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現在的外交。既不懂其業務、行當,也不是圈內人,僅僅憑報刊上、電子媒體(主要是互聯網)上看到的一些東西發議論,自己就覺得玄乎--------起碼我還知道,外交上的事情,紙面上的、口頭上的、甚至公諸于世的正式外交文書,都不一定是事情的全部,甚至不一定是事情的真相;很可能還有另外某種東西被隱藏著,甚至一般的圈內人都不知道,何況我們這些遠離廟堂的普通老百姓。
既然如此,我為什么還要對某人就外交問題大發議論發表一點看法呢?原因就是其人是對毛澤東時代的外交大放厥詞。作為曾經生活在毛澤東及以前時代的過來人,不得不憑著自己的親身經歷、閱歷、見聞(當然也不止此),對這種謬論,說點看法。如果不說出來,實如鯁在喉。
毛澤東時代的外交,與現在的外交,有很大的不同。那時的外交,叫做人民外交,在最主要、最本質的事情和問題上,沒有那么多藏著、掖著的東西;現在的外交,說什么好呢?叫“精英”外交,好象也不大確切-------因為還沒有揭示出隱藏在背后的最本質的東西。就是這個原因,雖非“圈內人”,不怕會招來“外行話”之譏,我也要說說我的看法。
我說的“某人”,就是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賈慶國。據中國網報道,3月3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開幕的當天,他在接受國際在線記者專訪時說,我覺得我們在主權領土等問題上一點也不軟。現在不少人有這樣一種印象,認為毛澤東時代中國很強硬,而現在我們很軟。實際上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印象。毛澤東時代是口頭上硬,實際上軟。賈慶國稱,自己有位同事做了一個比較研究,研究毛澤東時代和后毛澤東時代我們在有爭議的領土問題上所做的讓步,發現毛澤東時代我們的讓步要大得多。那為什么我們會有這樣一種印象呢,因為毛澤東時代中國和外部世界主要是一種對立的關系,尤其和西方國家,因而那時說狠話是很正常的事。而現在我們的對外關系主要 不是對立的或敵對的,至少也是一種非敵非友的關系,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你說狠話不合時宜,也不符合中國的整體利益。我反復讀了他這段話,覺得的的確確是時下“精英”們的典型語言,很有研討的價值。
要了解、理解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我覺得,還是要先從它的大格局入手。說到大格局,也不宜抽象化,而是用具體的、形象的、生動活潑的事實加以說明。
我舉出一件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及其安全理事會應有的席位。毛澤東當時充滿激情地說,是黑人朋友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不要忘了,當時美國是千方百計要把蔣介石集團“留”在聯合國之內的------也就是說,它要在聯合國搞“兩個中國”的陰謀。它的陰謀可恥地破產了。原因呢?是我們拉“選票”投入的金錢比這個超級大國多嗎?第三世界的朋友是被我們的金錢收買才投我們的票嗎?顯然不是。論搞金錢外交,我們顯然搞不過那個超級大國。它為什么在外交上敗給我們、而且是敗得如此之慘呢?原因其實很簡單。新中國外交是在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及其指導下的外交實踐。毛澤東常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們是靠“道”的優勢打敗了西方“金錢外交”的“利”。想一想,看一看,這些年來,有多少“精英”在涉及國際關系與外交事務上,引用了一個資產階級政客的“經典”語言:“國與國之間,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正應了“失道寡助”的箴言。
看一看,想一想,這些年來,有多少“精英”,為“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外交路線翻案,用冷嘲熱諷的語言,嘲笑毛澤東時代對第三世界的援助,認為是甘當“冤大頭”。他們就像政治投機商那樣,斤斤計較于“眼前的、局部的、暫時的利益,而犧牲無產階級的根本的、全局的、長遠的利益”,只算“經濟賬”,不計“政治賬”,鬧得現在如此“失道寡助”,還不認真吸取經驗教訓。想一想毛澤東時代,我們在世界的大格局中,是何等地高屋建瓴,揚眉吐氣,得道多助!請想一想,包括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這是多少金錢能買來的?比今天給這個送一點,明天給那個塞一點,以換取人家對某個具體問題的一時支持:其格局之大小,手法之高低,簡直就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看一看,想一想,這些年來,有多少“精英”,搖頭晃腦地“斥責”毛澤東時代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極端孤立”。“孤立”不“孤立”,就看站在何種立場上看問題了。站在“第一世界”的立場看問題,我們的確很“孤立”。如果不“孤立”,我們就與霸權主義同流合污,沆瀣一氣,成為其附庸了。站在第三世界一邊看問題,“孤立”的就不是我們,而是霸權主義及其走狗。否則,為什么我們在聯合國及其安全理事會的席位能夠沖破各種阻力,得到恢復;而霸權主義妄圖在聯合國搞的“兩個中國”的陰謀,卻遭到可恥的破產?眾所周知,霸權主義曾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組織中,有10次策劃“通過”一個反華“提案”,10次都遭到可恥的失敗,曾有一次,它自己卻被踢出局。反對這些反華提案的大都是第三世界國家。請問,是誰“孤立”了?事實證明,執行毛澤東革命外交路線,我們就不“孤立”,而是朋友遍天下。
現在,這位姓賈的“精英”又口出狂言,胡說什么在外交上“毛澤東時代是口頭上硬,實際上軟。”這又是不分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籠統地在“軟”與“硬”上胡攪蠻纏。在毛澤東時代,我們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確“軟”,但我們對兩霸、印度擴張主義,都曾“刺刀見紅”過,何“軟”之有?這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嗎?如果現在真如這位“精英”所言:“我們在主權領土等問題上一點也不軟”,屬于我國的南海多數島礁,何至于被一些綜合國力遠不如我們的國家霸占去了?真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莫此為甚!
更可惡的是,這位“精英”竟說:“毛澤東時代中國和外部世界主要是一種對立的關系”。事實是,“毛澤東時代”,中國和包括廣大第三世界的國家的“外部世界”,絕對不是“主要是一種對立關系”,而主要是與霸權主義作了堅決斗爭。且不說其人是不是美國線人或“嚴格保護”的線人,就根據它此番謬論,就足以證明,他眼里的“世界”,主要是霸權主義及其附庸,根本不把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放在眼里,證明了他不折不扣是霸權主義的一條走狗,一條用來向毛澤東思想狂吠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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