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律學院官方網站宣布，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去世，享年102歲。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產權理論奠基人，其理論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影響深遠。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當時已98歲高齡的科斯教授，親自倡議并主持召開“中國經濟制度變革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不僅如此，他的學生也活躍在中國經濟學界，比如周其仁、張五常等。

　　科斯曾說，自己有生之年沒有到過中國是莫大遺憾。盡管以他命名的“科斯定理”在中國政界、學界聲名赫赫，但是科斯也認為這是自己的學術成果中被曲解最多的部分。逝者已矣，但科斯所留下的那些曾經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學術遺產，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觀察者網特邀請知名經濟學家陳平教授，談談一個他所理解的科斯。

　　觀察者網：陳平教授，我們知道剛剛逝世的經濟學家科斯教授，曾獲得過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也被稱為制度經濟學的開山鼻祖。那么您能否談談，在您看來，科斯教授真正的學術貢獻是什么？

　　陳平教授：我認為科斯對經濟學的貢獻主要有三條：

　　其一，科斯教授提出了新古典經濟學運作的制度基礎問題。但是提出好的問題，不等于發現解決問題的正確答案。因此，科斯的間接貢獻是，證明了“優化思維無法理解制度的多樣性問題”。

　　其二，科斯提出產權可以交易，例如廣播頻道的拍賣，成為行政配置資源以外的第二種資源配置方法。

　　其三，科斯將價格理論引入對制度問題的考察，從而將新古典經濟學的適用范圍推到極致，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樣反而顯示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局限性。

　　對科斯著名的批評來自薩繆爾遜，他指出兩方交易有無窮解，而不可能有唯一解。但唯一解正是科斯在1960年所寫成的關于“社會成本”的論文之基礎)。為了捍衛自己的觀點，科斯在其1988年所著的《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一書中，被逼得從均衡論退到演化論，說“不愿進行產權交易的人是不能生存的”，但這恰恰違背大量歷史案例。例如：中國的長城，如今的巴勒斯坦問題。不能交易的東西就是邊界的起源。科斯理論如成立，世界上既無戰爭、沖突，也不需要國家和組織。因此，其實他的理想是最大的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

　　觀察者網：我們知道，科斯本人從未將“科斯定理”整理成文字，反而是其他人在不斷為“科斯定理”下定義。科斯本人多次直接說明，包括在其最初的作品《企業的本質》中指出，“科斯定理”應理解為“交易成本不為零時，財產權的初始分配將影響最終資源配置”。但是國內學者更多的是強調對“科斯定理”的另一種解釋，即“交易成本為零時，私下交易可以解決外部性問題”。科斯曾抱怨道：“我的論點是說明將正的交易成本引入經濟分析的必要，從而使我們得以研究現實的世界。但這并不是我的文章的效果。各種雜志上充斥的是關于交易成本為零的科斯定理的討論。”

　　那么，這種甚至引起了科斯本人憤怒的、國內經濟學家的曲解，我們應該怎樣理解？背后的學術動因是什么？是否還有一些學術之外的因素在干擾經濟學家們的語言？

　　陳平教授：國內對科斯最大的曲解，是把他宣傳成亞當•斯密以后最偉大的，甚至可以和馬克思媲美的經濟學家。實際上，科斯是爭議最大的諾獎經濟學家。公開否定科斯的諾獎經濟學家并不少見，包括薩繆爾遜、赫維茨，還有先贊揚后反對的布坎南，曾經運用科斯定理進行分析、后來又對此產生懷疑的諾斯。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科斯最大的貢獻，是引起新古典經濟學大家之間的大論戰，特別是造成新古典經濟學的價格理論與制度理論的沖突。

　　而科斯自己之所以不愿為“科斯定理”下定義，是因為他本人的思想其實是混亂的。科斯注意觀察案例，但是觀察的結果是多樣的、而不是唯一性的。有些結果和他的信念相沖突，讓他時常處于尊重事實還是放棄最初信念的矛盾之中。這樣，科斯一方面反對黑板經濟學，另一方面又堅持價格理論。

　　最能體現他的這種自相矛盾的，還是他在1988年寫的那本《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在該書的開頭，他引用了Frank Knight的話，說人性有兩面：一是追求安全，例如火燙了手就會縮回來。但是，一旦有了安全，就和小孩一樣，去惹事生非。

　　那么科斯從中得出了什么結論呢?

　　卓越的經濟學家，就會開始討論人性的矛盾性，也就是復雜性理論和心理學。但是科斯卻跳過了這些，開始回答價格論(即安全論或避險論)去了。老師的思維混亂如此，也難怪弟子們讀不懂。

　　其實張五常的學術研究基本否定了“科斯定理”，但是在科斯看到之后卻大為稱贊。這是科斯的可愛之處，也是張五常感謝科斯知遇之恩的原因。

　　從某種角度而言，張五常比科斯更優秀，因為他只差一步，就可以顛覆整個新古典經濟學了。大家知道，狹義相對論有個洛倫茨變換;在愛因斯坦的物理學里它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放棄以太假說;而張五常發現科斯理論等價于投資和消費的對稱性，這個發現非常偉大，可惜張五常不知道普里戈金的耗散結構理論。什么是生命起源?就是“對稱破缺”。歷史和時間箭頭就是打破時間的對稱性。

　　對此，我的研究成果就是：什么是勞動分工?就是打破空間的對稱性。工業革命又打破時間和空間的對稱性，才有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新陳代謝。新古典經濟學的致命弱點是假設交易的對稱性。請問有錢人和窮人，大企業和小個體戶的談判能力是對等的嗎?拿大刀和拿機關槍的戰爭是對等的嗎?“社會契約”是有錢人與窮人或印第安人平等談判達成的?還是在武力制衡下達成的不平等協議?

　　觀察者網：陳平老師，此前您在談到美國的醫療黑洞時曾經提到。美國話語權所創造出的一個神話是，西方的法制可以保障社會的富裕和公平。而這個神話的一個重要理論支柱就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他認為，市場產權的自由交易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解決社會沖突，而無需政府和民眾的干預。但是研究發現，美國的交易成本占GDP的比例在一百年來翻了一番。那么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理論本身出了問題，還是理論很美好、現實太復雜？

　　陳平教授：我必須強調，盡管有局部的參考意義，從整體而言，“科斯定理”本身是錯誤的。之所以說是局部的成功，是因為技術進步，例如交通和通訊的單位成本確實會降低，但是這種降低是有極限的，即必然大于零。與此同時，技術進步帶來的市場發展，同樣將大大提高社會分工的復雜性和網絡效應，其效應大于上述促使成本下降的因素，從而使交易成本增加。

　　人類進化和工業革命的歷史也反映了這一點：能源消耗是增加還是減少?人的活動范圍是增加還是減少?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的整體論，以及現代科學的復雜系統論和熱力學，優于分析科學的還原論的原因。一加一大于一，整體大于部分之和。

　　觀察者網：在2008年時，科斯教授主辦了—場以中國為主題的會議。他注意到，很多中國學者從未與本國政策制定者或企業家進行過對話，他們學到的只是科斯所說的“黑板經濟學”，即一套套的理論與各種數據之間的數學關系。很多中國學者“學了博弈論和計量經濟學，然后便回國了，但他們對現實經濟世界的運作并沒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陳平教授，不知道科斯所注意到的這種情形在國內的經濟學界是否非常普遍？這些學者又在社會上、媒體上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當前的企業、社會和媒體普遍存在著“崇拜”“旅美經濟學家”標簽的情況，這種現象是否有值得我們反思的部分？

　　陳平教授：新古典經濟學真正的基礎是小農經濟學，是農產品價格的供求波動研究。新古典經濟學家沒有一個搞過工業：凱恩斯只做過金融投機和財政，哈耶克和熊彼特正是研究過工業之后，才注意到“迂回生產”、“長波”和“創造性毀滅”。

　　國內迷信科斯的經濟學家主要有兩種人，一是只有農村經驗，看見農民種自留地積極性比大田高，就斷言私有制效率高于公有制。那么又該如何解釋中國的這套效率位居全球首位的鐵路系統呢?我自己就當過5年鐵路工人，鐵路是半軍事化指揮，如何做產權交易?我還做過5年氫彈和平利用，這比大工業還要復雜，嚴密的勞動分工加理論協調。從這些經驗就可以看出“科斯定理”的局限性所在。

　　此外另一種人，他們大多只有學院教書經驗，社會調查只是走馬觀花、先入為主。我認識索羅斯，他是學哲學出身，實踐告訴他金融市場是非均衡的，所以明確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論。我們這些從國內走出的學生，大部分是數理背景好，才能過美國的考試關;畢業后就教書、跟著西方主流文獻走，高度脫離實踐;這樣既不了解西方社會，也不了解中國實際。

　　其實，他們所能做的只是在普及西方經濟學，或是在改進國內學術界的方法論上有貢獻。而他們身上所反映出的問題，其實也是美國經濟學教育的問題。我之前也曾說過，中國經濟學界的教師考核和培養還是仿照那套缺乏反思的、在金融危機下已經破產了的英美模式，也正是在這樣的培養和評價體系下，才有了今天中國學術界的怪相：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都承認中國發展突破了英美模式，改變了世界，要反思西方中心論，批評華盛頓共識;只有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和主流媒體在高唱美國模式的贊歌，為華盛頓共識辯護，否定中國經驗，甚至把中國的成就看作危機。

　　因此，中國應該開展第二次“實踐檢驗真理”的大討論，只是這次檢驗的重點，是西方中心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的教條!

　　同時，我建議各大學要給老師和學生減負。經濟學家必須拿出三分之一的時間到工廠、農村基層調查，少紙上談兵。說實在的，經濟學在實踐方面的進步，遠遠落在生態學、醫學和工程學之后，更別說物理學了。經濟學的自由派大師，例如芝加哥的盧卡斯和科斯，連能量守恒和熱力學都不懂，還號稱自己的一般均衡論是模仿物理學，其實不過是“永動機”理論。

　　觀察者網：陳平教授，您指出了“科斯定理”的種種局限，而從現在主流輿論所宣傳的觀點來看，似乎科斯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特別是市場化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那么您認為，科斯對中國的真正貢獻是什么？

　　陳平教授：我認為，科斯對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貢獻是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科斯提出產權可以交易，從而鼓勵內地學習香港的經驗，通過拍賣土地使用權來籌集基礎建設經費，避免了西方大量借債的辦法所造成的市場化初期外債風險。

　　第二，他所提出的交易成本的概念，使改革初期各級政府紛紛檢查和廢除以往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制定的法規，簡化行政手續，提高效率，有利于招商引資。

　　但是，在改革進入深水區的今天，科斯的這套“交易成本理論”的負面后果也正不斷顯現：

　　一方面，在真實的市場交易中，往往并不是兩方談判，而是一方與多方談判，這樣無法產生理論上的最優解。最現實的案例就是，今天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征地補償不斷攀升，基礎設施建設成本不斷上漲，速度下降。從長遠來看，如不依據勞動價值論的角度解決土地定價問題，將徹底動搖社會主義的統籌優越性，讓房地產泡沫擠出制造業，重蹈西方金融危機和虛擬經濟的覆轍。

　　另一方面，在市場化進程中，以監管增加交易成本的理由搞自由化，導致食品、藥品、采礦等一系列市場欺騙的危機。

　　歷史證明，勞動分工越復雜，科學技術交叉應用中的副作用也越明顯，因此市場監管的復雜性和必要性也隨之增加。勞動分工最早、需要監管的就是交通、鐵路;而如今日益復雜化、高科技化的航空、食品、制藥、金融，哪個行業不需要監管?在現實中，科斯本人提出的交易成本接近為零的行業僅僅是股票市場，而金融危機證明放棄金融監管的代價是放大金融風險，造成的損失數以萬億美元。因此，科斯自己也承認，他沒有理論創新，只是把價格理論(需求曲線斜率向下)用于產權交易。他忘記了，污染交易的需求曲線不可能向下，金融市場追漲殺跌的需求曲線是曲線不是直線。

　　觀察者網：那么，在今天需要繼續推進改革，同時也需要走出一條不同于歐美、日本，乃至“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虎”的道路的今天，我們應該如何面對科斯的遺產？

　　陳平教授：2007年，我曾在日本演化經濟學會上演講，明確指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是永動機理論和極端還原論。勞動分工和生命起源都是耗散過程，交易成本就是物理學的廢熱和熵，在演化過程中的總趨勢是增加而非減少，否則不會有生態危機和全球變暖危機。

　　生物物種的競爭優劣，是看結構功能能否適應環境和競爭者的挑戰。沒有一個生物學家或醫生判斷人的健康，只依據排泄量(交易成本)的多少來看病。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視野里沒有結構，只有成本和價格的理論，這是極為荒唐的;而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就是所謂“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人是社會動物，人的經濟學也不能是“魯濱遜經濟學”。

　　中國啟蒙運動以來，學習西方社會科學最大的弊病是急用先學，追潮流、貼標簽。只對中國的現實問題病急亂投醫，追隨勝利者，追隨主流時髦，很少有人認真在基礎研究上下功夫。這是中國學術界和德國、法國、和以色列學術界的巨大差距。

　　從新中國的實踐來看，只有毛澤東的實踐論突破西方中心論的思維。而鄧小平的實踐雖然突破了西方模式，但是中國的學者其實并沒有深刻理解“鄧小平理論”。中國還需要花極大的努力，才能依據中國實踐，檢驗西方理論，為人類作出自己的貢獻。

　　張五常對突破“科斯定理”也提出了很好的設想;林毅夫也把生物學的觀念和政府的戰略作用引入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史正富的“三維市場經濟”發展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這都是推動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良好開端。我自己也曾經仔細檢驗過所有科斯提供的案例，其實沒有一個有優化解或唯一解。

　　但是，如果不正面批評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謬誤，不在方法論上突破牛頓力學的單線決定論思維，就不會走出這次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學的危機。

　　計量經濟學家David Hendry認為，計量經濟學是煉金術，是前科學;其實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也是前科學。他們提出好的問題，做了許多觀察，但是骨子里仍然是意識形態主導，不愿承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代價，他們所使用的方法論還是均衡論和還原論。

　　長遠來看，新古典經濟學不可能發展出一套真的經得起長期實踐檢驗的科學理論。經濟學的未來是回到演化論、非均衡論，這就需要發展勞動價值論，并且同時必須否定供求均衡論。世界發展是不平衡的。平衡在物理學上是“熱寂”，溫差都沒有了，生命消失、人類滅亡之后，哪里還會有“經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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