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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商任志強、馮侖大談政改:私有產權應有政治保證

鳳凰網記者 · 2013-08-25 · 來源:鳳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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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2013年夏季高峰會在安徽合肥召開。新“三中全會”即將召開,今天開幕主題論壇上主要內容也是探討中國“改革”的前景。包括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萬通馮侖在內的多位企業家達成共識,期待改革,并且希望新“三中全會”產生像“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的作用。

  中國企業家論壇理事長、泰康人壽董事長陳東升

  改革就是政治改革

  針對改革話題,中誠信創始人毛振華說,中國沒什么經濟改革,改革就是政治改革,“我們不能把經濟政策的調整當成是改革,調整今天可以去、明天可以回,今天在國家發改委,明天在省發改委,這些沒什么太大的意義,改革就是調整不同階層的利益。”

  毛振華認為,改革從經濟體制方面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討論:第一,是政府主導經濟,還是市場主導經濟;第二,初次分配,還是二次分配的問題。他說,現在很多研究所謂收入分配的改革,就是到老百姓手里再搞一次,把老百姓得到的錢再搞走,社會一旦出什么問題,政府想的招就是怎么收稅,房價搞過了就收稅。

  第三,則是法治,還是人治。司法關乎每個人的利益,關乎社會的公平正義和持續,所以我們要回歸法治社會的時候,不是這個社會有沒有法,而是這個社會的法是不是公平正義的基礎,而不是選擇性執法。

  馮侖談起了對即將召開的新“三中全會”的期待。

  馮侖開玩笑說,他的干爹曾經調侃過他,說馮侖18歲的時候第一次聽說改革,就像少女聽說愛情一樣第一次心動,“你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給自己壯膽。”

  但是,馮侖并不認同,他說他38歲被改革,最后下海做生意,到48歲這個事都快遺忘了,大家才開始說改革。他認為,他的心里一直期望,三中全會以后,再談到改革的時候,就不是走夜路吹口哨,而是要在陽光下唱心里的歌。

  “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2013年夏季高峰會”于2013年8月23日-25日在合肥舉行。圖為開幕主題論壇:行動力與中國改革

  對私有產權給出政治保證

  在談到中國企業家目前的經營環境時,中國企業家論壇理事長、泰康人壽董事長陳東升認為,鄧小平已經把市場經濟的潘多拉盒子打開,中國不會走回頭路,因此以他為代表的中國企業家論壇群體對這個國家堅定的充滿信心。

  “企業家是堅定的市場經濟的守衛者,是市場經濟的受益者,我們也是市場經濟的建設者。市場經濟對于我們來說就像生命、就像血液。”陳東升表示。

  同時他透露,自己在私下和論壇主席王石交流過程中,一致認為無論當前“左”“右”分歧有多大,企業家們要堅定的守衛企業家精神、守衛神圣的財產不可侵犯。

  任志強也表示,他覺得中國一個很重要的經濟問題是私有產權的保護問題,憲法上對產權保護問題沒說清楚,你后面再怎么改也說不清楚,中國的法律制度和市場規沒有對產權給以一個清晰的保護。

  “如果沒有給產權保護,就出現了拿了錢就往外跑,馮侖跑到臺灣,王石跑到美國,反正得往外跑,不往外跑不行,其實毛振華教授也把一大堆錢都扔到外面。如果經濟制度不能解決讓大家不往外跑,或者說是毛振華說的恐懼問題,怎么樣的政策都無法讓中國經濟持續而永久迅速地發展起來。”他說。

  任志強說,“如果不能消除人們對財產權利的保護和個人權利保護的恐懼感,我不覺得這次的三中全會能像前面所說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樣產生一個巨大的推動作用。如果真想像十一屆三中全那樣會給出了是中國政治上的一個保證,就是說先對歷史的問題做一個說明,黨內若干問題的幾點意見,然后大家就放心了。”

 

  王石:希望企業家理解政府 大型機構改革很艱難


  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2013年夏季高峰會于2013年8月23日-25日在合肥舉行。王石在會上發言,他表示,企業家和政府只有互相理解才能形成共識,企業家在一起談改革的動力,并不是要敦促政府改革,改革從來就不是一個人、一個組織的事情,中國的改革、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全社會的一起努力。

  王石還表示,“我希望企業家們可以理解政府,大型機構每一次改革都非常艱難。”

  王石:中國的改革、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全社會的一起努力

  以下是文字實錄:

  王石:各位嘉賓、各位領導、女士們、先生們、上午好!

  我作為輪值主席第一個發言,本屆夏季峰會的主題是“行動力和改革”這是今年年初年會主題改革開新局的一個延續。在中國現在流行著一句話叫“中國夢”,昨天晚上我們來了之后在中國科技大學和師生們開了一個名為“中科大之夜”,對這個夢我們得出了一個共同的結論,結論是做夢幾乎每天都要做,但很少做一樣的夢。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夢,但作為中國人我們每個人的夢匯集起來了就是“中國夢”。我記得2009年的時候,《南方周末》在慶祝建立25周年慶典的評選,評選了中國夢踐行者,作為代表提出了中國夢踐行者的八個標桿。其中,第一個標桿就是我們安徽的小崗村。小崗村本身就是代表這一種中國夢,代表著一種行動力。我們知道1978年改革開放,北京還在討論實踐是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小崗村的18位農民的行動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如果沒有小崗村我們這些企業家們在過去30年中的命運可能會大不相同,在座的很多企業家同時也是阿拉善的會員。2011年,我們這次的中國夢的踐行者阿拉善也被定為中國夢踐行者的八個地標之一。這些夢想聽起來實際上是很簡單的,就像當年80年代我們很多年輕人都在做美國夢,希望能大學畢業之后考托福、考雅思能到美國、到歐洲去留學,留學干什么?是想能改善一下生活,或者能實現自己當科學家的夢想。昨天一位企業家他說他的夢想就是他懷揣著夢想拿著美國的簽證到了美國,實際上一共是多少錢呢?30美金。但是,到了美國剩了多少錢呢?27美金。他的夢想是到了美國從這27美金開始的。其中3美金是在飛機上1美元買了一罐可樂,當時的飛機上喝飲料還是收費的。另外兩美金是作為一項慈善活動捐了兩美金。當時因為說來宣傳非洲的賑災,他不好意思不捐,就捐了0.5美金(50美分),可是捐贈者說至少兩美金,所以他只好這樣增加到兩美金,到了美國只有27美金。但這位企業家曾經創造的企業市值是200億美金,為什么說層次呢?他離開創業的這家企業又做自己的另一家企業,我想這就是我們中國夢想的一部分。

  當然,還有一些夢比這個要簡單得多,我們的夢想無非是我們的天空是不是更藍一點,水再干凈一點,上班能不能不堵車、下班回到屬于自己的一片蔚藍下。中國古人說“以天下為己任”,西方人說的“公民意識”就是我們這些企業家、阿拉善、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在一塊兒想交流的思想。我們不能只期待政府解決藍天的事兒,解決不了我們就發牢騷,我們更應該行動、更應該改善。光有夢想,沒有行動那只是白日夢,企業家特別喜歡談執行力和行動力,我們的政府官員喜歡說真抓實干,實干興邦。實干的政府會員和有執行力的企業家工作內容可能很相似,考察走訪聽匯報、大會發言互相之間很容易理解,我希望企業家們可以理解政府,大型機構每一次改革都非常艱難。大家回想一下當企業做到一定規模,每一次管理轉變、公司重組、戰略方向轉移都是耗盡心力、脫胎換骨。相比企業政府是一個大得多的機構,改革的難度是幾何級數增長,我們應該埋頭干好自己能做好的事情,而不是光抱怨不行動。我也希望政府官員了解企業家們的思想,他們很多人是從政府出來的,成長經歷中有很多的共同點,企業家們對這個國家的期待和官員們一樣,經濟繁榮、環境優美。有時候政府改革的步子慢了一點,就忍不住想發出一點事情,或者是干一點事情,好的企業家善于溝通組織協調,也能妥協、激勵、管理,有戰略眼光和執著于品質的細節,讓人們一起合作。企業家精神的原動力是發現了一個資源之后,覺得自己有能力重新建立一個生產函數為社會創造價值,這種發現不完美,希望去改變的形勢,就是在座企業家們越來越多參與公眾事業的原因。只有互相理解才能形成共識,企業家在一起談改革的動力,并不是要敦促政府改革,改革從來就不是一個人、一個組織的事情,中國的改革、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全社會的一起努力。

  阿拉善中國企業家論壇就是一個很好的嘗試,在這里我想發出一個小號召,可能很多人都說王石你又不按規矩出牌了,你想發出什么號召,不要讓我們的亞布力論壇的創始人和論壇緊張。不會的!我想發出號召就是說你還吃魚翅嗎?你吃魚翅你就out了。什么意思呢?我們不要落伍時代,還繼續把愚癡當成我們的美味佳肴,我們中國有優良的傳統和習慣,但我們也有一些陋習,說到陋習比如說裹小腳,比如說男人留辮子,還比如說吃魚翅。我在這里號召,我們不要被時代out了,我們一塊兒不要吃魚翅。

  在這里,我謹代表中國企業家論壇感謝劉明康主席、姜建清董事長、牛錫明董事長,也感謝安徽省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詹夏來,安徽省副省長花建慧和合肥市市長張慶軍的出席,以及安徽省合肥市對本季夏季峰會的支持。還有一位特別的嘉賓,感謝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先生,也感謝您的光臨,讓我們一起凝聚共識、面對未來,共同努力。謝謝各位!

 

  任志強談十八屆三中全會:不解決產權問題我們不敢投資


  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2013年夏季高峰會于2013年8月23日-25日在合肥舉行。在上午舉行的開幕主題論壇:行動力與中國改革上,華遠地產董事長發言時表示,鄧小平非常清楚的是黨政要分開,要把政治和經濟分開,然后又提出的是政企要分開,政府管的是市場規則。

  以下為任志強在論壇上發言的部分內容:

  王?。?/strong>任志強是一慣招事的人,從當年下鄉的時候就開始招事,他一直鬧事鬧到60還沒有消停,他被稱為大眾的人民公敵,在微博上獲得的一定的話語權以后,就變成了大眾情人。接著又去忽悠讀書人,現在被稱為著名公知,他不斷地折騰,我想為什么任志強這么執著地、這么軸地惹事生非?能不能請老任來分享你的這樣一種行為?

  任志強在亞布力論壇上

  任志強:被張維迎教壞了。張維迎告訴我們一個什么東西呢?就是政府應該是制定法律和規則的人,但是你這個法律和規則得符合天理。如果政府制定了一個法律和規則不符合天理的時候,人們就被逼得不得不推翻它。我們今天是到了安徽,為什么?我們起碼很清楚是因為小崗村推動了中國農業的改革,市長說小李莊是走在前頭,但是為什么小李莊沒有人知道而小崗村有人知道呢?是因為小崗村按了手印。為什么按了手印的被知道呢?就是說他是找事。他一找事就被大家知道了,知道以后就把法改了,讓發更符合理了。其實,小崗村做的是一個新鮮的事嗎?不是。因為在這之前就已經有了三自一包了。因為我們的法不想讓三自一包滋生更多的資產階級思想,所以文革就把它砍掉了,寧愿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但后來人們發現沒有苗就生不出糧食了,人們會被餓死,你要社會主義的草有什么用啊?養不活人。所以從理上是不符合天理了,于是人們不得不生產資本主義的苗,讓它長出麥子和稻子來,喂飽我們的肚子。

  這個事恰恰就是這么一個過程,如果說我們的經濟是因為我們有一個追求政治目標而結合起來的政黨,那么它和經濟之間就是對立的。你們常常自檢政黨一定是為政治目的而成立的,但市場經濟和政治目的常常是對立的。如果我們是一個既有符合天理的法何必要去找事呢?那不挺好嗎?又符合天理又合法的,就按照這個辦吧?恰恰是因為我們在整個發展的過程中老想找一個特色,于是就和法和天理之間有了一個沖突。為此,人們不得不找事。

  我們看看小崗村給我們的教育意義是什么?鄧小平非常清楚的是黨政要分開,要把政治和經濟分開,然后又提出的是政企要分開,政府管的是市場規則,把你的法理弄好了。市場要交給企業家折騰,只要他沒有違反你的法,你就讓他去折騰。就像我們踢足球不能說底下人都不犯錯誤,不犯錯誤怎么有犯規一說,怎么有黃牌和紅牌一說呢?實際在游戲規則里是允許合理地犯錯誤。什么叫合理?就是不讓你贏這是我競賽的基本的道理。要是讓你隨便贏我就不守著,你往大門里踢,但競爭中會不會有犯規呢?有,因此有黃牌和紅牌,如果這個企業紅牌多了就被罰下了,不可能用不平等的方式競爭。這兩者之間大家更多選擇的是除非不得以,最高別犯規,別被紅牌罰下才能保持雙方都有競爭力。

  任志強表示,自己是被張維迎教壞的

  而現在的社會如果做了一個規定,不允許有犯規和紅牌,這個不符合天理了,于是我們就出現了張維迎教授剛才說的有吳英案等這樣那樣的案件。你不能說他一點沒有違反法規的地方,但是不是因為他違反了一點就把他弄成死刑呢?這就是理和法之間的對抗性問題。我覺得我們所做的大部分的推動改革的事情是因為它逼得我們不能不用這樣的方法對法律提出挑戰。如果每個人都不提出,那這個法律就不可能進行修改,也就是說,鄧小平在1979年實行“三資法”的時候,他自己就知道這是違法的,因為那時候土地是不允許租賃的,你們可以看看法。為什么我們現在叫82憲法呢?是因為發現1979年的這些規定《合資法》、《獨資法》、《合作法》都違反規定,所以1982年要修改《憲法》,憲法修改成土地歸國家所有,可以租賃和有償出讓。這個變化是為了往這邊為了讓外資開放進行,那邊就不得不做土壤,把憲法修改為國有。現在發現,它又違反了一個基本原則,如果是當時完全私有就可能更好了,就不會有今天出現的這一系列土地矛盾、土地財政等問題了。可是當時為什么不行?是因為在中間有些人認為,如果這樣做的話就是賣國賊,因為你又會回到49年以前的租界。于是,鄧小平不得不退一步說我就國有化,在國有土地上進行租賃不就沒有租界了嗎?于是這兩者之間永遠是相互博弈的過程,我們整個的改革過程包括了企業家說到,鄧小平一旦把盒子打開了,要想進行改革就不得不解決中間的矛盾。如果老是堅持原來的什么東西,只能守住原來的什么什么東西,那么你就沒有改革的過程。如果沒有一個允許大家摸石頭、碰石頭、犯錯誤的過程,這個社會是不可能在現有基礎上前進的。

  我們看看美國最重要的是什么?像科斯討論鄧小平的問題一樣是要有一個思想市場,美國很重要的是有思想開放,它沒有本來的我們的大漢民族,他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可是后來的人是包羅萬象,所以他的市場是可以任意胡思亂想的市場。但這創造了多少的價值呢?比如說科幻片慢慢地變成了科技的真實。像微軟、互聯網,像英特爾。在最初的電影片里都是不可能實現的東西,都是幻想,但今天都變成了現實,是因為它允許胡思亂想,最后導致挑戰我們的現行規則,讓規則更符合于法理、符合于良知,變成了我們現實可以看到的實物。在中國不允許胡思亂想的時候,所有的創新在萌芽中就被殺死了。所以我們要不斷地挑戰、推動和呼喊,用我們的行動力來推動中國制度的改革。

  論壇上,“大炮”任志強就企業家與政府的關系、經濟改革深化及對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期待等熱點問題展開了討論,他著重強調了法治對于保護私有產權的重要性。

  由于在微博上擁有眾多粉絲擁護,而被戲稱為“微博中選出的總理”的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提出中國的經濟問題很重要的一個是私有產權的保護問題。他指出,產權保護問題不搞清楚,企業家就會產生恐懼感。“大家有了一些擔心、有了一些恐懼,越來越多的推動大家我們是否敢再投資,前兩天小潘的老婆就說我們到底要走什么樣的路,要不然我們不敢投資了,就是說大家在擔心中國的未來往哪兒去,這已經成為大家討論最多的東西。”他說。

  最后,任志強將發言總結為:“如果不能消除人們對財產權利的保護和個人權利保護的恐懼感,我不覺得這次的三中全會能像前面所說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樣產生一個巨大的推動作用。”

  以下為任志強談三中全會發言內容:

  王?。?/strong>在微博上,任志強大概有三千多萬的粉絲,而且他這個粉絲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姚晨,為什么?姚晨這些明星的粉絲是小粉絲,每個人下面有三五十個,而任志強的粉絲經常是上百萬、上千萬,所以他的轉發能力影響力巨大,很多人在微博上如果靠粉絲投票,任志強是當然的總理,現在我想用今天這個機會來假設說,你是總理,這個三中全會在經濟上你將有哪些政策,有一個克強經濟學,能不能有一個志強經濟學,有請任志強假設他是總理應該給什么樣的政策?

  本次論壇主持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并購研究中心秘書長王巍

  任志強:我覺得中國的經濟問題很重要的一個是私有產權的保護問題,憲法上對產權保護問題沒說清楚,你后面再怎么改也說不清楚,為什么?毛振華老說恐懼問題,他本來企業家當的挺好、賺了很多錢,一轉身就當了研究者,說明我們的法律制度和市場規則沒有對產權給以一個清晰的保護,如果沒有給產權一個清晰的保護就出現了拿了錢就往外跑,馮侖跑到臺灣,王石跑到美國,反正得往外跑,不往外跑不行,其實毛教授也把一大堆都扔到外面。我覺得如果我們最終在經濟制度上不能解決大家不往外跑,或者說是毛振華說的恐懼問題,怎么樣的政策都無法讓中國的經濟持續而永久迅速的發展起來,因為大家都想跑。

  任志強在會上表示,不解決私有產權保護問題,潘石屹夫婦不敢投資,王石賺錢了會跑到國外

  我記得前幾天王石在天則所的會議上也一個非常好的講話,在網上傳播的非常多,為什么?如果企業家的財產權利和做人的權利不能得到保證的時候,今天是你,明天就是我,所以每個人要把這個問題當成自己的事做討論,而不僅僅是曾成杰事,恰恰是這樣一些問題讓大家有了一些擔心、有了一些恐懼,越來越多的推動大家我們是否敢再投資,前兩天小潘的老婆就說我們到底要走什么樣的路,要不然我們不敢投資了,就是說大家在擔心中國的未來往哪兒去,這已經成為大家討論最多的東西,我們也可以說是中國夢,但是夢到底是什么東西誰也不知道,其實大家只知道每個人有不同的夢,這也是昨天晚上王石在科大之夜講的,現在告訴只能做一種夢,這是不很的。所以我想三中全會最后給人們,如果僅僅是說經濟上放開哪些,你可以進行投資,但如果不能消除人們對財產權利的保護和個人權利保護的恐懼感,我不覺得這次的三中全會能像前面所說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樣產生一個巨大的推動作用。如果真想像十一屆三中全那樣會給出了是中國政治上的一個保證,就是說先對歷史的問題做一個說明,黨內若干問題的幾點意見,然后大家就放心了,應該這樣,可以充分的往前跑,否則要想讓中國的經濟真正能走入正軌還有一段距離。謝謝!

 

 李憲源:馮侖道出了中國“先富階級”的心聲


         http://oisum.com/Article/zatan/2013/07/303505.html 

  享有所謂“地產思想家”盛譽的“現代大亨”馮侖,在《誠實經商、勉成國器》這篇采訪錄中,生動鮮明地特出了當今中國“先富階級”的總體思想面貌和當今欲望。

  其感慨中國老板跟國內外官員們見面時的不自信,或是反映了他的無知,或是顯現了一種野心。西方的高官,即使位至總統總理,說到底不過是資本財團(通過媒體操控造勢和冠冕堂皇的“民主選舉”程序)雇傭的高級雇員,因此與資本大亨打交道時,畢恭畢敬的理應是“雇員”而不會是“有錢出錢、有力使力”的幕后主子,這有什么好奇怪的?

  而沒有政治權力發起推動的全國性“化公為私”國有資產掠奪運動,中國就根本不可能出現他們這些一夜暴富的“先富階級”。中國的馮侖先生們,必須對扶持他們“先發家、先光榮”中國高官們畢恭畢敬,豈不很正常?

  當然了,馮先生們如今羽翼已豐,或許開始眼紅西方商界同行對西方政客頤指氣使的“幕后雇主”地位和架勢,就難免要借跟歐盟官員和法國外長及總統的會見,借題發揮地大做文章了!

  可以看出,從“……我們的思維方式也很中國”這句畫龍點睛的心聲表達中,馮老板對自己以“中國人的身份”,成為當今“資本大亨”,不僅有些自卑,甚至有些自慚形穢的感覺。他對自己及其中國老板同行老提“一些大而空泛的問題”,而讓“西方很不適應”,似乎深感羞愧。而且馮老板對唯利是圖只想從大陸同胞身上刮錢、而對統一話題、民主問題等“特沒感覺”的臺灣企業家們,顯得特別崇敬,而對在北朝鮮類“集權社會下生活的人(越)喜歡說大話題,……只有抽象的國家、政黨、意識形態,沒有個性和自我意識”,顯然極端地鄙視。

  因為具有“地產思想家”的智商而對“意識形態”顯然很不屑的馮大老板,卻竟然不知道,有關“統一、和平、最高尊嚴……”等政治話題,根本不該由小民百姓來關注而必須專歸政治外交“精英”們處理的想法,本身就極其鮮明地體現了(古代君王、近代蔣介石和現代老小布什和奧巴馬等新老統治者們信奉的)特定“意識形態”之核心理念。鄙視“人民當家作主”的意識形態,宣揚少數精英壟斷國家事務的意識形態(在西方還美其名曰“民主”),只能說明當今已經攫取巨大財富的中國新生資本家們,對進而攫取巨大政治權力,躍躍欲試,確實已經急不可耐了。

  為給后一種政治權力的攫取尋找理由,這個所謂的“產業思想家”還煞費苦心地找出一個有關“恐懼”的話題,侃侃而談:“人類有兩類的恐懼,一類是對異類的恐懼,另一類是對同 類的恐懼。西方對中國這兩種擔憂 和不適應都是有的,但更多是對異 類的恐懼,比如日本和歐美在文化上比中國和歐美關系近,日本崛起 時西方也有不適應,但恐懼較小, 這是對同類的恐懼。但中國和他們 不一樣,你人多、地大、有共產黨、有資本市場、有原子彈、有總 書記……中國的發展給全世界帶來的都是異類的不適應,西方見過有資 本市場、有跨國公司、有吵嚷的議會,不同的政黨,但對中國的社會 政治、決策機制、經濟發展和思維 模式都需要適應。”

  很顯然,中國新生資產階級已經在公開宣示:只要由“馮老板們”來幕前幕后掌控中國政治權力,“中國的發展給全世界帶來的都是異類的不適應”,就會手到病除!

  當然了,在“中國馮老板們”的思想辭匯里,這里所謂的“全世界不適應”,其實就是西方的不適應。馮侖所談《誠實經商、勉成國器》的核心,就是要讓中國這個 “異類”,怎么去“適應”西方制定的整套規則及其相應思維方式。這就再次使我想起了中國偉大思想巨人早在上世紀初葉就下過的著名結論。

  是的,不管馮老板怎么給自己一伙人編制哪種“成功老男人”的絢麗光環,這些“先富者”們對外匍匐依附國際資本勢力的天生軟弱性,對內蔑視欺壓和剝削本國勞動民眾的強暴冷酷,注定其“爛泥扶不上墻”的可悲歷史縮命,將永遠無法改變!——記得類似的話,我在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經專門說過;今天我再重復一遍。

  附文:專訪馮侖:心離錢越遠錢離口袋越近

  新浪財經訊 北京時間6月27日午間消息 萬通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馮侖巴黎當地時間26日在“中國企業家俱樂部國際訪問”期間對話新浪財經,談及商業感受,馮侖稱企業家賺錢的目的不是生活,而是滿足一個興趣、專業,企業家做事兒價值觀放在前面,順便賺個錢。心離錢越遠,錢就離口袋越近。下為采訪內容實錄:

  記者:這幾天法國比利時之行在您眼中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兒嗎?

  馮侖:整個這幾天的活動和以往商務活動相比,多了一些和歐盟官員的接觸。我感觸最深的是中國民營企業家和國外企業在見官的時候舉止、行為、心態都很不同,這在某種程度可以折射出我們在國內的生存狀況。你看我們見巴羅佐的時候,站得那么整齊等他來照相,這和當地的企業家表現的很不一樣。我們在被領導接見的時候這種狀態太常見了。記得以前我在中央黨校的時候,每年要在人民大會堂等待接見,一站就是一個小時,然后領導出來轉一圈說兩句話就走了。 這次也是,我們已經習慣了被接見,以至于巴羅佐本人都覺得有點奇怪,他自己還說了句“哎呀,你們這么有紀律。”。這個讓我想到最有紀律的是北朝鮮,見到領導人后是那樣一種局促,那樣一種不安。其實巴羅佐很吃驚,我想他更習慣的是如果要談事兒,之前和主要幾個人聊聊,然后出來喝點東西隨便說說話。但是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反而不習慣了,比如昨天下午和法國外長見面,講完話拍完照后人家沒走,于是我們全都不知道接下來該怎么做了,只有少數幾個人和外長聊聊,其余都坐在旁邊和自己人聊。最后發現當地的企業家很熟悉這個程序,和外長聊得很投機。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事兒是,我們很喜歡鼓掌,經常為自己也為別人鼓掌。可是歐盟的人很少鼓掌。我覺得我們鼓掌有點多,習慣性地對大人物的話不由自主的表示敬仰,總覺得不鼓掌別人不滿意。但有意思的是,我們個體在一起的時候卻很少表揚對方,你看中國人在和朋友、父子見面的時候都很吝嗇夸獎對方。這讓我想起多年前我在越南的錢柜唱K的時候的一首歌——你愛我的樣子很中國。當時我好奇,覺得中國也可以是形容詞,什么意思呢?我問翻譯,翻譯說是你很含蓄卻欲言又止,內心澎湃卻不表達,這個就是中國的意思。中國這種文化習慣于集體性的表達情感,而對個體的表達反而回避,我們有很多集體鼓掌,但當面卻很少表達贊賞。我又想起國內的一個笑話,就是在法庭上審訊那些貪官時總有個最后陳述,但有一次最后陳述完了之后也鼓掌。因為習慣了,以前領導嘛!

  還有我們的思維方式也很中國,這具體表現在提問上。我們很擅長提一些大而空泛的問題,這讓西方很不適應,我們提問的方式真的很哲學。就和以前我我干爹曾經罵我的,你總說一些永遠正確的廢話。我聯想到很多年前去臺灣的時候,我們的企業家都談一些統一、民主的問題,而臺灣的企業家都特沒感覺,說自己從來不想這些事情,不知道要怎么回答。集權社會的話語體系和在民主體制下的話語體系不同,越是在集權社會下生活的人越喜歡說大話題,因為他們只有抽象的國家、政黨、意識形態,沒有個性和自我意識。你看北朝鮮的語匯,那是最高級的最高級。動不動就最高尊嚴,極端到無以附加的階段,這和權利的集中有關。在集權社會下人們研究的事情很少是自己個人的事兒,都是黨和人民的。你看臺灣玩香道、茶道的很多,西方也有些極端的愛好,比如facebook的創始人不好好上學在那兒胡整,這些我們這邊都會被視為異類。這次我們到了歐州,見到政治人物時提的問題很少和自己有關,我們提到的是和平、中法關系,這些好像應該是政治家外交家談的。但你看法國外交部長反而說的很小,他不和你談和平問題。這種情況人家只能說你“好博學”

  另外一個細節讓我印象深刻,就是姿勢。我們見法國總統時,總統是坐著說話的。而我們的企業家無一例外全都習慣了站著說話了,站著講話顯得很恭敬,但你想我們40個人啊,這種情況下法國總統應該站著。這三件事兒讓我覺得,雖然現在的中國民營企業能夠在國際上受到禮遇,但在權利面前我們顯得還是不太自信。

  但也有我們進步的一面哈。昨晚上船上的時候,我忽然發現大家的衣服都會穿了,每個人的衣服都挺講究,這個講究不是大牌和貴的問題,昨天我們在大巴車上討論了一路明天企業參訪是穿商務休閑還是正裝,里面必須是襯衫和T恤,柳總最后反復征求大家意見,最后還要和明天參訪公司的的人溝通。這個細節反映出中國企業家都從容了,開始關注小事兒和細節了,和外邊溝通更自信了。

  記者:昨天新聞發布會的時候大家談到了“恐懼”,但是顯然沒有談得很深入。我想問問您,歐州對你們這些中國企業家的到訪會不會覺得恐懼,另外您這類企業家都常“恐懼”點什么?

  馮侖:人類有兩類的恐懼,一類是對異類的恐懼,另一類是對同類的恐懼。西方對中國這兩種擔憂和不適應都是有的,但更多是對異類的恐懼,比如日本和歐美在文化上比中國和歐美關系近,日本崛起時西方也有不適應,但恐懼較小,這是對同類的恐懼。但中國和他們不一樣,你人多、地大、有共產黨、有資本市場、有原子彈、有總書記……中國的發展給全世界帶來的都是異類的不適應,西方見過有資本市場、有跨國公司、有吵嚷的議會,不同的政黨,但對中國的社會政治、決策機制、經濟發展和思維模式都需要適應。

  就企業家個體而言,我覺得企業家群體除了對健康的恐懼外,相對于一般人很少有恐懼,因為恐懼來源于未知、無知和歪知,對未來結果的不能預期,所以你看小孩比老人恐懼多,女人比男人恐懼多,弱者比強者恐懼多。這都是因為他們對未來掌控能力差。大人老人強人男人都恐懼較少,對所有預期的變化都有影響力。相反小人小孩弱者女人都有更多的恐懼和擔憂。這不是歧視女人,比如走夜路男人只害怕劫財,女人除了怕劫財害怕劫色,多一個恐懼。所以企業家群體有更多自信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接觸的外部世界更大,掌控的資源更多,對變化的預期施加影響的可能性大,所以恐懼較少。

  記者:對于像您這樣比普通人掌握更多資源的企業家人群,錢其實賺得挺多了,還能繼續這么折騰的動力在哪兒?想要更多的錢和地位嗎?真得想要讓企業長盛不衰嗎?

  馮侖:企業家賺錢和普通人賺錢是兩個概念,普通人是賺錢的目的是為了生活。企業家賺錢的目的不是生活,而是滿足一個興趣、專業,比如史玉柱就是喜歡玩網游的人,后來意外變成了創業。還有一種是內心有特別好的愿望,為某種價值觀活著的人,比如我們做立體城市是為什么?就是對現在城市又臟又亂又鬧心又資源浪費房價又高的現狀太不滿,于是自己就想要改變。這就是個沒事兒找事兒的事兒。所以企業家和普通人相比對待金錢和生活的次序不一樣,企業家做事兒的次序和價值觀放在前面,順便賺個錢??墒切碾x錢越遠,錢就離口袋越近。

  劉翔比普通人跑的快,但為什么還要跑?因為他的參考系是奧運會的成績,而不是普通人的標準。企業家也和劉翔一樣,為未來幾秒鐘的榮耀而付出一生的辛苦。每天按照教練指定的科目訓練,因為過度競爭和訓練而失去繼續賺錢的資格。對企業來說就是破產,所以破產是企業唯一的出路。你知道地球上存在的組織,最長的不是什么企業,而是公益和宗教組織,目前盈利性組織最長的壽命也就400年。中國有1000多萬家民企,我相信絕大多數以死亡告終。企業家最終的命運就是把企業干破產,然后就歇了,和運動員一樣一樣一樣的。企業家癡迷興趣、價值觀、使命感使技術不斷改進、財富不斷累積,但最終都是企業家犧牲了,而那些美好的事物還在。比如雷曼也做了很多好事而,但它最終死了。失敗的公司不等于沒有提供過好的產品,只是競爭環境變了。比如無錫尚德使新能源的技術在全球提升到新的水平,創造了財富價值,但最后自己失敗了。我想企業家的宿命就在這里,用自己一代一代的犧牲使技術進步、人們生活得到改善。

  記者:明知最后都是破產,你們都甘愿這么一路歡歌著奔向死亡?很多企業家最后都皈依宗教,比如當年你們萬通六君子的潘石屹和王功權,這是在絕望中尋找希望嗎?

  馮侖:人類幸福、滿足的途徑有兩個:一個是降低欲望讓自己當下滿足,管理、降低欲望使得欲望和自己的條件匹配,這叫宗教。另外一種是欲望不動,但想方設法獲取滿足欲望的物質條件、制度環境,這部分叫經濟活動、叫科學。我們用政治強權、戰爭、經濟活動等能力手段讓自己的欲望得以滿足。

  一個人要幸福無非是這兩個方面,這兩種都可以幸福。但宗教成本更低,見效也快。企業家的不同就在于他選擇的是第二種,靠經濟、政治、科學等手段的強大來改變自己和欲望的關系,通過這樣使自己幸福,但遺憾的是欲望和手段一直在賽跑,而往往欲望跑的更快。欲望一秒鐘就可以達成,欲望跑的這么快,但我要滿足這個欲望就要折騰半天才可以實現。欲望一般還是加速度奔跑,賽跑的結果往往是物質手段落后于欲望的增長,所以人類社會永遠充滿矛盾、不平衡、煎熬和苦痛。

  相當多折騰的人往往都皈依宗教,因為物質手段的提升永遠也趕不上欲望的奔跑,最后停下來,讓欲望慢一點,讓靈魂跟上腳步。企業家、政治人物最終歸宿都是皈依宗教,就是他們終于意識到很多事情力有所不及、心有所不怠,于是選擇皈依宗教,相信這一切你其實不用做,原來一切上帝自有安排。

  我覺得成功的老男人到最后,人類的不可能性都挑戰完了,覺得自己超級強大,任何事情都搞的定,就開始對不確定性展現出強烈的興趣,比如很多人從事極限運動或者和上帝對話,因為上帝你永遠也搞不定。還有一些人,比如楊振寧什么的科學家最后選擇和小女生較勁,這也是一個挑戰不確定性的方法。

  記者:你覺得最后你是會選擇和上帝對話還是和小女生較勁?

  馮侖:我覺得我還沒有那么老,所以我現在不急著做選擇。我從小就被訓練成經典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學的都是歷史唯物主義,唯物主義都是講實際的事兒,比如物質手段改變世界,所以目前我還在比較低俗的物質層面。什么時候到了要做抉擇的時候,我會先通知神再通知你來采訪哈。

  記者:我覺得您是個很有意思的人,平時你除了工作外都還有點什么癖好?

  馮侖:我喜歡看犄角旮旯的事兒,喜歡研究另一面的事兒,比如偉大的人的陰部,陰暗面。你會發現越這樣研究人就越釋然。對好和壞,對得失利弊的權衡就會通泰很多。人糾結是因為心里世界小,心里世界越大越無是非。你看佛和上帝都沒啥是非。你看農村婦女丟個豬就要上吊,而進了城的人喝個酒、拉拉手也很正常。因為心大了,事兒就小。

  另外,如果一個人喜歡歷史和哲學,心就會變得巨大無比,因為歷史是講永恒,時間上的永恒;而哲學講無限,范圍的無限。有了永恒和無限的話,別人在無奈的時候,你就會釋然,別人在恐慌的時候你就會勇敢,別人在無知的時候你就會清醒。這其實就是人為何要修行,人這硬件都差不多,競爭的是軟件,從你讀書的那一天你就開始裝軟件,一直裝到你信了神,這就是最高的級別了。(雪婷 發自法國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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