，即匆匆率蘇聯黨政代表團訪華，要我們放棄臺灣，并要我釋放在中國的美國罪犯。這理所當然遭到我國的堅決抵制。此后，蘇聯又開列相關的所謂小打小鬧的“援助”方案，不過是想重新誘騙我國在臺灣主權等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的讓步。1960年7月16日，蘇聯對我發出照會，單方面決定要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一個月之內全部撤回在華的蘇聯專家1390人，并對我國逼債。這里僅舉一例，說明蘇聯當年曾對我國逼債并尤甚。周恩來的經濟秘書顧明回憶：“有一次，蘇聯的一個外貿部副部長在人民大會堂和總理談判，要我們還錢。總理說，我們現在暫時有困難。談完后，總理送他出來，他看見門口有一塊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對總理說，你們如果沒有別的東西，這個就很好。總理頂他說，你要你就拿走。”當時中國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折合人民幣52億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國借支的軍事物資的貸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協議，這些外債于1965年全部還清。當時我國建國僅十年有余，工業尚在起步階段，所以只能用豬肉、雞蛋、蘋果、花生米等農副產品來償還。河南省一直是全國生產糧食和生豬的大省。現任鄭州市金水區一基層單位黨總支書記的宋豐年曾告訴筆者：“20世紀60年代，我曾在鄭州市肉聯加工廠生產一線勞動過。該廠連續幾年每斧冬季前后的半年時間里，每天都要宰殺5000多頭優質肥豬，當即運往蘇聯還債。”這就更加重了我國人民群眾的生活困難。但是，我國人民有志氣，到1964年，我國提前一年還清了20世紀50年代欠蘇聯的全部貸款和利息。

　　二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研發出“兩彈一星一潛艇”。1964年10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6年12月，我國第一顆氫彈原理試驗爆炸成功。1970年4月，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1971年9月，我國第一艘核潛艇下水;1974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海軍戰斗序列。在成熟的核潛艇的基礎上，1981年4月，我國第一艘戰略核潛艇下水。不少人對“兩彈一星”關注多，對核潛艇與戰略核潛艇了解得少。這里所說的戰略核潛艇，意味著是說我國陸海空全都具備了第二次核反擊能力，這是最后制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者企圖威懾我和平發展的最有力的“殺手锏”。鄧小平1988年明確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話十分中肯。

　　三是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以上兩條，其中有大量的自主科研成就與研發的技術，而“兩彈一星一潛艇”的研發，又全部是我國自力更生的成就。

　　四是建成國計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本基礎設施。李先念明確講過，基本建設是投入七塊產出一塊，而加工工業是投入一塊產出七塊。毛澤東時期的短短27年中，我國主要靠人力修建的84000多座水庫，至今仍在農業生產中發揮著最基礎和中堅性作用。人均預期壽命，是衡量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一個最根本的指標。毛澤東時期，在人口增加4億的情況下，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高到65歲，而印度1952年人均預期壽命41歲直到2011年人均預期壽命才達到65歲，整整比我國晚了35年。

　　五是排除種種干擾加入聯合國。由于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正確指導，我國與美國、歐洲諸國和日本等主要國家的外交關系取得突破性進展，成功打破外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我的嚴酷封鎖，真正跨入了大國的行列，并即將迎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以上五條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并且十分耗時。這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物質財富，又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

　　六是毛澤東時期，我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當然，我國不借外債，一度沒有內債，影響甚至嚴重影響了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也可以說這是當時工作中的一個失誤，是思想僵化的一種表現，我們應從中汲取教訓。改革開放就汲取了這一教訓。但從當時的客觀情況看，那時還不具備大規模引進外資的國際環境;從兩分法的角度看，沒有內外債，也就沒有為后人留下還債的包袱。

　　以上成就的取得，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勒緊“褲腰帶”、“過窮日子”、從嗓子眼里摳出食物和節省必要日常生活開支而積攢下大量的物力和財力所換來的。這也是我們大家在毛澤東時代“過窮日子”的主要緣由之一。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總的來說，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后一切前進和發展的基礎。”鄧小平說得好：“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在多種場合也多次高度評價毛澤東偉大的歷史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實踐已經并將繼續證明鄧小平和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對黨、國家和人民的這一重大的歷史性貢獻將永載史冊，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將永遠銘記在心。

　　筆者在20世紀60年代的三年困難時期，就曾吃過草籽和榆樹皮等，但筆者認為：我們審視歷史，決不能簡單地站在個人得失立場，必須跳出個人局限站在人民和歷史乃至最終站在全人類文明進步的角度去觀察問題，方可能得到事物的真諦與本質。不能由于自己曾經在毛澤東時代餓過幾天肚子，過了幾年窮日子，甚至在某些時候、某些問題上受過一些委屈，就把建國后毛澤東時期前27年的艱辛奮斗與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割裂甚至對立起來。現在回想起來，從一定意義上講，筆者也曾為當年吃過草籽和榆樹皮而感到自豪和驕傲，這也是自己為我國研制出“兩彈一星一潛艇”等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輝煌成就而忍饑挨餓，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艱辛探索乃至最終形成而作出的個人極其微薄的貢獻。我也想提醒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一些年青人，千萬不要不了解情況，就無端指責當年的我們“蠢”、“笨”甚至是大鍋飯養得“懶鬼”，就否認我們當年為新中國其中包括你們今天的美好生活打基礎而付出的艱辛與血汗。我們決不能否認新中國前27年的失誤和錯誤，決不能為毛澤東的錯誤辯護，一定要認真汲取其中的教訓。但失誤和錯誤也不是毛主席一個人的。現在有的人把新中國毛澤東時期說得一無是處，甚至是暗無天日，這不是糊涂，就是別有想法甚至另有所圖。

　　歷史的經驗反復證明，要搞垮一個國家，首先就要攻擊這個國家的執政黨;要搞垮這個國家的執政黨，首先就要丑化這個黨的主要領袖。這是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西化、分化我們的最直接、最便捷、最有效并且花錢最少的手段。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根本教訓之一，就是蘇聯國內外的敵對勢力投入大量金錢，創辦和引導各種媒體惡毒攻擊、抹黑進而從根本上否定斯大林乃至列寧。

　　恩格斯在19世紀80年代就指出：“資產階級把一切變成商品，對歷史學也是如此。資產階級的本性，它生存的條件，就是要偽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偽造歷史。偽造得最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歷史著作，所獲得的報酬也最多。”法國哲學家、思想系統的歷史學家福柯說：“誰控制了人們的記憶，誰就控制了人們的行為的脈動”，“因此，占有記憶，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關的”。

　　現在的網絡上和有的小報小刊上，總是在否認資產階級的殘忍，宣揚他們所謂的人道和文明，罵我們共產黨人殘忍。這是事實嗎?

　　資本主義大國、強國是如何發家的?從16世紀開始的300年歷史中，歐洲和美洲的資產階級投機者從非洲運到美洲、阿拉伯國家、波斯等地的黑人奴隸，包括在獵捕和販運過程中死亡的黑人總數，大約使非洲損失6000萬人口。按照美國一些學者研究，哥倫布來到美洲的時候，居住在目前美國境內的印第安人為3000萬~1億，到20世紀70年代，按照美國官方提供的數據，還不足80萬。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憤怒地寫道：“1703年在他們的立法會議上決定，每剝一張印第安人的頭蓋皮和每俘獲一個紅種人都給賞金40鎊;1720年，每張頭蓋皮的賞金提高到100鎊;1744年馬薩諸塞灣的一個部落被宣布為叛匪以后，規定了這樣的賞格：每剝一個12歲以上男子的頭蓋皮得新幣100鎊，每俘獲一個男子得105鎊，每俘獲一個婦女或兒童得50鎊，每剝一個婦女或兒童的頭蓋皮得50鎊!”

　　二戰后，隨著社會主義在全球的興起，左翼和社會主義思潮在美國也有所表現。1947年，杜魯門政府即開始實施聯邦雇員忠誠計劃，先后調查幾百萬名政府雇員。1949年，美國工業組織協會解除了11個成員超過100萬人的所謂受共產黨控制的組織。美國駐外大使館里被認為有顛覆言論的書籍全部被銷毀。很多公務員、學者、演員等也都受到攻擊牽連。調查甚至涉及到軍方高級領導。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麥卡錫時代”，美國當局總共抓捕甚至殺害了多少美國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這是鐵幕，無人知曉。有人為美國當局辯護，甚至說美國沒有“麥卡錫時代”的迫害。這樣的人至少是不了解情況。1950年2月，國會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發表演說，聲稱他手里有一份當時正在美國國務院任職的205名“共產黨人”的名單，甚至連在1945年到1947年奉杜魯門總統之命來華“調處”、先后任國務卿和國防部長的馬歇爾將軍也受到牽連。共產黨員從1947年的8萬人降到1954年的2.5萬人。到1956年，有150多名共產黨領導被捕。被捕的陰影很快便遍及數千名美國公民。艾森豪威爾政府1953年到1960年執政期間，進一步在各政府機構中實行清洗3002人。而1965年，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下，印度尼西亞軍事當局殺害約50萬～100萬印尼共產黨及其同情者，連當時的美國媒體也報道說，甚至河水被染成紅色。而在當今所謂的“全球化和信息時代”，這些史實幾乎也無人知曉。1957年的反右，我國劃了55萬右派，無庸諱言，其中有不少受冤枉的同志，使這些同志遭受極大的苦難，并使其不少親屬朋友受到不應有的牽連，這一深刻教訓，我們當然要永遠牢牢記取。但在1957年的反右當中，我們卻沒有因為有右派言論而處死一個人。網上說1957年反右中我們處死了某某人，這當然不是事實。20世紀50年代曾任羅瑞卿秘書，后又任國家公安部部長的陶駟駒告訴筆者：“不僅在1957年反右時我們沒有處死一個人，而且在1955年肅反時我們也沒有處死一個人。這是毛主席汲取了土地革命時期全國各個紅色根據地肅反中出現的擴大化的深刻教訓而采取的重大舉措。”我的老領導王震生前曾給筆者幾次談過：“延安整風時，毛主席嚴厲要求，要堅決執行‘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有的同志對此很不理解，找到主席問，‘審干中，有的本人都明明承認自己是叛徒，并出賣過我們幾個同志，血債累累;也有的明明承認自己是打入我們內部的國民黨的特務，來刺探我們情報，為什么不能殺?’毛主席解釋說，‘人頭不是韭菜，韭菜割了，還能再長出來。人頭割錯了，就再也長不出來了。紅軍肅反時，就有不少同志是屈打成招的。我們再也不能干那樣的蠢事了。’”王震還說：“至于王實味被殺，那是在轉戰陜北過程中，在與胡宗南部隊突然遭遇、大部隊有可能被暴露的緊急情況下，一直屬隊的帶隊領導的擅自臨機處置。這就破壞了毛主席的‘一個不殺’的嚴厲規定。事后，毛主席曾十分氣憤地說，‘還我一個王實味’，并說，當初要把王實味放在你們359旅就好了，你們會很好使用他，他也會成為一個很好的文化教員。”筆者經過批準，也查閱了當年相關的檔案資料，完全證實了我的老領導的說法。我們的反右劃了55萬右派，沒有殺死一個，但卻被他們記述成比他們在印尼殺死50萬~100萬人還要殘酷的“歷史”，相當多人都在譴責我們的反右，但他們殺死50萬~100萬人的這一累累罪行卻幾乎無人知曉，更無人譴責。我個人在這里決無絲毫之意替我們黨特別是毛澤東及其他相關各級領導的失誤和錯誤辯護，但國際資本控制的種種媒體包括在我國內注冊的有的網站就是這么和這樣的“客觀”、“真實”和“公允”嗎?!

　　另外，我們也應看到，從一定意義上講，盡管毛澤東犯過錯誤，但他的一生都在考慮為確保黨不變質，進而確保黨和黨的各級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1957年4月開始的黨的整風運動的本質，就是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其中包括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幫助整頓黨內的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整風中，各級領導干部中的絕大多數對大家的批評甚至態度、言詞有些過激的批評也是能夠認真接受并虛心改正的。但也有的干部對大家的批評甚至是完全正確的批評很不理解，個別的還窩著一肚子火，對在全黨開展整風有著很大的抵觸情緒，這種抵觸情緒實質上主要來自部分干部在全國解放后的享受和特權思想。后來，由于1956年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在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迅即引發了“波匈事件”，國際上出現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大氣候。我國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即利用幫助黨整風之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黨只好被迫中止整風開展反右。但由于我們黨對領導這種斗爭缺乏經驗，加上敵我與人民內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某些具體背景和場合下不容易區分清楚，毛澤東本人對極少數右派分子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的形勢作了過于嚴重的估計。對反右斗爭的嚴重擴大化，毛澤東本人對此無疑負有主要領導責任。但我們也應看到，一些有特權和享受思想的領導干部，特別是對提意見的群眾窩著一肚子火的各級干部，利用反右斗爭這一形式，即對相關干部群眾進行打擊報復，使他們受到極大的傷害。這也是反右斗爭擴大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我們黨和國家歷次政治運動中出現的冤假錯案，除了有毛澤東本人應負的領導責任外，也與各級干部中一些人的嚴重的主觀主義、個人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的干擾特別是蛻化變質分子、階級異己分子以及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的破壞也有著直接的關系。我個人建議，有關人士特別是受到冤枉的本人和親屬及相關同事認真查一查，就會發現，歷次冤假錯案的出現往往與有些人好心辦壞事，特別是有的人假借運動之名，或挾私報復，或借以邀功，甚至篡黨奪權等有著極大的關系。從一定意義上講，正是這些人對相關冤假錯案應該負著要直接甚至更大的責任。而毛澤東的本意是要堅決反對這些做法的。這就是為什么鄧小平幾次明確肯定毛澤東發動歷次運動的動機是好的的根本依據。我們決不應替毛澤東的錯誤辯護，但也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實事求是地分清不同的責任。如果把我們黨所取得的所有成績全部歸結為大家，而所犯的所有錯誤一股腦兒全部推到毛澤東一個人頭上，這顯然是不公道的。

　　上述看法，在本人拙作《憂患百姓憂患黨--毛澤東關于黨不變質思想探尋》的小冊子里已有較為詳盡的闡發，并列舉了相關的例證。比如，在毛澤東的眼皮子底下的中南海，1958年3月也發生了一起反右擴大化的“八司馬事件”。就全國來說，此時的反右運動已進入尾聲，但中南海的中央機關的整風按計劃排在后面，到此時才開始進行。中央政治秘書室林克、戚本禹(戚本禹后來在“文革”初期做了不少壞事--筆者注)等八個年輕干部向上級反映了中央政治秘書室存在的一些問題，引起了當時中央辦公廳和中央政治秘書室領導人的不滿，認為這八個年輕干部是“反黨”。中南海的干部中竟然出了“反黨分子”，這在中央機關里當然是件大事。有人把這一情況反映給了當時在成都開會的毛澤東，毛澤東很是吃驚。毛澤東說：“想不到我的身邊也發生了新的‘八司馬事件’。唐肅宗時期，柳宗元、劉禹錫、王叔文等八人實行變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擊，被罷官、撤職，形成了歷史上有名的‘八司馬事件’。戚本禹這些人因為對中央辦公廳和政治秘書室領導人的右傾錯誤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評意見，就要把人家打成‘反黨’，簡直是豈有此理!依我看，中直黨委應該撤銷，政治秘書室也要撤銷，真正受到處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這些人，而是整他們的人!”這樣，林克、戚本禹等八個年青人才幸免于難。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在反右時任友誼醫院院長、黨總支書記，她當年在友誼醫院反右中出現的擴大化情況就無能為力的狀況，也很能說明問題。對此感興趣的同志，不妨讀讀。我也很愿意平心靜氣地與相關同志商榷。

　　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的黨總是在犯各種錯誤中，在一些同志遭受委屈的過程中取得成就而不斷前進的。毛澤東委屈過別的同志，但毛澤東本人也遭受過別的同志的不少委屈。直到今天還有不少人在不實事求是地怪罪他甚至有人咒罵他。他離我們而去37年了，今年又是他老人家誕辰120周年。他無言。但我們活著的人，就不能為他老人家講點公道話嗎?我們決不能因為自己或自己的親人受過委屈，就要否定我們黨的光輝歷史，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偉大。

　　1994年，海外出版了李志綏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筆者曾在中南海工作10多年，與毛澤東多名身邊工作人員有過接觸。看到此書中對毛澤東的攻擊特別是所謂私生活的描述后，即找到毛澤東去世后仍在中南海菊香書屋整理毛澤東圖書的周福明同志。早在1960年，周福明即是毛澤東身邊的衛士，并兼管毛澤東的理發。周福明看了李志綏所謂的回憶，十分氣憤地說：“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我看是惡意編造。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主席身體很好，很少吃藥。要吃就是安眠藥。安眠藥都是我們警衛戰士去拿的。李志綏基本接觸不到主席，何來他所看到的主席的所謂私生活?!”李志綏1988年到的美國，帶去的僅是一本薄薄的手稿。當時，有美國中央情報局背景的人找到他，說你這一回憶錄沒有可讀性，沒有市場效應。同意潤色，一種說法是100萬美元，另一種說法為50萬美元。至少李志綏是為了個人的生活，他所謂的回憶錄即由別人捉刀代筆，變成了厚厚一本。書中把他到中南海門診部工作的時間，從1957年6月提前到1954年4月，書中有相當的篇幅是描述他根本沒有到中南海門診部工作之前的事。所謂的事實即完全的杜撰。

　　英國情報機關也資助英國華裔女作家張戎與其英籍丈夫合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2005年出版。1991年筆者見過張戎本人。2008年，筆者訪問英國劍橋大學，劍橋大學幾位教授異口同聲地說：“我們可以不討論張戎的書。里面的邏輯矛盾比比皆是。這本書不值得我們浪費時間去討論。”連法國一家報紙在報道此事也說：在張戎等人看來，希特勒和斯大林早已聲名狼藉，而毛澤東的肖像卻依然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張戎要移動這張肖像。

　　李志綏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和張戎與其英籍丈夫合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被國際資本翻譯成各種文字，在不少國家出版發行。中文版也從香港、臺灣等地帶回到大陸不少。這兩本所謂的歷史著作，在國內外都產生過轟動效應，現仍在國際國內都有相當的影響。筆者建議讀過李志綏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這本偽歷史著作的能夠讀讀1998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林克、吳旭君、徐濤為批駁李志綏謊言而寫得專著《歷史的真實》。我詢問調查過，我們黨和國家的不少高級干部讀過李志綏的書，不少人對此書持將信將疑的態度，有的甚至還完全相信。而《歷史的真實》知道的人很少，讀過的更少。難道真要以一個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大苦難為慘痛代價，才能贏得歷史的進步和輝煌嗎?這是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然的鐵的法則嗎?我痛苦且“愉快”地思索著。

　　早在幾年前，習近平同志在全國黨史工作會上就明確指出，要警惕“歷史虛無主義”的特有危害，并提醒全黨要高度警惕。我個人認為，目前國際壟斷資本基于其搞垮蘇共和蘇聯的“經驗”，在竭力販賣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虛無主義”之時，把主要矛頭集中放在攻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上，這是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在近期甚至近幾年圍剿、演變、顛覆社會主義中國戰略部署十分重要的組成，是其“軟實力”、“巧實力”十分重要的組成。盡管這僅是極少數人的行為，但他們能量很大，加上有龐大的資本支持和控制的種種媒體特別是互聯網的擴散與擴張作用，對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并予以認真恰當應對。

　　國內外別有用心的人肆意夸大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甚至不惜偽造事實，極盡造謠、誹謗、污蔑之能事，惡毒攻擊毛澤東，這絕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個人的問題，而是他們企圖進而否定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云等我們黨的其他領袖人物和一大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全盤否定我們黨和人民艱辛奮斗的光榮歷史、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其實質是為把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輿論。

　　毛主席在延安時就說過：筆桿子和槍桿子結合起來，事情就好辦了。拿破侖也說過：一支筆桿子勝過兩千條毛瑟槍。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說：一美元的外宣費用等于五美元的國防費用。尼克松在“水門事件”中受挫，差點受到彈劾。他慨嘆：三份不友好的報紙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他還說：媒體已經成為國家權力的重要資源。

　　能否恰當應對國內外敵對勢力特別是國際資本操縱的對毛澤東以及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我們黨的領袖人物的攻擊，這對在現在和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抵御他們的西化、分化，以確保我們黨永不變質，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從一定意義和一定范圍講，敵人比我們“強大”的只有一點，就是他們可以不顧人類起碼的良知與道德，用造謠這一極其墮落和卑鄙的武器擊人，并以“強大的資本”，給這些謠言、誣蔑和攻擊插上翅膀，在全球各個角落“飛翔”。但歷史的經驗也已反復證明，誰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打得越痛，誰就會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攻得越烈，但廣大人民群眾最終會對誰越親，把誰記得越牢。

　　不僅鄧小平及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十分強調要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也同樣十分強調要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實踐已經并將繼續證明，鄧小平和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對黨、國家和人民的這一重大的歷史性貢獻將永載史冊，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將永遠銘記在心。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