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早前，太原市杏花嶺派出所退休老干部焦光輝同志，向我們介紹了張福元同志，他說，張福元是跟陳永貴干出來的昔陽干部，大干苦干，那種實干精神，你們根本想象不到，那才是毛澤東思想培養(yǎng)的真正干部。

　　2012年大年初一，我們在焦老的帶領下，到了張老家拜年，張老非常高興，送我們他剛寫的書《風云松濤——張福元人生之路》作為留念。

　　張老拄著拐棍迎送我們，看上去他的腿走路非常吃力，我想，看這腿的樣子，年輕時腿也肯定不好，還能干什么多苦多累的活兒?

　　回家后，我懷著好奇的心情閱讀了張老送的書，張老曾經堅強有力的雙腿展現在我的眼前：這雙腿一天兩夜走二百里路!這雙腿奔走在訪貧問苦的崎嶇山路上!這雙腿戰(zhàn)斗在窮山惡水劈山造田的勞動中!這雙腿沖在農業(yè)學大寨的最前線!這雙腿屹立在抗洪保壩的洪流中!原來這雙腿是出盡了力!正如焦老所說，張老的大干苦干精神確實出乎我們的想象。

　　張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深深震撼了我的心靈!

　　看了張老的書，我就想寫讀后感，但幾次動筆，幾次寫不來，因為我的心太不平靜了!張老是1958年至1978年的公社干部，參加了人民公社的全部歷史。但在之前我看過的主編余習廣、李良棟等，撰稿劉海濤、王朝彬等，于1992年寫的《大潮新起，鄧小平南巡前前后后》42頁中說的：“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間，我國農業(yè)生產始終徘徊不前。”張老他們20年的奮斗，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人竟是置若罔聞!造謠污蔑，欺騙無知群眾，真是怒不可遏，氣的我無從下筆。

　　今年是毛主席誕辰120周年，我強忍心痛，平復心情，提起筆來，紀念毛主席，紀念毛澤東時代，紀念毛澤東時代的干部，看看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干部干了什么?看看毛澤東時代的公社書記是怎么當的?

　　在宣傳毛主席的道路上，我接觸了許多老干部，但讓我感觸最深的還是張福元同志。

　　張福元是農村干部，是山西省昔陽縣界都公社1967年至1975年8年的公社黨委書記，是跟著陳永貴“重新安排昔陽山河”干出來的干部，在這8年“重新安排昔陽山河”的日日夜夜里，大干苦干，造福一方，干的是百年大計。

　　解放以后，毛主席就一直關注農業(yè)，關注農村，關注農民，從剛解放成立的“窮棒子社”的合作化，到后來“大寨”的人民公社，無不傾注了毛主席大量的心血，翻開毛主席著作第五卷，《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的按語》(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注釋的開頭是這樣寫的：“毛澤東同志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時候，寫了一百零四篇按語，這里選輯了四十三篇，”“一百零四篇”，毛主席對農業(yè)的重視，對工作的勤勞、辛苦，可見一斑。

　　1958年，毛主席總結出農業(yè)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管、工”，更見毛主席對農業(yè)的研究。

　　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規(guī)劃

　　肥：合理施肥

　　水：興修水利和合理用水

　　種：培育和推廣良種

　　密：合理密植

　　保：植物保護、防治病蟲害

　　管：田間管理

　　工：工具改革

　　這里我又想起南開大學教授艾躍進說：“毛主席不僅是軍事專家而且是一個農業(yè)專家”的話來。

　　可以說毛主席的農業(yè)八字憲法，是中國農業(yè)的第一部科技大法。后來，毛主席看到竺可楨《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系》一文的摘要，因此他說他搞的農業(yè)八字憲法“是管地沒管天”，在八字外，還應加上“光”和“氣”兩個字。

　　陳永貴說：“‘農業(yè)八字憲法’是老經驗和新技術配了套，這八個字和機器一樣，缺了一個就像機器缺了零件，開起來就不靈了。”他帶領的大寨人，虔誠地執(zhí)行著毛主席提出的“農業(yè)八字憲法”，在土地上下功夫，戰(zhàn)天斗地，改造自然，在耕地勞動、農田建設、海綿田、選種育種、播種、施肥、合理密植、農田管理上等等有一套成熟的經驗，使大寨連年豐收，毛主席對陳永貴說：“你是個農業(yè)專家。”陳永貴連忙說：“不是，不是。”真是英雄惜英雄。

　　27年來，毛主席領導的農業(yè)合作社、人民公社，使農村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從農民的政治覺悟、民主管理、勞動積極性、精神面貌、生活水平都是古今中外農民所沒有的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

　　張福元從1958年擔任公社干部在農村工作20年來，特別是1967年至1975年8年的公社黨委書記，是毛澤東思想的實踐者，是昔陽“農業(yè)學大寨”的帶頭人、執(zhí)行者、參與者、管理者，當年壘的壩、修的渠、造的田、蓋的房歷經滄桑40多年，還巍然屹立，山在作證，水在作證，地在作證，人在作證，豈是茍且之人所能污蔑掉的?當年建設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現在還在惠及一方，豈是茍且之人所能污蔑掉的?

　　張福元是貧雇農的孩子，是新中國培養(yǎng)出來的干部，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出來的干部，他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付出了他的青春、汗水和熱血，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實踐了毛澤東思想的光輝。

　　為了讓年輕人能更多的了解歷史，為了展現毛澤東時代的精神風貌，我根據張福元寫的書，給大家做個介紹，也算我的讀書感想，也是我表達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心意，寫的文章較長，共十三節(jié)，3萬5千多字，為了不耽誤大家的時間，我分開發(fā)表。十三節(jié)內容如下：

　　一、張福元成長的環(huán)境

　　二、張福元家鄉(xiāng)的合作社、人民公社情況

　　三、張福元與大寨和陳永貴

　　四、陳永貴推廣大寨精神

　　五、張福元當干部的群眾情懷

　　六、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干部——筑壩造田

　　七、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干部——劈山改河

　　八、張福元和人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

　　九、張福元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進行到底

　　十、張福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十一、社會主義是干出來的不是等出來的

　　十二、我們去了陳永貴、張福元戰(zhàn)斗的地方大寨和界都

　　十三、我們認為公社化比城鎮(zhèn)化好億萬倍

　　一、張福元成長的環(huán)境

　　張福元1932年8月出生于一個貧雇農家庭，今年81歲。家鄉(xiāng)是山西省昔陽縣東冶頭村。

　　張福元在舊社會，從小吃不飽，穿不暖，過著牛馬不如的悲慘生活。

　　1945年8月中旬，日本鬼子投降，昔陽解放，新中國的曙光來臨。

　　張福元13歲上了學，從此享受著新中國勞動人民翻身解放、當家作主人的幸福生活。上了一年學，被選送到昔陽縣立第一高小附屬師范班學習，經過兩年學習，于1948年2月，分配當了小學教員。參加革命工作的工齡從這時算起，這一年張福元才剛滿16歲。

　　1948年底，家里分到了土地和房屋，這是他父母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全家人衷心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給予的幸福生活。

　　1949年初，山西省省立左權師范在昔陽招生，張福元被選拔出來去左權學習。

　　1950年6月在左權師范入團。10月從師范畢業(yè)，回昔陽一區(qū)當小學教員。

　　1951年6月調到一區(qū)區(qū)公所，任事務秘書，8月調到縣機關，先后擔任團縣委少兒部長、學校工作部部長兼機關團總支書記，這一年張福元不滿20歲。

　　1952年上級給了昔陽一個華北局黨校(北京)學習名額，張福元又被選中，學期一年，1953年從華北局黨校結業(yè)，回到縣委工作。

　　1955年2月入黨。

　　1956年2月被任命為縣政府文化科副科長。

　　1956年5月縣里選送到山西省委黨校(太原)哲學班學習兩年。

　　我用寫簡歷的形式寫張福元的成長，只是羨慕張福元成長在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是多么幸福，國家培養(yǎng)，國家出錢，張福元的父母不用操心。

　　二、張福元家鄉(xiāng)的合作社、人民公社情況

　　1958年8月，實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昔陽由原來的46個鄉(xiāng)，變?yōu)?個人民公社，公社規(guī)模擴大了，工作量也加大了，為了加強領導班子，縣委抽調一批青年干部擔任各公社主要領導，張福元到刀把口公社擔任黨委委員、文教部長。

　　刀把口公社是昔陽縣最偏遠的地方，在深山老林之中，但那里的農民在合作社的勞動中卻是又勤勞，又能干，張福元老是這樣記敘的：“刀把口從組織互助組就開始發(fā)展畜牧業(yè)，五十年代后期成了牛羊滿山，騾馬成群，六畜興旺的畜牧場。當時，刀把口就引進了新疆細毛羊、高麗紅馬和新種大黃牛，戶均養(yǎng)羊四十六只。說起刀把口不能不提張老太，張老太是刀把口公社刀把口村黨支部書記，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他就是解放區(qū)的勞動模范。1951年9月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領導接見，1957年2月又代表全體社員到北京，出席全國第一次農業(yè)生產勞動模范代表大會，又一次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接見。”

　　張福元到刀把口公社任職后，先后六次上刀把口村看望勞動模范張老太，向張老太請教、學習。

　　刀把口村在虎寨嶺的山口，是三省、五縣、十八村的交匯處，刀把口村民也是由這些省、縣、村討吃、要飯、流浪的人組成，解放前稱“難民村。”張老太這個勞動模范，帶領大家苦干實干，把一個“難民村”變成了家家萬貫家產的“富裕村”，50年代中后期昔陽開了三支花，就是：大寨、白羊峪、刀把口，昔陽有民歌唱道：

　　昔陽縣里三支花，

　　花開千里香萬家。

　　幸福花兒紅又大，

　　全縣人民都愛它。

　　大寨開了豐收花，

　　五谷豐登放彩霞。

　　白羊峪開了林業(yè)花，

　　滿山森林黑壓壓。

　　刀把口開了畜牧花，

　　大畜小畜滿山爬。

　　戶戶家產兩萬貫，

　　幸福生活人人夸。

　　三支花開香萬家，

　　全縣人民都愛它。

　　鼓足干勁爭上游，

　　昔陽開遍幸福花。

　　張老太領著張福元一個坡一個坡地看，一戶一戶地看，誰家也是騾馬成群，豬羊滿圈，果真名不虛傳。張老太說：“刀把口現在富了，我說這不算富，一個富了不算富，公社都富了才算富，一家有飯吃不算，人人有飯吃才算，都有飯吃我才高興。”

　　1958年秋，張福元籌備的公社業(yè)余文工團正式成立，文工團的節(jié)目都是自編自演，他們?yōu)樽约旱墓鐒?chuàng)作了表演唱《俺社有個小西湖》，說的也是刀把口村：

　　俺社有個小西湖，

　　就在山頭上，

　　清藍藍的水面漂荷花，

　　兩岸垂楊柳。

　　鵝鴨呱呱叫，

　　鯉魚翻跟頭，

　　打柴的人兒變了樣，

　　上山拿起呀釣魚鉤。

　　《家鄉(xiāng)好》這樣唱道：

　　一出白皮關，

　　一片好風光，

　　山清水秀多呀多寶藏，

　　核桃、柿子、落花生，

　　吃上幾個管叫你甜又香，

　　一輩子不能忘。

　　1959年張福元被任命為刀把口公社黨委副書記，公社憑著全國勞模張老太這張王牌，從東北接回兩輛解放牌汽車，轟動了昔陽縣。

　　有了車，就得修路，把張老太請來，出謀劃策，決定從東冶頭開始，經過南營、孔氏、王寨、松樹巖到郝家，修一條百里盤山路，路邊再修一條盤山渠，即解決了路，也解決了引水灌溉問題，渠里流水，路上行人、跑車，真是一舉三得的好事情。

　　修路工程開工后，業(yè)余文工團積極配合工程進行宣傳，把工地上的好人好事就地編演，鼓舞人心，盤山路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就修通了。

　　1959年全縣要大匯演，刀把口業(yè)余文工團就開上兩輛嶄新的解放牌汽車，敲鑼打鼓，放聲歌唱，浩浩蕩蕩上了盤山路，進了昔陽城。

　　1960年2月，張福元被任命為昔陽縣文化館長。

　　1960年6月，全國文化、教育、衛(wèi)生、體育、新聞系統(tǒng)的先進單位、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張福元作為先進單位代表參加了這次各條戰(zhàn)線的群英會，特別一提的是在張福元支持、幫助下成為昔陽作曲名家、全國名人的史掌元也參加了群英會，史掌元的名曲是1959年創(chuàng)作的《唱的幸福落滿坡》。

　　南山嶺上南山坡

　　南山坡上唱山歌

　　唱得紅花朵朵開

　　唱得果樹長滿坡

　　唱得果樹長滿坡 長滿坡

　　東坡唱起豐收歌

　　西坡唱起銀水河

　　河水淙淙流不斷

　　東坡西坡長稻禾

　　東坡西坡長稻禾 長稻禾

　　高坡青松葉不落

　　低坡紅花果樹多

　　前坡蜜桃后坡梨

　　千重萬迭金銀坡

　　千重萬迭金銀坡 金銀坡

　　金坡銀坡八寶坡

　　羊群滾滾似銀河

　　牧童站在銀河岸

　　手揚鞭梢口唱歌

　　手揚鞭梢口唱歌 口唱歌

　　田坡林坡花果坡

　　綠草青青牛滿坡

　　南山坡上放聲唱

　　唱得幸福落滿坡

　　唱得幸福落滿坡 落滿坡

　　從這首歌可以看出，昔陽作為一個老解放區(qū)，人民的合作化熱情高漲，通過10多年的集體努力，家鄉(xiāng)已經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張福元老是這樣記敘了他在北京開會的心情：“宴會從晚上7點開始，到9點才結束，我回到旅社后，激動得一晚上沒有睡著。我躺在床上，睜著眼睛想過去看現在望未來，對這次大會也有了更深的認識。我想，中央召開這次會議，所抓的每一方面工作都是為了讓廣大人民群眾過上好生活。抓教育是為了讓群眾讀書識字，搞文化是為了活躍城市和農村的生活，講衛(wèi)生是要破舊立新讓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搞體育是為了增強人民體質，搞新聞是為了讓老百姓關心國家大事，讓老百姓做國家的主人。國家抓這五個方面的工作，確實抓到了人民的心坎上，群眾咋能不擁護。中央做的都是老百姓擁護的好事情，群眾在這方面做出了成績還被稱作英雄，英雄英雄，千萬不能忘記了共產黨的恩情，不能忘記毛主席才是真正的救命恩人。6月11日，會議舉行了盛大的聯(lián)歡晚會。有京劇、舞劇、相聲、舞會、琴書、京韻大鼓等文藝節(jié)目，也有乒乓球比賽和體操比賽等。我看了一場京劇《穆桂英掛帥》，還看了一場歷史舞劇《小刀會》，這兩出戲一出體現了中華兒女的精忠愛國精神，一出表現的是官逼民反的主題，我看過后，感觸特別深。我想，中央組織參加群英會的代表看這兩出戲，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因為當時國家正處在三年困難時期，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艱難，國家干部如果不發(fā)揚精忠愛國的精神，不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同心同德，老百姓就會怨聲載道，甚至還可能出現更惡劣的后果。因此，我決心發(fā)揚楊家將的愛國主義精神，回去后和廣大群眾同甘苦、共命運，一起戰(zhàn)勝困難，度過難關。”

　　張福元是新中國毛主席、共產黨培養(yǎng)的勞動人民的干部，純潔、樸素，干一行，愛一行，分配到哪里，就干在哪里，干什么工作，都要干好。

　　在昔陽文化館工作期間，也是搞得轟轟烈烈，1962年，中央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精簡機構，壓縮人員，縣文工團下放到縣文化館，張福元就把文工團變成輕騎隊，深入農村、山莊、工地，邊演出、邊勞動，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

　　三、張福元與大寨和陳永貴

　　大寨自從1946年“組織起來”后，從“互助組”“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一直走集體道路。所以在1963年發(fā)生洪澇災害后，大寨人正是憑著集體的力量，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在“三不要”即不要國家的救濟款、救濟糧和救災物資的情況下，戰(zhàn)勝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實現了“三不少”即賣給國家的公糧不少，社員口糧不少，社員分紅不少。大寨人的驚人壯舉引起了山西省委和黨中央的高度重視。

　　1964年1月9日，中央請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到人民大會堂向首都萬余名黨政軍干部和群眾作了關于大寨人民以革命精神進行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以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戰(zhàn)勝嚴重自然災害的報告，引起強烈反響。2月10日，《人民日報》發(fā)表《大寨之路》的大型通訊報道，并配發(fā)了題為《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qū)的好榜樣》的社論。

　　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于1964年3月初，親自要到大寨視察，張福元作為縣里的接待人員，全程陪同。

　　陶書記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長期領導昔陽的抗日工作，對昔陽很熟悉，對這里的山山水水特別親切，所以他這次來，到了昔陽不少地方。

　　到了昔陽縣的“三支花”之一的白羊峪，人們把人稱“山歌王”的王登來推到陶書記面前，讓他給陶書記演唱他們自編自唱的民歌《俺們白羊峪實在美》，王登來也不推辭，站在山上沖著山林和客人，亮開他的大嗓門高調唱到：

　　提起俺們白羊峪，

　　俺們白羊峪實在是

　　好呀、美呀、實呀實在美。

　　這么大那桃兒，

　　這么大那梨，

　　這么大那棗兒紅呀紅又脆，

　　這么大那蘋果吃在你那嘴，

　　甜呀甜煞你。

　　啊呀，甜呀甜煞你。

　　陶書記聽著這熟悉的曲調，看著這滿山的綠草山林，他不禁心潮起伏，眼圈濕潤了。

　　到了趙璧川公社后，陶魯笳書記發(fā)現這里的人們吃水問題依然非常困難，感到特別痛心，于是當下決定以民辦公助的形式解決這個問題，并安排專人負責這一工程。陶魯笳走后，一條70華里的引水渠很快修通，徹底解決了趙璧川三萬余人的吃水困難。

　　張福元早在1951年在昔陽一區(qū)當事務秘書的時候，就認識了同是一區(qū)的大寨最有名的勞動模范陳永貴。1960年，張福元當昔陽縣文化館長的時候，就在縣辦展覽館介紹大寨心紅實干的陳永貴的模范事跡，大寨當時就是全省有名的典型之一，山西省委1960年2月就發(fā)出了《學習模范支部書記陳永貴》的號召。文化館為了宣傳好大寨，張福元經常找陳永貴了解情況，去了大寨，張福元就在陳永貴家吃飯，和陳永貴一起到地里參加勞動，通過圖片等多種形式宣傳大寨和陳永貴。

　　這次張福元陪同陶魯笳，到了大寨的新發(fā)現，是郭鳳蓮等鐵姑娘不僅是勞動模范，而且還是文藝人才，她們自編自演的《大寨鐵姑娘》、《虎頭山上架銀橋》，更是得到了群眾和上級的好評和贊揚，《虎頭山上架銀橋》唱道：

　　虎頭山，高又高，

　　虎頭山上架銀橋，

　　盤山渠水嘩啦啦流，

　　澆了東坡澆西坡，

　　澆的那高粱紅似火，

　　澆的那谷穗笑彎了腰，

　　澆的年年好收成，

　　澆出了大寨新面貌。

　　陶魯笳視察大寨不久，毛主席于3月28日至29日召集河北、山西省委的主要領導同志，林鐵和陶魯笳等人到邯鄲的專列上匯報工作。陶魯笳重點匯報了他在大寨調查的情況。毛主席聽后，對大寨和陳永貴特別感興趣，不斷插話詢問大寨和陳永貴的情況，贊揚“窮山溝里出好文章。”自此，大寨和陳永貴在偉人毛主席心中掛了號。

　　1964年8月12日發(fā)表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中，首次提出了關于“工業(yè)學大慶，農業(yè)學大寨，全國人民學解放軍，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號召，自此，在中國大地上，徹底排除了“單干風”和“包產到戶”。

　　1964年12月21日，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陳永貴被選為三屆人大代表，并當選大會主席團成員。周總理在《政府報告》中，說：“我們各級領導機關，各個事業(yè)單位和廣大干部，就是要學習解放軍、大慶、大寨的徹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風，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邁進。”

　　周總理的報告通過報紙、電波迅速傳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從此，大寨成為人人向往的一顆明珠，陳永貴也成為中國農民中的一顆巨星。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后，大寨和陳永貴的地位被推向了極致。

　　1966年12月中旬陳永貴進京找周總理，周總理告他要把昔陽的工作引向“抓革命促生產”的正常軌道。

　　1967年2月11日，陳永貴成立“昔陽縣革命造反總指揮部”，任總指揮;

　　2月25日，陳永貴成為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成員;

　　3月15日，陳永貴成為山西省核心小組抓革命促生產副總指揮;

　　3月19日，陳永貴成為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4月8日，陳永貴成為昔陽縣革命委員會主任。

　　至此，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陳永貴從一位勞動模范一躍成為昔陽縣的最高領導和山西省的第三號人物。

　　四、陳永貴推廣大寨精神

　　早在1964年4月10日《人民日報》就首發(fā)了周振佳詞、李群曲的《學大寨 趕大寨》，歌詞是這樣的：

　　學習大寨呀趕大寨，

　　大寨紅旗迎風擺，

　　它是咱公社的好榜樣啊，

　　自力更生改變那窮和白，

　　堅決學習大寨人，

　　敢把那山山水水，

　　另呀嘛另安排，

　　干起來干起來，

　　大寨的紅花遍地開，

　　干起來干起來，

　　大寨的紅花遍地開。

　　學習大寨呀趕大寨，

　　大寨精神放光彩，

　　窮山惡水不可怕呀，

　　開動腦筋改造那大自然，

　　科學試驗打先鋒，

　　你看那豐收的喜訊，

　　接呀嘛接著來，

　　干起來干起來，

　　大寨的紅花遍地開，

　　干起來干起來，

　　大寨的紅花遍地開。

　　學習大寨呀趕大寨，

　　大寨風格記心懷，

　　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呀，

　　集體和個人妥安排，

　　先進不忘幫后進，

　　敢把那別人的困難，

　　擔呀嘛擔起來，

　　干起來干起來，

　　大寨的紅花遍地開，

　　干起來干起來，

　　大寨的紅花遍地開。

　　遍地開。

　　頓時，這一首歌唱紅全國各地，鼓舞著全國各族人民的戰(zhàn)天斗地精神。好聽的歌，也把學大寨的什么和大寨精神說了個差不多。

　　那么最準確的是學大寨什么?大寨精神是什么?

　　1964年12月，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大寨精神作了如下的概括：“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

　　1967年7月，陳永貴說了一句話叫“學大寨，趕大寨，手中無權學不開。”這句話不是陳永貴隨便說出的，而是有著切身的體會。自從1964年黨中央、毛主席發(fā)出“農業(yè)學大寨”的偉大號召后至今已有三年，但大寨經驗在本縣還是一直得不到很好的推廣，可以說全國學大寨，昔陽沒有學，最主要的就是曾經掌權的縣委領導對大寨不感興趣。

　　陳永貴想使全縣學大寨，想讓大寨精神在全縣開花結果，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就是春耕生產。然而，要推廣大寨精神，必須要有一批有熱情、有能力、有干勁還要和大寨有感情的領導干部，特別是公社一級的中層領導干部，不然的話，就是把陳永貴累死，“學大寨”還是一句口號。

　　陳永貴首先從抓領導開始，昔陽的局勢就穩(wěn)定下來，很快，昔陽就出現了轟轟烈烈抓革命促生產的可喜局面。

　　陳永貴決定讓張福元到界都公社當公社黨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張福元說：“界都學不好大寨，拿我試問，改變不了界都面貌我不回來!”

　　陳永貴一聽高興地說：“我知道你敢想、敢干、不怕吃苦，去吧，有干頭。”

　　曾經，張福元是干部，陳永貴只是一個農民;現在陳永貴是山西第三把手，昔陽第一把手，張福元是陳永貴的下級;

　　不過，張福元1932年生，陳永貴1914年生，陳永貴的年齡比張福元大得多。

　　但是，他們當干部和當農民都是一樣的，干部只是勞動的一員，陳永貴當干部了，但他始終都是把自己當農民，一刻也沒有脫離了勞動人民的本色，他們唯一追求的只是為了更好地改變家鄉(xiāng)貧窮落后的面貌，只是為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五、張福元當干部的群眾情懷

　　1967年9月，張福元到界都公社走馬上任。

　　以自然條件來說，昔陽縣在山西是有名的干旱縣，十年九旱，那么界都就是十年十旱。遇上山洪和災年，山坡刮成光石板，河溝沖成亂石灘。老百姓是這樣說的：“界都河，八十八丈寬，一馬平川干河灘。石頭不能當飯吃，氣得百姓干瞪眼。”

　　張福元是這樣想的，自己過去是個窮人家的孩子，吃不飽穿不暖。是毛主席、共產黨把自己從苦海中救了出來，又把自己培養(yǎng)成一名領導干部。如今，縣委領導把改變界都這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交給自己，就是對自己最大的信任，自己只能義無反顧，迎難而上，決不能討價還價、退縮不前。再說，界都的條件再差，山溝里再窮，也不過是和過去的大寨一個樣。大寨過去的山也是窮山、干山，要水沒水、要肥沒肥，現在不是照樣造出了活土層深達一尺多保水保肥的海綿田，畝產還過了長江(800斤)嗎?大寨的山過去也沒有樹，現在卻有了遮天蔽日的連片松樹林，還在山坡上培育出了成片的果園，結下了累累的碩果。這說明什么問題呢?這說明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不管條件怎樣艱苦，只要堅決干，人就可以改造自然，把窮山溝變成富谷洞，過上幸福美滿的新生活。

　　界都公社當時共有17個大隊，12000多口人，16500多畝土地，屬典型的人多地少、土薄地劣的干石山區(qū)。

　　界都地形特點為一川三溝，一條大川就是界都川，就是松溪河沖出的干河灘。三道溝自西向東是前里安陽溝、石門達井溝，前里車掌溝。

　　一川三溝分布著大大小小的村落。其中界都川兩邊分布著7個大隊，順著松溪河的走向，自西向東分別是馬家峪、克栳會、北界都、南界都、柏葉底、西固壁、二郎峪;安陽溝里居住著三個大隊，自南向北依次為前安陽溝、里安陽溝、安陽掌;石門達井溝自南向北分別坐落著兩岔掌、達井、石門三個大隊;前里車掌溝自外到里依次排列著前車掌、里車掌、麻地峪、鴿堂4個大隊。

　　張福元任界都公社書記的8年時間里，足跡踏遍了這17個大隊的每一寸土地，村與村的距離不是測繪出來的，而是用腳一步一步量出來的，當時界都流傳著這樣一個順口溜：

　　張書記下鄉(xiāng)不坐車，全憑兩只鐵腳板。

　　張書記是飛毛腿，一日能走一千里。

　　張書記來了好招待，家常便飯端上來。

　　他不抽煙來不喝酒，偏愛吃咱家的抿圪斗。

　　陳永貴說：“干部干部，就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當干部。”

　　“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著黨支部。”

　　“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

　　“干部邁什么步，群眾就走什么路。”

　　“不勞動的人，不能當干部，勞動不好的人，不是好干部。”

　　張福元學習大寨精神，學習大寨干部，自己是這樣，要求大隊干部也是這樣。

　　張福元一個村一個村跑，一個村一個村看，把年輕有為、年富力強、愿意為人民服務、能吃苦耐勞、勞動肯干，知道如何做群眾工作和有組織生產能力的人，提拔到重要崗位上來，點燃一盞盞明燈，照亮一座座村莊，使干部能起到學大寨的帶頭作用。

　　北界都大隊的宋老虎就是張福元點燃的其中一盞明燈。宋老虎本是一小隊隊長，三十出頭，人高馬大，頭腦靈活，下苦肯干，作風正派，群眾關系好，把一小隊的生產抓的井井有條，張福元就大膽使用人才，提拔他為北界都大隊黨支部書記。

　　里安陽溝的大隊會計劉俊孩足智多謀，在生產上很有辦法，群眾威信也高，可是還是預備黨員，張福元就召開公社黨委會研究，決定讓劉俊孩提前轉正，提起來當黨支部書記。劉俊孩不負眾望，勤勞實干，帶領群眾改變了家鄉(xiāng)的面貌。群眾對劉俊孩的評價是：身不離勞動，心不離群眾，以身作則，帶頭苦干，是能打能拼的硬骨頭。

　　西固壁大隊是界都川的一個比較大的大隊，原來的黨支部書記，年齡大了，行動不方便，使西固壁的工作長期上不去，不換干部，西固壁肯定要長期落后，換誰呢?干部群眾看中了五隊的隊長李七毛。公社黨委經過考察后，決定把改變西固壁村落后面貌的重任交給李七毛，張福元找李七毛談話說：“七毛，群眾反映你在村里干得不錯，公社決定你當黨支部書記，你敢干不敢干?”七毛說：“只要領導信得過，我就敢干。”從此，西固壁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張福元到了里車掌大隊，這是一個百十戶人家的小山村，了解到村里生產上不去，群眾反映說：“要想把車掌搞上去，只有一個人有這本事，就是村里的石匠旺所。上級要讓群眾選，我們就選旺所。”張福元回去開會，經公社黨委研究，決定不拘一格選人才，只要旺所真有改變里車掌大隊落后面貌的本事，本人也愿意帶領群眾干，就馬上介紹他入黨，擔任支部書記。

　　于是公社把在外給大隊搞副業(yè)的郭旺所從陽泉叫回來，以群眾代表的身份參加大隊黨支部的整黨。

　　整黨快結束時，公社黨委找旺所談話，張福元說：“旺所，群眾都反映你很不錯，想推選你當大隊黨支部書記，不是黨員，可以在整黨中火線入黨，群眾說你行，你就放心大膽地干吧!”郭旺所看到上級領導和黨員群眾對自己如此信任，心里很感動，就點頭同意了。

　　張福元為了界都人民群眾的幸福生活，急群眾所急，干群眾所想，一切以群眾利益為重，一切工作都聽取群眾的建議，選拔干部更是征求群眾的意見，干部從群眾中來，為群眾辦事，使界都人民群眾和黨員干部齊心協(xié)力，創(chuàng)造了驚天動地的人間奇跡。

　　六、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干部——筑壩造田

　　1968年8月24日，中共昔陽縣委在大寨舉辦了由縣社兩級干部共700多人參加的為期半個月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主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在路線斗爭中干部要提高自覺性問題，二是要為實現大寨縣而奮斗的問題。就是在這個學習班上，陳永貴響亮地提出了“重新安排昔陽山河”的口號，這對昔陽來說是個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口號，吹響了全縣“農業(yè)學大寨”移山改河、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號角。陳永貴提出要在全縣的五川二十社大規(guī)模的開展治山治河運動，徹底改變昔陽貧窮落后的面貌，在三到五年的時間里全面實現大寨縣，在全國搞一個“大寨”式的樣板縣。

　　陳永貴提出的五川二十社是指昔陽縣共有五道大川20個人民公社。這五道大川分別是趙璧川、安平川、巴州川、洪水川、界都川。陳永貴要在全縣范圍內掀起學大寨運動的高潮，要求社社有工程，隊隊有項目，達到全面開花，全盤發(fā)展。

　　張福元知道陳永貴的脾氣歷來都是雷厲風行，說到做到，自己這個公社書記，如果不在界都搞出幾個改天換地的樣板工程，一來交代不了縣委和陳永貴，二來對不起界都的廣大群眾。回到公社后，就召開全公社大隊黨支部書記會議，傳達縣委學大寨精神。

　　張福元帶領公社一班人，下鄉(xiāng)蹲點，全身心地投入到“農業(yè)學大寨”運動中，筑壩、引水、劈山、造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里車掌大隊的郭旺所，要在學習大寨的運動中走到前面，提出要治理亂石滾滾的車掌溝，群眾都同意，干部群眾大干起來，當他們在溝里打起石壩，填出一塊塊平展展的好地后，當年就被來勢洶洶的山洪沖垮了。閘溝失敗了，洶洶的洪水別說給他們留下泥土，就連打壩用的石頭也沖得不見蹤影。村里人有點泄氣了，但郭旺所不會善罷甘休，他總結了閘溝失敗的教訓，認真學習大寨的成功經驗，大寨在溝底修了勝天洞，就是在溝里璇起涵洞，給水留下出路，要想把車掌溝治理好，也必須下這樣的硬功夫，在溝底璇起涵洞走水，在洞頂填土造地。

　　于是，郭旺所充分利用自己的石匠手藝和他的璇窯手藝，硬是利用一冬春的時間，在溝里璇起70米涵洞，在洞頂造出了幾十畝平展展的溝地。溝地平展肥沃好養(yǎng)種不說，離家也近，一出家門就是，送肥、養(yǎng)種、收獲都比坡地省勁，產量也比坡地高得多，因此這幾十畝地一修起，就成了車掌人祖祖輩輩從沒有養(yǎng)種過的好耕地。這些溝地不僅經受住了來年的山洪沖擊，也經受住了1973年的那場摧垮了多少工程的大暴雨的考驗。在溝地修起將近30年后的1996年，他們的溝地又經受住了百年不遇的大雨和山洪的洗禮，直到現在仍是村里的金飯碗。

　　三四年后，村里的收入越來越高，不僅吃穿有余，家家戶戶還有了存款，大隊也有了一定的公積金和儲備糧等公共積累。于是，郭旺所又帶領群眾開始修建新農村，把溝底兩邊的高地推平修石窯，讓住在高處的人家搬下來，社員聽了支書的打算高興的不得了，都舉雙手擁護。

　　郭旺所和黨支部一班人帶領全村群眾利用冬閑時間，在修整好土地的同時，一年一排，一排17孔窯地干了起來，他們花了四年時間，修起了80孔青石窯洞，讓住在偏僻山坡上的社員全般下來，其他社員也大都住上了新窯新房。

　　張福元作為界都公社黨委書記，時時琢磨如何學大寨，他覺得界都雖然自然條件差，但上工程卻有很多比其他地方更有利的條件。界都川是松溪河幾條支流的匯合處，經過洪水長期的沖刷，河床最寬處達700多米，汛期的最大流量達1500個以上，平時除了夏季有點小水，其余時間里都是干河灘。在界都川里，從克栳會到南界都的干河灘足有4000多畝，只要在這里打起一條順水大壩，就能造地3000多畝。

　　各生產隊憑著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渴望，完全同意公社黨委的意見，決定毀掉原來的600畝好地，把工程干起來。農民不怕吃苦，不怕受累，不怕出力流汗，只要能給兒孫留下一份好光景，只要能看到工程效益，他們就會全力支持。

　　干部群眾下定決心，不治住松溪河，不造出幾千畝好地不罷休。

　　一天，正當張福元和廣大群眾在工地上干得紅紅火火的時候，一輛汽車開到眼前，只見陳永貴、郭鳳蓮、宋立英、高秀寶從車上走下來。

　　陳永貴問張福元，“你們干什么?”

　　張福元答道：“我們準備治理界都川，想在這干河灘里打起一道順水大壩，把洪水攔住，空出河灘來墊地。”

　　陳永貴問：“這個河灘有多大?”

　　張福元答：“治理好了能成地3000多畝。”

　　陳永貴問：“有幾個村受益?”

　　張福元答：“受益的有6個村。”

　　陳永貴問：“工程誰來干?”

　　張福元答：“準備由社里出面組織，由受益的6個村出勞力來干。”

　　陳永貴問：“錢從哪里來?”

　　張福元答：“我們自己想辦法解決。”

　　陳永貴問：“多長時間能打起?”

　　張福元回答不上來了。

　　陳永貴說：“這是大事，定不了工期不許開工。”

　　張福元陪著陳永貴在河灘走了二、三里路的時候，

　　陳永貴問：“你們還有改造的地方沒有?”

　　張福元答：“有。”

　　陳永貴問：“在哪?有多大?”

　　張福元答：“西固壁還有一個1000多畝的干河灘，治理好了能成上千畝好地。”

　　陳永貴說：“走，咱們到西固壁看看，今天我就不回去了，就在這里吃飯，晚上也在這里過夜。”

　　張福元陪著陳永貴去了西固壁。

　　西固壁大隊位于松溪河的中下游，而寨嶺山是一座橫截在松溪河的河道里的高近200米的土石山，河水在這里受到攔截后，拐了一個大彎，向北沖出一個巨大的口子，人稱大廟口，洪水泛濫時，又在大廟口外的平地上沖出一個近千畝地的大河灣，起名叫老墳灣，雨季來臨，洪水特別大的時候，大水就會直向村邊的好地沖去，雨季一過，這里又成了滴水不流的干石灘，旱得連草也長不出來。

　　張福元的大膽設想是：“劈開寨嶺山，順直松溪河，打起團結壩，堵住大廟口，空出老墳灣，造地1000畝。”

　　陳永貴視察了一圈后說：“治理界都河的工程量太大，你一個公社干不了，縣里來干。西固壁的劈山改河工程由你們公社組織干。”

　　陳永貴從界都走后不到一個星期，1968年9月初，一支由400名全縣各大隊抽調出來的專業(yè)治河大軍和縣級機關單位的上千名干部職工就齊聚縣城廣場，由陳永貴親自主持，隆重召開了首戰(zhàn)界都河的誓師動員大會。

　　會后，陳永貴親自率領著1500多名干部職工和專業(yè)治河大軍，直奔30里外的界都河，53歲的陳永貴興致勃勃，意氣風發(fā)地走在隊伍的最前列。首戰(zhàn)界都河的戰(zhàn)斗打響了!

　　界都河工程的開工，不僅震動了昔陽全縣，而且震動了三晉大地。在界都河工程的師范作用下，當年的秋收還沒有完全結束，鳳居、趙璧、安平、巴州等8個公社都先后上了工程，絕大部分的生產隊也都搞起了大大小小的工程，治山治水的工程在全縣遍地開花，昔陽大地到處紅旗招展、人歡馬叫、炮聲隆隆、熱火朝天的戰(zhàn)斗場面。一場重新安排昔陽山河的大決戰(zhàn)就這樣拉開了一個宏偉的序幕，并很快就掀起了一個又一個的學大寨高潮。

　　界都河治理成功后，成地3000多畝，除了歸還各村原有的土地，余下的幾百畝建成了縣辦農場。

　　北界都在大隊黨支部書記宋老虎的帶領下，在1967年冬天就把二坡地整修的特別好，到了1968年秋后，隨著界都河治理的成功，產量達到68萬斤，比1967年的總產量34萬斤整整翻了一番，勞動日分紅上去了，群眾的生活當然也提高了。到了1970年，產量達到115萬斤，1971年更是提高到150萬，相當于1967年的5倍。畝產量也在三年中由過去的不到400斤，連闖達綱要(400斤)、過黃河(500斤)垮長江(800斤)三道關。賣給國家的余糧更是成倍往上翻。1971年光賣給國家的余糧就達56萬多斤，比1967年的總產量還要多。1966年全村的總收入是6萬，1971年則達25萬，是原來的4倍多。一個勞動日分紅則達一元多錢，名列全公社第一，年終兌現時，勞力多的人家最多分到4000多元現金，這是當初人們連想也想不到的。

　　北界都變了，富了，家家戶戶有了余糧和存款，大隊不僅有了積累，還買回拖拉機、脫粒機等大小型機械40多部。8年后，張福元要調走時，北界都人編出的民謠是：“北界都，窮變富，連續(xù)8年大豐收，耕地用的是鐵牛，從此點燈不用油。家有余糧和存款，人人都把新衣穿，勞動日分值三塊半，分紅年年能兌現。”

　　七、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干部——劈山改河

　　西固壁劈山改河造平原的工程確定下來后，張福元算了一下工程量。這項工程要在寨嶺山中間挖一道420米長、35米高、進口40米寬、出口100米寬的新河道，把寨嶺山攔腰劈開，動土石40萬方。還要在大廟口筑起一道400米長、14米高、底寬11米、收頂1米半的攔洪大壩，把松溪河攔住，把河水逼近寨嶺山上新開的河道，動土12萬方。然后在空出的老墳灣里填土新造良田。不算造地，僅劈山修壩就需動土52萬方，投工50多萬個，按全大隊每年實做7萬個勞動日計算，這些勞力再加上全村能動彈的所有人員即使不搞農業(yè)專搞這項工程，也得7年時間。

　　經過一段時間的充分準備，1969年11月5日，西固壁劈山改河的工程正式動工了。

　　這一天，公社黨委一班人來到工地，和各大隊抽調來的治河專業(yè)隊及西固壁的廣大群眾舉行了一個隆重的開工儀式后，公社黨委書記張福元和大隊黨支部書記李七毛刨下了劈開寨嶺山的第一鎬。

　　公社副書記孫連世作為蹲點干部駐守西固壁工地，從全社各大隊抽調來的治河專業(yè)隊也由孫連世負責，他們和西固壁人民日夜奮戰(zhàn)在劈山改河工地，山上山下，鎬頭飛舞，腳步飛奔，一副劈山改河圖!

　　陳永貴在西固壁劈山改河工程剛開工的那段時間里，曾三次登上寨嶺山，指導測量和規(guī)劃，可見他對這項工程的重視和關心。同時他還鼓勵廣大的干部和群眾說：“劈山改河的想法是對的，我完全贊成，你們發(fā)動群眾干吧!力量小怕什么?有了毛澤東思想，就能辦大工程，愚公就是我們的榜樣。”

　　在西固壁劈山改河工程的將近兩年時間里，張福元幾乎就住在了劈山改河的工地上，和西固壁人民吃在一起，戰(zhàn)斗在一起。縣委來電話或是來通知找張部長時，辦公室的干事們就直接來到西固壁劈山改河的工地，在干得熱火朝天的人群里找去，西固壁人自豪地說：“張書記在界都當書記，有一半時間是在給咱西固壁當家。”

　　陳永貴說：“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樣子。”西固壁大隊黨支部書記李七毛在任務艱巨，充滿危險的劈山改河工地上，在苦戰(zhàn)寨嶺山的日日夜夜里，他每天住在山上，吃在山上，別人一天兩送飯，他是一天三送飯。工地上最危險的活就是放炮，點炮。一般人看見點炮就害怕，躲還躲不及。李七毛卻是哪里有危險他就出現在哪里，他是村里第一個點炮手，工程上開山炸石所放的炮基本都是他親手點響的。干部群眾在評價李七毛時說：“胸懷大志，腳踏實地，一顆心撲在學大寨上，一身勁使在學大寨上，重擔挑在肩，苦活帶頭干。”

　　西固壁劈山改河的工程因為難度大，氣勢宏偉，很能代表昔陽人民重新安排山河的大無畏革命精神和英雄氣概，因此得到了陳永貴的高度贊揚和大力支持，也引起了全縣、全省來大寨參觀的各級領導和干部群眾的注意。當時陳永貴已經當選中共中央委員，還兼著省、地、縣的重要職務，他不僅讓全縣各公社派人到西固壁的寨嶺山工地參觀學習，還把這里作為昔陽縣的一個重要參觀點，每逢有貴賓到大寨參觀訪問，他就安排來賓也到西固壁參觀，看一看昔陽人民重新安排山河，大干快上建設社會主義的英雄氣概。

　　大寨人的豪言壯語：“讓高山低頭，高山不敢不低頭;叫河水讓路，河水不敢不讓路。”現在也在西固壁人身上實現了。

　　西固壁的劈山改河工程實際只用了一年零七個月，于1971年6月24日勝利地劈開了寨嶺山，打起了攔河壩。在亂石滾滾的老墳灣填起了連片的高標準河灘地，昔日的干河灘如今成為旱澇保收、畝產過千斤的高產穩(wěn)產田。

　　陳永貴看了以后，非常高興，他興奮地說：“你們可不簡單，難度這么大的工程，動的土石方又多，你們只用了一年多時間，真是個奇跡呀!這種劈山改河工程，不要說在昔陽，在全國怕也是不多見吧?西固壁人真了不起，界都人了不起。縣委要號召全縣人民都來學習西固壁經驗，學習你們這種天不怕、地不怕、拼命干革命的精神。”

　　原估計的老墳灣填起了連片的高標準河灘地有1000畝，后實測是600畝。由于河灘地肥水足，這600畝河灘地就成為旱澇保收的良田，每年能為村里拿回七十萬斤糧食，超過1967年前全村總產量的一倍，成為西固壁取之不盡的金銀庫、聚寶盆。因此，西固壁勞動日收入最高的時候曾經達到兩塊半，成為全社的后起之秀。這不僅完全解決了村里人的吃飯問題，還家家有余糧，戶戶有存款，勞力多的人家年終長款有幾千元，并且年年兌現。

　　在這里不得不提一下石門達井溝的巨變，石門、達井溝是界都公社最深最大的一道溝。1967年前，群眾也曾對這道溝進行過三次治理，都以失敗告終。于是人們便說這里溝深溝大，來水面寬，根本不能治理。1968年，縣里在留莊大隊召開學大寨現場會，石門大隊黨支部有7名同志在會上檢討說：“我們村落后，不能怨群眾，不能怨居住分散條件差，問題都在我們干部身上。這是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問題，如果干部作風不轉變，我們石門還得走回頭路，吃二遍苦。”回到村里干部群眾在公社黨委的指導下，一起批判了“居住分散難領導，學大寨難于上青天”的說法，黨支部書記宋懷元代表黨支部表決心說：“大寨人憑著一顆紅心兩只手，把一個舊山溝建成了社會主義新農村，我們也有一顆紅心兩只手，為什么不能改石門的天、換石門的地?我們要學大寨人、立大寨志、創(chuàng)大寨業(yè)，走大寨路，不改變石門的落后條件誓不罷休。”

　　于是，宋懷元帶領黨支部一班人同社員一起上了山，兩三年共盤山修了六個山頭，把過去東一巴掌西一簸箕的小塊地盤著山連成了一體，山上沒有土，硬從石頭縫里找土，經過幾年的艱苦奮斗，光是建成大寨田就達到900多畝，盤山新造土地200多畝，還修起一個小水庫，一個旱池，總產量比過去提高兩倍多，成為全公社第二個平均畝產過千斤的大隊。

　　經過幾年的奮戰(zhàn)，界都這條最長的山溝里共修起三個小水庫，打壩133道，同時還治理了大小支毛溝30多道，實現了治山、治水、治溝、治灘四結合，達到了筑庫、打壩、閘溝、造地的目的。

　　山西群眾文化藝術館、《晉陽文藝》雜志社的歌詞創(chuàng)作高手文超萬看了昔陽界都人民治理松溪河的驚天動地的偉大工程后創(chuàng)作了《松溪河之歌》，歌詞這樣寫道：

　　松溪河，嘩啦啦，

　　千年的害河變化大，

　　昔陽松溪是野馬，

　　毀房沖地吞莊稼。

　　毛主席領導治山水，

　　昔陽人民決心下，

　　天不怕，地不怕，

　　太行山上訓野馬。

　　修起道道攔洪壩，

　　給它緊把韁繩扎，

　　揮鞭策馬漫山游，

　　從此它不敢把脾氣發(fā)。

　　筑起條條石涵洞，

　　巧給烈馬披鞍架，

　　按著脖子穿洞過，

　　向東向西由不得它。

　　松溪河，嘩啦啦，

　　如今變成好駿馬，

　　是它馱來江南米，

　　是它拉來金銀花，

　　電站是它帶來的明珠，

　　水池是它留下的蹄花。

　　松溪河，千里馬，

　　錦繡前程美如畫，

　　馭手就是莊稼漢，

　　一日千里向前跨。

　　【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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