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以為票決或多數決等同于唯一可行的民主決策規則，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肯尼斯·阿羅(Kenneth JArrow)早已證明，只有在非常罕見的條件下(如只有兩種可能的選項時)，票決才能產生一個公正、平等、合理的決策。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需要決策的問題涉及許多方面，處理每個方面都可能有許多選項(如新醫改)，單靠多數決根本不可能產生公正、平等、合理的決策。[1]更何況，這已經假設所有人的偏好強度相當。如果對票決參與者的偏好強度加以分殊，票決就更不可能產生公正、平等、合理的決策了。[2]

　　即使不在偏好集結(preference aggregation)的精確性上糾纏，與多元模式下的多數決相比，共識模式下的共識決也具有諸多優勢。多數決與共識決都假定決策主體之間在備選方案上存在分歧，但消除分歧的方式不同。多數決消除分歧的方式是通過投票揭示哪個方案獲得多數人的認可，并把那個方案確定為最終方案。共識決的方式是通過反復的協商、協調、協議，比較不同方案的優劣，揚長避短，合成（synthesize）一個新的方案作為最終方案。這也就是說，多數決是零和游戲（zero sum game），有贏家、有輸家；共識決是正和游戲（positivesum game），各方都是贏家。兩者在游戲規則上的不同導致兩種游戲的玩法大相徑庭：

　　共識決是集體本位，尋求好的集體方案;多數決是個體本位，只求集結個人偏好。

　　共識決相信可以找到各方都愿意接受的新方案;多數決認為只能在現有方案中決出各方都必須接受的方案。

　　在共識決下，各方聚焦與政策相關的議題;在多數決下，各方更關心得票多少，精力投向爭取足夠支持票，而不是問題本身。

　　共識決鼓勵合作，即使有分歧也不會導致分裂;多數決鼓勵競爭，各方傾向縱橫捭闔，形成派系。

　　共識決注重對話(dialogue)、注重商議(deliberation)，各方都需深入討論各種方案里各種選項的優劣;多數決注重辯論(debate)、鼓勵各方盡量隱瞞自己的底線，盡量為自己的方案辯護，妨礙有效溝通。

　　共識決鼓勵各方為支持自己的方案提供論證、為反對其他的方案提供論據，鼓勵說理，鼓勵傾聽，反對為反對而反對;多數決鼓勵各方相互攻訐，因為打敗對手方案是自己成為贏家的前提。

　　共識決鼓勵各方向中間靠攏，尋求大家都能接受的合成方案;多數決鼓勵各方策略性地采取極端立場，以便爭取有利于自己的最終妥協。

　　在共識決下，少數派的意見會被吸納;在多數決下，只有等到下一輪決策時，少數派才可能(僅僅是可能)讓自己的意見得到重視。

　　共識決可以處理錯綜復雜的政策議題，考慮眾多選項的各種組合搭配;多數決往往需要把復雜的問題簡化為兩者必居其一的選擇。

　　共識決是多輪游戲;多數決是一錘子買賣。

　　在共識決下，扎實的論據、有說服力的論證、令人同情的呼吁都可能改變人們的看法，使各方分歧縮小、收斂;在多數決下，各方傾向固執己見。

　　共識決的結果包含了原有各種方案里好的部分，揚棄了壞的部分;多數決的結果包含了贏家方案里壞的部分，舍棄了輸家方案中好的部分。

　　共識決有利于決策主體間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多數決可能傷害彼此之間的情感，妨礙各方在下一輪決策中形成合作關系，造成惡性循環。

　　共識決作出決策比較費時，但比較容易順利執行，因為決策是在綜合各方意見的基礎上形成的，大家都是贏家;多數決作出決策比較迅速，但執行時可能受到輸家有意無意地阻撓，甚至破壞。

　　由此可見，共識決比多數決更能體現民主精神。實際上，整個商議民主理論都可用來解釋共識決的合理性、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相對于多數決的優越性。[3] 在實踐中，共識決也被廣泛運用。例如，議會制下的內閣在決策時幾乎從來不用多數決，而采取共識決的方式。[4]歐盟的正式決策規則是多數決，但真正起作用的是非正式規則，即共識決。有研究發現，歐盟超過80%的決策是使用共識決作出的。[5] 一項對北歐國家丹麥的研究發現，該國政策制定的機制更接近共識決，而不是多數決，雖然后者才是法定的決策規則。[6]此外，還有一大批國際組織采用共識決作為其決策規則。[7]

　　綜上所述，以新醫改決策過程為代表的中國中央決策模式是一種頗具特色的“共識型”決策。

　　(本文摘自王紹光、樊鵬著：《中國式共識型決策：“開門”與“磨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這是國內首部解讀中國政府決策模式的著作)

　　注釋：

　　[1] Kenneth J·Arrow,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New York,Wiley,1963.

　　[2] Charles M·Harvey, “ Aggregation of Individuals Preference Intensities into Social Preference Intensity,”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vol.16,no.1,January 1999,pp.65-79

　　[3] John Gastil，Democracy in Small Groups: Participation，Decision Making，and Communication,Philadelphia,New Society，1993; John Gastil and Peter Levine，eds，Th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Handbook: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Civic Engage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an Francisco，CA,Jossey Bass，2005; Christian List，“Deliberation and Agreement，” in Shawn W·Rosenberg，ed，Deliberation，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Can the People Govern?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p6481; John Dryzek，“Theory，Evidence and the Tasks of Deliberation，” in Shawn W·Rosenberg，ed.，Deliberation，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Can the People Govern?,2007,pp.237-250

　　[4]參見新西蘭政府公布的“Principles of Cabinet Decision Making，”http://www.cabinetmanual.cabinetoffice.govt.nz/5.11;Mark Schacter and Phillip Haid，Cabinet DecisionMaking in Canada: Lessons and Practices，Institute On Governance，Ottawa，Canada，April 1999.

　　[5] Dorothee Heisenberg，“The Institution of ‘Consensus’ in the European Union: Formal versus Informal Decision making in the Council，”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no.44 (2005)，pp.65–90

　　[6] Henning Jrgensen，Consensus，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in Denmark ,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2

　　[7] Richard H·Steinberg，“In the Shadow of Law or Power? Consensusbased Bargaining and Outcomes in the GATT/W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2 ,Spring 2002,pp.339-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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