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消費者不信任“中國制造”》，德國《世界報》網站9月14日報道。中國制造是否能夠在西方站住腳跟并擴大市場占有份額，主要還不是靠觀念問題，因為物質決定意識，消費者是否購買某個商品，從偶然的方面看，是由某種觀念決定的，但是，從必然的方面看，則是由商品的性價比來決定。因而可以這么說，“中國制造”不那么受西方消費者信任的主要原因還是在于中國制造的商品的性價比還不夠高，從而無法——以降低西方社會再生產循環門檻為前提——進入西方社會的再生產運動中。實際上，這個問題不是個新問題，而是個老問題，從英國到德國，再到美國和日本，在工業發展的過程中都碰到過這樣的問題。只要中國政府堅持走工業化的道路，而不是把心思放在怎么投機倒把和偷雞摸狗的事情上面，那么“中國制造”在品質和性價比上均成為世界第一就不是什么夢想。

　　另一方面，在解決西方消費者不信任“中國制造”這件事之前，首先要解決的是中國消費者不信任“中國制造”的這個問題，其中最主要的還是要解決中國政府對中國制造不信任的問題。盡管從生產規模和品種上來說，中國已經是世界工廠了，但是，中國政府的諸多政策卻分明表現出中國政府對“中國制造”沒有信心，顯然，這根本與中國政府高唱的“自信”論調相反對，換言之，中國政府在此方面“說一套，做一套”。而為了掩飾自己對中國制造缺乏信任，漢奸國賊甚至提出了在華的外資企業也算是中國企業，由此，把“外國在華制造”與“中國制造”混為一談，企圖把外企生產的高品質和高性價比商品意淫成“中國制造”，這種心理貌似是在犯傻犯賤，實則是洋奴哲學的具體表現，換言之，不是智商心態的問題，而是階級立場和民族立場的問題。

　　當然，自習總上臺以來，習總以身作則、親自帶頭為“中國制造”打廣告，但是，要使得中國社會普遍信任“中國制造”的話，則還需要國務院、各部委及地方各級政府親自示范甚至要出臺具體的政策。外交部帶頭使用國產紅旗牌轎車，這是開了一個好頭，但是，之后，其他部委和地方政府卻沒有什么動靜了，由此可見，洋奴哲學在中國官場上依然有著很強大的勢力。盡管有人說“改革中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但是，現在呈現在人民群眾眼前的情景正好相反，當然，人民群眾也很難相信一個在自己家里都要用英語來和家人進行交流的中國人會改變自己根深蒂固的崇洋媚外的靈魂，要想這種假洋鬼子信任“中國制造”，那真是比登天還難。

　　信任“中國制造”是“三個自信”的必然要求，在此，“中國制造”也不單單是指由中國企業制造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而是擴大到由中國自己創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換言之，這里的“中國制造”指的是中華文明的生產與再生產。自信就是要相信自己，就要是堅持自己，而不是改變自己。那種把“改變自己”解釋成“自信表現”的邏輯是自相矛盾的，這種邏輯相信的絕不是“自己”，它相信的只是“改變”本身，正因為對“自己”根本不信，所以才會相信“改變自己”是唯一出路。如果中國政府不信任中華文明，而是言必稱“與國際接軌”，并且在改革過程中要么挾洋自重，要么自覺按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制定的標準行事，那么這種不自信的表現必然會對整個社會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人無頭不走，鳥無頭不飛。雖然政府內部在如何對待“中國制造”的這個問題上存在明顯的分歧，但是，任何一點崇洋媚外的表現，尤其是從某某院那里表現出來的崇洋媚外的改革路線，必然會使得中國社會的消費價值觀出現混亂，在“中國制造”尚處于不被普遍信任的前提下，這種混亂只會不利于“中國制造”，由此帶來的損失和危害也就不只是物質利益方面，而是要上升到關系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地步。漢語普通話是中國的官方語言，它當然也是中國制造的，中國政府是否真有“三個自信”，那首先要看中國政府是否信任這個由中國制造的語言，如果中國政府依然還把英語的考試成績作為篩選人才的門檻，換言之，連最最根本的中國制造都不被信任，那么就根本無法讓人相信中國政府對“中國制造”是信任的了。

　　固然，謠言止于智者，但是，如果標準混亂，那么即便天資聰穎之人也不可能把握住規律，因而也就不可能辨別真偽，從而也就無從止住謠言，相反，在真偽難辨甚至黑白顛倒之際，謊言倒反而會被奉作真話。習總說，打鐵還需自身硬。要想改變世界，首先要堅持自己。如果連中國政府自己都不信任“中國制造”，如果連中國官員自己都不信任漢語普通話，那么要想讓外國人信任中國制造，要想讓漢語在世界上成為通用語言，那又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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