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毛澤東在人們心目中仍然具有崇高的地位。人們景仰他的偉烈豐功、他的光輝思想、他的高尚品德。他不僅是豪杰，更是圣賢;他不僅是“辦事之人”，更是“傳教之人”;他不僅是領袖，更是導師。聯系到當前中國社會存在的腐敗現象和反腐敗斗爭，宣傳、學習、研究毛澤東的反腐敗思想，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

　　一

　　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堅決認為，中國不僅必須發展現代工業，而且必須建立一種新型的、‘廉潔’的政府機構”。[1]毛澤東痛恨貪官污吏，主張建立廉潔政府。在國民革命時期，他熱情地贊揚了湖南的農民運動“推翻縣官老爺衙門差役的政權”。他說：“縣政治必須農民起來才能澄清，廣東的海豐已經有了證明。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在土豪劣紳霸占權力的縣，無論什么人去做事，幾乎都是貪官污吏。在農民已經起來的縣，無論什么人去，都是廉潔政府。”[2]

　　1934年1月，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作的報告(《我們的經濟政策》)指出：“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反對貪污和浪費的斗爭，過去有了些成績，以后還應用力。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我們的會計制度的原則。我們對于國家收入的使用方法，應該和國民黨的方法有嚴格的區別。”[3]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政治報告中說：“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4]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多次引用農民起義勝利后又失敗的教訓，叫同志們引以為戒，不要重犯。

　　1944年，是明朝滅亡300周年，也是李自成起義失敗300周年。為此，郭沫若寫了《甲申三百年祭》，此文最先于1944年3月19日至22日在重慶《新華日報》上全文連載，不久即傳到延安，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延安《解放日報》轉載了此文，在解放區還印了單行本，曾引起廣泛的反響。毛澤東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和5月20日在中央黨校所作的講演《學習和時局》中特別談了此文，說：“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5]“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6]不久，林伯渠由延安飛抵重慶，將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為整風文件，供黨內學習，并且已經在延安和各解放區普遍印發的消息，親自告訴了郭沫若。[7]可見，毛澤東當年是深刻地認識到這篇史論的重要現實意義的。同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給郭沫若的信中寫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問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8]信中希望郭沫若“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9]

　　1943年10月1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寫的對黨內的指示，即《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一文中說：“在一切黨政軍機關中講究節省，反對浪費，禁止貪污。”[10]

　　1945年1月l0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任何地方必須十分愛惜人力物力，決不可只顧一時，濫用浪費。任何地方必須從開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計算到將來的很多年，計算到長期堅持戰爭，計算到反攻，計算到趕走敵人之后的建設。一面決不濫用浪費，一面努力發展生產。過去有些地方缺少長期打算，既未注意節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發展生產，吃了大虧。得了這個教訓，現在必須引起注意。”[11]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的《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指出：“在推進解放區的各項工作時，必須十分愛惜當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都要作長期打算，避免濫用和浪費。這不但是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而且是為著建設新中國。”[12]

　　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指出：“在這次精兵簡政中，必須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13]“節約是一切工作機關都要注意的，經濟和財政工作機關尤其要注意。實行節約的結果，可以節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費性的支出，其數目可以達到幾千萬元。從事經濟和財政業務的工作人員，還必須克服存在著的有些還是很嚴重的官僚主義，例如貪污現象，擺空架子，無益的‘正規化’，文牘主義等等。”[14]

　　1946年7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即《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一文中說：“為著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必須作持久打算。必須十分節省地使用我門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力戒浪費。必須檢查和糾正各地已經發生的貪污現象。”[15]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他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說：“在一切蔣介石統治區域，貪污遍地，特務橫行，捐稅繁重，物價高漲，經濟破產，百業蕭條，征兵征糧，怨聲載道，這樣就使全國絕大多數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而以蔣介石為首的金融寡頭，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則集中了巨大的財富。這些財富，都是蔣介石等利用其獨裁權力橫征暴斂、假公濟私而來的。”[16]針對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毛澤東提出了“廢除蔣介石統治的腐敗制度，肅清貧官污吏，建立廉潔政治”[17]的基本政策。在此前后，各解放區都制訂了懲治貪污條例，規定了各種貪污罪行和對貪污罪的懲治辦法。各解放區都認真執行了懲治貪污條例，懲辦了一批貪污分子，為壯大我黨我軍力量，為推翻蔣介石的統治發揮了積極的作用。1945年7月初，黃炎培與五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訪問延安，受到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熱烈歡迎。在毛澤東接見黃炎培時，黃坦率地對毛澤東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大都跳不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然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笑了笑。他首先向黃炎培表示感謝，然后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8]建國后，毛澤東沿著他所找到的新路：發揚民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特別注意防止和反對腐敗，力求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毛澤東倡導的反和平演變，“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雖然沒有取得預想的結果，但在一定的意義上，也是為了反對腐敗，為了共和國的長治久安。

　　二

　　毛澤東一生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在革命取得勝利之際，他的憂患意識更加強烈。請聽他1949年3月5日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敲的警鐘：“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的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防范這種情況。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19]1949年3月，毛澤東在進北平前夕，為使身邊的工作人員保持清醒的頭腦，毛澤東把他們召集起來說：“同志們，我們就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京，他們進了北京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不要以功臣自居，不要搞腐化，不許講享樂，要堅持繼續革命。”3月24日凌晨，200多輛小、中型吉普車、大卡車組成的車隊，分批從西柏坡出發駛上通往北平的大道。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分乘11輛小車，率先上路。登車前，毛澤東想起了305年前李自成進北京的情景，他風趣地、意味深長地對周恩來等領導同志說：“我們是進京‘趕考’啊。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合格，希望會考個好成績。我們決不當李自成。不能退回來，退回來就失敗了。”[20]

　　三

　　建國初期，正如毛澤東所擔心的那樣，出現了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毛澤東和黨中央果斷決策，從1951年底開展了“三反”運動。這是我黨執政后，毛澤東親自領導和發動的一次成功的反腐敗運動。這次反腐敗運動，使共和國連續保持了幾十年的廉潔，而沒有出現大的、較廣泛的腐敗。這與毛澤東反腐敗的堅決果斷、雷厲風行、及時、徹底是分不開的。

　　毛澤東在“三反”運動中的一些重要指示，體現了毛澤東反腐敗的堅決果斷、雷厲風行、大刀闊斧。

　　1951年11月3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重要指示說：“反貪污反浪費一事，是全黨一件大事，我們已告訴你們嚴重地注意此事。我們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七屆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并實現七屆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務請你們加以注意。”[21]同一天，毛澤東在另一個重要指示中說：“必須嚴重地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并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22]

　　1951年12月8日，毛澤東寫的重要指示說：“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23]

　　從1952年1月4日毛澤東親筆修改的《人民日報》的社論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毛澤東反腐敗的堅決態度。這篇社論說：“必須立即在全國范圍內，在一切黨組織，一切政府部門和軍事部門，一切國營和公營的工業、交通、銀行、貿易的機關和事業，一切合作社組織，青年團組織和人民團體的各級領導機關，以及一切和上述各方發生關系的私人工商事業，都應毫無例外地充分發動群眾，把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形成一個廣泛的群眾運動，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一樣，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堅決進行到底。”“對于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嚴重現象，如果不加以徹底肅清，它們就要腐蝕我們的黨，腐蝕我們的政府，腐蝕我們的軍隊，腐蝕一切財政經濟機構和一切革命的群眾組織，使我們的許多干部人員身敗名裂，給我們的國家造成極大的災害，一句話，這就有亡黨、亡國、亡身的危險。”“事實上群眾對于一切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行為，是決不能容忍的。群眾是一定會在中央號召之下行動起來的。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是堅決領導和支持這種正義的群眾斗爭的。任何人也休要妄想抵抗這個神圣的斗爭，任何負責人員也不容許忽視或放棄領導這個斗爭的責任，任何人也不可以怠工。那末，正確的態度應該怎么樣呢?正確的態度是公開檢討、爭取主動。如果自己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就應該認真地公開檢討自己的官僚主義，才能取得群眾的信任，繼續領導群眾。如果自己手上不干凈，更應該公開地向群眾坦白認錯，毫無保留地向群眾交代清楚，并且讓群眾毫無顧忌地揭發和檢舉一切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錯誤或罪惡。”“如果有人執迷不悟，膽敢違抗中央指示，阻礙群眾運動，無論他的職位有多么高，資格有多么老，他的上級都應該堅決把他撤職。如果因為自己手上不干凈而阻礙群眾運動的，就不但應該撤職，還應該受到法律處分;如果他是共產黨員更應該受到黨的紀律處分。”“像劉青山、張子善等大貪污犯，則不論他們有多大功勞，都是不可寬恕的了。對于這樣的叛徒和毒蟲，有多少就必須清除多少。清除了他們，不是黨的損失，而是黨的勝利，不是降低黨的威信，而是提高黨的威信。只有堅決地這樣做，才能使我們的黨和人民革命的隊伍堅強和鞏固起來，永不再受剝削階級思想的腐蝕。”“這個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運動，對于每個革命工作干部，特別是對于各地區、各部門和各機關單位的各級主要負責干部，尤其是對于其中的共產黨員，是一個極重要的考驗。它考驗著我們的根本政治立場，考驗著我們對于黨和人民革命事業的堅定性和徹底性。在這個重大的政治斗爭中，每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都應該勇敢地站在最前列，堅決地領導群眾起來斗爭，迅速地取得完全的勝利。”[24]

　　1953年1月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黨內指示中說：“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其違法情形嚴重者必須給予法律的制裁，如是黨員必須執行黨紀。各級黨委應有決心將為群眾所痛恨的違法亂紀分子加以懲處和清除出黨政組織，最嚴重者應處極刑，以平民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眾。”[25]

　　1953年2月7日，毛澤東在人民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指示：“要在我們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中反對官僚主義。……我們要進行大規模的國家建沒，就必須克服官僚主義，密切聯系人民群眾。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干部都應該經常地深入下層，檢查工作。如果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克服了官僚主義，下面那些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壞現象，也一定會得到克服的。這些毛病都去掉了，我們的國家計劃建設就一定會成功，人民民主制度就一定會發展，帝國主義的陰謀就一定會失敗，我們就一定能夠取得完全的勝利!”[26]

　　1957年3月18日，毛澤東在濟南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指出：“要經過整風，把我們黨艱苦奮斗的傳統好好發揚起來。因為革命勝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種拼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這些東西多起來了。聽說去年評級的時候，就有些人鬧得不象樣子，痛哭流涕。”[27]他對這種消極腐敗現象作了尖銳的批評，進而指出：“共產黨就是要奮斗，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經過整風重新振作起來。”[28]

　　四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更加重視反腐敗問題，提醒全黨拒腐防變，并提出了一些防范和克服的具體措施。他要求全黨從四個方面去抓黨的建設：一要認真學習馬列主義，這是戰勝資產階級作風腐蝕的銳利武器;二要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這有助于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三要緊密聯系群眾，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四要用紀律約束黨員個人的思想、行為，防止違法亂紀現象的發生。正是由于毛澤東特別重視反腐敗問題，中國大陸在“文革”期間的腐敗程度是非常低的。

　　五

　　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就痛恨貪官污吏，主張建立廉潔政府。投身革命后，毛澤東為建立廉潔的人民政府，推翻腐敗反動的國民黨政權做出了杰出的歷史貢獻。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卓越地運用到執政黨建設和政權建設中去，堅信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歷史發展的動力，是反對人民政權自身的腐敗現象、建立廉潔政府的主要力量。他認為反腐敗能否成功在于能否走群眾路線，能否發動群眾，能否依靠群眾。他要求在整風運動和開展專項反腐敗斗爭中都要依靠群眾。依靠人民群眾，是同一切腐敗現象作斗爭的勝利之本;加強群眾監督，是防止黨和政權腐敗的重要機制。只有讓人民群眾監督黨和政府，黨和政府才不敢松懈，不敢腐敗，即使出現了腐敗現象，也完全可以依靠民主的力量、法制的力量、群眾的力量來解決，也才能把腐敗減輕到最低程度。

　　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之一。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不僅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而且是進行社會變革的主體和決定性力量。這既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群眾觀，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對待群眾的根本立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29]毛澤東告誡我們：“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鄧小平指出：“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是我們的傳家寶。”江澤民強調：“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立場不能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忘，堅信群眾是真正英雄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能丟。”胡錦濤明確提出：“相信誰、依靠誰、為了誰，是否始終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是區分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分水嶺，也是判斷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試金石。”80多年來，我們黨始終自覺地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群眾觀，堅持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人民群眾不僅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創造者，而且是促進社會全面進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主體。今天，人民群眾仍然是反腐敗的決定力量。中國共產黨要成為廉潔的執政黨，要澄清吏治，完成革命、改革和建設的任務，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動中國社會不斷進步，就必須堅持黨的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中國共產黨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出發，必然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而不是向特權利益集團和腐敗分子負責。

　　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要相信人民群眾能夠自己解放自己，要相信人民群眾具有反腐敗的強大力量。要尊重人民群眾的反腐敗精神，鼓勵和支持人民群眾參加反腐敗的偉大運動。因為群眾是社會實踐的主體，群眾具有最豐富、最實際的經驗，具有偉大的創造能力，具有強大的反腐敗力量。只有了解群眾的能力、愿望和要求，才能代表群眾的利益，組織領導群眾去為實現群眾自身的利益而開展反腐敗斗爭。

　　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思想，集中概括了黨的群眾觀點。“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工作路線。把群眾觀點貫徹到黨的反腐敗斗爭的實際工作中去，形成黨領導人民群眾進行反腐敗運動的轟轟烈烈局面，就能把腐敗減輕到最低程度。

　　毛澤東的反腐敗思想，對于當前的反腐敗斗爭，有著重要的參考、借鑒、指導的價值;它同樣也可以為黨和政府以及軍隊的官員提供自身品德修養的寶貴的精神食糧。

　　注釋：

　　[1] [英]克萊爾·霍林沃思著《毛澤東和他的分歧者》，中譯本第8頁，河南人民出版杜1989年4月版。

　　[2]《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29頁。

　　[3] [4]《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134頁;第522頁。

　　[5][6][10][11][12][13][14][29]《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974頁;第948頁;第911頁;第1019—1020頁;第1091頁;第895頁;第896頁;1031。

　　[7] 張貽久著《毛澤東讀史》，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1年10月第1版，第147頁。

　　[8][9]《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第241頁。

　　[15][16][17][19]《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188頁;第1237頁;第1238頁;第1438—1439頁。

　　[18]參考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56—157頁;蘇婭、賈魯生著《不落的太陽》，中原農民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126頁。

　　[20] 參考并征引自李昌凡等編著《一代廉潔楷模》，能源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2—3頁。

　　[21][22][23][25][27][28]《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杜1977年4月第1版第53頁;第53頁;第54頁;第73—74頁;第419頁;第420頁。

　　[24]《在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偉大斗爭中，發動群眾的關鍵何在?》(《人民日報》社論)，引自《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415—419頁。

　　[26]《新華月報》1953年3月號。[30]《人民日報》1993年9月15日第1版。

　　原載：人民網 原題：論毛澤東的反腐敗思想

　　(作者系云南大學馬列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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