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盡快改善衛生狀況，控制疫病流行，從1950年2月開始，全國軍民聯合開展了春季防疫運動，并取得很大成績。

　　1952年3月16日，由于反細菌戰爭的需要，毛澤東在閱讀新華社中國人民志愿軍總分社報送新華總社的防疫工作資料后。批給周恩來、聶榮臻、粟裕：“應通令東北軍區、華北軍區、華東軍區及華南軍區仿志愿軍辦法組織防疫機構。進行清潔衛生工作。”于是一場規模宏大的、全民性的愛國衛生運動迅速掀起：這場受五萬萬人民全心全意支持的衛生運動，是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

　　這年8月3日，毛澤東在年度國家預算草案報告稿上批示說：“在實施增產節約的同時，必須注意職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記后一方面，那是不對的。”

　　12月，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召開。毛澤東為大會題詞：“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會議把“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定為工作方針之一。確立了新中國衛生工作的方向。

　　1952和1953年，政務院相繼頒布實施《關于實行公費醫療預防的指示》和《勞動保險條例》，向全國各級人民政府、黨派、工青婦等團體，各種工作隊以及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單位的國家公職人員、大學生和革命殘廢軍人提供公費醫療，向廠礦企業職工提供勞保醫療。國家采取減免收費的辦法，加強對嚴重危害農民健康的流行性疾病的洽療，烈性傳染病、肺結核和性病初步得到控制。從1953年開始，在毛澤東親自關注下，經5年奮戰，在中國全面消滅了血吸蟲病，創造了世界血吸蟲病防治史上的奇跡。

　　至1956年，與1952年相比，全國衛生機構總數由38987個增加到107，305個，療養院所由270個增加到799個。衛生防疫站由147個發展到1464個，婦幼保健所站由2379個發展到4564個。

　　1957年，全國人口預期壽命達到57歲。

　　美國學者費正清在其《偉大的中國革命》一書中寫道：“新中國是一個人人感覺自豪的國家——控制了通貨膨脹。廢除了外國人的特權，鏟除了腐化，公民們都參加各種有益的社會活動，如修理公共設施，開展掃盲活 動，防止疾病……”

　　把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視廣大農民的醫療衛生問題。

　　1956年，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通過的《高級農業合作社示范章程》規定，合作社對于因公負傷或因公致病的社員要負責醫療，并且要酌量給以勞動日作為補助，從而首次賦予集體介入農村社員成員疾病醫療的責任。為解決廣大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毛澤東多次指示城市中的醫院組織醫療隊下鄉為農民治病。1965年1月，毛澤東和中央又批轉了衛生部關于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基層的報告。很多醫療專家紛紛響應，像著名的胸外科專家黃家駟、兒科專家周華康、婦科專家林巧稚都曾加入其中。深入農村巡診。

　　1965年。城市平均每千入所得的醫院床位以及專業衛生技術人員數目，分別是農村的7.4倍和3.7倍。而農村人口是城市入口的4.6倍。是年6月26日，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向毛澤東匯報，講到全國醫務人員分布情況時說：全國現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l0%在農村;高級醫務人員80%在城市;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只占25%，城市則占去了75%。

　　毛澤東聽后面容嚴肅地站起身來說：“衛生部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一個多月后，毛澤東再次召見錢信忠等人,提出了在農村培訓不脫產的衛生員的總構想。他指出：“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么多書……高小畢業生學3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

　　1965年9月，中共中央批轉衛生部黨委《關于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在全國各縣普遍建立人民醫院的基礎上，國家開始大力扶持有條件的公社迅速建立衛生院，同時衛生部著手組織對農村一些有文化的青年進行醫學培訓。其中，上海市動手較早。培養出來的王桂珍、黃鈺祥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村醫，深受農民歡迎，稱他們為“赤腳醫生”。1968年9月，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他們的事跡后，欣然批示道：“赤腳醫生就是好。”

　　“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成為帶有天使意味的名詞

　　毛澤東作出批示不久，湖北省委適時將一份反映樂園公社合作醫療情況的調查報告送到了中央辦公廳。

　　組織農民辦合作醫療，是樂園公社衛生所的醫生覃祥宮的發明。具體辦法是：農民每人每年交1元錢的合作醫療費，村里再從集體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錢作為合作醫療基金。除個別痼疾纏身要常年吃藥的以外，群眾每次看病只交5分錢的掛號費，吃藥就不要錢了。同時，在覃祥官帶動下，衛生室全體人員著手收集行之有效的土方給農民治病。他們的這種做法后來被概括為“三土”，即土醫、土藥、土藥房。他們還自己動手種植、采集、制作中草藥，用來給當地農民治療。這種做法后來被概括為“四自”，即日種、自采、自制、自用。同時，他們主動到農民中調查患病人員情況，努力做到有病早治、無病早防，“出錢不多，治療便利;小病不出隊，大病不出社”。

　　1968年11月30日。中央有關部門專門就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毛澤東看后非常高興，連聲稱贊合作醫療制度好，并且當即在報告上批示：“此件照辦。”

　　從此，大隊一級設立“赤腳醫生”，同時建立合作醫療制度，成為當時中國的新生事物，并作為中國億萬農民的最大福利制度，在中國確立起來。全國絕大部分生產大隊實行了合作醫療，“赤腳醫生”數量超過l00萬。毛澤東改變農村缺醫少藥狀況的理想已經初步變成了現實。

　　197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了一部專門向國外介紹“赤腳醫生”的長達52分鐘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這部片子把中國“赤腳醫生”推向世界。“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成了世界上帶有天使意味的名詞。不論是什么膚色的外國人，一聽到“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他們就豎起大拇指。

　　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的醫療水平、衛生條件、生存年齡都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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