豎琴螺：不可能存在以言論自由為前提的民主政治

　　《白宮對普京批美文章反唇相譏》，路透社華盛頓9月12日電，德國《明鏡》周刊網站9月13日報道，路透社莫斯科9月12日電，俄羅斯《消息報》網站9月13日報道。白宮發言人卡尼說，普京利用了美國的言論自由，而言論自由在俄羅斯是受到壓制的，這凸顯出他所謂的民主價值觀，正是民主價值觀使得美國獲得了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地位。卡尼對記者說：“而且我認為，還值得指出的一點是，發表像這樣的評論文章是一種巨大的反諷，因為這篇文章體現了這個言論自由國度的真正例外的傳統。”

　　首先要指出的是，普京當然不可能幼稚到希望通過某篇文章來束縛住美帝國主義的手腳，但是，普京的這一行為卻是為了在將來占領道義的制高點而必須要做的“無用功”。投機分子在預計到事情做不成后就不做了，并且馬上會改變自己原有的立場，正如汪精衛在看到無法打敗日本之后就馬上選擇投降日本了。當然，很明顯，投機分子會怎么做，那完全取決于他的認識水平。但是，對有歷史感的人而言，很多時候就必須做一些看似無用的事情，其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政治正確是由歷史現象決定的，而不是由歷史事實決定的。由于歷史事實和歷史現象是兩回事，所以，如果不能把握住歷史現象，而只顧歷史事實的話，那么往往就會因歷史現象造成的政治不正確而使自己陷入被動，歷史上的很多冤案就是這么產生的，很多反間計就是利用了歷史現象和歷史事實相背離的這一問題。

　　其次，就這篇報道本身來說，最重要之點在于，美國白宮發言人自作聰明，本來想給美國統治集團露臉的，結果卻把屁股露了出來。當然，普京批評美國的文章能夠在紐約時報上刊載，這當然體現了美國所謂的言論自由，或者如卡尼所說的，體現了美國的民主價值觀。但是，問題在于，美國的這種民主價值觀恰恰表現為貌似自由的言論不能對統治集團產生任何實質性的影響，換言之，盡管能夠發出這種批評美國政府政策的言論，但是，這些言論對美國政府而言，就是一個屁，甚至連屁都算不上。也正因為如此，盡管反戰者居多數，美國政府依然敢于發動戰爭。因此，美國的言論自由并非一種能夠對政府決策產生影響的手段，換言之，美國的言論自由并不發揮任何民主功能，由此就導致兩個結論，其一，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完全是為忽悠美國人民而準備的愚民工具，就是讓美國人民自以為享有了參政議政的權力，但實際上，由于美國人民根本沒有能力利用這些權力來使之對政府政策本身形成干涉力，所以，統治集團完全不把這些議論放在眼里。中國在這一點上已經和美國接軌了，盡管老百姓反對私有化和殖民地化的改革，但是中國政府反而在加快進行私有化和殖民地化的改革;其二，美國的民主決策過程中的民意是虛假的，它的那個民意就和統計局的數據一樣，都是為了特定的目的而編造出來的。

　　如果言論自由真是具有切實的政治影響力的話，那么就不應該存在政府違背大多數人的意見而行事的這種事。反過來，正因為存在政府違背民意行事的這種事，所以才暴露出所謂的言論自由只是允許民眾發牢騷而已，但被允許發牢騷的大多數肯定不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只能是還沒有覺醒的奴隸而已，他們的言論自由是以各種形態的奴隸制度本身不受侵犯為前提的。

　　當然，肯定會有人說，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的手里。是的。我們早就承認這一點，相反，我們在此所要做的恰恰是揭露出剝削階級在這一方面所表現出來的虛偽面目。也正是因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的手里，所以，在這一前提下，就不可能存在以言論自由為前提的民主政治（否則，這種民主政治只會不斷導致失敗，而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功），確切些說，這種言論自由，抑或說，民主價值觀不是無條件的，而這個條件恰恰就是要確保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不受侵犯。至于這部分掌握真理的少數派究竟是在統治階級之內，還是在統治階級之外，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了。顯然，如果這部分人是在統治階級之外的話，那么革命就成了無可避免的事。而剝削階級制造虛偽民主的目的就是為了把那些處于統治地位的少數派與那些掌握真理的少數派混為一談，從而把剝削階級自己裝扮成掌握真理的人，以便其推行愚民政治來和那些掌握真理的少數派爭奪群眾。

　　至于米爾班克在《華盛頓郵報》上所說的——美國擁有的“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和軍隊”是更多地被“用于給這個世界帶來美好”——這個觀點完全和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看法相反。至于“美國人的經歷獨一無二”這個觀點，那完全就是一句廢話，世界上哪個國家的人民的經歷不是獨一無二的呢?立場反動了，表現出來的智商必然下降。《華盛頓郵報》居然敢于刊登如此弱智的文章，那么只能說明普京讓美國民主陷入自相矛盾境地的這個做法讓美國統治集團自亂了陣腳。

　　《奧巴馬：單憑武力難實現和平》，法新社紐約9月11日電，德新社華盛頓9月11日電，埃菲社9月11日電。實際上，奧巴馬說得很明白，“武力有時是必要的，但是單憑武力難以構建我們追求的世界。”換言之，奧巴馬一點也沒有要放棄發動戰爭的念頭，并且他明確表態他是必然會發動戰爭的，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媒體在報道過程中總是或明或暗地想把奧巴馬塑造成一個和平主義者，而這些媒體之所以要這么做，只是因為他們在把奧巴馬塑造成一個和平主義者的過程中，順便就把那些被美國侵略的國家妖魔化為挑起戰爭的邪惡國家了。如此一來，美帝國主義每一次對外侵略擴張都能獲得主流媒體的充分理解，因而就被偷換概念成——都能獲得社會輿論的普遍支持，進而就被歪曲成——都能獲得美國民眾的普遍支持，從而使得一場徹頭徹尾地為美國統治集團服務的侵略戰爭變成美國民意的產物。

　　《“取消小學英語課”呼吁引熱議》，香港《南華早報》9月12日報道。英語教學考試既得利益集團是漢奸買辦勢力中力量相當強大的一支，不僅通過英語考試掠奪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同時還在愚民政治中發揮著極大的力量。把中國重新變成一個半殖民地國家，英語教學考試既得利益集團功莫大焉。中國在改革開放后重新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其標志不僅在于在經濟社會中，外資占據三分之一的份額以及外資對中國經濟的諸多行業具有壟斷地位，也不僅在于外資在華享受著超國民待遇，更在于以英語為代表的外語教學考試在中國的整個教職考評體系中處于獨一無二的支配性地位，以至于國家領導人公開說外語竟然成為了一個光榮，而不是一件恥辱。

　　也正因為只有外語成績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了一個人的前途，所以相關人等的生活則完全以外語成績為轉移了。但是，這些外語成績，更確切些說，這些外語考試獲得通過的證書本身并不能代表一個人外語水平。因而，盡管外語成績被中國政府當作一個檢驗人才是否合格的標準，但是達標者卻往往不能符合社會的需要，而很多英語水平已經在實踐中符合社會需要的人卻莫名其妙地總是不能達標。更荒唐的是，很多英語考試是按比例來確定有多少人能夠達標的，換言之，這些英語考試并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因而完全是在用考試本身來欺辱壓榨考生。由此，外語考試成為了和古代八股文考試差不多的東西，考試者所要掌握的知識只是用來通過考試的，而和實際的生活和工作沒有什么關系，并且越來越沒有關系。因而，這種考試本身也引起廣大英語教師的反感，因為，盡管英語教師知道這些所謂的知識是沒什么用的，但是英語教師的職稱和收入卻是和這些愚民的英語考試直接掛鉤的。

　　韓毓海老師在講《資本論》的時候重點提到了“標準”問題，土地所有者之所以能夠獲得地租，那完全是因為土地私有制這個標準的存在。在這個標準的保護下，土地所有者就能夠通過他對土地的占有來瓜分租地農場主獲得的由農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如果說租地農場主的收入中多少還有一點是他在履行職業經理人的職能時獲得的工資外，那么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則完全不用耗費他一分力氣。而土地所有者之所以能夠獲得這筆地租，只是因為有那個標準。反過來說，當廢除了土地私有制后，土地所有者不僅拿不到地租，而且就連他本人——作為一種歷史存在——也將被消滅掉。

　　同理，如果廢除了英語考試成績在中國社會再生產循環過程中的門檻地位，那么相關的財富分配狀況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因而相關的既得利益集團也將不復存在，中國社會再生產循環的門檻，因而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也將大幅度下降。

　　當然，如果只是取消小學英語課，而不改編英語考試成績在整個教育工作領域的支配性地位的話，換言之，如果不取消用英語考試成績來鑒別人才的那個標準的話，那么這種取消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式的取消，它反過來只會增加學生的課外負擔，因為只會起到增強英語教學考試既得利益集團社會控制力的作用。

　　《斯坦福大學教授博斯金認為：中國反腐事關全球利益》，法新社北京9月12日電，英國廣播公司網站9月12日報道，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9月10日文章。新舊殖民主義勢力究竟能夠從中國的反腐運動中獲得什么樣的利益呢?或者說漢奸買辦勢力究竟想通過定向式反腐乃至用制造冤案的辦法達到什么目的呢?博斯金講得很明白，中國的反腐運動有助于中國推進私有化改革——以便最終確立資產階級專政，有助于剝奪中國共產黨賴以執政的經濟基礎——國有企業——以便把中共變成真正的孤家寡人，有助于司法獨立、私人資本割據實體化——從而削弱乃至徹底剝奪中共對整個國家的領導權，最終有助于外國資本能夠從殖民地化了的中國這里掠奪走更多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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