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國貧富差距創紀錄》，英國廣播公司網站9月10日報道。據報道，最新稅收分析結果顯示，最富有的1%美國人與剩余99%的人口之間的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創下歷史記錄。最富有的1%美國人在2012年的收入占到了美國全民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超過了1927年時的歷史最高記錄。數據顯示，美國在過去30年里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呈攀升態勢。最富有的1%的美國人的家庭平均年收入超過了39.4萬美元，最富有的10%美國人的家庭平均年收入則超過了11.4萬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這里區分貧富的標準是以這么一個假設作為前提的，即繳稅越多的人越富有。但是，我們知道，巴菲特就坦言過，他的稅負遠不及他的員工來得重。事實上，資本家完全有能力逃避各種稅負，因此，完全有理由認為美國真實的貧富差距遠遠超過上面給出的那個數據。

　　相比于較為坦誠的美國富人而言，中國的資產階級走狗則顯得無恥得多。有漢奸走狗引用一本叫《變革中國》的反共書籍上的“壟斷性國企雇用了全國8%的非農業勞動力，但這些員工卻享受著占全國55%的工資。”這句話來指責國企是制造貧富差距的罪魁禍首。這種漢奸走狗的意圖很明顯，就是企圖把勞資矛盾偷換成工人階級內部矛盾，它們不談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剝削，卻反過來把工資和福利水平較高的國企工人妖魔化成導致私企工人工資和福利水平很低的罪魁禍首。如此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恐怕連畜生都做不出來。并且，這些漢奸走狗在轉移了矛盾之后，所提出來的改革方案也根本不是要提高私企工人的工資和福利水平，相反，它們要大幅度降低國企工人的工資和福利水平，并且無恥地聲稱這就是在追求公平正義。

　　有一個叫劉云川的人在《求是》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改革要致力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文章（見附文）。這篇文章貌似進步，但實則有很多反動的地方。

　　首先，該作者企圖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新中國兩個完全不同的發展階段混為一談。廣大勞動人民的社會地位和歷史命運的確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但是，在新中國，這種改變前后經歷了方向完全相反的兩次。“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的工人階級是一個受壓迫最為深重的階級。新中國成立后工人階級從深受剝削和壓迫的階級一躍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尤其是國有企業的工人一向以地位高、職業穩、收入好而自豪‘工人老大哥’的稱呼響遍全國。”(摘自《今日“老大哥”——深刻認識我國工人階級的新變化》)而到了轉型接軌后，特別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后半段開始，工人階級一下子從原來的領導階級被打壓成被統治階級，一下子從國家的主人變成了國家的累贅，以至于到現在，原本作為國家賒欠工人階級的養老金等社會福利待遇現在反過來變成了國家對工人階級的一種施舍和慈善。真是本末倒置，無恥之極!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朱家強之流難道不怕人民群眾將來對它們的子孫進行報復嗎?當然，它們想著將來可以移民海外，像李鴻章等漢奸的子孫一樣逍遙過日子。也正因為存在“兩個”根本性的改變，所以，在不承認工人階級已經失去了領導地位的前提下，在不堅持要恢復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的前提下，任何企圖把前后30年混為一談的說法都是別有用心的，都是在耍陰謀詭計。只有承認了工人階級在轉型接軌后所遭受到的嚴重迫害，只有承認了在轉型接軌中復辟了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占主體地位的社會狀況才是導致中國社會日益喪失公平正義的根本原因，然后才有可能真正解決問題。而劉云川的無恥之處就在于，他把勞動人民在毛澤東時代獲得的解放也挪移到了轉型接軌時代，然而，恰恰就是轉型接軌時代徹底剝奪了毛澤東時代賦予勞動人民的那些權利。當今中國，勞動人民根本就不是主人，干群關系也不再平等，財產權和分配方面更是不平等，所謂的社會保障已經完全處于需要個人獨自負擔的地步，就業平等更是無從談起，婦女在解放了30多年后重新被打入社會底層，并且隨著經濟地位的日益不平等，男女之間的不平等現象也日益顯著。如果說，在毛澤東時代，新中國在這些方面都是處于世界前列的話，那么在如今，在經過了轉型接軌30多年后的中國，新中國在這些方面幾乎都處于世界后列了。

　　由此可知，劉云川從一開始就在耍陰謀詭計，混淆視聽。緊接著，他提出“當前社會平等方面最突出的問題，是人們的身份差異造成的種種不平等。”這一句完全暴露了他的資產階級走狗的本質，也完全暴露出他根本不承認經濟地位的不平等才是導致中國當下各種不平等現象的根源，因而也就暴露出他是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但他的這篇狗屁文章卻發表在《求是》上，這真是對“求是”二字的侮辱。接下來，劉云川用公知式的語言羅列了一系列的不平等現象。但是，直到最后，他也沒有給出怎么能消除不平等問題的辦法，而只是含糊其辭地說要“逐步取消身份差別、消除身份歧視”，換言之，他主張的改革根本不是去改變導致不平等的經濟基礎，而只是在這種不平等的經濟基礎之上讓人們去適應這種不平等。

　　其二，劉云川也提出“共同富裕是公平正義的根本保證。”但是，一方面，他前面所給出的追求公平正義的改革主張都是建立在貧富兩極分化的基礎之上的，因而完全是欺人之談，另一方面，他以生產力水平不夠為由反對現在就實現共同富裕，但是，這樣一來又和他之前所提及的“新中國都曾走在世界前列”的那些狀況相矛盾，為什么在毛澤東時代——生產力水平還不如當下的那個時代——中國反倒可以實現比現在好得多得多的公平正義，但是到了現在這個據說是“盛世”的時代，之前已經能夠實現的公平正義反而不能實現了呢?劉云川在此是不是在向我們暗示轉型接軌時代的生產力水平還不如毛澤東時代呢?我們想，他是不會承認這一點的。我們也不會承認。因此，我們更有理由認為劉云川在此所下的結論——即，“要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實現共同富裕，否則就不是社會主義”——根本就是他反對走共同富裕路線的一種托詞。這種“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老把戲除了自欺欺人之外，還能有什么用處呢？人民群眾會接受你的這種說辭？鬼才相信！

　　在反對了走共同富裕路線之后，劉云川又胡說到“實行轉型接軌和發展市場經濟以來，國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這又是在公開扯謊。現在，就是連政府自己都承認“就不了業、養不起老、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等問題，但是，偏偏到了劉云川這里，這些問題都灰飛煙滅了。正因為劉云川拒絕承認這些普遍存在的問題，所以才會荒唐地得出“國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這個異想天開的結論。

　　當然，劉云川也是承認有“收入差距逐漸拉大”這個事實的。但是，他給我們描述的這個事實恰恰不是事實本身，而只是事實本身在個別方面呈現出來的現象。正因為劉云川拒絕承認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這件事是造成貧富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所以，他同任何漢奸走狗一樣，把收入差距界定在“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地區之間”，如此就使得原本赤裸裸的階級矛盾被其他矛盾給掩蓋起來了，正如資產階級用宗教矛盾來掩蓋階級矛盾一樣，劉云川用“城鄉矛盾、行業矛盾、地區矛盾”來掩蓋階級矛盾。當然，即便如此，他也沒有提出“中外之間”的收入水平拉大的問題，他無視外資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三分之一地盤及在諸多行業中處于壟斷地位的這個事實，因而劉云川根本沒有談到外資每年從中國掠奪走巨額財富的這個問題，因而，對這么一個大談特談“公平正義”問題的人來說，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他的民族立場。

　　最后，劉云川在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的時候祭出了國務院今年年初批準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這個東西，然而，只要看過這個東西的人都知道，這個《意見》如果落實下去，那么只會導致社會貧富兩極分化進一步加重，對此，我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經充分討論過了。

　　其三，說到人權問題，那更是漏洞百出了。既然經濟權日益不平等了，那么人權又怎么可能平等呢?對此，劉云川當然避而不談。然而，令人好笑的是，劉云川居然說“我國公民的人權意識明顯增強，公民權利保障更加有效”。那么我們首先要問的是，我國公民為什么會明顯增強人權意識的呢?如果你在毛澤東時代可以隨便貼某個上級領導的大字報，揭露領導的腐敗行徑，但到了轉型接軌時代，你卻被剝奪了這種權力，那么你的人權意識又怎么不會明顯增強呢?顯然，如果整個國家在保障人權方面做得很完善，那么對于處于“我自然”狀態之中的人來說，根本不可能有明顯的人權意識，更不可能增強這種意識。相反，只有在一個人權狀況不斷惡化的社會中，只有當人們感到原來所擁有的權利被日益剝奪掉的時候，人們對人權問題的敏感性才會增強，并且隨著人們原有權利被剝奪的程度的增加，人們的人權意識才會明顯增強。因此，“我國公民的人權意識明顯增強”這一點恰恰是我國公民權利保障更加糟糕的直接產物。

　　當然，劉云川也承認“現實生活中，一些官員依仗權勢、作風粗暴、欺男霸女、侵犯人權的現象時有發生，而部分群眾囿于自身素質和客觀條件，有苦無處訴、有冤無處申，打官司也打不起、打不贏。”(且不談劉云川再次將人民群眾受苦受難的無恥地責任推卸到人民群眾自己的身上)但是，由于他將前后30年混為一談，所以，他等于向讀者傳遞了這么一種信息，即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權還不如現在，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就是在鄧小平掌權的那些年，中國的人權狀況也比現在好的多得多。

　　最后，一如既往的，劉云川依然把改革的對象鎖定在“公權力”上，但他的那個“公權力”只是人民政府的權力，而不是資本的權力。因而，在這個資產階級主導的社會里，資本家階級侵犯人權的問題根本不在劉云川的討論范圍之內。如此一來，我們也就更加看清了劉云川的資產階級走狗的面目。

　　其四，劉云川如一切漢奸國賊及其走狗一樣，說“機會公平是一切公平的基礎”。然而，這根本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甚至連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的層次都沒有達到，換言之，這一觀點即便在唯心主義范疇內也是十分低級的觀點。機會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現實性，然而，公平正義本身只有在現實性的前提下才談得上。如果沒有現實的公平正義，那么就沒有公平正義可言。你可能有飯吃，和你有飯吃，顯然是兩件事，并且，只有每個人真有飯吃的時候，才談得上公平正義，絕對不會有一個腦子正常的人會因為自己可能吃到飯——實際卻始終餓著肚子，別人卻把吃不下的飯倒掉——而認為自己享受到了公平正義。把可能性作為基礎，否定現實性的決定性地位，換言之，把什么事情都當作是有可能發生的，否定歷史的必然性，這就是歷史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一種思想根源。換言之，盡管這種思想從政府到社會有著廣泛的傳播，但是，這種思想本身就是以反政府、反國家、反民族為前提的，換言之，這種思想本身就是反動的。

　　劉云川也談反對“特權”，但是他只反黨員的特權，而不反資本家的特權。如果中國依然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那么他的這番論調還稍微有點正面價值，但是，現在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了，那么他的這番論調顯然就是在為資產階級的罪惡進行向外轉移矛盾了。如果不廢除私人資本在中國的特權，中國就沒有公平正義這件事。

　　最后，劉云川的漢奸走狗面目徹底暴露了出來，他認為“這些方面存在的問題，很多是傳統社會的痼疾，在改革開放、社會進步的背景下凸顯出來了。”換言之，他根本拒絕承認這些原本在毛澤東時代就已經被徹底消滅的不公平無正義的現象是由轉型接軌時代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在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復辟所帶來的。相反，他把屎盆子完全扣在了改革開放之前。由此可知，他開出的藥方也必然不可能給我們的國家帶來長治久安，相反，它只會讓我們國家陷入更大的危機和動蕩中。

　　《馬英九“鍘王”意在撲滅“929起義”》，臺灣《新新聞》周刊9月11日一期報道，臺灣《中國時報》9月11日報道。關于馬英九和王金平的斗爭緣由，我們不想加以揣測，現在事情發生后，很多媒體都在給馬英九找借口。

　　我們只想談這么一點：就是，王金平此人在李登輝時期就受到重用，之所以會如此，就是因為王金平是臺籍國民黨中的實力派，特別是李登輝已經年過九旬，王金平雖然原本將退居二線，但他的政治地位卻反而會更上一層樓。因此，馬英九此時用非常粗糙的手法來激化他與王金平之間的矛盾，其用意就是為了逼走王金平。從而達到兩個目的，其一，分裂國民黨，幫助臺獨勢力重新上臺執政;其二，在自己下臺后依然能夠利用自己的勢力成為能夠左右臺灣政局的關鍵少數。

　　如果王金平被逼走，并且另組政黨的話，那么國民黨內的節制馬英九的勢力將進一步下降，由此將更加有利于馬英九的獨裁。我們知道，馬英九已經第三次任國民黨主席，而普京第三次出任俄羅斯總統一事在美國眼里成為大逆不道，但美國卻完全理解馬英九的這一做法。因此，馬英九加強獨裁能力的這一舉動必然是有利于美國耍陰謀的。那么美國究竟會耍什么陰謀呢?當然是故伎重演。當初，李登輝逼走宋楚瑜，分裂國民黨，從而幫助民進黨獲得大選的勝利。現在馬英九如果逼走王金平的話，那么國民黨就會再一次分裂，從而使得臺獨勢力再次能夠獲得大選的勝利。而馬英九也將成為第二個李登輝，只不過，他依靠的外部勢力不是日本，而是美國。

　　《美報認為普京贏了敘利亞棋局》，美國《紐約時報》網站9月10日文章，俄羅斯《導報》9月11日文章。既然敘利亞巴沙爾政權已經做出了一系列的讓步，并且它依然還被美歐等西方列強視作非法政權，相反，美歐等新舊殖民主義勢力在戰略上一點也沒有受到損失，那么對敘利亞巴沙爾政權而言就沒有什么勝利可言，同樣的，對俄羅斯來說，也沒有什么勝利可言。因此，只有站在帝國主義強盜的立場上，才能理解美報的那些結論，換言之，普京所謂的勝利只不過是延遲了美帝國主義獸性大發的時間而已，但這種飲鴆止渴的勝利注定不能阻止美帝國主義獸性大發。

　　附文：

　　劉云川：改革要致力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公平正義，是人類共同的追求，更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改革必須堅持的重要取向。改革要致力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這無疑是全社會最大公約數之一。

　　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根本改變了廣大勞動人民的社會地位和歷史命運，在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方面取得了舊中國不可比擬的巨大進步。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資本主義制度不可比擬的優越性，但目前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卻比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低很多，而且還背負著封建主義歷史文化傳統的沉重包袱。這種狀況決定了，我們在實現公平正義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很多的事要做。

　　一是社會平等。社會平等是公平正義的首要條件。新中國在實現社會平等方面的進步是歷史性的。在勞動人民翻身做主、干群平等方面，在平均財產權、分配平等方面，在社會保障、就業平等方面，在婦女解放、男女平等方面，新中國都曾走在世界前列，這為國家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基礎。親身對比過新舊中國的人們，對此一定有著深切的感受;橫向比較，我國社會平等程度也是那些雖被稱為“民主國家”但卻存在種姓歧視的國家根本比不了的。當前社會平等方面最突出的問題，是人們的身份差異造成的種種不平等。體制內與體制外、編制內與編制外的背后，是資源占有、福利保障、公共服務、發展機會等方面的差別和不公。由于身份不同，人們事實上被分為三六九等，有人捧的是“鐵飯碗”，有人端的是“泥飯碗”;有人收入穩定，福利有保障，享有安全感，有人則在激烈競爭中打拼，承受著生活壓力，缺乏安全感;機關事業單位人員與企業員工在社會保障上也是“雙軌制”。現階段，世界各國都很難完全消除社會成員的身份差異，如城里人和鄉下人的身份差異就是普遍存在的。但大范圍、高顯性的身份差異有害于社會公平，是應該盡力避免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理應在消除身份差異上做出努力。我國現階段的身份差異，主要是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帶來的，也是改革不到位、社會轉型不到位的表現，同時還是利益固化的一種表現，是改革必須要解決的大問題。當然，解決這些問題并不容易，需要一個過程。但逐步取消身份差別、消除身份歧視，無疑是改革的大方向，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礎工程。

　　二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公平正義的根本保證。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要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實現共同富裕，否則就不是社會主義。改革前的平均主義“大鍋飯”，不利于人的創造性的發揮，束縛了生產力發展。實行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以來，國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但收入差距逐漸拉大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包括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地區之間收入水平的拉大。解決收入分配問題，迫切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這是一項十分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從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出發，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克難攻堅、有序推進。國務院今年年初批準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繼續完善初次分配機制、加快健全再分配調節機制、建立健全促進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的長效機制、推動形成公開透明和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等，為推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當前，最重要的是要把指導性意見細化，拿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方案。

　　三是保障人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維護公民合法權利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最主要的表現，就是我們在尊重和保障人權方面成績突出。我國公民的人權意識明顯增強，公民權利保障更加有效，各領域的人權保障在制度化、法治化的軌道上不斷推進，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歷史地看，今天中國的人權狀況正處于最好時期，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但是，權利不平等、人權被侵犯的現象是確實存在的，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一些官員濫用權力欺壓百姓，而百姓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現實生活中，一些官員依仗權勢、作風粗暴、欺男霸女、侵犯人權的現象時有發生，而部分群眾囿于自身素質和客觀條件，有苦無處訴、有冤無處申，打官司也打不起、打不贏。這種現象是最令人痛恨、最讓人憤慨的，也是社會公平正義所最不能容忍的。對普通民眾來說，一個社會最大的吸引力，是公民個人自由和權利能夠得到有效保障。我國的改革必須致力于消除依仗權勢侵犯人權的現象，必須致力于讓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真正落到實處。改革要從制度上制約和監督公權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堅決禁止公權侵犯私權，切實保障公民合法權利。這是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

　　四是機會公平。機會公平是一切公平的基礎。社會公平正義要求保證每個人都能平等地享有接受教育、自由擇業、自主創業、公平競爭的機會。特權是機會公平的天敵。在我國，特權現象有著很深的歷史淵源，是幾千年封建專制制度、等級制度的遺毒。我們黨的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范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以外，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但在現實中，一些黨員干部已經忘記了這一點，特權思想、特權現象還是比較嚴重的。如果升學、找工作、考公務員、提拔晉升、看病就醫、辦企業、上項目、出國等各種機會都要靠關系、搞門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顧，沒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無法出頭，那還談得上社會公平正義嗎?改革必須致力于消除一切特權現象，致力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這，同樣是深化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

　　我們認為，以上四個方面，是改革頂層設計中極為重要的內容，是改革必須堅持的重要取向。這些方面存在的問題，很多是傳統社會的痼疾，在改革開放、社會進步的背景下凸顯出來了。但是，回顧改革的歷史，我們應當敢于承認，社會公平正義方面的某些問題，確實和我們在制度設計上的缺失有關。改革要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首先應當補上制度建設這一課，不僅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更要把一切社會不公現象納入制度調節的范圍。改革最主要的任務，是要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社會公平正義作為改革的重要取向，必須在制度設計、制度建設中切實加以體現。只有如此，我們的國家才會真正迎來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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