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炎黃子孫的精英，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他的名字與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是歷史形成的客觀事實。隨著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飛速發展，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不僅在國內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在國際上也引起了政界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正如有的外國學者所說：“沒有一個人會否認毛澤東對人類生活所產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影響，已經超越了我們這個世紀的任何人。在他逝世后，這種影響依然存在。”[1](pi)更有學者認為，就毛澤東曾有過的全球影響來看，只有羅斯福、列寧或許還有丘吉爾才能與之相提并論。“毛澤東學”已成為海外學者追逐的一門“顯學”。特別是近年來隨著“中國模式”成為國際學術界的熱門話題，眾多的海外學者越來越關注毛澤東與中國模式的關系，深入探討毛澤東對中國發展道路的艱辛探索。

　　一、毛澤東從20世紀50年代起就致力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

　　海外學者注意到，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面對的是一個滿目瘡痍、一窮二白的爛攤子。為了迅速恢復國民經濟，鞏固新生的民主政權，提升新中國的國際地位，改善人民群眾生活，毛澤東適時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命題。

　　1.主張走“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曾在很多方面照抄照搬過蘇聯模式的一些做法，但毛澤東很快就發現了這一模式存在的問題。多數國外學者認為，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就開始部分地拋棄了“照搬蘇聯”的政策，主張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美國學者施瓦茨也認為，早在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建立之初，毛澤東就已“從根本上意識到，斯大林的模式不適合于中國，意識到農業對于中國的重要性，意識到并不存在可以輕易地加以利用的‘現代化’模式，中國必須找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2](p49)

　　《論十大關系》的發表是毛澤東探索中國道路的開端。美國著名的毛澤東研究專家施拉姆指出，無論是建國前還是建國后，毛澤東都力求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從中國實際出發，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問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決心擺脫蘇聯的束縛，設計出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并一再提出這個問題”。當然，毛澤東雖然開始懷疑蘇聯模式的價值，但仍然敬重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遺產，然而其重點逐漸從遵循馬恩列斯所做貢獻的“基本特征”轉向如何修改和發展它。大約在1955年底，毛澤東就開始思考中國獨特發展道路的可能性。在1956年4月《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毛澤東首次系統闡述了關于被看作是處于經濟發展和文化變革中的非歐洲社會樣板的中國社會的辯證法思想，這也許構成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最獨特、最重要的貢獻。他是自覺作出這一分析的，思想被推向極端，就要走向它的反面。因此，他說，你要真想發展經濟的某一部門，比如重工業，你就必須注重其輔助部門，即輕工業和農業”。[3](p10-23)施拉姆明確指出：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一文雖然沒有拿出一個適合中國社會的固定模式來，即強調了各部門的關系，而不是從總體(經濟)強調發展進程的動力，但它已經打下了走適合中國國情，尤其是適合農民和農村占重要地位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基礎，標志著毛澤東精心設計的一個不同于蘇聯的“建設社會主義”方式的努力的開端。

　　施拉姆通過比較研究的方法考察了中蘇兩國的發展道路，他發現中蘇兩國在社會權力結構方面存在著巨大差別。他認為毛澤東雖然聲稱要始終堅持列寧主義傳統，但其對黨的領導總的看法同列寧、斯大林并不一樣，中國一般比蘇聯更強調傾聽群眾的呼聲和向群眾學習，尤其是毛澤東特別強調群眾要積極參與管理，特別是中國的農村群眾要積極參與到管理中來。這是因為中國農民為建設社會主義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資源，因而必須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充分發揮農民的作用。

　　2.強調馬克思主義必須具有“民族形式”

　　新中國成立后，為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毛澤東更加注重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指把國際性的馬克思主義原則和方法的理論體系以某種方式變成中國式的東西，使其帶有中國民族的特性，賦予它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海外學者在分析建國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時，發現“民族形式”是其重要特點，是看到了問題的真諦。

　　多數海外學者認為，毛澤東是新中國成立后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具有民族形式的佼佼者。如澳大利亞學者王袞吾認為，“毛澤東對中國的語言的掌握和生動的運用，似乎有助于把讀者們對激進變革的需求和緊迫感結合起來。絕大多數場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經過毛澤東的解說，便變得通俗易懂。這可能不利于掌握馬克思和列寧的本意，但這也許比要求所有的中國人去讀外國味的深奧難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更富有成效。我認為，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作的中國式表達以及對中國分析法的運用，比任何翻譯過來的馬克思或列寧的教科書，更能給中國人民提供進步思想”。[4](p163)確實如此，在毛澤東時代，毛澤東很多膾炙人口的言論為大多數人民所掌握，并成功地喚起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熱情。

　　施拉姆在論及毛澤東如何推進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形式”時指出：毛澤東不僅主張從中國過去的典籍中引章摘句，而且特別主張要吸取其精神實質。他引用了毛澤東在1959年3月的一段話來證明這一觀點，即有些情況不需要任何民族風格，諸如火車、飛機和大炮。政治和藝術卻應當具備民族形式。美國學者阿瑞夫·德里克也認為：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是全球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反映。“毛所進行的使社會主義本土化的工作并不僅僅是為了使民族性利益或民族富強的考慮成為衡量社會主義相關性或社會主義主張有效性的標準，而是標志著社會主義的真正民族化，即要使有效性社會主義學說成為當地的社會文化環境的聲音。”“本土化的社會主義標志著社會主義被融入了中國的大地之中，標志著社會主義理想在一種表達了民族理想的語言之中的再現。”[5](p226)他認為在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這一點是異常鮮明的，它不僅表現在毛澤東正式號召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一事實當中，而且更令人信服地表現在他的語言當中，毛澤東運用這語言把馬克思主義提供給了中國的民眾。

　　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光輝典范，他善于從中國建設的實際出發，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喜歡用平民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表達深刻的政治理論。應該說，海外學者對毛澤東關于馬克思主義必須具有“民族形式”的論述是抓住了根本，看到了問題的實質。

　　3.從多個方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毛澤東作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實踐家的地位為國外政界和學者所公認。但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上有沒有建樹卻成為海外學者爭論的一個重要問題，海外學術界曾圍繞著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問題展開過多次學術討論。以施拉姆為代表的哈佛自由學派的學者認為毛澤東在多個方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一觀點得到了海外多數學者的贊同。

　　施拉姆明確指出，如果馬克思主義是由每個時代竭力追隨馬克思的人創造出來的話，那么毛澤東可以算作我們時代的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施拉姆將毛澤東對列寧主義作出的貢獻概括為三個方面：(1)社會主義革命與產業革命并不一樣，它也包括改造人本身；(2)雖然具有覺悟和廣闊的歷史眼光的領導人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不傾聽下面的呼聲，那么這種領導人就會死氣沉沉和腐化；(3)農民也和工人一樣，值得傾聽他們的呼聲，而且農民有能力參加創造新社會。應該說，施拉姆的概括雖不全面，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美國學者竇宗儀主要從矛盾學說的角度分析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貢獻，他說，“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在矛盾學說方面大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關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馬克思很少進行這方面的探索，恩格斯未談過這一問題，列寧雖然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但未細加論述。毛澤東在1957年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指出，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能夠互相轉化;和平改造基本上是非對抗性的，但也包含對抗性的方面，等等。“毛澤東承認社會主義國家可能存在著對抗性矛盾，承認共產主義社會也會有變革，這無疑澄清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所未解決的兩個根本問題。”[6](p115)

　　海外學者普遍認為毛澤東思想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其顯著特點之一是開放性。施拉姆就認為，毛澤東留給他的同胞的毛式馬克思主義遺產，絕不僅僅是一種方法，而是更像開放和非教條的、某種類似體系的東西。日本學者新島淳良也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提出了馬克思未曾提出的問題，而毛澤東提出了列寧未曾提出的問題，并重新提出了列寧提錯了的問題，同時繼承了列寧已經解決的至今依然有效的問題，又在實踐中解決了列寧開始解決但尚未解決的問題。”[7](p142)

　　改革開放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形成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新的理論成果。很多國外學者都承認，這些新的理論成果與毛澤東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關系，毛澤東思想已經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即使“毛澤東思想”這個詞用得雖然不是太多了，但許多實質性的東西無疑還是會在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繼續堅持下去的。

　　二、毛澤東在建國后最關注的問題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國”

　　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是毛澤東畢生追求的目標。有相當多的海外學者認為，“在毛的領導下，中國發展得相當好，做到了經濟增長，為人民提供了基本必需品”。[8](p295)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經濟也確有增長。

　　1.依靠人民群眾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毛澤東十分注重強調人民群眾的作用，多次號召黨的領導干部虛心做人民群眾的“小學生”。施拉姆認為，從20世紀50年代起，毛澤東就致力于社會主義建設，一直對現代化和工業化抱著積極的態度。他把毛澤東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特點概括為兩點，一是注重群眾的力量，提出“群眾為了自己的事業應該動員起來”。二是“在經濟發展中，比較技術因素來，應該更強調人的因素。許多西方觀察家認為這兩點在10年前顯示了‘中國模式’對蘇聯模式的優越性”。[9](p70)美國學者韋克曼也指出：“毛的‘希望是和我們黨的所有同志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名小學生’。這使他成為其他共產黨員的楷模，盡管干部(由于地位而不是由其他方面來決定)也許覺得接受群眾有點難受。開放黨的司令部的大門，讓曾經令人生畏的權威面對膽子日益增大的黨外人士，這是與黨的官員的自我保護本能背道而馳的。考慮到干部們的畏懼情緒，毛曾再三批評他們謹小慎微，并熱情地敦促他們克服膽怯：‘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他知道公開批評可能達到的嚴厲程度，但那些不得不經受批評的人將不會‘都灰溜溜的’。因為，害怕面對群眾是自己拆自己的臺。”[10](p245)

　　沒有人民群眾的支持，黨和政府的權威就失去了合法性。因此，毛澤東倡導必須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和主人翁意識。印度學者萊恩·N.夏梅指出：“毛澤東在分析政治體制中的權力基礎時，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民眾傾向和群眾方針。即必須為了群眾的更大利益而行使權威，否則，權威就將喪失其合法性。”“為了反對非法權威，并使中國人民能適應這種反對，毛澤東通過反復的強調與實踐，貫徹并運用著人民的權利。”[1](p182)美國學者林春認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目的在于創造一個人人參與的、共同的、非官僚化的政治和社會體制，人們能夠充分地展現他們的潛能，而不是充當官僚控制的角色，生產服務于人們的需要。這一時期中國的體制沒有疏遠人民，政府繼續享受革命的合法性并被認為是最好的公眾利益的代表和發展的自然代理人。中國消解國家和社會之間分歧的獨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歸之于社會認同，由革命和黨對基層的長期動員形成的社會聯系。毛澤東時代更多地奠基于支持、理解或一致，而不是強力。

　　海外學者對毛澤東群眾觀點的論述是符合實際的。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內容，是黨的最根本的工作路線。毛澤東一再強調要密切黨群關系，這是時至今日人民仍然懷念毛澤東的重要原因。

　　2.切實維護國家安全和民族利益

　　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和蘇聯霸權主義的壓力，毛澤東采取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對維護國家安全和民族利益所做出的貢獻給海外學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海外學者慨嘆：“他充滿著不妥協地獻身于中國的獨立和民族尊嚴的強烈的精神，使她從一個衰弱、分裂、任憑外國干涉的國家變成了世界大家庭的強大、受到尊敬的一員。雖然他先與蘇聯結盟反對美國威脅，而后又聯美反蘇，他從始至終都明白地表示，這些政策首先是服務于中國的利益。”[12](p17)

　　施拉姆從毛澤東的性格分析出發探討了毛澤東維護國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行為，他說：“在毛的性格中，只有一個品質得到了他同胞的一致反應：他維護中國尊嚴和民族利益的堅定決心。當他1949年12月去莫斯科尋求對建立新政權的援助和支持的時候，充分顯示了他的這種品質。”毛澤東在蘇聯期間花費了極大的時間和精力與蘇聯談判。“毛在1950年1月2日和塔斯社記者的談話中，表示他可能要在莫斯科逗留‘幾個星期’。但他又說，確切的逗留時間將部分決定于‘解決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的各項問題所需的時間’。”毛澤東在蘇聯呆了9個多星期，經過艱辛的努力，終于部分地滿足了自己國家的利益。[13](p219)

　　澳大利亞學者泰韋斯對毛澤東加強民族團結，鞏固國家統一的努力進行了高度評價，他說，毛澤東主持制定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意識地擺脫蘇聯先例的另一個方面是拋棄少數民族地區可以分離的假設。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宣布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自治區是國家領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之所以如此規定，是因為“少數民族地區占全國領土的60%，它包括最具戰略意義的邊境，蘊藏著大量礦藏和畜牧資源，又是共產黨之前的歷代政權全神貫注的重大目標”。[14](p107)正是由于建國后，中國共產黨執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才實現了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局面。

　　3.追求社會平等是最大心愿

　　社會平等、公平正義是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中國的鮮明特征。海外學者從多個角度考察了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社會平等。特里爾認為，“毛的政府使新中國比舊中國有更多的社會平等，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按勞取酬——身份，或擁有土地和資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國的產品分配成為世界上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徹底貧困和死于身無分文的人極少。并且，進步的基本手段——衛生保健和初級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數人才支付得起了”。[15](p41)

　　毛澤東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一員。英國學者威爾遜也深有感觸地說：個人解放后，要讓人民準備過現代生活。毛澤東牢記自己是人民的一員，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在物質生活方面比起任何同僚，毛澤東都更樸素，更沒有追求。作為領袖的他因為經常穿著帶補丁的衣服、磨破的袖口、用得松松垮垮了的短襪出現在人們面前而聞名于世界。上世紀50年代曾到中國訪問的法國著名作家、存在主義大師薩特曾親眼目睹了1955年天安門廣場的國慶活動，他說：“普通民眾與毛澤東之間的直接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深深地打動了我。這里沒有所謂的‘集體性的歇斯底里’、‘群眾催眠’，沒有所謂的‘迷一般的領袖’。沒有人是‘恍恍惚惚’，沒有人‘靈魂和肉體都變成了暴徒’，這里只有50萬個個人，每個人都在聲明著自己歡度著時光，在這些臉龐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們的眼睛中你也看不到那種空洞的注視：你看到的是情感。工人、工匠與毛澤東打招呼，就像普通百姓相互握手一樣，他們揮舞著鮮花，抬頭用燦爛的笑容看著他。他說聲‘謝謝’，就像你對一個幫助你的朋友說一樣。”[16](p116)美國學者弗郎西斯·蘇也認為：毛澤東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的一生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使中國擺脫帝國主義和經濟貧困這個孿生的歷史災禍，為中國人民創立一個以自由、平等(毛澤東把自由、平等看作是人類的兩種基本價值)為基礎的新的公正的社會。

　　在實行社會公平的方法上，海外學者也進行了分析。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認為，為了體現社會公平，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眾多的群眾組織，諸如工會、婦聯、青聯、少先隊等。“這些群眾性組織在老百姓和官僚階層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在原先不問政治的平民百姓中培養起政治熱情來實行群眾路線。這條路線的主要內容：共產黨的領導必須以經常接觸工農群眾為基礎，黨的工作者首先要認真研究群眾問題，聽取群眾意見，其次針對問題和意見制定指導性政策，最后讓群眾把這些政策當作自己的意愿去執行。”[17](p597)

　　美國學者紀文勛高度贊賞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在社會公平所取得的成就：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共產黨政府取得了空前的、全國規模的大統一。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貧苦的工人和農民的社會地位有了迅速的提高，同時婦女的地位也有了巨大提高;士兵受到了全社會的尊重，改變了過去“好人不當兵”的舊觀念。迪克·威爾遜也認為，為了實現新中國的社會平等，毛澤東一直都在為婦女的權利而戰，為青年學生有權力對他們受教育的制度發表意見而戰。

　　4.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

　　盡管有的學者認為，毛澤東時期的中國過于注重政治運動，但多數學者也不得不承認在經濟社會方面也取得了驚人的成績。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以后，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似乎就成了愛國主義和獻身革命理想的典范。“中國共產黨人要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使國家富強。”[18](p89)毛澤東是對中國的現代化做出極大貢獻的歷史巨人。

　　新中國成立后，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的巨大成就，令國外學者贊嘆不已。費正清在評價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指出：“1953-1957年間實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總的說來，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國民收入平均增長8.9%。農業生產增長約3.8%，而全國人口只增加了2.4%。這可以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作一比較，它們的國民收入平均增長率為2.5%。印度在本世紀50年代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不到2%。另一個指標是，1950年中國人均壽命為36歲，到1957年為57歲。小學入學兒童比率由20. 5%增長到50%。總的說來，城市工資大約增加了1/3，農民收入增加了1/5。”[19](p339)

　　如何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毛澤東探索了多種方法和途徑。施拉姆認為，毛澤東是中國的列寧、斯大林和彼得大帝，具有對歷史進程獨特的洞察力。他說：“從非常現實的意義來說，他是中國的彼得大帝：他是試圖吸引源于西方的思想和技術使國家現代化的第一個統治者，而無論是在帝國覆滅之前還是之后，他的歷屆前任都未像他這樣做。”毛澤東在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確立為奮斗目標的同時，還在采取的方式方法上進行了探索。施拉姆說：“1956年1月，他宣布，為了達到‘在幾十年內消滅中國經濟上、科學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狀態’的‘偉大目標’，‘決定性的因素’是要有‘足夠數量的優秀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1960年，蘇聯突然停止了對中國的技術援助，給中國的經濟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困難，使許多大工廠未完成就停止建設了。“毛永遠不會忘記這些侮辱，也不會忘記經濟上的損害。1964年，他說，蘇聯貨無論怎樣都是既粗糙，又昂貴的，‘還不如與法國資產階級打交道，他們還有一些商業道德概念’。”毛澤東提倡向科學進軍，向西方先進技術學習。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毛澤東主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27年里，從未停止過號召經濟進步，并且號召用數量單位下了定義的進步：多少噸鋼，多少噸糧，等等，在數量上取得明顯的進步。[12](p3-11)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巨大成就得到了大多數海外學者的認可和贊揚。美國學者特里爾認為：“毛統治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統一的時代之一。方言逐漸消失了，學校教育使孩子們很容易辨認打上了‘新中國’印記的喜馬拉雅山脈和東鄰朝鮮的森林。共產黨的組織網絡使中國29個省(原文如此，中國大陸現為31個省市)的相互依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你可以同老年的中國人談談，雖然他們中個別的不喜歡社會主義，他們還是會說北京政府的好話。因為中國人在世界上有自尊，這使他們感到驕傲。”“在毛的領導下，中國向社會現代化——現代化的最有效形式——邁出了一大步。”“在他臨終前，毛完全可以宣稱中國已經向繁榮邁出幾步，出于多種原因，中國的經濟發展雖不如日本那樣給人們以深刻的印象，但要勝過印度。”“毛留給中國的是很大程度上自給自足和世界上第六大經濟大國的地位。”[15](p38)

　　三、毛澤東為“中國模式”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模式”主要是海外學者對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概括，其實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驗總結。2004年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雷默提出“北京共識”后，中國模式就成為海外學者談論中國的中心話題，在學術界不斷形成新的研究高潮。海外學者在充分肯定改革開放成就的同時，也注重探討毛澤東與“中國模式”的關系。

　　1.毛澤東時期建立的基本政治制度為“中國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

　　許多海外學者看到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與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在中華民族近現代史發展中的連續性。毛澤東時代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基本的政治制度不僅保留下來，而且被新時期的領導人反復強調必須長期堅持。海外學者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為中國人民的富強和民主的發展，以及中國的最終統一創造了條件。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就是在此基礎上把毛澤東的事業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

　　海外學者普遍認為，中國目前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共產黨強有力的領導，這一點是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的。俄國學者A.B.維諾格拉多夫指出：“對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和‘指令式管理’模式的批判并未導致對過去和對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歷史上地位的否定。中國人巧妙地保留了對毛澤東思想的忠誠，在某些方面改變了其中的一些核心原則。這些原則已經不適用于確立政權合法性的新程序，這也為維護改革動力提供了可能。”“鄧小平在保持政權連續性的前提下，并沒有懷疑過現有政治體制的合法性，而是保留了在未來逐漸進行改革的可能性。”[20(p50)

　　毛澤東時代為一個主權國家奠定了基礎結構，而對如何建設這個國家，為當代中國留下了很多寶貴的經驗。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建立的主權國家架構，也就很難有改革后的成就，正是由于毛澤東時期眾多充滿價值的社會實踐，才使當代領導人在此基礎上繼續進行新的探索。施拉姆認為，改革開放后的“當代領導人正在繼續進行毛在1949年最初取得成功之后沒能進行下去的‘中國化’運動”。[21](p50)

　　2.毛澤東時期的經濟成就為“中國模式”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

　　多數海外學者認為，盡管毛澤東時代在經濟上曾出現一些偏差，但“中國模式”是建立在毛澤東時期所取得成就基礎之上的。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的國際政策是不借貸，資金不外逃，國內已有了相當的工業基礎，這使鄧小平很容易地重返國際市場而不用影響到中國的獨立自主。他們還認為，中國目前農村和小城鎮發展得取得了很大成功，其基礎在于“文革”期間的小工業政策。“用其他辦法也可以取得目前的成果，但不應該忽視現在的成果是毛主義發展策略的結果。”[8](p308)

　　多數學者通過實證的方法進行研究，他們認為，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無論用哪種指標來衡量，中國經濟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進展。法國著名學者馬思樂認為，毛澤東時期中國工業產量年均增長率為11.3%，這一速度是現代世界歷史上任何國家在工業化時期都無法比擬的。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工業基地比比利時的工業基地還小，但在毛澤東執政晚期，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六個工業生產國之一了。

　　美國著名學者邁斯納也認為，無論人們將對毛澤東時代作何種評價，但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毛澤東時代的巨大經濟成就和高積累，使改革開放的中國有了迅速發展的強大的物質基礎。

　　3.毛澤東思想中的重要內容在改革開放后得以堅持和發展

　　多數海外學者在考察改革開放前后中國共產黨政策的區別的同時，還特別關注兩者之間的聯系。他們認為，鄧小平強調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反對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正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部分。因此，在他們看來，改革開放后的中國領導人堅持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是必然的結論。

　　中國政策的連續性獲得多數海外學者的好評。美國學者德里克認為，“不管毛澤東在不同時期制定的具體政策命運如何，毛澤東思想仍然是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核心組成部分，這是因為它不僅代表毛澤東本人的思想，而且還代表集體的經驗，但是，更重要的是因為它的核心成分具有持久的意義：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經驗相結合。由于相同的原因，我愿意在這里表明，毛澤東思想中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經驗相結合為解讀后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轉變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工具”。[22](p155)

　　有的海外學者還比較了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之間的關系。如施拉姆認為，毛澤東的思想同鄧小平的思想相比較，兩者有一點未作絲毫的改變，那就是為尋找一條現代化道路而向西方學習，特別是向馬克思主義學習，同時又保留中國特色，也就是都要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同時也要適應中國的具體情況，適應中國人民的文化傳統。俄羅斯學者葉列娜·波多利科指出：“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領導人的主要目標始終是把國家變成世界上有威望和影響的繁榮富強的國家。”[23](p10)

　　四、毛澤東晚年在指導社會主義建設中存在的理論和實踐失誤

　　海外學者在充分肯定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發展道路探索成就的同時，也指出了存在的問題。

　　1.毛澤東晚年思想背離了“八大”前形成的正確思想

　　多數海外學者認為，毛澤東在1957年以后的思想，特別是“文革”時期的思想與此前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日本學者中西功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了分期，將1957年和1958年后展開的思想稱為毛澤東的晚年思想。他認為，新中國成立后在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等各方面都在摸索著“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在各方面對民族資本進行和平改造的這種中國式的做法為人們所注目。“所有這些經驗都在‘八大’上做了總結，而且作為中共的‘社會主義道路’(那是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確定了下來。這條路線實際上是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打基礎的路線，是通過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嘗試的路線。”[24](p147)但是從1957年、1958年開始，“八大”的路線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這一時期的毛澤東思想的特點，是把中國革命各階段、各時期的中共和毛澤東的路線，胡亂地收羅在一起。其本質則是以老辦法解決新問題。他分析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毛澤東長期處于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關系都不大的社會環境中，這妨礙了毛澤東積極向新的社會主義革命轉化所必需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準備。中西功的這一分析雖然不夠全面和深刻，但在上世紀60年代就有此觀點實在是難能可貴，同時其分析問題的方法也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美國學者麥克法奈爾也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否定毛最喜歡的那些原則。他一貫堅持共產黨在所有領域里的領導權，文化大革命極大程度地使黨的干部士氣低落，并摧毀了他們在群眾眼中的權威，而恢復這些權威則要花許多年的時間。毛特別注意黨對槍桿子的領導，但是經過文化大革命，軍人控制了新組建的黨的機構。毛反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但文化大革命中他自己卻在事實上被奉若神明。毛始終提倡‘治病救人’，反對‘一棍子把人打死’，而文化發革命中，他卻迅速地清洗了他的許多從前的同事，隨之廢棄的是那種‘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的路線。”[25](p316)

　　2.毛澤東是“唯意志論者”

　　多數海外學者認為，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過于重視精神方面的力量，是典型的“唯意志論者”。費正清曾把建國初期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分為兩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唯意志論者，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強調計劃經濟和求得物質進步者。他說：“唯意志論與計劃的對比：毛的大多數同時代人在面臨巨大的任務時，贊成進行五年計劃之類的系統工作，把投資資金的逐步積累和工業建設看作必不可少的。毛則考慮政治多于經濟，因為他相信只要有正確的態度和決心，人就能夠克服一切困難。這種對意志的重視，即唯意志論，成為毛的個人信條，是得到他的個人經驗所肯定的，這使他偏愛地方的主動精神而不贊成由中央實行控制，相信人民而不相信官僚，重視農民而不放心任何新出現的統治階級，用很普通的話來說，就是重視政治而不重視經濟。”[26](p18)

　　英國學者戴維·麥克萊倫對毛澤東的貢獻和影響進行了客觀分析。他認為，毛澤東把中國的極端落后當成了一種長處，極其相信人類本性的可塑性，并認為中國人民比大多數其他民族更具有可塑性。因此，毛澤東把主管方面置于首位，把階級斗爭說成發生在集體與個人利益牽制的個人意識里。對自我犧牲精神無休止的贊美，對物質刺激的盲目抵制，以及普遍的禁欲主義和清教徒主義也因此盛行于中國社會。在麥克萊倫看來，毛澤東時代過于強調意識的重要性，把無產階級的意識灌輸到人民群眾中，通過運動組織群眾進行國家建設。

　　不管人們對毛澤東有怎樣的看法，誰都不能否認他是一位具有重大影響的人物。多數海外學者認為，對毛澤東的錯誤應客觀對待。“一個人不可能完美無缺，對毛這樣一位英雄不能過于吹毛求疵。許多中國人明顯地為有這樣一位英雄而高興，并且極樂意把毛統治下的不滿意歸咎于他的助手。”[27](p28)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發展道路的艱辛探索，為中國共產黨進行繼續探索并系統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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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景文(1965-)，男，山東濟寧人，史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社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海外中國學，上海　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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