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很關注普通的平民百姓，把一些“小人物”的平凡小事、思想品德都看得非常了不起，認為很偉大，并號召人們學習這些自己身邊的普通人。

　　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為一名因燒炭而犧牲的戰士張思德而召開的追悼會上，發表了著名紀念文章《為人民服務》，稱贊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還要重。

　　1947年3月26日，毛澤東在看到山西省文水縣云周西村17歲的女共產黨員劉胡蘭因拒絕敵人的威逼、不出賣同志而被敵人殘酷殺害的事跡后，專為劉胡蘭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1963年3月5日，毛澤東看了解放軍沈陽軍區普通士兵雷鋒因公殉職，人民紀念他做好事不留姓名，生活上艱苦樸素，工作上做一顆螺絲釘，干一行愛一行、助人為樂的高尚品德的報道后，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

　　1955年農業合作化期間，毛澤東在他親自主編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為河南省安陽縣南崔莊合作社的報告加了重要按語，指出“這個地方的黨組織在合作化的問題上從來沒有動搖過。富裕中農說：‘窮光蛋想辦合作社哩，沒有見過雞毛能上天’。”毛澤東在按語中明確指出：“雞毛不能上天，這個古代的真理，在社會主義時代，它已經不是真理了。窮人要翻身了，舊制度要滅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雞毛確實要上天了。” 并將報告的標題改為《誰說雞毛不能上天?》

　　1958年5月18日，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于“鴨綠江一號”拖拉機生產制造的調查報告上做出重要批示：“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高度稱贊遼寧安東機械廠的干部工人因陋就簡、土法上馬，在缺少原料、缺乏技術的情況下，廢寢忘食成功研制出“鴨綠江一號”拖拉機的事跡和精神。

　　1968年9月，毛澤東從送審的一份報告中看到，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衛生院有一名從城市里來的醫專畢業生，把訓練“赤腳醫生”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編寫了大量的簡易農村醫療衛生教材，介紹了一些優秀的農村通俗醫務書籍，組織“赤腳醫生”進行廣泛的“兵教兵”活動，著重培養他們自學的能力，使他們在實踐中迅速入門。他老人家欣慰地批示道：“這個從城里下到農村的醫生證明，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并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不信，請看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的那個醫生。”

　　王進喜、陳永貴，等等等等，一大批曾經在生產第一線作出過突出成績的“小人物”，都曾被毛澤東給予榮譽，被毛澤東領導下的黨和國家賦予重任。

　　對于“小人物”，老人家不僅熱情挖掘、弘揚他們的優點和成績，也充分關心他們的困難。1972年12月20日，毛澤東收到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小學教師李慶林的來信，看了反映其子下鄉落戶后，自己生活困難，而一些有權人的孩子，卻在農村鍍一下金就以招工名義離開了農村的情況后，黯然淚下復信并附300元錢寄給李慶林，寫道：“ 李慶林同志：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毛澤東一生藐視權威，同情和關注弱勢者。他支持過許多“小人物”，當年的文學青年李希凡就是其中之一。那是新中國成立后，在文學領域中“小人物”向權威發出的第一次挑戰。

　　那一次的“權威”，即著名紅學家俞平伯。1953年5月，《文藝報》第9期介紹了俞平伯所著《紅樓夢研究》。1954年3月，《新建設》雜志又發表了俞平伯寫的《紅樓夢簡論》一文。

　　“小人物”則是剛從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的李希凡、藍翎。二人看到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不贊成這位紅學家關于《紅樓夢》研究的觀點，“覺得應該立刻給以反擊”，于是合寫了《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他們寫信詢問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文藝報》是否可以批評俞平伯，未被理睬;隨之寫信給母校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編輯部，得到支持。文章發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上。二人在文章中指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認《紅樓夢》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同時也否認它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論的觀點，在接觸到《紅樓夢》的傳統性問題時表現得更為明顯。”

　　李希凡、藍翎合寫的文章，受到了毛澤東的熱切關注。毛澤東不僅認真閱讀、批注了這篇文章，還于1954年10月16日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關同志寫了《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毛澤東在信中既高興又嚴肅地說：“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

　　從此，李希凡也一鳴驚人。不久，他被調入《人民日報》文藝組工作，歷任編輯、評論組長、文藝部副主任、常務副主任等職。

　　自向俞平伯發出挑戰后，毛澤東一直在關注著李希凡，對于他在成長中出現的問題，也進行過批評。

　　1956年9月號《人民文學》刊發了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小說“尖銳地提出了現實生活中反官僚主義的問題”，發表后很快引起了爭論，肯定者與否定者兼而有之。其間，李希凡撰文，批評這篇小說“不真實，在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上有問題”。

　　在當時，王蒙也是一名青年作家。如同幾年前關注《紅樓夢》研究一樣，此時的毛澤東也在關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爭論。他對王蒙的這篇小說持分析的態度，不贊成李希凡等人過于簡單化的批評。1957年2月，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專門召集文化界的同志開座談會，討論對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看法，一方面批評王蒙的小說有片面性，把官僚主義寫得活靈活現，把反官僚主義的寫得很蒼白，把新時代的生活寫得很灰暗，同時又對李希凡等人批評道：“李希凡說王蒙寫的地點不對，不是典型環境，說北京有中央，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這是不能說服人的。”他還說：“李希凡現在在高級機關，當了政協委員，吃黨飯，聽黨的命令，當了婆婆，寫的文章就不生動了。”

　　1957年4月20日，毛澤東在“致袁水拍的信”中，又提到李希凡，說：“李希凡宜于回到學校邊教書、邊研究。一到報社他就脫離群眾了，平心說理的態度就不足了。請你和他商量一下。”據李希凡回憶：“毛主席始終沒有忘記我的這個致命的弱點，直到1964年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他還想到我的不深入群眾和缺乏鍛煉，特別指示《人民日報》領導人，點名要我到農村去。”

　　日理萬機中，毛澤東關注李希凡長達十年之久。作為領袖的他，不但是在培養一個青年知識分子，更是在扶植一種社會新生力量。

　　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詩人，用詩歌來委婉地表達他的心跡，是他擅長的。他曾創作過一首《七律·詠賈誼》：

　　少年倜儻廊廟才，壯志未酬事堪哀。

　　胸羅文章兵百萬，膽照華國樹千臺。

　　雄英無計傾圣主，高節終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長沙傅，空白汩羅步塵埃。

　　賈誼是西漢初年的著名才子，他雖年少，卻有才學、有能力，他寫的《過秦論》是流傳千古的政論散文，其思想性與藝術性都是后人學習的典范，因此毛澤東稱贊他為“少年倜儻廊廟才”。但賈誼在官場上卻不得志，他從西漢初年“太平盛世”的表象中洞察到封建割據勢力與中央集權之間的矛盾，上書漢文帝力主政治制度改革。由于他的主張觸動了各方既得利益者，因此漢文帝雖然欣賞賈誼的才華，卻不敢采用他的政治計策。后來，賈誼受到漢文帝的猜疑，不受重用，被貶長沙，去給皇太子長沙王作老師(即太傅)。被貶長沙途中渡湘水時，不得志的賈誼作《吊屈原賦》，以自喻、自哀。

　　毛澤東這首詩里，把賈誼的才華橫溢，把賈誼文章里充分總結秦朝以來的歷史經驗，都比做“胸羅文章兵百萬”。賈誼雖不是軍事家，但他能調動形象生動的語言，能總結豐富多樣的歷史經驗，豈不是“胸中自有雄兵百萬”?可是，這樣一位年輕有為的人，憑著他的才華，特別是他的耿耿忠心，卻不能讓他的主子漢文帝信任他。從這里，表達了毛澤東對賈誼命運的惋惜。賈誼并沒有投汨羅江自盡，只是寫了《吊屈原賦》以自喻，毛澤東卻說他“空白汩羅步塵埃”，實際上一點不假。

　　毛澤東還作過一首《七絕·賈誼》：

　　賈生才調世無倫，哭泣情懷吊屈文。

　　梁王墜馬尋常事，何用哀傷付一生。

　　在賈誼作長沙王太傅的時候，皇太子長沙王因為騎馬不慎摔死了。賈誼覺得自己有很大責任，自責之心、悲哀之情，揮之不去，最后抑郁而死。毛澤東在詩中惋惜地說：賈誼呀，何必這么哀傷一輩子，以至于抑郁而死呢!

　　為同一歷史人物，先后寫出兩首詩歌，這在毛澤東的詩歌創作史中也是不多見的，由此可見毛澤東對賈誼的重視。然而，毛澤東在這里，決不是簡單地發思古之情，更不是書呆子式地為古人哀傷，而是結合現實，抒發對青年一代的寄托。

　　當然，宋代文學家蘇軾在其所著《賈誼論》中，曾指出賈誼高孤不群、多愁善感，不善于團結五湖四海，不善于等待時機，“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識不足也。”正因為如此，毛澤東也歷來教導青年人要經風雨、見世面，不能做溫室里的花朵。他在著名的“七千人大會”上發言，講民主集中制和批評自我批評問題時，針對有些同志在是非不明時受到錯誤處理，或者確實因為犯了錯誤而受到處分，他用司馬遷的話“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來勉勵同志們，闡明“挫折往往是前進的動力”這樣一個道理，并且指出：“我們過去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干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或者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志總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吸取許多新知識。”“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錯誤，經過同志們的批評和上級的鑒定，作出正確處理，因而下降或者調動工作的人，這種下降或者調動，對于他們改正錯誤，獲得新的知識，會有益處，那就不待說了。”

　　1959年夏天的廬山會議，針對“三面紅旗”和大躍進，在黨內發生了一場嚴重的爭論，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當時對于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的批判，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不必贅述。但是，有一個真實的歷史細節，卻往往被人們忽略。實際上在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印發全會的，并不止于彭德懷一封信。1959年7月26日，毛澤東寫了一個題為“對于一封信的評論”的批示，發給當時的會議代表。當時，毛澤東收到一封信，信的作者叫李云仲，是國家計委一位廳級干部。毛澤東在批示中開門見山地說：“收到一封信，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們的經濟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這些材料專門屬于缺點方面的。作者只對這一方面的材料有興趣。而對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績方面的材料，可以說根本不發生興趣。他認為，從1958年第四季度以來，黨的工作中，缺點錯誤是主流。因此作出結論說，黨犯了‘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的錯誤。”

　　針對李云仲這樣一封信，毛澤東采取怎樣的態度呢?他在批示中把當時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為兩種情況，指出：

　　現在黨內黨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表現在此次會議印發各同志的許多材料上。這種情況遠沒有達到1957年黨內外右派猖狂進攻那種程度，但是苗頭和趨勢已經很顯著，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另一種情況是無產階級內部的思想性質的，他們和我們一樣都要社會主義，不要資本主義，這是我們和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點。但是這些同志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是有分歧的。

　　在批示中，毛澤東特別表揚了李云仲這樣的同志能敢于講真話：

　　這個同志的好處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盤托出。這跟我們看見的另一些同志，他們對黨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興，而是不滿，對成績估計很不足，對缺點估計過高，為現在的困難所嚇倒，對干部不是鼓勁而是泄氣，對前途信心不足，甚至喪失信心，但是不愿意講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講一點留一點，而采取“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躲躲閃閃的態度，大不相同。李云仲同志和這些人不同，他不隱蔽自己的政治觀點，他滿腔熱情地寫信給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驟克服現在的困難。他認為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不過時間要長一些，這種看法是正確的。信的作者對計劃工作的缺點的批判，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認為很中肯。十年以來，還沒有一個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統地揭露我們計劃工作中的缺點，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沒有看見這樣一個人。我知道，這種人是有的，他們就是不敢越衙上告。

　　李云仲的這封來信，毛澤東是不是因為其基本觀點錯誤而拋之一邊呢?沒有。請看：

　　我建議：將此信在中央一級和地方一級(省、市、自治區)共兩級的黨組織中，特別是計劃機關中，予以討論，并且展開討論，將1958年、1959年自己所做工作的長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確的分析，以利統一認識，團結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勁，奮勇前進，爭取經濟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軍事工作，文教衛生工作，黨的各級組織的領導工作，工、青、婦工作)的新的偉大勝利。

　　必須看到，批評、整改雖然已經進行九個月了，一切未完工作還必須堅持做完，不可留下尾巴。

　　針對李云仲這封信，毛澤東的基本態度是：

　　他們的情緒有些不正常，他們把黨犯的錯誤估計得過大了一些，而對幾億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所創造出來的偉大成績則估計得過小了一些，他們作出了不適當的結論。他們對于克服當前的困難，信心不很足。他們把他們的位置不自覺地擺得不恰當，擺在左派與右派的中間。他們是典型的中間派。他們是“得失相當”論者。他們在緊要關頭不堅定，搖搖擺擺。我們不怕右派猖狂進攻，卻怕這些同志的搖擺。因為這種搖擺，不利于黨和人民的團結，不利于全黨一致地鼓足干勁、克服困難、爭取勝利。我們相信，這些同志的態度是可能改變的。我們的任務是團結他們，爭取他們改變態度。

　　我們暫且不去討論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是非曲直，單從對待李云仲這一位“小人物”的態度上，與對彭、黃、張、周有所不同，就足以看出毛澤東對待一般同志思想認識問題的基本態度。

　　毛澤東對跟其打江山的老帥、將軍們，很少有贊譽，幾乎沒有專文、題詞贊譽某一位特定的個人;對他們，更多的是嚴格要求。而對年輕人、對“小人物”，卻一直是耐心地、真誠地呵護和培養;熱衷于為“小人物”說話、為年輕人加油，并善于發掘其閃光點，倍加提攜、舉薦。

　　1957年毛澤東出訪莫斯科時，對留蘇學生發表了著名的演講：“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在這里，毛澤東再一次把對“小人物”、對年輕人的厚愛，傾注于熱情洋溢的言語之中。

　　那么，是不是毛澤東只注意年輕人，而不去尊長敬老呢?恰恰不是。延安時期，毛澤東從自己做起，從不為個人祝壽過生日。但徐特立、吳玉章、謝覺哉、林伯渠、董必武“五老”過生日例外，他們過生日，只要毛澤東有時間，一定要前往祝賀。

　　1940年1月15日，他在為吳玉章同志致壽辰祝詞時說：

　　記得我在小的時候，很不歡喜老人，因為他們是會欺負青年人的，青年人誰沒點錯誤呢?但是你錯不得，他們對你是很兇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沒有發言權的。中國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會的苦太大了。但是現在世界是變了，青年人歡喜老年人，就像我們的吳老、林老、徐老、董老、謝老，都是很受青年們歡迎的。為什么有這個轉變呢?因為這些老同志不但不欺負青年，而且非常熱心地幫助青年，他們的行為足為青年模范，所以青年都十分熱愛他們。

　　你看，毛澤東在為黨內前輩祝壽時，還沒有忘記青年。

　　我們今天，不僅要學習毛澤東留給我們的立場、觀點、方法，還要學習他的品德、精神、風范。毛澤東對青年的希望、耐心，毛澤東教導青年的方法，是不是值得我們今天的人們學習呢?

　　如果我們自以為是，不相信年紀輕的人，或者看不起“小人物”，自封“專家”、“學者”、“大師”、“旗手”，是不是有悖于毛澤東留給我們的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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